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评论-为什么把西厢记叫做花间美人？

《西厢记》包含丰富的修辞技巧，有人做了统计，全剧运用的积极修辞手法达到三十四种之多，可以说是集我国古代戏曲修辞之大成，成为我国古代戏曲修辞手法运用的理想范本。作者采用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吸收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华，又提炼、融会生动的民间口语，加重文章的斑斓色彩，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使这部作品辞藻纷呈，艳丽典雅。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熔铸冶炼，形成自身华丽秀美的语言特色。这种特色是形成全剧“花间美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没有语言上这种五色缤纷的艳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其文采灿然的语言特点，绝不是堆砌词藻，雕字琢句得来的，它和形式主义的专门搞文字藻绘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全剧虽然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雕琢、造作的毛病。因此明代戏曲评论家何元朗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四友斋从说》)王世贞云：“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e68a84e8a2ad7a64336”(《曲藻》)吴文)作者不仅善于熔炼方言口语入曲，而且更善于熔炼古典诗词入曲，甚至把口语和古典诗词杂糅在一起而丝毫不显生硬牵强。俗话说“量体裁衣”，《西厢记》很多地方是“量体借衣”，借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和意境而不显“借”的痕迹。……当我们读到“碧云天，黄花地”，“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等句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范仲淹的名篇《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而“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用的是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典故是无须说的了。由于原材料都来自诗中的句篇、精华，于是据以熔炼而成的新产品当然是精品了。但是话说回来，好材料遇到拙劣的工匠，就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里便有所谓化工和画工、神似和形似的区别。一个好的词语，一种好的意境或一种好的表现方法，高明的巧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借鉴，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创新。例如《西厢记》中《送别》一折有“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写离愁之重，小小车儿载不动。这个意思并不是王实甫创造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有“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驮也驮不动”。只因王实甫是写莺莺的离愁别恨，因此必须易马为车，不能照搬董解元的原话，但是写离愁之重却是一样的。董解元用马形容离愁，也不是董解元的创造，宋人石孝友《玉楼春》词已有“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的比喻。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可见古诗词中载愁的工具多得很，骑马、乘车、坐船悉听尊便，但总的说必须符合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必须有助于人物刻画。能融会贯通臻于至境的是高手，否则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即或很像，也是别人的东西。
总之，《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杰出的。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摘要]《西厢记》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是文学苑地的"花间美人".她的美,美在词,美在景,美在意境."词句警人,满口余香",细细品味,韵味无穷.[关键词】个性化语言;形象传神;曲词音律;意境[中图分类号]05[文献标识码]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的一颗明珠,也是我国古代戏剧文学奇葩.明代贾仲明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被誉为杂剧天下魁首,不仅是因为她首次提出了"愿普天下有隋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震骇世俗;以其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吸引观众;更因其独特优美的语言而院入耳目.人们常称赞《西厢记》语言裱丽,说她的语言"若玉环之出浴清华,绿珠之采莲洛浦"(朱权《太和正音普》),更有人说《西厢记》用的是"韵笔",满篇是"花娇月媚文字"(张竹坡语).作者高超的语言艺术,不仅给读者带来了心灵的妙享受,也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语言美作一些赏析.一,用个性化的语言,塑造栩栩如生的形象人物语言是戏剧艺术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正如清代李渔所说,写戏要"语求肖似","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弗使肤泛"(《闲情偶记》),这就是说人物语言要力求个性化.个性化的语言,能反映出人物的独特身份,独特的经历,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具体矛盾中所处的独特地位.《西厢记》无论是角色语言还是叙述语言,不管是唱词还是宾白,都十分注意区分各个人物语言的色彩,风格,方式,力显其个性.同是反封建礼教的青年男女,张生之语不能从莺莺口里说出,莺莺之言难从张生嘴里道;莺莺与红娘同处闺阁,而出语谈吐雅俗各异,文野自分.张生与莺莺虽同出名门望族,同样饱读诗书,都对自由爱情充满渴望,但两人个性不相同,语言便大相径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表达爱情的语言:张生向红娘自我介绍时说:"小生姓张名珙……并不曾娶妻",当听到老夫人说"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时,就马上自告奋勇地说"既是恁地,休吓了我浑家……俺自有退兵之策"——口无遮拦,显出天真烂漫,迂憨热情的性格.