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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1000文 重量单位,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
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汉书·律历志上》 一斤16两 肉价不知道 古时一般吃两餐甚至一餐具体多少不知道 但那时亩产200+ 还得上税十五税一（最好时三十税一） 实在不知道 没数据没法算 抱歉 你说的是汉朝的黄金还是金？汉代金是指金属的意思，金有三种，黄金、白金（白银）、赤金（黄铜），汉代一般赏赐某人多少多少金，是指黄铜而不是黄金。如果赏赐黄金是需要专门说明的
下面这段是搜到的资料 主要是计算北宋时期的贵金属 你可以重点看一下《潜规则》的那部分 因为《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都是明史的研究著作
古代的金银铜等货币的购买力一直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部闲话水浒也将宋代的货币转换成今天的人民币以符合现代语境。无斋主人不是研究宋代货币的专家，要完全精确的换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估算数字，让读者可以有个基本的概念。
一般说来，古代货币基本以金，银，铜钱（其实是含铜为主的合金）为主要货币。而宋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的银本位制不同，是铜本位制，铜钱是主要货币，金银是不作为货币使用的。铜钱的基本单位为“文“，和“贯（缗）“，一贯合1000文。宋代财政紧张的时候有过800文，850文当一贯的情形。另外还有折二钱，当三钱，当十钱等变相通货膨胀的时候。比方说杨志杀牛二那一节，牛二就曾用当三钱来让杨志试刀，当三钱顾名思义就是一钱当作三钱，而蔡京当宰相的时候甚至出过当十钱。为了简化我们的计算方法，无斋主人忽略这些因素。
在讨论古代货币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这么个假设，就是：
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
虽然金银铜的相互兑换率一直在浮动中，但这个假设基本上应该是合理的。当代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岳飞新传》的第7章“克服襄汉“一章中，曾经提到朝廷在给岳飞的省札中有：“第四，支付六万石米，四十万贯钱，以作军需。四十万贯钱以十万两银和五千两金折支，当时金银尚未作为独立的货币使用“。从而可见南宋初40万贯铜钱，相当于10万两银子和5000两金子，基本在数量级上符合上面的这个假设。
要讨论货币购买力，必须先提一下两位名家的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基本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来换算的，他基本是依据1两金=10两银=10贯这个假设，而以国际金价来推算1贯铜钱今天的价值的。.先生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则是同时使用了米价和银价作为基准，给出了两个数字。而.先生偏重于取由米价换算出来的那个数据。
那么根据二位先生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宋代的一贯合今天（2004年10月份）多少元人民币
1）黄金基准
国际牌价，金价基本上在400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我们就以400美元为一盎司。一盎司为28.3克。宋制1市斤为640克（“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嘉钓铜则，自记重一百斤，重64公斤“）。1市斤有16两，所以宋代1两为今天的40克。这样一算宋代一两黄金相当于565美元，以今天美元对人民币8.23元来算，相当于4650元。根据假设1两金为10两银即10贯钱，宋代一贯铜钱相当于465元。
2）白银基准
国际牌价，银价基本上在6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同金价的换算相仿，一两银子也就是一贯铜钱，相当于70元人民币。
3）米价基准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00克，即59.2公斤。如果我们不考虑特殊的荒年或大丰收年的话，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2.5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价格，按黄金换算的465元，按白银换算的70元和按粮价换算的148元。由于我国不是主要产银国，而且工业化后提炼银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古代的银子的价值肯定要大幅度高于现在的价值。显然以今天的银价作为参照体是不合理的。这从今天银价6美元一盎司金价400美元就能看出，今天的一两黄金能换66两银子，而我们假设的古代金银兑换率是1：10。而黄金的产量稳定，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硬通货储备。所以用黄金作为基准比较合理。
此外，虽然现代技术的大幅度发展，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使得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但是今天消费粮食的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了。根据宋史地理志，北宋大约不到5000万人口，而今天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民以食为天，粮价应该还是一个重要的基准。
因此无斋主人就取了个金价基准的465元和米价基准的148元的平均值306.5元，并归整去掉零头，将1贯铜钱定为300元人民币。因此我们有下面基本换算：
1两金=3000元人民币
1两银=1贯铜钱=300元人民币
1文铜钱=0.3元人民币
