我国古代的衣食住行有什么特点？-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有什么特点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摘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关键词] 社会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西俗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

　　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西俗化。

　　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因为“西方近现代民俗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国传统习俗更能适应现代社会”)。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

　　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

　　在最初，中国人认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觉不类”。但是，曾经崇尚宽袍大袖的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西式服装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

　　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当属广东沿海地区和开放口岸的一些买办和经常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最早模仿洋人们的穿着打扮。

　　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少数猎奇者和洋务买办们穿着西式服装，这些人还被大众视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剪辫易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视西人之遍身结束，举止生硬者，反觉文明。”【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也主张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会成中国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社，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窟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J陛”，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20世纪初年，西式服装开始广为流

　　行，不仅一些大城市中的学生制服日渐洋化，就连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来的女性衣饰，主要以花边丝缕之类为主，俗称为“鬼子栏杆”，女子服饰的西化也由此开始。1859年，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颇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所以他惊奇地认为她们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劝。更有史料说:“海上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胸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n[$]( P248)这些追赶新潮的女士主要以妓女为主，她们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使她们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流行显示人体美的女性时装，北京也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9 ]( P30)。而且，当时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就连壁垒森严的皇宫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装。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卸任回国时，与西式装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他的两个女儿更成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随侍在慈禧左右。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接受力已经大为提高，以至于就连顽固派慈禧也能够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作为外套的西服开始日渐在城市居民之间流行，而且洋式衬衫、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被国人日渐接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近代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随着大批外国侨民向租界的日渐涌入，西餐开始进入了中国。最初，西餐馆在中国被称为番菜馆。番菜馆最早出现在广东，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这些城市也日渐出现了一些番菜馆。

　　最初，番菜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汇一带，这里为外国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条约》规定西方国家的使领馆集中在东民一带，所以番菜馆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的番菜馆甚至还请使馆的厨师掌厨。

　　在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上，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餐喜好将鸡、鸭、鱼、肉与蔬菜一起烹饪，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东方人偏重于综合思维的体现，而西餐是将各种蔬菜肉类分而烹制，则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进食方式上，西方人实行分餐制，中国则为合餐制，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使然。

　　而中西方人在饮食构成上，则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几千年来，除了西北畜牧业较发达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以肉食和奶酪为主外，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一直保持着这一结构。而西方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类为主食。

　　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西餐最初在中国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馆译员张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驶往上海的洋人轮船时，才第一次尝到西餐。但是他认为:“盖英国饭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可见，当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吃西餐无异于“茹毛饮7a64e58685e5aeb9334血’，一般。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中国人怀着对西餐的新奇感而趋之若鹜去品尝西餐。但是社会主流仍对西餐怀有排斥心理。

　　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对西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西人饮食最不苟，常以养身为主”，一些西餐馆也出现了“华人兼亦往食焉”)的现象。该书成于1876年，可见，在当时抑或之前，就已经陆续有华人去西餐馆就餐了。及至后来，竟然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当然，这里有很大成份为猎奇者的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向时华人鲜过问者”的西餐则出现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挚眷，异味争尝”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据席，，用餐方式极为文明，使当时不少的文人也成为了番菜馆中的常客，孙宝暄就对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馆情有独钟，甚至于还在那里款待过康有为。随着人们崇洋心理的日渐强化，上番菜馆就餐遂成为了中上阶层讲排场的一种方式。“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于床在宴请俄国使臣的时候也是准备了“西宾馆洋菜……洋人来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见，去番菜馆吃西餐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官场之中的一种时尚。当时不仅官场如此，甚至就连下层百姓也对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国人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便开设简易的番菜馆，如上海四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馆，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钱，还备有咖啡、水果，不过质量实在是难以恭维，尽管如此，这类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

　　随着西餐的日渐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西式食品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853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开始生产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应对象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丰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创办了埃凡馒头店，开始生产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槟、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罐头以及葡萄酒、白兰地等相继传入中国。西人随之又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

　　最初，这些食品的消费群体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过，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渐被接受，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为美味的优点很快显示出来。正因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喜欢，并成为人们餐桌之物和待客极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还以“西洋名酒’，以飨朋友雅集【。随着西式食品在中国的大受欢迎，以华人为主的西式食品生产厂家也日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中国人的饮食形式上出现了中西并举的局面。

