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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30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本传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