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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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勤奋、有自尊心、从不浪费时间的人
想到的名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你愿挤，总还是有的
我自幼爱好文学，青少年时的理想是当作家。而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作家就是鲁迅，除了鲁迅，那时的教科书上找不到任何其它的可以被称为作家的人。因此鲁迅曾一度成为我崇拜的人。那时的我被灌输的鲁迅形象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魂”。后来，在我读了大量的书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一切。尤其是近年来网上大量的出现质疑鲁迅的文章，有些不能说没有道理。于是我认真的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写下了这篇文章，目的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鲁迅。
一.世态炎凉的童年
鲁迅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进士，被政府认命为江西金溪知县。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开初两年每次秋决之前，周家都要凑一笔钱打点刑部，后几年性命虽可无忧，人事仍少不得的，就这样花光了所有积蓄。后改为 “牢固监侯”（无期徒刑）。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大约在牢里受了气，又被革了功名，前途绝望，心绪极坏，竟然抽起鸦片，1894年病倒，初则吐血，复转水肿，1896年去世，寿仅37岁。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其实鲁迅最初还没有想学医。1898年他18岁，1899年旧历12月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二.东渡日本
1902年22岁时，鲁迅赴日本留学，乘日轮“大贞”号自南京过上海放洋，4月经横滨抵东京，未被军校性质的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63成诚学校录取（因为身材矮小？），改入弘文学院，那是专为留学新人补习日语和理化等科基础知识的学校，年初始设。1904年，因不满东京留学生的浮嚣，鲁迅离开弘文学院，往本州宫城县首府、人称“学都”的仙台学医，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藤野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鲁迅严格和关心，而且，在生活生上也非常关爱，“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劝说”鲁迅，离开兼包囚人饭食的客店，认为他住在那里不相宜。1906年，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对于尝尽世间炎凉的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犹如获得了慈父般关爱的温暖。鲁迅心中郁结的恋父情结得到了很大满足。鲁迅后来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讲，促使自己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后来，许多研究鲁迅的人解释说，鲁迅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这显然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
一个不能解释的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那段时间日本，尤其东京，是革命党的大本营，留学生多数有救国志愿，大批党人避难东来，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很多革命团体。以乡谊为纽带，形成一个个山头。蔡元培、陶焕卿、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之基干就是浙东人士，与广东人的兴中会抗礼，后合并为同盟会。在东京期间，鲁迅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可以说明鲁迅退学的原因可能是学习成绩不理想。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中7科总平均分仅65.8分，在同级142人中仅列第68名，鲁迅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 分。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二流的医专里，一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三.不幸的婚姻
1906年，鲁迅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甚至有人说亲见他带着日本妻子在神田散步。家里早给鲁迅定了山阴丁家弄朱家女儿名安的为亲，闻讯大急，以“母病”赚他回国完婚。鲁迅到家才知道上了当，为不忍令母亲伤心，只好任由摆布，举行了婚礼（时在7月6日，农历6月初6，鲁迅是年26岁，朱安29岁。）但不肯圆房，婚后3日即再赴日本，这一去又是3年。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婆婆，，独守空房，一等十三年。十三这个年数很有趣。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足等了十三个春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而朱安则是在婚后，枯等了鲁迅十三载，可终究没换回鲁迅的心。回国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夫妇各处一室，休说肌肤之亲，每天话也少谈。他的书房“大太太”是进不得的，她也全不能理解他在做着什么。鲁迅对许寿裳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
