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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初唐四杰还有以下有名的诗人：
1.陈子昂(661-702) ，梓州射洪县(四川射洪)人。被誉为诗骨。提倡“汉魏风骨”, 以复古为革新。所作《感遇诗》和边塞诗，内容丰富，刚健朴质，现实性很强， 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以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扫荡齐梁余风，开启了 一代新风。 代表作: 《登幽州台歌》。
2.沈佺期(约656-713)，相州内黄(河南内黄)人。与宋之问并称沈宋，律诗之祖。重视平仄、声律的协调，对偶句式的工整。完成了五七言律诗的定型，确立了律诗的形式,在声律方面有重要贡献。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代表作: 《邙山》。
3.末之问(约656-712)，汾州(山西汾阳)人。人称宋学士，与沈佺期并称沈宋，律诗鼻祖。尤善五言诗。重视平仄、声律的协调，对偶句式的工整。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完成了五七言律诗的定型，确立了律诗的形式，在声律方面有重要贡献。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代表作:渡汉江、 度大庾岭。
4.虞世南(公元558- -638年)，字伯施，浙江馀姚人，是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书家之一。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著名书法家僧智永，受其亲传,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在隋，官秘书郎，十年不徙。入唐，为秦府记室参军,迁太子中舍人。为唐太宗李世民所器重。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
5.上官仪，子游韶， 陕州人。作品十之八九是奉和应诏之作。他把诗的对偶，归纳为六种对仗方法， 除为宫廷诗服务外， 对格律诗的发展起了一些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65促进作用。
6.李峤(约645-约714)， 赵州赞皇(河北)人。与同乡苏味道齐名，合称苏李，与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宫廷诗人，诗多咏物。代表作: 风。
7.王绩(590-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隋未举孝悌廉洁科，授秘书省正字，出为六合丞。简傲嗜酒，屡被勘劾。时天下已乱。遂托病还乡。其后浪迹中原、吴、越间。唐初，曾待诏门下省、任大乐丞。后弃官归田，躬耕东阜。
拓展资料：
1.王勃(650-675) ，绛州龙门(山西河津)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世称“王杨卢骆”，为四杰之首，被誉为诗杰。积极开拓诗歌的表现领域，从题材内容到格律形式都有新的探索，显露了新的独特风貌。文名甚高，对近体诗有所建树，为唐诗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代表作: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蜀中九日》。
2.杨炯(650-692) ，弘农华阴(陕西)人。人称“杨盈川”，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世称 王杨卢骆”。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以边塞征战诗著名，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风格雄健豪放，气势轩昂，很有气魄。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代表作:《从军行》、《出塞》 。
3.卢照邻(632-695) ，幽州范阳(河北省涿州)人。自号幽忧子，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世称“王杨卢骆”，杨炯誉之人间才杰。擅长诗歌骈文，尤擅七言歌行，意境清迥。对推动七古的发展有贡献。代表作: 《长安古意》、《咏史四首》、《紫骝马》。
4.骆宾王(638-? )，婺州义乌(浙江义乌)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世称“王杨卢骆”。内容广泛，格调高远，多感叹个人遭遇，抨击社会现实之作。代表作: 《咏鹅》、《易水送别》。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
生平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
文学创作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他慨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批评“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他称美东方虬的《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於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这些言论，表明他要求诗歌继承《诗经》“风、雅”的优良传统，有比兴寄托，有政治社会内容；同时要恢复建安、黄初时期的风骨，即思想感情表现明朗，语言顿挫有力，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一扫六朝以来的绮靡诗风。他的诗歌创作，即是这种进步主张的具体实践。
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不是一时一地之作，内容颇为丰富，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其中如“苍苍丁零塞”、“朝入云中郡”篇，反映北方边塞战士和人民的苦难。“丁亥岁云暮”篇反映并批评武后准备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圣人不利己”篇批评武后崇拜佛教，大兴土木，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贵人难得意”、“翡翠巢南海”等篇，以较曲折的方式讽刺武后滥施刑罚，使臣僚不得善终；“逶迤势已久”篇申述骨鲠之臣没有出路；“兰若生春夏”篇慨叹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都从不同角度对时政进行了批判。还有部分诗篇，感叹祸福无常，向往神仙和隐逸生活，表现了消极遁世的苦闷情绪。《感遇》诗有意识地学习阮籍《咏怀诗》，在运用五言古体和质朴的语言，以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现时政的黑暗和诗人彷徨苦闷的心情方面，的确逼近阮诗。但其中少数篇章，注意反映边塞风光和下层人民苦难，风格豪放明朗，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