以这个兑换率来看看宋代官员的薪水。根据宋史职官志，宋代一个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贯，也就是合90000元人民币，年薪108万。一个普通从8品的县令月薪15贯，合人民币4500元，年薪5万4千，考虑到宋代一个县令不过管几千户人家，也算不错了。宋代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钱，禄粟，?呷艘铝?，厨料，薪炭诸物，增给，公用钱，给券，职田等名目繁多的津贴。难怪人称宋代对官员的优渥无与伦比。也难怪宋江削尖了脑袋想招安当官。
从水浒上的具体事例来看，这个兑换率也比较合理。第十五回吴用去劝说三阮入伙劫生辰纲时，吴用让阮小七用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瓮酒，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差不多就是一两银子换300人民币的样子。此外，第十回林冲风雪山神庙，陆谦在李小二店里招待管营和差拨时曾拿出一两银子，点了三四瓶好酒，菜随便上。同样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也是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一般来说一个普通小饭馆，300元人民币三个人吃的确是可以随便点菜了。
再看看水浒中其他几个例子，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30文钱一把切菜刀，也就是人民币9元，很合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时候，曾用5两银子定制了一根62斤重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用的是十分好铁，考虑这也算是一件上等兵器又是特别定做的，1500元人民币也不算过分。但是智取生辰纲的时候白胜卖给杨志一伙的家酿村酒要5贯钱，1500元人民币就有点太黑心了，也许是因为当时黄泥岗上白酒是稀缺商品，白胜又处于垄断地位，同时还有晁盖一伙在竞相抬价，才把这桶酒炒成天价的吧。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钱币流通
三国时期刘备的益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故社会经济比北方发展较快。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北伐曹魏之始，诸葛亮又先后在汉中一带实行屯田制度，不仅减少了军粮运输，也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特别是成都的织锦“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都成都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其兴盛景象可以想见。
孙吴所在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起步较晚，故最为落后。但由于这里战乱较少，加之北方人民大量迁居江南，给这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吴国建立前期又大力推行屯田制度，遂使耕田面积显著扩大，耕作技术和农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魏国创立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生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这是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合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
西晋统一全国后，农业上推出了占田制和课田制 ，这是西晋的主要土地制度。当时的西晋面临着经过三国长期战争后的经济萧条局面。西晋采取了奖励农桑、表彰生产的经济政策，召回流民，增加农业人口，表彰生产搞得好的官吏。此外兴修水利也取得了好的效果，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到了东晋时，我国南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农业上生产技术有所提高，大量开垦荒地。实行精耕细作，推广牛耕使耕田的速度加快了，产量大为提高。兴修的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防治水患灾害，使得农作物得到更好的生长。手工业方面，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质量也更好。 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品种增加了，质量提高了。 当时纸张已经完全替代了竹简和绢锦。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总之三国之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逐渐稳定，经济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人们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之后发展经济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在我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竞相铸钱，铸钱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当时曾经把铸钱用的原材料——铁，拿出来“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可见钱币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当时人们的思想认为钱能操纵人的命运，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贪财如命。晋武帝卖官，钱入私门。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拿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碓，替别人舂米取酬，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可见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可见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规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