莺莺则是忸怩羞娇,深沉隐秘,以焚香祷月来诉情怀:"此一炷香,愿化去先人,早升天界;此一炷香,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此一炷香[文章编号]1008—939(2003)01—0106—02……"欲说又止,情隐于衷,这就显示出相国小姐的尊贵,闺中少女之羞涩.又如"长亭送别"一折,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同处生离死别之际,呢喃之语却各不同,"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莺莺婉约含蓄地表达了对爱人的依恋期盼;"小生这一去白夺得一个状元,正是'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表现出了张生踌躇满志,一派大丈夫气慨.再如张生,莺莺和红娘都不满老夫人赖婚的情节,虽都是对老夫人不满,可个人的情态表现和语言各有特点,个性鲜明.张生生怕得罪老夫人,只是哀叹,显得无可奈何.而红娘却满腔是怒,由怒而斗夫人:"当13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老夫人背信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抗词慷慨,铮铮作响,理足词厉,敢说敢讲.作为大家闺秀的莺莺则只是对娘的抱怨:"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一幅心灰意懒,满腹怨气如"冰下凝泉泣幽咽"之态.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当代美学概念批评》),典型性格确实是构成文学艺术美的主要因素.《西厢记》正是以其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给了我们美的享受.二,用形象传神的语言,创造如诗似画的意境王文先生曾这样评价:《西厢记》语言艺术上的一个突出成绩就是无论写景,抒情,达意,都能给人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意境.霍松林先生也认为:"他(西厢记)的作者不仅善于从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中描写人物,而且善于从特定生活氛围中描写人物."用花娇月媚的文字,创设如诗似画的意境,是《西厢记》语言艺术上的最突出的一大特点.(1)描形写态,精当传神.在一般情况下,一定的字句只能表现一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情感,其直接含义是有限的.收稿日期:22—09—04作者简介:李春英(1953一),女,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普教中心教师.106但经过熔铸提炼的字句,却可以包含更为丰富的情感,更为深刻的内容,所谓穷形极牛1,指的就是通过叙写,将人,事和景生动的呈现于读者面前,绐人淋漓尽致而又意味无穷的感受.金圣叹曾对《西厢记》中张生的一句唱词"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作了精彩的分析:张生一清早见了法聪,先不说要借房,开口就埋怨法聪"不做周方",看似极不成文,极无理可笑,"然却是异样神变之筝",因为它写出张生通夜无眠,通夜思量借房一事,惟恐法聪不答应,心情焦急,语无伦次,"只此起头一笔二句十三字,便将张生一夜无眠尽根极底生描活现."这是《西厢记》善于叙事的典型例子.再如第一本第四折"闹道场"中写莺莺的美貌:"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伤,觑着法聪做金磬敲,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稔色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时节泪眼偷瞧.着小生迷留没乱,心痒难挠."描绘莺莺美貌,不从正而落笔,而从侧面铺叙烘托,莺莺那有如罗敷的美貌勾人心魂,却又让人觉得笔墨经济,不落俗套.在"长亭送别"一折中,作者取用与人物心情相吻合的景物描写,烘托,恰到好处地表现莺莺的心情:"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棚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什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这是一幅令人伤心欲绝的深秋黄昏圈,这一系列的景物的融合描绘,尽情的展现了封建时代贵族少女莺莺此时的凄凉心态.

背景：《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亦相传为元稹假借张生的自传体小说或故事。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艺术：一、《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
　　大凡读过《西厢记》的人都觉得这部剧作的语言文字很美，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所以，研究《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它语言艺术的丰富性。
　　剧作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辞：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第一本第一折)
　　这里把九曲黄河写得何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剧作中也有绮丽流畅的小词：“[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
　　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绎台高，金荷小，银镇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第三本第二折)
　　这里洋溢着美好幽深的诗一殷的气氛。
　　但剧中写惠明和尚的唱词却是另一种慷慨激昂的“金刚怒目”式，请看剧本第二本《楔子》：
　　[正官][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仟》，风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昝。
　　[收尾]恁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
　　这是高亢激越，掷地有声的英雄誓词。
　　剧本中也不乏幽默解颐的话辞，请看《拷红》一折(第四本第二折)中一段唱：
　　[鬼三台]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著夫人向书房问候。
　　(夫人云)问候呵，他说甚么?
　　(红云)他说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著小生半途喜变作忧’。他道‘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落后’。
　　(夫人云)他是个女孩儿家，著她落后怎么?
　　(红唱) [秃厮儿]我则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他两个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问缘由?