《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都是陈子昂随武攸宜北征契丹时所作。陈子昂在武攸宜幕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均不被采纳，失意无聊，因登蓟北楼(即幽州台)，作《蓟丘览古》诗7首赠其好友卢藏用，通过吟咏蓟北一带古人古事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哀。“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燕昭王》)对礼贤下士的燕昭王的怀念，实际上是慨叹自己当前的不遇知音。同时用歌行体写下传诵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更是俯仰古今，在广阔的背景中表达了他深沈的忧愤。清翁方纲说：“伯玉《蓟丘览古》诸作，郁勃淋漓，不减刘越石(刘琨)”(《石洲诗话》)，指出了这些篇章慷慨悲歌的特色。
他还有一部分抒情短篇也写得颇好。像五律《晚次乐乡县》《渡荆门望楚》《春夜别友人》《送魏大从军》等，抒情写景，形象鲜明，音节浏亮，风格雄浑，显示出近体诗趋向成熟时期的特色和他自己刚健有力的诗风。方回认为其五律可与同时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诸人媲美，都是唐人“律体之祖”(《瀛奎律髓》)。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著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后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都以他的《感遇》诗为学习物件。杜甫对他评价极高：“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杜甫不少关心国事民生的诗篇，可明显地看出是受了他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叙诗寄乐天书》都谈到他们努力写作讽谕诗，是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启发。白居易还把陈子昂与杜甫相提并论，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初授拾遗》)
陈子昂的散文也很著名，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前驱者。《新唐书陈子昂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他的散文，虽然还夹杂一部分骈偶语句，但大体上质朴疏朗，接近先秦两汉的古文，改变了唐代初期的文风。唐代古文家对他的散文，常给以很高的评价。如萧颖士认为“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李华《萧颖士文集序》引)；梁肃说“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补阙李君前集序》)；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包括诗文)，子昂始高蹈”(《荐士》诗)；柳宗元也说著述、比兴二道，即文、诗二者，作者罕能兼美，陈子昂则是“称是选而不怍者”(《杨评事文集后序》)。但其散文的成就，不及诗歌突出。
本集和研究资料陈子昂死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今存《陈伯玉文集》是经后人重编的。刻本中以明弘治间杨澄校刻杨春本《陈伯玉文集》10卷收辑作品比较多，并附录《新唐书》本传等有关材料。《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影印。《世界文库》本，曾据明、清各本作过若干校订。今人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书，补入诗文10余篇，成为较完备的本子，后附今人罗庸《陈子昂年谱》。今人彭庆生有《陈子昂诗注》，后附其所编《陈子昂年谱》及“诸家评论”。岑仲勉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载《辅仁学志》第14卷第一、二合期)。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还有：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的诗人，是陈子昂。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自幼具有豪侠浪漫的性格。少年时代曾闭门读书，遍览经史百家，树立了远大的政治抱负。二十四岁举进士，上书论政，得到武后的重视，任为麟台正字，再迁为右拾遗。他一方面支持武后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对武后的不合理的弊政也屡次提出尖锐的指责。他曾在二十六岁、三十六岁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军事问题提出过一些有远见的建议。后一次出塞，因为和主将武攸宜意见不合，遭受排斥打击。三十八岁后就辞职还乡。最后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加以迫害，冤死狱中。
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资治通鉴》引用他的奏疏、政论有四、五处之多。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象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我们知道，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78988e69d83331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丁亥岁云暮”一篇更明白地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内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风气。他对武后内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讽刺。在“圣人不利己”一诗里，他指责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费人力物力的佞佛行为。在“贵人难得意”一诗里，他更勇敢地讽刺了武后对待臣下时而信任、时而杀戮的作风。从这些现实性很强的诗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那些感怀身世的诗，也写得很动人：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里，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的苦闷，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宛转蕴藉地表现出来。但是，他这种苦闷，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之下，又转为愤激慷慨之音。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到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里也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浓厚的佛老消极思想。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也是他杰出的代表作。这几首诗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卢藏用《陈氏别传》说：