晋国统治阶级爱钱，唯钱是求，后世称为“钱鬼”。而这些也影响了社会上的人，金钱支配了人们的交往、言谈、行事等等。
我国古代用谷物、布帛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种情况早在西汉就已出现，东汉时更加盛行。到我国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突出了。
据史书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在南北长期对立中，尽管战争总是不断，但在战争的空隙，经济的交往总是连绵不断，商品交换非常活跃；而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换中，货币的使用几乎废弃，在商品交换中都是使用绢帛。
从当时南朝、北朝商品交换的品种来看，北朝需要南朝的物品有甘蔗、橘柚，以及北方官员、贵族享用的高级奢侈品；南朝急需北朝的物品有：马匹、骆驼、皮毛制品等等。
当时南朝、北朝商品交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官方主办的“通市”，由南朝、北朝的官方主持；二是走私，这种走私在民间、官员、军队中间都有。据史书记载，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也就是宋国、魏国战后的第二年，北魏向宋国提出两国“互市”的要求，朝廷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江夏王义恭、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等，都表示赞成互市，但柳元景、王玄谟等大臣反对马上互市，理由是“虏虽说互市，实为窥测国情，答应了他们，必生边患”。但朝廷考虑到两国互市可取得不少的经济利益，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国古时候经常用谷物、布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在王莽篡位及东汉时期，有时在市场上谷帛也代替货币充当过流通领域内的支付手段，只是到了南北朝时期，谷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时间最长、范围较广，以致在社会上曾经出现“废弃货币”、“忘记货币”、“不准使货币”的现象。这是因为市场上钱币缺乏。晋朝统治者主要沿用汉朝的“五铢钱”货币，因此，铸币数量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记载，当时南朝的宋大臣范泰，曾写奏议反映国库货币减少，市场流通使用的货币奇缺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人们在市场上不得不用谷帛当做货币流通，而且货币制度也不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较大，魏晋前期，东晋、宋、齐、梁、陈偏安江南；后来，北方先有五胡十六国，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相继更替。由于朝代不断改换，致使货币制度很不统一，南朝的货币制度在北朝行不通，北朝的货币制度在南朝也不能实行，所以人们宁肯在南朝、北朝商品交换中收受谷帛，而不愿意收受货币。当时市场物价波动剧烈，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南齐大臣刘缵看到北魏的市场上金、玉、珠宝价格比南朝低了好几倍，感到奇怪，北魏派出接待的主客令谎称：“我朝不重金玉，所以贱同瓦砾。”还有，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陕城镇将崔宽看到弘农这个地方出产的漆、蜡、竹、木价钱比南朝市场上便宜好几倍，于是他利用职权走私，发了大财。由此可见，当时南朝、北朝市场物价差别如此之大，人们认为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换中，收受谷帛比收受货币风险小，安全有可靠保证。以上这些就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的一些特点。
可以看出，当时是起码是没有文这个货币单位的！
基本单位
我国古代货币单位很多，各朝不同，特别是秦汉以前。这里只讨论三种基本单位：
一文制钱（即一枚标准的方孔铜钱）
一两白银
一两黄金
以上单位虽然各朝各代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后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较稳定可信的数据的。
兑换关系
铜钱，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是常常变动的，不像1元钱等于100分这样明确。
根据以下描述：
“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20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
可知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
再有：
“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了。咸丰以来,银价猛涨,一两白银竟可以换到制
钱两千二三百文之多。”
可知正常情况下，1两白银大约可换到1000~1500文铜钱，古时通常说的1贯钱或1吊钱就是1000文。
金属价格