　　在居室建筑上，中国人受西方人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一般为木骨泥墙，主构架则全为木结构，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木结构的建筑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易于发生火灾、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层发展等。最初，中国人对洋式建筑的认识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阔绿窗，望如金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中国。最初的西式建筑只能说是神似。因为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大多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没有造洋房经验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洋房一般为周边作拱券式回廊的砖木结构建筑，这一模式最初是由欧洲传入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因而被称为“殖民

　　式”。随着西人在租界的日渐增多，西式建筑也越加增多。以至于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这些建筑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的。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设计西式建筑的营造厂，本地的泥水匠也分成了造华式屋宇的“本帮’，和造洋房的“红帮’。到1866年，上海“夷场”也是“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根，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

　　随着租界西式建筑的日益增多，其华丽美观的外表和大方实用的特色被华人所认识，西方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采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纯粹的崇洋心理。于是，在通商口岸，一些华人开始仿造西式建筑。在天津，西式的小洋楼开始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22」(((民社志五·生活》)。而由于西式建筑方式的传入，中国人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点。以上海为例，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

　　最初由于租界实行华洋分居政策，西式洋房全为外人居住，但自小刀会起义后，这一局面遭到破坏。1854年，租界当局修订土地章程，准许华洋杂处，华人开始涌入租界。到了70年代，进入租界的华人富商数量愈加增多，他们也开始住进了洋房。最初他们的住房是完全按照外侨原住国的建筑式样建造的，是纯粹的西式建筑。但是随着进入租界的江浙富人的增多，房屋建筑者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在建造洋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就更适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同时也使华人对西式建筑的认同感更为加强。

　　但是，毕竟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洋房。多数华人还只是市井平民。上海辟为租界后，人口剧增，地皮压力加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且为了规范租界市容规划，租界当局制定了规章制度，使华人在租界设计民居方面有章可循。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式民居建筑在上海租界应运而生，。这种石库门民居从建筑布局和风格上看，“既吸收某些江南民居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比如，“在门和百叶窗、栏杆、楼梯等部分，就采用了西方的建筑技术。石库门民居既符合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又适合市井平民的消费水平。所以，这种建筑模式在上海很快就风靡一时，甚至每年以数万计递增，成为上海最大众化的民居。随后，在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出现了石库门式

　　的里弄住宅。

　　当然，在这一时期，建筑材料已经一改过去中国传统的木质结构，而是以砖木混合结构为主。到了1 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砖石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方式开始传入中国，并日渐成为城市建筑的主要建筑方式。

　　四

　　随着洋人的进入，城市中华人的交通方式也出现了西化的趋势。

　　在中国古代，城镇中向来无车，人们传统的代步工具是轿子。但是轿子既不方便，又无速度，且资费又高，虽然上海开埠后有由江北独轮小车传入，但作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却又勉为其难。

　　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把他们习惯的交通工具一马车也带到了中国。虽然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曾经向乾隆赠送了两辆四轮双马车，但只是被作为“万邦”进献的贡物陈列在圆明园。作为真正的交通工具进入中国的马车最早是于1855年在上海出现的。随后，在香港、广州、天津等西人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西式马车。作为便利的交通工具，马车很快就引起了华人的浓厚兴趣，华人也随之仿其样式制造，城市中的马车逐渐增多，一些富裕的华人开始乘坐马车。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到了50年代后期，上海更出现了“马路”这一名称，却也是由马车而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通商口岸还出现了马车制造业和出租业，可见当时乘坐马车已经成为

　　一种时尚。

　　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则首推黄包车。黄包车又称东洋车，虽然是从日本引进，但是发明者为美国传教士果伯(Jonathan Gotr1e)，所以，也可以说是西方的产物。1874年，法国人米拉向上海租界申请从日本引进了300辆黄包车。由于其方便实用，大受人们的欢迎。所以很快就在一些大城市风行一时，并有人照样仿造，使