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
他在《蓟丘览古》中，曾经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俯仰今古，瞻望未来，他更深刻地体验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扼境遇中激愤不平的崇高感情。也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理想和激情，使他唱出了这首浪漫主义的《登幽州台歌》。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苦闷无法解决，使这首诗的情调显得相当孤独。但是，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卢藏用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两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的律诗比较少，但是象《度荆门望楚》，也是初唐律诗中的佳作：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诗人用气势流畅的笔调，写出了他初次离蜀途中所见的巴楚壮丽山川。风格和其他诗人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诗受建安、正始诗人影响较深。唐皎然《诗式》说：“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象“兰若生春夏”、“贵人难得意”等比兴托讽的诗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祸福无常的诗，的确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诗“驾言发魏都”、“独坐空堂上”等诗也有意境相通之处。而“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等边塞诗，则和建安诗中“梗概而多气”的写时事之作比较接近。他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叙事慷慨沉痛，有的还兼有政论锋芒。那些偏于抒发理想之作，有的寄兴幽婉，有的又激情奔放，这又是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总的来说，他的诗风格并不完全统一。
当然，陈子昂的诗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对汉魏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学习得不够。对七言诗这种新形式也不重视，集中竟没有一首七言诗(注：只蜀刻本《陈子昂先生全集》有《杨柳枝》七绝一首，真伪难定。)。《感遇诗》中甚至还有一些作品受玄言诗影响，读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他的全部诗作绝没有一点齐梁浮艳的气息，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参考资料：http://www.csie.ntu.edu.tw/ http://www.xbsh.cn/wenhua/zi.htm
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内容的充实与扩展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1）初唐四杰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
（2）初唐四杰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为诗歌注入了高清壮思和倜傥之气。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完全摆脱初唐诗坛从齐梁陈隋沿袭下来的创作风气，但他们自强烈的爱国热忱中贯注了人生的远大理想，在诗歌中或渲泄抑郁不平的苦闷，或抒发追求功名的热望，或表达对边塞形势的密切关注和重义轻生的豪侠意气，表现出自我的个性，开启了盛唐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以比兴寄托融入词采华霏的齐梁体，为初唐诗歌融合建安风骨和江左问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卢照邻把自己比作“洗净月浦，涵丹锦津，映红莲而得性，戏碧浪以全身”（《穷鱼赋》）的东海巨鳞，很容易联想到李白笔下的大鹏，又如他“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无由召宣室，何以答吾君”（《至望喜瞻言怀贻见外知己》），以及“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餐白玉兮饮琼芳，心里荃兮路阳长”（《中和乐九章》总歌第九），无不体现内心的苦闷和不得志的忧怨忧而又显梗慨而多气的情怀；杨炯在《出塞》、《紫骝马》、《从军行》中一再表示：“丈夫皆有志，会是立功勋。”（《出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紫骝马》），“宁为百丈夫，胜做一书生。”（《从军行》）。这些豪壮的诗句，洋溢着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这在唐以前的同类诗中是找不到的。隋代杨素的《出塞》、卢思道的《从军行》是当时的有名之作，前者写出了塞外的荒寒的景色，有一定的真实情感，后者描写了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哀怨佳丽，但是调子都较低沉，其它作品就不用说了。而四杰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开始用热烈、豪放的笔调来写，表现了唐代人民一度不以征战为苦的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王勃把自己描绘成“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华饰。”的莲花。他坚信，“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香藻凤池。“（《金莲赋》）。我们再将骆宾王的《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叙寄员半千》、《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咏怀》等咏怀诗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骆宾王淋漓尽致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情怀：渴望为时所用的热情与长期坎坷失望的牢骚，投笔从戎博取军工的幻想与辗转边庭不得升迁的苦恨，豪侠放浪的性格与久遭幽挚的愤懑，错综交织，构成了他深沉的咏叹调。