由于金银铜制成的货币本身是有价值，而且理论上货币的价值就应该等于金属的价格，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金属的价格来回答“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的问题。
唐代的开元通宝通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则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古代“两”这个重量单位虽有不同但大约都是40克左右，而“斤”则大约是700克左右。每枚铜钱平均重量5克。
目前金银铜的价格（人民币）如下：
黄金：100元/克
白银：2元/克
黄铜：0.02元/克
推算结果为：
1两黄金：约值4000元
1两白银：约值8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1元
粮食价格
很多历史专著中都通过粮食价格来直接衡量货币关系，虽然单独考虑粮价并不很准确客观，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晓林在网上查到了如下记载：
“上白米(石)九钱五分
中白米(石)九钱二分六厘八钱
下白米(石)八钱三分
白面(斤)九文
银每两换钱一千文”
还有
“据清朝军机处档案记载，光绪十五年上半年直隶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平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
根据1石=100斤=70公斤计算，而粮食价格以2元人民币/公斤计算，可得到以下平均值：
1两白银：约值17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2元
结论
根据上面的推算，再考虑到
1黄金的价格比其他的更稳定，应当着重参考
2现在白银已作为工业品，所以现在的白银价格参考价值较低
3由于农业技术发展的相对速度很快，现在的粮食相对价格比古代便宜很多
4尊重古代的兑换比例
5凑整数，便于换算，便于建立感性认识
所以，笔者建议，今后遇到古代的货币单位，采用以下换算系统，即方便又有感觉：
1两黄金=人民币2000元=10两白银
1两白银=人民币200元=1000文钱=1贯（吊）钱
1文钱=人民币0.2元
另外：1石米=1两白银
声明：以上结论不是学术观点，只作为老百姓观看古装电视剧，武侠小说时换算之用。
验证
下面提供一些古代数据，便于验证晓林给出的换算方式，提高感性认识：
唐朝九品官月俸5石米=唐朝时，初级公务员月薪1000元；
清朝六品官员年俸45两白银=清朝的局级干部，年薪9千元；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些当官的，那个家里没有个几千万的？
乾隆初年，捐一个道台需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两银子=花270万就可以买个厅级干部当当，明码标价。
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制度极为混乱。不同朝代之间有差异，同一朝代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
清代的度量衡制度主要是“库平营造制”，与明代基本相同。一斤约等于国际标准制的600克(597克多点)。这套度量衡制度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还有残余。如香港、新加坡等地黄金的计量单位“两”、“钱”就是用库平营造制的计量单位。一“两”相当于国际标准制37.5克，一“钱”相当于国际标准制3.75克。
1930年代，南京政府为了与国际接轨，并统一中国度量衡制度，解决不同地区之间度量衡差异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度量衡改革。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习惯需要，将“库平营造制”改革为“市制”，为与国际接轨，将“市制”与国际标准制方便换算。特将“一营造尺”改为“一市尺”，等于33.33厘米=0.3米；一公里等于二市里。“一库平斤”改为“一市斤”等于500克=0.5公斤。
“一升”=一“公升”。所以，此次度量衡改革又称“一二三制”。“市制”与“库平营造制”计量接近，老百姓易于接受。而市制与公制换算简单，能为国际贸易接受。俗称“斤有所短、尺有所长”，即市斤比库平制重量小，市尺比营造制长。
此次度量衡改革堪称成功。为以后的度量衡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今仍在发挥其基本作用。
民国时期的另一个大的改革是币制改革。
北洋政府时期在币制改革上的一个较大动作是“废两改元”。清末时，虽然中国也有银铸币，但货币制度是以银两为单位，制钱(包括铜钱与铜元)为主要流通的辅币。货币单位相当混乱。既有以库平两为单位的计量，也有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计量。同时，银铸币和银两的成色也极不一致。这个混乱的币制极大地阻碍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币制改革：“废两改元”。即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以银元为基本货币单位，停止银两流通。一元银元重库平银七钱二分，含银量为85。一元等于十二角(仿英制)。以铜元为辅币，停止铜钱的流通。一元银元与铜元的比价基本上在180--188之间涨落。俗称“洋长洋短”。每日银楼或银行都会发布当日银价。当银价上涨时，称为“洋长”，当银价下跌时称为“洋短”。民间小额交易基本上以铜元计价为主。银行发行纸币以元为单位，一元纸币兑换一元银元。货币以银为本位。