　　这一段的曲白是十分精彩的，尤其是红娘十分俏皮的“供词”，逼真地表现了红娘的绝顶聪明和老夫人的无奈，具有很好的喜剧效果。
　　上面所举数例可使我们对《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略见一斑。《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方面则使我们对其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剧作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是为衬托人物活动服务的，剧本为一部崔张爱情诗剧，剧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剧中展开情节冲突的环境为僧舍普救寺，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普救寺理想化地写成一个“幽雅清爽”，饶有诗意的胜境，请看：“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在这里，经常佛殿上阴森肃穆的气氛，罗列森严的罗汉菩萨、烧香的婆子俗客，以及念经的和尚，一概略而木写，而只写了相近青霄的琉璃殿、幽静的僧房以及青色的苔、红色的落花，使男女主人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展开一段千古称颂的风流佳话。下面再看第三本第二折写莺莺的闺房是“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 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钉犹灿”。这里通过描绘莺莺的闺房，创造了一种幽深闲静，香气弥漫的美好氛围，这与茸茸举止娴静、深沉含蓄而又感情丰富的性格是相吻合的。即使在剧中个别情节有悲苦性质的场面里，作者的描写依然笼罩着诗般的气氛。比如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其语言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特有表现手法来加以渲染的，是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的。
　　在刻划人物性格感情方面，作者善于驾驭语言的天才得到古今读者又一首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戏剧不同于小说或其他文艺形式，后者常常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但戏剧则必须通过剧中各种人物不同的声口说话，以性格化的语言来刻划人物，《西厢记》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请看第二本第一折，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欲掳获莺莺做压寨夫人，众人慌作一团计无所出。莺莺则提出著名的“五便三计”：第一计献身于贼，第二计献尸于贼，老夫人皆认为不可，于是有第三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例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老夫人认为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陷于贼中。此时，好一个张生，在众目注视下出场了：“(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这一句“何不问我!”有力地表现了张秀才的才智胆识，使人感到这位痴情的书生并不是无能的懦夫，而是临危不惧的勇士。由此，张生在众僧人和莺莺、红娘的心中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应当说，在《西厢记》中，这种即景生情而又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是很多的。请再看第三本《楔子》的开头——
　　莺莺： “自那夜听琴后，闻说张生有病，我如今著红娘去书院里，看他说甚么?”(唤红娘)
　　红娘：“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
　　莺莺：“这般身子不快啊，你怎么不来看我?”
　　红娘：“你想张……”
　　莺莺：“张甚么?”
　　红娘：“我张著姐姐哩。”
　　这数句对白不外是 莺莺打发红娘去探望张生，但人物语言声口，见性见情。 莺莺身子不快、实有心病，她却先责怪红娘不来看望自己，红娘对小姐的心病了如指掌，因此快人快语，语刚出口，又觉得过于直率，怕小姐难以下台，一句话只说了半句就顿住：“你想张……” 莺莺对“张”字当然敏感，立即追问，红娘急切间改口：“我张(望)著姐姐哩。”足见红娘聪明狡黠，善于应对。这段对白固然表现了 莺莺红娘间亲密的主仆关系。但莺莺说的话自是莺莺身份，话语闪烁不定，不易捉摸。红娘虽是下人，却机警有谋，惹人喜爱。《西厢记》中这样精彩的性格化的语言对白是不胜枚举的。通过语言对白刻划人物性格，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一个特点。
　　《西厢记》语言的丰富性还表现在作品对民间俗语的吸收运用。当然，这也是为刻划各种人物不同性格服务的。纵观全剧，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如张生、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请看第二本《楔子》惠明和尚出场所唱：[滚绣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大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
　　[耍孩儿]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厌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怎惹草拈花没掂三。……
　　上述曲子中有口语： “打参”、 “驳驳劣劣”、 “忑忑忐忐”、 “天生敢”、“没拈三”，成语则有“虎窟龙潭”、“斩钉截铁”、“惹草拈花”等，通过这些口语成语的运用，刻划了惠明和尚天不怕地不怕的粗豪性格。
　　又请看剧作第四本第二折《拷红》有些曲子：“[越调][斗鹌鹑]则着你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数多，性情馅，使不着我巧语花言，将没做有。”
　　上述曲子中出现好些成语，如：“天长地久”、“提心在口”、“带月披星”、“巧语花言”；还有当时的民间口语俗语，如：“心数多”、“性情 ”、“将没做有”等，是从红娘的口中道出的。这些很好地表现了红娘热情泼辣，聪明机敏的性格。这些成语口语俗语在曲辞中的穿插运用，既生动传神地刻划了人物性格，又使曲子通俗易懂并且琅琅上口，使全剧达到华美与通俗的和谐统一。《西厢记》作者善于学习并成功地运用民间俗谚口语，是使这部剧作语言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其中一个因素。
　　二、《西厢记》语言艺术的文采性