　　得黄包车数量大增。黄包车也成为城市中有身份的人们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

　　后来，又有自行车传入中国，成为一种新的代步工具。但是由于自行车最初既不安全又难驾驭，所以很难普及。最早进入中国的自行车已不可考。不过1876年就有记载云:“车式前后两轮，中嵌坐垫。前轮两旁设铁条踏蹬一，上置扶手横木一。若用时骑坐其中，以两足踏蹬，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如挑沙袋走索之状，不致倾跌，快若马车，然非习练两三月不能纯熟【，但是这种样式的自行车仍为木制，性能不佳，且由于中国的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平坦的马路，也使得这种自行车难以流行。后来直到链条和充气轮胎发明以后，才解决了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不过，由于自身的原因，自行车在晚清时期始

　　终没有成为主流的交通工具。

　　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交通工具则是有轨电车。中国开通有轨电车最早的是香港。1899年，北京又开通了城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的电车。这条线路共长9.4公里，由于清政府迷信作祟，不许火车通至京师，而是应外国使臣的要求，只为解决京津铁路终点站马家铺至北京城的客运问题修筑的。但是，作为市内交通工具的电车仅仅作为火车运送市郊火车旅客，就免不了要受到冷落了1906年，天津又开通了5条电车线路。1908年3月5日凌晨5时30分，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开通。

　　有轨电车在城市中的开行，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姑借以游览者。其为人所信用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有轨电车的开通给华人带来了现代交通秩序的观念。同时，电车公司还规定了车内卫生和使用文明语言的规定。对扭转中国人不讲公共卫生的陋习也有所帮助。

　　在这之后，又有小汽车进入中国成为华人的又一代步工具。最早进入中国的汽车出现在上海。1901年，一个叫李恩的匈牙利人将2辆小汽车带入上海，供租界中的外国人使用。但是“未见功效”,1902年，在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开始使用汽车，“至是始渐行矣’，，

　　随着汽车在全世界的推广，国人对汽车的代步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1908年1月23日察哈尔都统诚勋上书朝廷，奏请开办汽车公司。同年春，商人吴远献请求官方同意在北京开办汽车市内交通，官方虽然以“京师地面街道狭窄，马路尚未修齐”为由拒绝，但仍然认为“汽车行驶极速，向称便利’，」。可见，汽车的代步功能已被人们认识到，只是由于道路制约而已。而在上海等马路通畅的地方，到了1911年，至少已有数百辆汽车」。可见，此时的国人已经接受了先进的生活方式，并日益将之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西方文化出现的大碰撞之中，中国虽然是以被侵略的角色被迫打开了国门，被动吸纳西方文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 。因而可以说，无论这种吸纳是被迫还是自愿，都是中国开始抛弃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世界认同的国际化时尚，开始了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潮流之中的历程的一个侧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还有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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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很严明 颜色花纹布料都有明确规定
比较注重时令食材 布局注重对称和平衡
前是以部落聚居 随后发展为氏族 亲戚
皇帝的生活，照衣食住行的区分，我介绍溥仪自述的情况；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他的衣食住行跟他的祖先已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了。

　　为皇帝管理衣着的太监，名为“四执事”，四者：冠、袍、带、履。贮放上用冠袍带履，名为“四执事库”，实即乾清宫东廊的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义。

　　据溥仪说，他“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又引用一份资料，统计出某年十月份中，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照此看来，棉衣裤和紧身，每天都可以穿新。又说：“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

　　按：二十八种袍褂，载明会典，固然不错，但亦并非一成不变、到时候非换不可。溥仪为冲人，身不由己；内务府及内监，唯有靡费，始能中饱，故有如此大量制备衣服的情形。在此以前，殊不尽然，宣宗尤为节俭。

　　上用的衣料，不必外求，在洪杨以前，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衙门负责制办上用四季衣料；其他如皮统子则由边疆西北各省进贡。所需购自市上者，不过“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但据溥仪记载，光是制作前述的皮棉衣服，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两千一百余。

　　在穿的方面，我必须指出一个错误的流行观念：如电视连续剧上所表现的，皇帝一出场必是龙袍在身，或者明黄袍褂，事实上大谬不然。除了仪典所定，必须照制或服御以外，皇帝便殿燕居，乃至接见大臣，亦着便服；不过那时的便服，即是现在的中式礼服，包括长袍与现在称为马褂的“卧龙袋”，以及瓜皮帽等。