（3）初唐四杰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从而便于容纳更为充实的社会内容、更为严肃的思想和更为丰富的感情，显示了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有的诗篇还饱含昂扬的抱负和豪迈的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4）初唐四杰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注入人生热情。他们看到了贞观以后大唐帝国日益繁荣的气象，由此产生了但愿繁荣久长的希望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因此他们的长篇歌行极力铺陈帝京的壮丽气象，其力量和气势远远超过了刻板工丽的宫廷文学，而在歌颂太平时所流露的人事沧桑的感概，又使这些铺陈富丽的诗歌微笼着一层轻烟淡雾般的感伤情调。
（5）初唐四杰具有变更文坛绮艳诗风的自觉意识，他们具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改变了前朝轻艳浮靡的文风，对唐诗风格进行了革新，将唐诗带向了“风骨”清竣有力、神采飞扬的创作道路。
自齐梁以来淫靡诗风盛行，一方面思想内容贫瘠乏绝，另一方面又在语言文辞上无节制地修饰打扮。到了隋炀帝的时候愈演愈烈，他为了满足荒淫生活的欲望，带头制作词藻艳丽的宫体诗，实为当时整个诗坛上的浊浪。而唐初诗坛可以说是陈、隋诗风的继承，太宗李世民就写过不少充满色情的宫体诗，其他诗人如虞世南、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人的作品也带着浓厚的胭脂气味。他们还写了很多应诏、应制、奉和、侍宴之类的呆板富丽的作品，使当时的诗坛除声色艳情之外，又多了一些歌功颂德的拍马之声。而初唐四杰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高举起批判“上官体”的大旗，为唐诗向风骨的演进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所谓“风骨”，即要求诗文既有骏爽刚健的情感志意，又有端直朗练的语体风格。而四杰的社会地位都不高，都有着坎坷不平的遭遇，接触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所以能够写出具有真情实感、刚健清新的优秀诗歌，冲击齐梁陈隋以来的浮靡之音。
就拿王勃最有名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来说：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渊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一首赠别诗。开头两句用严整的对仗点出送别的地点和行人的去向，充分体现了端直朗练的语体风格。进而又用“同是宦犹如游人、离别当不可免”来安慰对方。“海内存知己，天渊若比邻”两句，化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成语，进一步申明慰勉之意，把难分难舍之情托于旷达开朗之语，这不仅表现了友情的深笃，诗风也显得雄健豪放，特别是诗中自然流露的刚健清新之情，使人为之一振。
从初唐四杰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开始尝试一种崭新的文风，那就是使诗文既有骏爽刚健的情感志意，又有端直朗练的语体的“风骨”风格。他们广泛地接触社会，作品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积极进取的雄心壮志和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慨不平，使诗歌创作从宫廷帷幕之后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改变了齐梁以来颓靡浮艳的诗风，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更给以后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创造了有利条件，将他们的诗文带向了“风骨”清竣有力、神采飞扬的创作道路，使得唐诗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初唐四杰的诗文价值及其对诗坛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2、形式的创新与完善
初唐四杰以新的章法和节奏表现出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形式上努力向生活靠近。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尤擅七言歌行一体。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七言歌行工丽整练婉转流走的风格，并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的新体制。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在语言上更加明净凝练，进一步洗涤了六朝以来繁缛的格调。
（1）体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咏史诗、咏物诗、山水诗还有分别诗。有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2）初唐四杰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对五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前人诗作中的粘联趋势，使粘联构律成为一种主导方式，让同一律联叠构成律的方式渐淘汰。卢骆五言诗中古、律的区别已很分明，其律体大多合律，王杨律体几乎全部合律。例如王勃的《重别薛华》、《送杜少府任之蜀州》，杨炯的《有所思》，骆宾王的《秋月送别》、《在狱咏蝉》，卢照邻的《元日述怀》等，对仗工稳，音韵谐美，已是完整的五律，历来被人们所称引。四杰把正在发展中的律诗写得更加成熟，对于粘联的充分注意，使声律韵律、对仗为核心的格律规范趋向完善，他们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律诗的创作要求诗人在有限的篇幅和严密的格律中争取充分自由的艺术空间，使容量增加，意境深厚，才能显示出精炼而又丰富的美学性能。这对于唐代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对于才大雄厚宏放的诗人，不能不说是对自由的艺术精神的限制。所以唐人既需要格律诗，也需要能够施展其才力、驰骋其情志的歌行体。而唐代歌行体的充分奠定，正在于四杰继承梁陈诗人破奇为偶的句式，创造性地参用赋法，形成了偶对精切，音节可歌，“四语一转，蝉而下”，铺张扬厉，篇幅宏大的骈赋化歌行体制。在四杰手中，用七言歌行来写都市生活，诗的境界开阔了，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变动。四杰的七言歌行，一方面注意向民歌学习；一方面还注意吸收六朝歌行和小赋中铺陈排比、纵横多变的特点，扩大了诗的篇幅。他们的歌行虽未能摆脱六朝宫体绮丽的影响，却不乏通俗自然的诗句，也冲破了宫体诗的狭小内容，反映了社会现实，题材比较广泛，风格已有明显的变化。四杰对音律的重视是和题材内容的拓展、艺术境界的新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改变了齐梁诗人单纯在诗体形式上探索的风气，使诗体形式的完善充分地为诗歌内容的表现服务，大大开拓了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的艺术天地和发展前景。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对初唐四杰的评价
