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返回目录：成语故事
一、为了自己身后的安全，慈禧不得不这么做
在慈禧40岁那年，他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驾崩，死因自然是多种多样。在同治皇帝去世以后，慈禧把自己年经四岁的亲侄子带进了宫中，这就是此后的光绪皇帝。在光绪成长期间，这对所谓母子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光绪皇帝每天都回去给慈禧请安，也会询问一下政务。在光绪大婚之后，开始了亲政的生涯。在这段时间内，光绪是真真切切的亲政，慈禧把几乎所有的全力都交给了光绪，然后自己回颐和园养老。甲午战争爆发的前期，其实慈禧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着光绪皇帝放手去干。慈禧和光绪二人之间的矛盾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在清军第一阶段战败之后，坚持继续作战的是慈禧，而光绪皇帝竟然选择了主和。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教科书中的记录大相径庭。
二、光绪重新亲政对中国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光绪很够亲政，中国就会富强起来，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光绪即便亲政，他也要首先保证满清王朝、保证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光绪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那套逻辑。指望光绪皇帝的脑子里出现美国三权分立或者英国君主立宪的概念的可能性是零，他仍然是一个集权家天下体制下的皇帝。光绪皇帝的政治水平也有问题，在甲午战争期间，光绪皇帝抱着记载康熙皇帝事迹的《圣武记》遥控指挥战争，搞得清军在不该出战的情况下出战。在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颁布了很多改革的政令。但是这些政令根本行不通，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都认为这是在瞎折腾。而且光绪皇帝的权力欲望很强，他不喜欢大臣忤逆他的决定，这就注定了他甚至还不如后来的载沣。
在庚子战争之后，清朝内部也确实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预备立宪，在预备立宪的同时，各种近现代的工程陆续开始，唯一在国民思想上处于滞后。当时改革两个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和袁世凯，但是光绪皇帝非常不喜欢这两个人。尤其是袁世凯，光绪皇帝对他恨之入骨。如果光绪皇帝亲政，张之洞肯定会被勒令退休，至于袁世凯难逃一死。这样一来，清朝的改革就会丧失领军人物。这无论是对满清还是对中国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在真实的历史中，载沣出任摄政王之后，的确开始对张之洞和袁世凯下手。如果是光绪重新亲政，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光绪没有改革的战略眼光，更没有近代改革所必要的知识，他再次亲政之后，历史有可能不是前进，是滞后甚至是严重的倒退。
三、清廷的固有体制不可能完成所谓的君主立宪
在清朝最后的一段时间内，清廷也宣布了要进行立宪。但是这个立宪本身就无法成立，清廷首先要保证皇族的权力，而立宪本身就是为了个人专制为目的的。英国君主立宪体制中，国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61王仅仅是一个象征，内阁负责对国王负责。但是内阁如果不合格，在议会的弹劾下，国王可以解除这个内阁。但是在清末这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首先在家天下的时代，皇帝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即便是皇帝太小，那也还有摄政王。所谓的内阁有一半以上的成员都是皇族，这个皇族内阁首先要保证自己皇族的权力和利益，至于人民的利益不值一提。在这样情况下，建立起来了的君主立宪根本是换汤不换药。心中没有人民，那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为满清王朝敲响了历史的丧钟。
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11月15日，两人死亡时间相差不到24小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两人死亡时间相隔如此之近，光绪之死是慈禧太后下的毒手。在没有最新证据出现之前，这是目前被大家广为接受的说法。
慈禧太后和光绪两人矛盾的集中爆发，在“戊戌变法”之变后。变法失败后，光绪被囚禁于南海瀛台，彻底成为了傀儡皇帝。很快，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谕旨:“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
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迟。”慈禧太后以光绪生病为幌子，准备废黜光绪。
扩展资料：
死因之谜：
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名医屈桂庭在《诊治光绪帝秘记》记载光绪死前三天“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焦黄”，“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而光绪入殓也一反常规地由宫内太监办理，讳莫如深。
据说是慈禧令太监将他毒死的。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告密，使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将会问罪于他，于是就与庆亲王勾结，打算废黜光绪，立庆亲王之子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杀了光绪。
又有学者认为光绪是病死的。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眠、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逝世前一年已病入膏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e69da5e887aa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3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在2008年，经过对光绪皇帝残留的一缕头发的鉴定，证实死于砒霜中毒。
参考资料：
爱新觉罗·载湉-百度百科
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7a64e4b893e5b19e338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