1909年6月，滞留在东京三年后，鲁迅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他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没有工作，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回国后先到杭州，经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的许寿裳举荐，鲁迅先做了该校生理学、化学教员，并负责在日本教习授生物课时从旁翻译，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正好同乡的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许寿裳介绍，应聘到教育部任科长，国民政府北迁后，鲁迅随至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此后，他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1925年，留美归国的杨荫榆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认为该校原来的学风不正，学生无故旷课现象十分严重，想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套管理方法整顿校风，却遭到许广平等一批学生的强烈抵制，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之前，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对政治事态从来保持沉默的，这次鲁迅挺身而出了，成为闹事核心组织“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兼总务主任。作为国家公务员，公开支持学生闹事，当然不能被当局所允许。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支持杨荫榆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不服，上诉法院，次年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鲁迅胜诉。当年9月，受林语堂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当教授，然而，仅仅干了三个月，到12月即辞职。次年的1927年1月，鲁迅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也只干了三个月，到4月即告辞职。在广州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匆匆离开赶到上海。鲁迅于当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住进了虹口日租界，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
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1936年，鲁迅去世。北京方面的生活费，大部分是许广平在负担。1943年，鲁瑞去世。临死前，她让朱安千万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给她的十五块钱，算是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个交代。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自身难保，哪里还能顾得上朱安？更何况朱安从心底里，大概也很抗拒收二弟的钱。大先生走了，如今娘娘也走了，朱安的人生走到这儿，真的是到了恋无可恋的地步，人世间，仿佛也只剩下糊口这件事，可供她去操劳。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享年70岁。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朱安生前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鲁迅身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她葬在鲁迅母亲墓的旁边。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在她的生命里，几乎没有飞扬的时刻。她仿佛是一颗锈了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她不过是想做一个孝敬婆婆、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可惜，她是带着一双小脚被推进新时代的，她无力往前走。
四.兄弟反目的原因
鲁迅有一个“封建”的家庭梦想：肩起长子长兄的责任奉养母亲，扶持弟弟，一家人相处怡怡。到京后，他开始四处寻觅房子。1919年鲁迅终于买定鼓楼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落一所，稍事修葺后与三弟搬入，年底特赴绍兴接来家眷，至1920年3月14日以乡味家宴同乡同事15人，证迁居事成。从此母亲鲁瑞、长子鲁迅、夫人朱安、二弟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及儿子、三弟建人、夫人羽太芳子及一双儿女一大家子熙然共处，鲁迅大约总可以满意的了。八道湾可称豪宅，三进院落，空地极大，后院甚至还挖了荷池。鲁迅自居中院西屋三间，母亲和朱安分住中院北屋西、东，两位兄弟在后院，中房是正房堂屋，吃饭时全家在那里聚齐。这时的鲁迅，宛然一个力图重振家声的官家富户了。
鲁迅刚来京时仅靠60元津贴过活，4个月后支半俸125元，11月领到足薪220元。这是笔不菲的收入，据陈明远统计，鲁迅在京期间官俸收入折成银圆约合33000元，另有后几年的稿费、兼课、讲学所得七八千元，总计4万有奇。当时虽称物价腾贵，但银洋的购买力始终坚挺。荆有麟回忆：“当时生活程度比现在低得吓人的北京，十个八个当十铜元，即能吃饱一顿饭，而两菜一汤颇为丰美的包饭，才出两三元钱一个月。”八道湾偌大的宅院，购房全部花费一总算下来也不过现洋3990元而已，可见每月稳定收入二百几十元的生活是可以怎样的优裕。1917年3月周作人入北大任国史编纂处编译员，9月聘为文科三等教授，两兄弟每月收入约600元，统交羽太信子掌家。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段公案。周氏两兄弟原本形影不离，携手前进，可突然失和。周作人写一信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一封信拉开了失和的序幕，但只是结果，至于原因和过程则语焉不详。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经人劝说他们才退下了。
关于社会上流传的兄弟二人决裂有几种说法：
一、经济说，似乎不合情理。固然有经济纠纷，但只要分家就可解决，兄弟还是兄弟，为何会仅因经济纠纷相互怨恨一辈子?
二、偷窥洗澡说：也不合理。信子是日本人，二兄弟也在日本呆了多年。日本人合家洗澡时，男男女女，进进出出，非常随便，就算偶尔见光，也不在意，远没有中国人那种所谓的“男女大防”，看得那么重，二兄弟也不至于为此反目成仇一辈子
三、污陷说：信子污蔑大伯调戏她。此点有可能，但二兄弟都是有高度智慧的理智的人，作人怎么会不会调查就完全相信?而鲁迅也不作任何辩解?