　　古典戏曲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迈上了一个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世人皆言，说明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代表一个朝代的珍品，这与其语言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元杂剧分为本色派、文采派两派。本色派以朴素无华，自然流畅为语言特色；文采派则以词句华丽、文采璀灿为特点，并十分注意修饰词语，有很好的修辞技巧。关汉卿是本色派的语言大师，王实甫则为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西厢记》堪称文采派的典范。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文辞华丽”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特色，这种语言特色是形成剧本“花间美人”风格的重[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
　　意惹人情牵。
　　“临去秋波那一转”乃曲中之眼，美而传神。
　　第三本第二折，又通过红娘之口正面写了驾营：
　　[醉春风]则见他钗蝉玉横斜，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
　　[普天乐]晚妆残，乌云彩掸，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贴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折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
　　这折唱词以秀美的艺术语言刻出莺莺外表懒散娴静，内心却对张生病情消息的焦虑和等待以及见到简帖后的喜悦心情。可见剧本写人与状物一样，其语言同样不乏华美秀丽的特色，保持着“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这在写剧中其他人物，如张生、红娘、老夫人、惠明和尚等时也随处可见。倘若没有语言上这种五彩缤纷的娟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下面再请看《西厢记》中的几组名句(诗)，我们对“花间美人”的灿然文采就更能领略了。
　　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第二本第一折)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第四本第三折)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第三本第二折)
　　以上这些绝妙好词，在《西厢记》里面俯拾皆是，真是美不胜收。这里无庸再一一例举。正是这些“词句警人，余香满口”的艺术化语言，使《西厢记》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成为一部百代称誉的诗剧。
　　说到诗与词，若数词句华美、文采璀灿莫过唐诗宋词。《西厢记》剧作者的成功之处是吸收了唐诗宋词的精美语言，使剧作语言更富于文采性。如第一本第一折张生的唱词：“[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便是化用唐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又如第二本第一折营茸的唱词：“[混江龙]……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则是化用宋女词人朱淑真词《生查子》句：“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又如第一本第四折张生唱词：“[鸳鸯煞]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里化用宋苏东坡词《蝶恋花》中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还可以举出更多这样的例子。显然，剧作者对唐诗宋词的喜爱，使他不仅乐于在剧作中采用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乐于化用这些诗词当中的经典名句，使之贴合剧中的人物，感情及环境，从而使这部剧作亦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璀灿文采。
　　《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据《中国戏曲通史》(张庚、郭汉城主编)统计，全剧运用的修辞手法达34种之多。这里只举出一种修辞格——“复迭格”中迭字词e5a48de588b67a686964616f334的运用，如剧中第四本第四折“[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这里“绿依依”、“静悄悄”、“疏刺刺”、“昏惨惨”等迭字词的运用对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增强环境的渲染起了很大的作用。再看剧中第一本第三折，作者是如何传神地运用迭字词来表现张生的动作与心情的：
　　[越调] [斗鹌鹑]……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其其，潜潜等等。
　　[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
　　“悄悄冥冥”等迭字词，形象生动，恰到好处地写出张生对莺莺的爱慕及主人公初恋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剧中类似这种精妙的迭字词还有许多，这类迭字词的巧妙运用使作品写影写情述事皆臻妙境。其他的还有三十余种的修辞技巧就不一一例举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这些有丰富修辞技巧的曲词，才使人感到《西厢记》这部剧作语言的精美。从这一角度来看，《西厢记》语言的文采性是作者精雕细刻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西厢记》文采璀灿的语言特色，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堆砌词藻，雕琢造作，使人晦涩费解。全剧语言华美秀丽而流畅自然，达到“清水出英蓉，天然去雕饰”③的境界，这是同时代以及其他著名戏曲作者所不能企及的。
　　还必须指出， 《西厢记》是有着严格韵律限制的戏曲作品，要在一定的规矩内作出切合人物环境戏情又合乎韵律的精美曲辞，绝非易事，比如第一本第三折中张生唱：“[么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颠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第二本第四折中莺莺所唱： “……本宫、始终、不同。又不是《清夜闻钟》，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泣麟》、《悲凤》”。六字中三押韵，极不易制作，剧作者填写得既合韵律，又拟声写情，精美绝妙，确非大手笔不可。明朝何良俊所写的《四友斋丛说》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之雄”，然哉斯言。
　　三、结语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这样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作品就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人物分析： ，《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
　　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誉之为“花间美人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64”,所谓“花间美人”主要赞叹《西厢记》情节的曲折和文词的优美.