　　关于食，溥仪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按：由于溥仪住在养心殿，无人管束，故可任意而为。在溥仪以前，宫中传膳的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宫中规矩甚严，不容随便破坏。溥仪的情形是特例，非常规。)——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按：乾清门内，东西各一门，东曰“日精”，西曰“月华”。月华门内，北起漱芳斋，经过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养心殿之东而达内右门，名为“西一长街”。溥仪所说的“西长街”即指此。一进内右门，西首即是御膳房，位置与养心殿遥遥相对。御膳房南面墙外，便是军机处。)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运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盒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

　　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的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东西摆好之后，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去。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所谓“玉食万方”，在一般人想象中，天厨珍供，纵非民间传说的龙肝凤髓，亦必是在材料上水陆杂陈，无所不有；在烹调上，煎炒烹煮，花式繁多。事实上大谬不然。

　　先说材料，平淡无奇，以猪肉、羊肉、鸡、鸭为主，海味极少，鲜鱼罕用；素菜配料，亦不过口蘑、白菜、菠菜、山药、茨菰、萝卜、豆腐、豆芽之类。不但比不上河工、盐商的饮食，就一般富家，亦比上方玉食来得讲究。

　　谈到烹调方法，更是简陋粗糙，大部分都是预先炖好，盛于黄砂碗中，移置铁板之上，下燃炽炭，碗上再盖铁板，复燃炽炭，因此黄砂碗中始终保持沸滚的状态。一声“传膳”，膳夫们迅速移去铁板，将黄砂碗中的菜，倾覆于御用瓷器中，扣上银盖，即可进奉。

　　这种菜好吃吗？当然不好吃；究其实际，根本不吃。那么吃什么呢？溥仪说：

　　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美味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自康熙时代开始，便盛行小厨房制度，至慈禧听政以后，变本加厉，御膳房已如赘疣，但从无人敢言废除。内务府相传的心法是：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何况御膳房是应有的制度，更何况御膳房是内务府一大利薮。

　　谈到住，帝后妃嫔，各有所主。照理论上说，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太后住养心殿之西的慈宁宫，太上皇则住“东六宫”之东的宁寿宫，妃嫔则住坤宁宫左右的“东西六宫”，即所谓“掖庭”。但实际情形未必如此。

　　先说帝后。坤宁宫之所以不能住人，已如前述；乾清宫自世宗以后，除了穆宗因为负气，曾在此独宿以外，其他诸帝只有崩没，遗体才移此“正寝”，生前多不宿此。那么住在哪里呢？住在养心殿。

　　养心殿在乾清宫右前方，自雍正初年开始，成为皇帝的寝宫及治事之处；嘉庆七年曾重加修葺。养心殿除东西暖阁，后面还有两进房子，有名的“三希堂”即与西暖阁相连，此外有随安室、无倦斋、梅坞、能见室、攸芋斋等轩馆，皇后即住随安室，与东面皇帝的寝宫相对。

　　东西六宫，妃嫔所居，此为喜读宫闱故事者所艳称之处。大致东六宫保留着明朝的遗制，变化不大；西六宫则颇有更张。先谈东六宫。

　　东六宫分成两排，每排三座：第一排由南往北为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此三宫之东，由南往北为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其中最有名的是永和宫，明末为田贵妃所住，吴梅村的《永和宫词》，哀感顽艳之中，不尽兴亡之感。而无独有偶的是，清朝最后的皇后隆裕，亦住永和宫。隆裕崩后，端康太妃入居永和宫，端康即光绪瑾妃。

　　在隆裕以前，穆宗嫡母慈安太后住钟粹宫，此为称“东太后”的由来。

　　西六宫的规制，本与东六宫相同，但从明朝开始即一再改作，第一排本为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第二排本为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永寿、咸福两宫如旧，翊坤与储秀，启祥与长春则双双合并，名称亦有更改。

　　翊坤宫为慈禧太后封妃时所住，穆宗即诞生于此7a64e4b893e5b19e336。与储秀宫合并时，拆除储秀门，就原址改建为体和殿；殿后储秀宫，后为宣统皇后秋鸿所住。两宫东西前后，皆有厢房，其中翊坤宫东面后厢房名为平康室，不知哪位皇帝所题，竟不讳“平康”二字，亦是怪事。