四、私情说：即鲁迅在日本时，本来就和信子有私情，但鲁迅本人已订婚，就把信子介绍给弟弟，而作人婚后，鲁迅仍然和信子私通，而这一切，作人完全不知情，最后由于经济纠纷，信子一气之下，把这一切告诉给了作人，使作人感到蒙受奇耻大辱，才与鲁迅断交，并怨恨鲁迅一辈子，至死都不原谅。这也只是一种推测，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有一些丝蛛马迹相印证。而且很符合作人那封绝交信的语气。
此外，还有一点旁证，即当事人此后都闭口不谈此事。张凤举、徐耀辰两位调解人直到死都不与人谈周氏兄弟之事。要知道，解放后，鲁迅已被当局当神对待，谁敢说半个不字，正因为此，两位为了免遭杀身之祸，故只能将秘密带至坟墓。如果只是钱，谈谈又何妨？
五.拒绝诺贝尔奖的真相
瑞典有一位出色的探险家、勘测学者、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定（Sven Hedin)，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杰出人物，自1890至1935年先后5次来华，对中国西部和中亚的亚洲腹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测，成果累累。他足迹遍布甘、新、藏，几度穿越塔克拉玛干，发现了楼兰、尼雅、罗布泊小河村5号墓地，找到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作为西方人第一个进入日喀则。他填补了亚洲地图的大量空白，留下28卷探险报告和千篇论文。1926年12月20日带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来到北京，以建立柏林—北京—上海航线为主要目的，申请对中国西北来一回大考察。那时北京直奉联合政府正自懵懂，摄政的内阁内困于派系争斗，外苦于应付北伐，哪里有精力来加理会，政府方面既不可恃，一切学界自为，北大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等学术团体11所代表二十余人于3月5日集会，制定文物保护6原则，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古物之宣言”。
赫定为了加强谅解与合作，在他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意与中国学界经营感情。他向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代表刘半农透露出来，自己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可以替中国设法竭力运动诺贝尔奖金，半农以为，中国作家能得诺贝尔奖自然是大好事，以文学成就言，最佳人选是鲁迅。半农嘱伯简出面同鲁迅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9月25日，鲁迅在广鸿安旅店回答伯简说：“请为我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而当时拒绝诺贝尔奖的不仅是鲁迅，还有胡适。1年半后的1929年2月底，胡适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遇见似乎打定了主意要帮中国一把的赫定。胡适的风度不减于鲁迅：“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有陈万里、杨宪武等。Hedin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18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很多人故意忽略了以下事实：赫定所建议的，只是向评委会推荐。赫定身为瑞典学院院士，他是有这资格的（按诺贝尔文学奖章程，具有推荐资格的人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各国文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者；各国高等学府中语言和文学正教授；各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副主席），不过推荐程序颇严，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该人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后，于每年2月1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至此为“提名”。而提名与获奖又不是一回事，评委会要对经初审的作品详加评选，评委共18人，每人只有一票。历史上，有提名十几二十年才能获奖的，有提名十几次而终于铩羽而归的，鲁迅拒绝的时候，是连提名都没有进。而获得当年（192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名叫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法裔犹太人，著有《笑的研究》、《时间与自由意志》、《创造进化论》、《生命与意识》、《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是所谓直觉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并且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现在人们总受困于“诺奖情结”。那100万美元奖金不算什么（事实上还是很算什么的），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西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凭个人才华和思想就能搞出名堂的事情，在文化积淀何等深厚的中华，一百多年来怎么就连个诺奖都拿不到呢？于是人们难免质疑诺奖的代表性和公正性，一面不无遗憾地说起当年我们曾经有过机会，并且强调说，那是鲁迅自己不要的，这多少带着些阿Q的味道。至于那些说什么鲁迅不愿为国民党反动政府脸上贴金，或者说鲁迅“严正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帝国主义阴谋分子的诱惑”，怕是说话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吧。
六.最后的日子
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开始与许广平的同居生活。入住虹口地区的日租界内。此后在上海的9年，是他生命中的最后9个年头。
10月8日，鲁迅偕许广平从旅馆迁入景云里，一住近3年。他除了“终日伏案写字”，编辑那些因被查禁“有始而无终”的刊物，也曾走去附近的内山书店、商务印书馆买书读书，那3年，他除了在沪上各高校奔走演讲，还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遭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开始了在上海的第一次避难。
也是在那3年，一个小生命闯进了鲁迅的岁月。1929年9月，周海婴出生在福民医院。鲁迅说，“因为是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
1930年5月12日，为躲避通缉，鲁迅一家迁至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出面租的拉摩斯公寓。这幢因建造者英国人拉摩斯得名的大楼，今天仍伫立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只是名字换成了川北公寓。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3年却不平静。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沪被捕。鲁迅也上了搜捕名单，不得已二次避难，举家移居花园庄旅馆。1933年4月11日，鲁迅搬入大陆新村9号，他病逝的地方。