综上，初唐四杰实为初唐九十年诗歌发展历程中关键性的诗人，不仅是六朝诗的变革者，更是唐风初见的先行者。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诗体形式，抑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开创唐诗独特美学风格的风貌，不仅给沈、宋，而且更给陈子昂、李、杜、元、白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把唐诗发展到完全新的阶段。诚然，四杰的诗歌还有“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的特点，但这也是由于骈偶文丽文的影响以及个人对于文采的美的追求，与齐梁陈的浮艳之风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总之，他们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同照邻可以企之。”李白说：“骆宾王为诗，格高指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诗人玉屑》卷十二《李太白集》），可见四杰的诗文很受唐人的重视。杜甫也在其《戏为六绝句》中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见，唐人对四杰作了很中肯的评价。这就是“四杰”，历史的“四杰”扬之不可高，抑之不可太低。时至今日，无论是毁是誉，他们作为唐诗的第一座丰碑，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四、陈子昂简介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三十八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陈子昂的贡献
陈子昂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抨击齐梁绮艳遗风
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称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是继初唐四杰后反对齐梁及唐初绮艳柔靡之宫廷诗风的旗手，是他使诗歌回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大胆干预时事政治，关注民众疾苦。唐初因立国不久，朝廷所征用的文人大多是前朝的旧臣，他们不可避免地把由梁陈以来长期形成的绮艳柔靡的纤弱诗风带到初唐诗坛上来，并凭借他们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给当时的文坛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初唐浮靡轻艳的宫廷诗风，并由此蔓延至整个社会。要使唐初诗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必须清除和扫荡当时诗坛上广为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当时虽然太宗君臣也曾明确地提出反对浮靡文风和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然而因传统积习的巨大惯性和深远影响，诗坛仍弥漫着梁陈“宫掖之风”。初唐四杰登上文坛后曾对宫廷绮艳诗风大加挞伐和批判，提出诗文应有“刚健”的“骨气”。虽然诗坛曾经过四杰那充满变革激情的狂风暴雨的冲刷，然却未能有大的改观。四杰发动的诗歌革新运动也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上官体”依然存在和流行。就连四杰自己的诗歌也未能完全摆脱绮艳柔靡宫廷诗风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仍存在着“词旨华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的弱点。
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其诗歌革新的理论与主张的。继四杰之后，他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陈子昂对初唐诗坛弥漫的绮艳柔靡的宫廷诗风进行彻底否定和大胆批判，他认为当时诗坛沿袭和流行的“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绮艳诗风既“道弊”又显“颓靡”，即其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大量的典故；既无充实的社会内容，也无思想的闪光。有的只是宫体诗风泛滥，充满着毫无生气的靡靡之音，故使得诗人常为之“耿耿”于怀而扼腕愤慨不已，将其列为清除与扫荡的对象，对其进行彻底的变革。这是继初唐四杰之后对宫廷绮艳柔靡诗风的又一次犹如暴风雷霆般的更为猛烈的讨伐。陈子昂横扫六朝绮艳柔靡诗风，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革新运动，进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诗歌朝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2、倡导“风雅”和“兴寄”
“兴”即“情兴”之意，此处是指兴发感情，是在深刻的人生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充实的激越的情思；“寄”是“寄托”，即使诗歌通过生动形象寄寓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兴寄”，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兴寄”与传统的“比兴说”与“言志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更有所发展。
