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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就是社会常态，在古代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社会上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土匪强盗，对于读书识字者有一种天然的敬畏，而对于有功名者，则更是如此。
这是为什么？因为古代识字率很低的，中国古代的“高端识字人口”（能写简单书信的人）很少有超过1/10的时候，所以，稍微认识一些字是很受人尊重的。
明朝末年的时候，政府能力下降导致地方治安混乱，大大小小的盗匪团体多如牛毛，然而这些盗匪团体若是碰到读过书的，有功名的人，一般也不会进行加害，第一反应是抢上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61山去做师爷，即使是李自成，张献忠都一样。
可能有些人就要问了，这真的捡个秀才当宝，读书人不就会认识一点字吗？有个鬼用，这就大错特错了，通常情况下，读书人是很少原因加入这些盗匪的队伍的，毕竟读过圣贤书，信奉儒家意识形态。
但是，一旦某支队伍中有知识分子加入了，这支队伍的组织力与破坏力都将成倍放大。即使是李自成都一样，之前只是流寇，碰到李岩之后才稍微像点样子。
读书人有这么厉害吗？这其实是你低估了识字的作用，现在虽然学历有高低但绝大多数人认字是没问题的，所以体现不出什么优势，事实上识字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于是呢？初步有了一定的制度，这支队伍的组织能力会大大提高；然后，由于有了知识分子的大脑，这些人对自己的实力会有更清醒的认识，这种评估能力会给他们后来的发展起到游刃有余的效果。
对的，这就是优势，读书人的加入会使得队伍有初步制度，运转效率提升；同时能带来极大的信息获取优势，有了更多的信息，首领往往能做出更正确的决断。
这也说明了秀才的破坏力的强大。
而若是有功名者加入，那更可怕，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相当有威望的，一个地方有功名身份的人非常非常少，一旦他们加入盗贼队伍，那么对地方舆论必然有极大的震动，这支队伍的威望也会大大提高。因为古代绝大部分人的知识水平是非常非常低的，很容易被煽动。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出自李宝嘉的《文明小史》第六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无论他们有没这回事，可以不必理他。”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秀才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这很明显就是一个俚语，是在民间早就有所耳闻的。
李宝嘉(1867～1906)虽出自晚清知识旧官僚家庭，但在科举中只有秀才学籍，常年以办报评论和著作为业，此人即时小说家，在当时也更多的是社会评论家，社会评论的特征，大家可以很直接的从他的小说中得到感受。
扩展资料：
《文明小史》第六回 选段
且说傅知府出票拿人之时，当中有两个秀才，一个姓孔名道昌，表字君明，一个姓黄名民震，表字强甫。姓孔的是黄举人的同门，姓黄的就是他族中兄弟。两人家下薄有田产,却一向最安本分,除读书会文之外,其余事情一概不问。
那天闹事的时候,他两人原在茶店里吃茶，后来因见人多，孔道昌却拉拉黄民震的袖子说:“强哥，这里恐怕闹事，我们去罢。”两个人便自回家，躲在家中，听候消息，不敢出头。
次日，晓得府大堂被拆，黄举人被拿，其余同学的人为着闹事，当时被捉的不少。两人虽与黄举人均有瓜葛，到了此时，也是爱莫能助，只得任其所之。且亦晓得黄举人平时为人，屡劝不听，如今果然闹出事来，这是他自作自受，旁人莫可如何，相与叹息而罢。
过了几日，换了新太守，打听黄举人一案，已经申详上去，专候上头定罪，又因学院来文，中秋节后，就要按临，他俩都是永顺县里的饱学秀才，蒙老师一齐保了优行,，自然是窗下用功，一天不肯间断。是时已经七月，黄强甫便约了孔君明到家商量，再齐几个朋友，大家会文一次。
原是场前习练之意,孔君明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于是为了知单,共请了一十二位,叫人分头去请。
所请的都是熟人,自然一邀就到。当下借的是城隍庙的后园,由孔黄二位备下东道,届期齐集那里,尽一日之长,各做两文一诗,做好之后,再请名宿评定甲乙。
是日到者,连孔黄二人,共是一十四位。且说知单发出之后,便为府差所知,因他二位与黄举人有点瓜葛,就此想去起他的讹头。孔黄二人自问无愧,遂亦置之脑后。
不料府差借此为名,便说他们结党会盟,定了某日在城隍庙后花园起事。又把他们的知单,抄了张作个凭证。又指单子上“盍簪会”三个字,硬说他私立会名,回来禀明了知府,意欲齐集大队人马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63,前往捕捉。
傅知府听了,信以为真,立刻就叫知会营里,预备那日前去拿人。其时幕府里也有个把懂事的人,就劝傅知府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无论他们有没有这会事,可以不必理他,就是实有其事,且派个人去查一查,看他们到底为何作此举动,再作道理。”
博知府道:“私立会名,结党聚众,便是大干法纪之事,上头正有文书严拿此等匪类,倘若走漏消息,被他们逃走了,将来这个干系,谁担得起?”说罢,便命差人暗地查访,不要被他们逃走了。这里傅知府私心指望要趁这个当口,立一番莫大功劳。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网-第六回 新太守下马立威 弱书生会文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