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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理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新学、司马光（温公）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
起源编辑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
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 ，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2研究内容编辑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①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
程颢
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②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 ；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③认识论问题 ，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陆九渊强调“反观”；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 。
3流派编辑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等。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
朱熹
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4历史作用编辑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5概念编辑
宋明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包括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前者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后者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也叫道学或宋学。
6徽派编辑
理学是中国思想史e69da5e887aa7a686964616f364上曾起过重大影响的学派，徽州为“程朱桑梓之邦”，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系徽州。且在新安的传播和影响尤为深，世称"新安理学"。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婺源朱熹的祖籍均在歙县篁墩，故称其为"程朱阙里"。朱熹亦自称“新安朱熹”。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朱熹之父朱松，祖居歙县篁墩，曾在歙县城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入闽任政和县尉自署"紫阳书堂"，后因被任武职，举家迁到婺源。他以“紫阳”名其居、朱熹亦题名其书房为"紫阳书房"。
学者因而称朱熹为"紫阳先生"，称其学派为"紫阳学派"。朱熹从师李侗，接受程颐的思想观点，后加以发挥，建立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他融道家和禅学思想入儒学之中，使儒学蜕变出古代社会的又一经典理论--理学。他提出“天”、"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朱熹所说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而且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企图使封建伦理永恒化。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他是理学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甚巨。朱熹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学行最著的徽州弟子有歙县祝穆、吴昶，休宁程光、程永奇、汪莘、许文蔚，祁门谢琏等等。这些学生，讲学乡里，推崇理学，使徽州成为理学影响最深的地区。南宋理宗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推崇，追封死后的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亲自为歙县"紫阳书院"题额。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
元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竭力推崇理学。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教，子弟不以为学"，并在篁墩建"程朱三夫子祠"。当时，徽州"书院林立，以紫阳为大"，紫阳书院被视为传播程朱理学之圣坛。清代曹振镛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之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见者，必推我新安”故徽州被称为"理学之邦"。新安理学家，除朱熹及其门弟子外，还有休宁理学九贤，歙县钱时、曹泾、郑玉、唐仲实、姚琏、吴曰慎，祁门汪克宽，黟县李希士。新安理学的主要著作，有解释程朱理学命题的《性理率训讲义》、《太极图书》、《近思录注》，有解释程朱理学命题的《四书发明》、《太极篡疏》、《礼记集成》、《六典撮要》等。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熹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促进了徽州读书好学风气，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理学家对理欲、心物、义理、天人等概念的意义、关系的追问和逻辑论证，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新安理学家恪守朱熹的义利之辨，强调"天理为义，人欲为利"，颂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之规，士夫以之为立身处事的教条，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做为商业伦理。宋元明三代，徽州出了不少民族志士，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也与朱熹的新安理学分不开。但是，理学的核心纲常伦理，新安理学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大批的"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这是理学在“程朱桑梓之邦”结出的恶果。
7湖湘理学编辑
东晋以后，由于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地区文人士子纷纷南下，中原大地方兴未艾的理学思潮也随之在两宋之时渗透到“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湖南。湖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二大高峰湖湘文化的奠基者湖湘学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不是湖南的土著民，而是后迁到湖南来的移民。一般来说，学术史上以某个地域命名学派的，常常是既与这些学者的籍贯有关，又与该学者在哪里讲学有关。二程是河南人，并讲学于此，故称洛学；张载是关中人，并在此创建学派，故称关学；朱熹是福建人，并主要在福建讲学，故称闽学。不过，湖湘学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不是湖南人，胡安国、胡宏、胡寅一家是福建人，张栻是四川人。但是由于他们的主要学术、教育活动皆在湖南一带，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湖湘学派[1]。 清末湘军的兴起与郴商的兴起与湖湘理学不无关系。
发展过程
湖湘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是理学兴起并走向鼎盛的宋代，这一时期理学派别林立，为什么独有胡、张的湖湘学被湖南人所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绵延至明清而不绝的湖湘文化？这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但是湖湘学派“务实”的学术风格与湖南人崇尚实际的民性之契合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理学形成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为了回应佛家文化生命信仰之挑战，因此理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一切外部事务的解决都放在内在的生命和心性上，即都化约为内在的生命问题与心性问题来解决。也正因为此，一些理学家往往忽视实际问题，简单地认为只要内在的生命问题与心性问题得到了解决，外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一些走向极端者更是抛弃了儒学的经世传统，日益萎缩在生命与心性的领域内优游涵泳，潜沉玩索。湖湘学派虽然也是一个理学学派，但是，他们没有因为热心讨论“性与天道”而流于空谈，没有因为追求“内圣”而忽视“外王”，而是注重“体用合一”，力求保持内圣与外王、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所以，他们对理学内部出现的“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倾向展开了批判。胡宏批评说：
伊洛老师为人心，切标题，“天理人欲”一句，使人知所以保身、保家、保国、保天下之道。而后之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亹亹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多矣。