网上抨击鲁迅最多的就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日子。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蒋光鼐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并向全军发出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攻击时，应全力以赴，奋起反击。在淞沪抗战最激烈的时期，上海民众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而此时鲁迅却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里避难了。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沉沦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鲁迅日记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2月6日记载“旧历元旦。昙。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 2月16日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颇有点商女亡国后庭犹唱的味道。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之始，已被拖欠军饷八个多月。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手榴弹。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在当时19路军武器装备落后，以最多不过四万人的长枪、机关枪和手榴弹，对抗日军装备齐全的飞机、军舰、大炮、坦克等应有尽有的八万多人。当时全上海市民踊跃为19路军捐衣捐物，才让19路军的勇士穿上棉衣。但是在这两个多月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见过曾经捐款的记录，也没有捐物的记录。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付。能够给员工开支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真是让人费解。民族危难之际，鲁迅没有危难；在全民抗战之际，鲁迅东篱悠然中。或许这段历史，是横眉冷对的鲁迅一生中的一个谜。
有几点疑问写出供大家参考：
1、鲁迅被日本人害死的？
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里说，治疗他的须藤医生，在上海只给他一个人看过病，鲁迅死掉，他从此人间蒸发了，解放后许广平曾经到日本寻访，都没有找到这个人。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在鲁迅患病期间，史沫特莱请过教会的美国医生给鲁迅看过病，诊断鲁迅当时不过是肋膜积水，抽掉积水，再活十年没有问题。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
2、内山完造是何许人也？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仅是一篇普通文章，不一定可靠。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很有背景。
3、鲁迅同日本人的关系
鲁迅死后，鲁迅的挚友内山完造匆忙赶回日本编纂鲁迅文集，只要四个月，日本就出版了《大鲁迅全集》，比延安出资印刷的中国人出版的第一部《鲁迅全集》还早一年。在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四十年代，日本依然出版了三部鲁迅传记。日本在45年初出资创作了以鲁迅的《藤野先生》故事为蓝本的《惜别》，文中借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表现“大东亚亲和”，宣传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这些都是为什么恐怕没人说得清。
七、后记
终于写完了这篇文章。鲁迅是什么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对鲁迅从崇拜到怀疑。我的思想不被任何人左右。但我应该把真相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毕竟中国人在偶像面前跪的太久了，该站起来走走了。
从来没有在电脑上写过这么长的文章，真有点累。
2011.9.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先生没有很高且完全的学历，也不是学文史哲的科班出身，但是他却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思想泰斗；靠的就是勤奋和努力－－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才，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来读与写罢了。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人。先生没有私敌，对自己的敌手严厉，至死奉行“一个也不宽恕”的政策；但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他说“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他敢于在文章中说出自己皮袍裹着的“小”字，虚心向“引车卖浆者流”认输，敢于忏悔并“幡然自新”（《一件小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先生一生恪守的座右铭。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真实不假的人。
先生敢怒、敢爱、敢恨、敢骂、敢笑。不做欺心之事：不弃对前妻朱安的道义责任，更爱红颜知己许广平；呵护小弟周建人有加，而对不肖的二弟周作人强忍决裂之痛；既敢于理性的分析和呼吁社会对于妇女解放的关注（贯穿于于早期的大量文字），又大胆地感性地指出个别女人的邪恶（见于晚期的杂文《阿金》），修正自己对于女性的偏颇的看法；既痛斥作威作福的“洋大人”和“假洋鬼子”、“西崽”，也真挚地感念跨洋的老师藤野先生的恩情。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善于创新和继承的人。
杂文文体在他手中再生；小说史经他亲手开创；故事新编由他立体；短篇小说从斯得以成熟；散文诗体为他所立法；鲁迅的书法也是一绝。“旷世文章属阿Q”（郭沫若语）。实践已经证明：先生是我们伟大民族新文化的创造者和旧文化的继承者。他的十六卷集的创作，和十卷集的翻译，以及他的浩瀚的手稿挡案，是我们民族二十世纪文化和思想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后人永远探索的不尽的宝藏。
“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鲁迅的道德文章是我们民族的精魂，后世师法的高标。
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鲁迅，但我至少敢说忘掉了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该灭亡的时代。我一直觉得，在近现代的作家中，只有鲁迅还算一个值得一提的作家。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而且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 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源于骂人，鲁迅也着实被骂过，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e68a84e799bee5baa6365…诸如此类种种。可不知为什么，再多的谩骂，也不曾令我放弃过对鲁迅先生的喜爱。
恐怕先生的伟大也在于此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其实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然而先生没有。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就是鲁迅的不同。
但是有人宁愿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也不愿看鲁迅，为的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先生，也只有先生，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先生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
只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也只有读鲁迅，才会了解，国民的劣根性竟是如此的严重。鲁迅留下的不是几篇好文章，他留下的绝不是文章那么单纯，他留下的是一笔无穷的财富。他被誉为"民族魂"，我觉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他远可以悠闲地作着他的散文，这样，不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任何的威胁，又可以安然地享受着作家的虚名；而且，从长远来看，散文的生命力远比杂文的久。然而先生没有，他的杂文短小、精悍，却切中要害，每次都让那些拼命掩饰的面具无情地滑落。他不讲任何的情面，只要是对人们有害的，他决不会放过。哪怕是他以前的好友，这一点，正是他人格的伟大。现在的作者，总是谨小慎微，怕得罪了哪个达官要人，给自己带来祸端。鲁迅很傻，却似一种近于神圣的傻。
我喜爱鲁迅，佩服鲁迅。忘记了鲁迅的时代，我只有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