“比兴”传统上一般是指艺术表现手法，但到了东汉郑玄阐释比兴时已就有了美刺的意义。后经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发展，已成为极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比兴”实质上是要求作家用作品来表现自己对国家政治得失及民生大计的感想。陈子昂正是基于传统的儒家理论即“要求诗歌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充分发挥其反映社会现实和干预政的作用。显然陈子昂的“兴寄说”既指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手法，也包含着寄托讽喻之义。“兴”是为寄托服务的。显然陈子昂已把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发展为对诗歌的表达方式与思想内容的一种整体要求即主题方面的寄托，而不是个别语句的比喻和发端。故在内涵上已是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言志说”是传统的儒家诗歌理论“偏重于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故极易使诗歌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理胜于情”使诗歌缺少文采和情趣而流传不广。“兴寄说”主张诗歌创作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显然是解决唐初诗坛沿袭齐梁诗歌华靡浮艳诗风弊端的有效方法e69da5e6ba90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65。同样陈氏所言之“风雅”不仅是指《诗经》的体制与形式，更指其体现的反映社会现实，敢于批判的美刺精神。因此倡导“风雅”就是要求诗歌创作大胆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更要有大胆的批判精神，敢于干预社会生活，干预社会政治。倡导“风雅”的美刺精神对扭转当时诗坛多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多雕章琢句、追求藻饰的绮靡华艳诗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崇尚“魏晋风骨”传统
“风骨”最早是作为品鉴人物的术语，指人的风度、气质、品格、操守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飘逸、俊朗、清廉、刚毅等个性特征。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辟专章论述“风骨”，强调其在文学艺术中的美学意义。 钟嵘《诗品》中也多次用“风骨”来品评诗歌。陈子昂因反对唐初诗坛绮艳华靡诗风的需要，特地提出并高举“汉魏风骨”的主张和旗帜。
“汉魏风骨”当指建安时期“三曹”，“七子”诗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的社会内容与精炼质朴、刚健有力的语言形式的有机统一与完美结合，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感慷慨激昂、气势沉雄奔放、语言劲健豪迈、风格悲壮苍凉的艺术特质。因此，可以说，“风骨”已成为南北朝及后来的文学家和诗评家反对诗歌内容空洞、倡导革新的一个口号。刘勰和钟嵘都曾以“风骨”相标举，陈子昂的“风骨说”正是承此发展而来。其不仅追求诗歌思想内容的充实、丰富和深刻，而且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强烈感染力。这样使风骨与兴寄相结合，使诗歌充实的思想内容、饱满激越的情感寄托、沉雄劲健的风格气势相交融"进而达到“有金石声”的艺术境界，这才是陈氏诗歌理论的实质，亦是其文学创作之理想之所在。崇尚“建安风骨”正是陈子昂用以扫荡齐梁颓靡诗风，改变“文章道弊”现状，开创唐诗新风貌的有力武器。
4、追求诗歌刚健的风格
追求诗歌刚健遒劲的诗歌风格，是陈子昂对唐初沿袭齐梁陈隋绮艳柔靡纤弱诗风的弊端而对诗歌提出的一种美学要求。他在诗序中提出了唐代诗歌革新的性质、目标、任务、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形成其全面的诗歌革新的理论纲领。这当中，特别是针对解决唐初沿袭齐梁陈隋绮艳柔靡纤弱诗风的弊端和问题，追求诗歌刚健遒劲的诗歌风格而提出的一种诗歌美学要求，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骨气端翔”是说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要端庄雅正，高扬俊爽，即刘勰《文心雕龙》所言“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音情顿挫”指诗歌音律的抑扬起伏，感情表达之沉郁顿挫；“光英朗练”是要求作品应有华美的辞采，明朗流丽的色调；“有金石声”是指音韵铿锵，刚健有力，掷地有声。这就是陈子昂所求的“风骨”之美。实际上也是对诗歌作品从思想内容、感**彩到语言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总体要求，并由此而形成了自己诗歌发展的理论与主张，即要求诗歌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激越的感情力量，具有一种高昂的格调、豪放的气势、遒劲的语言、刚健的风格，表现出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雄迈豪放、昂壮激越、铿锵有力的独特艺术风貌，从而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精神的鼓舞、艺术的感染和前进的力量
六、对陈子昂的评价
陈子昂倡导“风雅”、“兴寄”，高扬“魏晋风骨”传统，从理论上指明了唐代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对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和繁荣等都起到了鼓舞作用。其诗歌理论主张也为后来的盛唐李杜、中唐元白所继承发展。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诗歌革新理论方面，陈子昂是继“初唐四杰”之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位重要而关键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对陈子昂诗歌革新的历史功绩，历代诗人及评论家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元好问《论诗绝句》曾以“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来高度评价其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出的杰出历史贡献。杜甫《陈拾遗故宅》诗云：“有才继《骚》、 《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说：“能极著述”，“克备比兴”, “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近人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更是称陈子昂是初唐诗坛上的“一个异军突起者”
诚然，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批评齐梁以来诗歌的弊端是对的，但也不能由此就否定六朝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这样不免有点偏激或矫枉过正之嫌；在强调继承前代文学优良传统的时候又似乎对诗歌艺术的创新重视不够，这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然而，陈子昂结合诗歌的历史发展郑重提出诗歌的风骨问题。这对于进一步扭转六朝以至唐初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崇尚“风骨“从此也成了李白、杜甫等大多数诗人共同的审美趋向和追求。风骨论则成为盛唐诗学的脊梁。在这个意义上，陈子昂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