也就是说，对“天理人心”的内圣追求，是为了“保国保天下”的外王事功。但是许多学者过多沉迷于内圣，只会“多寻空言”、“高谈性命”，结果是“不究实用”、“临事茫然”。这就违背了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而湖湘学派努力追求“得其体必得其用”，也使得他们能在派别林立的理学学派群中，显示出经世致用的特色。
为湖湘学派形成义理经世相结合的学术风格打下重要基础的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他用毕生精力研治《春秋》，著有《春秋传》。在《春秋传》中，胡安国反复强调《春秋》大一统、华夷之辨，这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中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状况，试图达到加强中央集权、抵御金军、收复中原的现实目的，从而把《春秋》义理的阐发同两宋时期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结合起来。
胡安国的这一治学特点影响了他的后代和弟子们。胡安国季子胡宏虽然终身不仕，但是始终没有忘记经世致用的要求，积极倡导“有体有用”之学，关注由体而达用的政治事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胡安国养子胡寅所著《崇正辩》也是倡儒批佛的力作，《读史管见》更以理学观点评论历史，以历史事实阐发经书义蕴，均含有匡时济世之意。
为湖湘学派扩大规模做出突出贡献的张栻同样注重经世致用。他与乃师胡宏一样，也要求把内圣的道德精神和外王的政治功业统一起来。在《孟子讲义序》中，张栻提出：“嗟乎！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无疆，以义故也。”在这里，内圣的修己功夫和外王的“施之天下”是统一的。因此，张栻十分重视当时社会现实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兵政、兵法等军事方面的知识都非常关注，使得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特色更加突出、鲜明。
张栻的弟子们发展了这种经世致用精神，正如全祖望所评价的：“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其最显者为吴畏斋（猎）、游默斋（九言），而克斋（陈琦）亦其流亚云。”特别是吴猎，他把内圣工夫和外王事功统一起来，“非区区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则宰相材也”。可见，由于吴猎能将内圣的“求仁之学”和外王之学很好的结合起来，故被称为难得的经世之才。
以湖湘学派的特征为基本风格，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湖湘文化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
综合宋、元、明、清各代湖南地区的文化思想、学术风尚、人材特色、教育实践等方面的特点，可以发现湖湘文化包含以下三大要素：
推崇程朱理学
理学（这里主要指理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自宋理宗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支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推崇理学并非只是一种区域文化现象。但是湖南地区推崇理学却有自己的特色。
湖湘文化的开创者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奠基者湖湘学派是一个理学家群体，他们尊崇理学自不待言。他们在湖南各地讲学传道，使理学大盛于湖南，湖南自此有“潇湘洙泗”之称。正由于他们广泛深入的影响，数百年来，湖南学界一直标榜理学为“正学”，并以此来激励、劝勉湖南的士子。理学家真德秀安抚湖南时，就曾专作《劝学文》，要求湖南士子潜心理学，在湖湘学派的著作中探寻为学的根本。因此，当全国的学术思潮、教育风向发生重大转换之时，湖湘地区仍然谨守张栻、朱熹学统。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风靡一时，王阳明及其后学季本、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都曾到湖南讲学，但是由于受到湖湘学统的制约，始终无法取代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清乾嘉以后，讲求训诂考据的汉学风行天下，“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即使有一些湖南学者研治汉学，也不像吴、皖等地的汉学家那样把汉学和理学对立起来，而是坚持以义理之学为本，将汉学统于理学的指导之下。如道光年间创办的湘水校经堂即强调汉宋兼采。不仅如此，在湖南，理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除了渗透在政治、教育等领域内，还影响到日用伦常与社会风俗，使湖南从上到下普遍形成崇尚理学的传统。
强调经世致用
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的特色最早由湖湘学派所奠定。胡安国著《春秋传》，通过注释《春秋》，宣传康济时艰、抗金复国的政治主张，首开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之风。胡宏虽然终身布衣，但是却始终关心现实政治，所著《知言》、《皇王大纪》皆透露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胡寅有匡扶社稷之志，对古今政治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卓识的议论，其中《上皇帝万言书》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张栻身为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不仅自身政绩卓著，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经世之才的弟子，其中赵方、吴猎等人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卓越将领。
明清时期涌现的湖湘人材也多以经世著称。明代主持岳麓书院的山长叶性、陈纶、熊宇、张凤山、吴道行、郭金台等人承袭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进一步弘扬了理学经世的传统。明末清初之际，更有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崛起于湖南。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他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失败后，潜伏山林，著书立说，以表达自己的经世之志，对晚清的中国思想界，特别是湖南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嘉道年间，经世思潮再度兴起，“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著名者有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他们以陶澍为核心，形成了“湘系经世派”。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晚年自号髹樵，又号桃花渔者，谥文毅，湖南安化人。他的经世思想及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均影响深远，清末清流派代表张佩伦对此有如下评论：
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
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人聚拢在陶澍周围，日“以文章经济相莫逆”[24]。他们鄙弃空谈，主张学以致用，敢于针砭时弊，倡导变法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湖湘文化的经世特色。
主张躬行实践
躬行实践本来是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特色。胡宏以躬行实践为教育宗旨，提出“力行”是为学的最高境界，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发扬了注重躬行实践的学风，在哲学上强调“知行互发”，在教育上主张“学贵力行”，使湖湘学派以重视躬行实践而著称于世。
经过长时间的积淀，躬行实践这一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特色逐渐扩展为湖湘文化的特色。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兴起，出现了“自悟本体”、“放荡不羁”的浙中王畿一派，但是王学在湖南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湖湘学风的制约，基本没有出现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现象。明、清之际，王夫之发扬了湖湘文化重视躬行实践的传统，特别强调行的作用，认为“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并批判了“离行以为知”的治学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湖湘文化中的“躬行实践”主要以伦理道德为特征，这与湖湘文化尊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有关。如王夫之知行观中的“行”即是“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与楚文化相比，湖湘文化中的浪漫色彩大为减弱，而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意识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并与理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宋以后绵延至晚清而不绝的理学经世传统。理学发展到后来，往往由于过分注重理气的哲学思辨和心性的伦理体悟出现弊端，但是在湖南，由于独特的文化传统，研治理学者多注意把理学与经世之学、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少有空疏之弊。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之所以能够以理学家而从政从军，正是湖湘文化这一特色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