　　第二排启祥宫与长春宫合并后，启祥宫改称太极殿；又拆除长春门，改建体元殿。启祥宫本名未央宫，明世宗本生父兴献王诞生于此，因而更名为启祥宫，清末为穆宗瑜妃所住
　　长春宫为慈禧回銮以后所住，后来宣统的妃子文绣居此。长春宫的特色为走廊四周画了“《红楼梦》图”，西厢名承禧殿，设有至圣先师神位，为文绣读书之处。

　　文绣写有一篇短文，名为《京苑鹿》，说“野畜不畜于家”，苑鹿失去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结论是：“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论其死为骨为贵也。”到了民国二十年，溥仪还在天津时，文绣提出离婚的要求，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结果如愿以偿。而她有个哥哥，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一封给文绣的公开信，说：“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又说：“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此等妙文亦曾传诵一时。

　　长春宫后面的重华宫，自乾隆开始，亦为皇帝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所在。雍正在位时，皇子并未分府，高宗封宝亲王，婚后住重华宫；高宗即位后，重华宫即成“潜邸”，大加装修。内有崇敬殿，殿额题作“乐善堂”；高宗为皇子时所印的诗集，即名《乐善堂集》。重华宫的故事，可记者有二，《国朝宫史》：

　　每岁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自是将军督抚奏函至，并御书缄赐之。十五、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二十六、七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

　　按：召近臣面赐福字时，有一仪节：皇帝面南，立书福字；受赐者北面而跪，当御笔初下时，即开始磕头。等写完，两太监移福字自受赐者身上移过，置于地上候墨干，名为“一身是福”。

　　又《啸亭杂录》：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工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

　　重华宫的戏台在东面，台前五楹敞厅，名为漱芳斋。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以漱芳斋为“公所”，退朝后在此治事进膳；每月朔望有戏。当时两宫和谐，外倚恭王，内抚幼帝，虽是孤儿寡妇，却是一片兴旺气象。所谓“同光中兴”，实在也就只是两宫在漱芳斋的那几年而已。

　　此外，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本为太后所住，乾隆三十七年重修，备为归政后颐养之所；乾隆六十年永定为太上皇燕憩之地。慈禧晚年亦住宁寿宫，主要的原因是：宁寿宫有一座三层的大戏台，名为“畅音阁”，便于慈禧“传戏”。

　　与宁寿宫相对的是西六宫之西的慈宁宫、慈宁宫之西的寿康宫、寿康宫之后的寿安宫。《国朝宫史》：

　　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

　　寿康、寿安等宫，为先朝妃嫔，及有“常在”、“答应”等称号的宫眷所住。在宫中，这些人属于被遗忘的一群，所以称寿康、寿安为冷宫，亦与事实相去不远。

　　谈到行，皇帝出警入跸，都是坐轿子，从六十四人所抬的“玉辂”，到宫中两名太监手抬的软轿，种类极多。皇帝出宫的机会毕竟不多，无须细叙；在宫中“行”的情形，颇可一谈。如溥仪所记，即为历来相沿的规制；皇帝不论行至何处，都有数十人前呼后拥：

　　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呼应；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

　　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万应锭、痧药、辟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

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武德四年(621)，唐高祖初定服饰之制，规定了祭服、朝服(又名具服)、公服(又名从省服)、常服(又名燕服)四种服制。其中常服规定赤黄色为帝国专用，自此黄袍成为帝王的象征。其后，唐太宗、高宗、德宗、文宗等也都曾下令，对文武百官及庶民百姓的服饰区别做出明确规定。大致来说，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庶民百姓只能穿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严格的等级限制。

唐代男子的服饰风尚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唐至盛唐时以裤褶服式为时髦，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右衽、长仅及膝的窄袖袍衫，腰束革带，足登长靴或软皮靴。中晚唐时，上层社会的男子服饰又恢复了秦汉时的宽袍长袖，长裙高履，但裤褶式仍在下层人民中间流行。

唐代妇女的服饰富丽绚烂，前后多有变化，但基本的服装有裙、襦、衫、帔几种样式。唐初女装因隋之旧，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着曳地长裙，足登弓履或高头履，即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的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唐代女装的形制趋行暴露和开放。唐初上层妇女外出多着 ，全身障蔽。自永徽之后，皆用帷幔，帽裙至颈，渐为浅露，无复遮蔽，士庶竟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着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初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出现了”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开放服饰。中唐以后，窄袖管服装逐渐过时，代之而起的宽袖衣裳，妇女服饰愈来愈肥，愈加褒博。