　　这位花间美人所蕴含的风韵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西厢记》的风情之美,表现为对生命张力的情感认同。《西厢记》对生命力的肯定与提倡,具体说就是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两相结合的肯定与讴歌,这种肯定与讴歌,不能不说有草原文明的滋润与哺养。自宋以后,程朱理学逐步占据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较于程朱理学,蒙古贵族其时所体现出的草原精神,则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那就是敢于真诚地直面生存、直面欲望,少虚伪,少造作。成吉思汗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史集》)。
　　王实甫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但他深刻体会到草原文化中那种作为人的旺盛的生命力与活力,这种生命力在汉民族文学中的唤醒且成为“一代文学”元曲的主旋律,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彼此交融结合后开出的绚美之花。王实甫以他的生花妙笔,在《西厢记》中热烈地讴歌与赞美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曲中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等等,都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曲词,不但如此,王实甫还从文学角度描写了青年男女两性美好的结合。郑振铎《文学大纲》指出,此前的小说、戏曲,“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可见《西厢记》的伟大与创新。
　　二是《西厢记》的风化之美,表现为对亲情伦理的理性尊重。强调人伦关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西厢记》不回避矛盾,不回避斗争,但如何处理矛盾、如何斗争,先进如何改造落后,则是是否构成和谐的重要标志。
　　草原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活力,但其野蛮性、落后性也时时得见,汉文献所载之“烝母报嫂”(和母辈嫂辈的乱伦之行)等,都很原始也很低俗。对两性爱情,王实甫很开明;对人伦礼节,王实甫则很重视,这是他对中原文明的提倡与弘扬。俗语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哪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父母?是所谓养育之恩难报。因此,观念正确也罢、错误也罢;进步也罢、落后也罢,子女对父母首先要存有一种理解与感爱。爱情是美好的,父母之爱也同样值得人们讴歌。此前的“西厢”故事存在些不协调的音符,如《董西厢》谓莺莺之父亡故不到一年,与母扶柩归葬,路阻于普救寺,后感张生救护之恩与之相恋,私下结合,此情境下的恋爱,终是有种不够和谐之感。王实甫把此情节改为二十七月禫祭(守孝结束之前的一次祭祀)后发展,这是他的细心之处,使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更合于人性,更符合人情之常。《西厢记》的和谐美,植根于对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许多家庭问题、内部矛盾不以白热化方式解决,是有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与情义的。后来,在争得两相爱悦的婚姻后,张生听从老夫人的安排,割舍下两相缱绻之情,旋即入京赶考,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不是妥协不妥协的问题,而是对一位母亲的尊重与理解。这种尊重与理解,体现的正是当时情境下的一种和谐的人性美。老夫人最后对张生的认可,不正说明观念落后的母亲也是可以改变的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斗争、革命的终极目的并非是消灭某人,而是改造某人,使之产生进步文明的观念。
　　三是《西厢记》的风格之美,表现为对雅俗结合的语言追求。古代实行愚民政策,百姓文化素质低,但他们同样需要艺术,理解艺术。《西厢记》的俗,表明她是民众的艺术,是人民的艺术。俗,是元曲的本质特征,也是《西厢记》的本质特点;俗,就是自然,就是真实。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宋元戏曲史》)元杂剧从总的倾向而论,可以说无不通俗自然,相对于元曲之俗,《西厢记》则显出她的雅,在元曲中独树一帜。所以,吴梅说《西厢记》开元曲“研炼艳冶”一派。
　　《西厢记》的雅,体现的是作者对普通民众艺术需要、艺术理解力的肯定与尊重。王实甫不媚俗,在艺术享受中,满足了大众文化品位提升的需要。元杂剧在大俗中寄予着作者的理想、感慨,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但在通俗自然中,融雅于俗,注重对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这在当时不甚重视文化的蒙元一代,更需独具慧眼与卓识。
　　明代世风转变,强力恢复科举,借复兴文化实施文化专制,后代有许多人对王实甫“雅”的肯定,实际上只是士大夫之“雅”,与王实甫之“雅”有质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管怎样,任何时代,任何朝代都应该提倡文化与文明。注重人类自身文化品位的提升,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蒙元贵族对元曲、中原文明的肯定接受,证明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