唐代妇女的发型十分繁多，以梳高髻为美，发式有云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三角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乌蛮髻等。面部化妆也非常繁复，化妆顺序大致为敷铅粉、抹胭脂、涂鸦黄、画黛眉、点口脂、描面魇、贴花钿等，其中眉式即有鸳鸯、小山、五岳、三峰、垂珠、月梭等十数种。

唐代饮食比前代更加丰富多样，主食以麦、粟、稻为主，间以多种杂粮。小麦面食是最主要的食品，无论贵贱皆食之，以饼类样式最多，有汤饼、胡饼、蒸饼、煎饼、凡当饼，红绫馅饼、赍字五色饼等。馒头也已会制作，称为钉坐、豆钉或曼头，多为祭祀所设。主食中还有烧饼、寒具(馓子)，馄饨等。副食以小葱、韭、蒜、姜、菠菜、竹笋、杏、梨、枣、瓜、葡萄等蔬果为主。肉食也很常见，尤其是富贵之家，以牛羊猪鸡为主，动物的下水、腑脏也开始被烹制成各种美味。蛤蜊、鳜鱼、虾、蟹等鱼类产品也都进入饮食之列。调味佐料有盐、醋、酱、胡椒、蔗糖等。

酒已成为唐人生活中的必需品，饮酒之风甚盛。全国各地名酒甚多，仅京师长安一带就有西市腔、郎官清、阿婆清、新丰酒、仇家酒、户县酒等。城乡各地酒店、旗亭众多，酿酒沽酒生意红火，在长安还有胡姬所开酒店，专卖胡酒，成为文人雅游饮宴之所。

茶成为唐人须臾不可离之物，自开元初年，饮茶之风风靡全国，各地茶肆林立，煎茶卖之，茶道大行。陆羽所撰<茶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茶道的著作。茶叶成为进贡、赏赐馈赠的佳品。品茶、斗茶成为士人的雅好。”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普通百姓也已离不开茶。

唐代饮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胡食盛行，尤其是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成为时风尚。前述胡饼即是一种胡食，这是唐代民族融合的结果。

唐代的居住条件因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异很颇大。皇帝所居宫室最为豪华。唐初，长安的太极宫是皇帝议政和居住之地，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承香殿五座大殿。自贞观八年（634）始，唐太宗以为其父李渊清暑为名，于太极宫以东营建新的宫室，初名为永安宫，后易名为大明宫。龙朔二年（662），高宗李治身患风痹，恶太极宫“湫湿”，对大明宫大加修造，并将政治中心移于此。大明宫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玄武殿为中轴线，左右两侧各建有若干配殿，气势磅礴。玄宗即位后，又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兴庆宫，把宫殿和园林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宫殿楼阁有兴庆殿、大同殿、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殿、沉香亭等。至此，唐代诸帝在京城内兴建了三个宫殿区，时称“三大内”。武则天迁都洛阳后，也大兴土木，修建了三阳宫、兴泰宫及明堂、天堂等。此外，唐代还兴建了九成宫、玉华宫、翠微宫等许多离宫别馆。

唐代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的私人住宅有着形势和规模上的规定限制：即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但皇室宗亲及高宫权臣多越制造宅，竞为奢侈。安史之乱后，一度大兴“木妖”之风，将军马璘造一座中堂，即花费二十余万。相比之下，一般庶民百姓无力购买砖瓦，多以茅屋为居，时有火灾发生，常有漏屋之苦。

唐代交通十分发达，以长安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以及由大运河和南方水乡构成的水路交通网四通八达，同时，驿站制度建全，陆有陆驿，水有水驿，陆驿有车马，水驿有舟船，为公私行旅和商贾往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唐代养马经历了一个衰而盛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36的过程，开元盛时，不仅政府拥有许多官马，民间私马数量也相当可观，马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车乘方面的尊卑贵贱十分明显，皇帝有供服乘之用的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及耕根车、安车、四望车，还有供仪仗之用的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辟恶车等十二属车。皇后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六等。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也各有车乘。民间马车则主要用于运输。

马车而外，牛车、驴车的使用也比较普遍。肩舁和檐子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肩舁又叫肩舆、软舆、软舁等，檐子也叫竹舆、兜笼，均要以肩抬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