这次币制改革使全国的金融制度得到了基本统一。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另一次币制改革是南京政府为解决金融危机而进行的。30年代时美国货币放弃银本位，实行金本位制，规定1盎斯黄金等于35美元。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伦敦)收购白银，导致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中国的货币制度是以银为本位，但自己产银不多。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使7a64e78988e69d83365中国白银出现大量外流，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华北大搞武装走私，使中国白银出现大量外流。同时，银价格上涨使中国的货币升值，进口狂增、出口受阻，影响经济与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如不及时改革将导致中国金融崩溃。南京政府与英国、美国谈判货款为币制改革提供外汇保证。最后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详见《中美白银谈判》)。于是，南京政府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停止银元流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后增加)四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用于交易与完粮纳税。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
现在看电视剧常常感到可笑，古人能名动辄使用几十两，甚至几百、几千、几万两银子。更有甚者，竟然常常能够从口袋里掏出面额成百上千两的银票。
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以为古代一两银子等于今日的一元钱。二是以为古代的银票就是今日的钞票或者支票了。
其实，古代中国银子缺乏，银子的价值很高的。一两银子等于制钱一千二百多文(清初以前)到三千多文(清道光以后)。而直到清末，一斤(相当于1.2市斤)猪肉只要二十文钱，一亩良田只要七至八两银子或者十二、三个银元。几两银子、几十两银子是件大事情了，有百两银子就是今日的大款了，能够买上十几亩良田了。在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所以戚继光的士兵军饷一日只有三分银子，一月不足一两。清代稍贵点，主要是鸦片战争前外贸顺差大，银子大量流入后，银价下跌造成的。后来大量赔款后，银与铜的比价又上升了。平常老百姓使用的是铜钱，清末时使用铜元，很少用银子作为日常交易用。许多老百姓至死都未见过银子。所以口语中表示没有钱(贫穷)时用“铜钱(钿)没有”而不说“银子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以银子为珍贵的原因之一吧。
到了民国时候，就流通银元了，称为国币。民间称为“袁大头”。它的价值也比较高，可兑换180多个铜元。按当时物价水平折算今日的购买力，一元银元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35元左右。考虑到生产的发展，粮食和日用品价格的下跌，一元银元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100元左右。如果按银子价格算，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50-60元左右。当时办一个比较好的印染厂投资也不到一万元。买一较辆当时比较好的轿车大约是1000元。所以不会有拿出一个银元买一个馒头的情形出现，最多一个铜板。
银票其实是山西票号发的汇兑凭证，有密押的，不是见票即兑的银行券(钞票)。用银票是要付汇兑费用的。
银票做大宗买卖的商人用得着。它可避免携带大量现银的风险，而且方便，并与自己携带大量现银成本差不多。一般老百姓和官员是用不着的。所以也就不会有从口袋里掏出面额成百上千两的银票来支付款项。即使你拿出来支付，商家和普通百姓也不肯接受。其流通程度比今日的个人支票还不如.
西晋时期使用的还是汉朝，三国使用的五铢钱，不过价值差别很大，普通的不怎么值钱，比较稀有的品种价值就高，比如西晋蜀五铢钱，价格已经到了十万以上了
曹魏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
公元249年（嘉平元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魏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公元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
公元263年，司马昭向发动灭蜀汉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分东、中、西三路进攻汉中。蜀汉则以姜维为首组成抵抗军，据剑阁天险与魏军相持。邓艾遂率精兵偷渡阴平攻占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不战出降，姜维闻讯后带部投降钟会，后兵变不成，自刎而死，蜀汉灭亡。
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
晋朝本身承接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地方上世族影响力远超帝王。如司马氏本身就是世族权臣，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所以司马炎在篡魏得手后，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和数量。
参见：晋灭吴之战
公元269年，司马炎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
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司马炎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发动灭吴之战。，20万晋军直扑东吴，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孙皓出降，孙吴灭亡。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 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八十年的分裂局面。
灭吴之后为开创新的业绩，司马炎以洛阳为中心，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
重视农业生产
朝廷采取措施，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扩充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促进农业生产。公元267年（泰始二年），晋武帝颁布鼓励农业生产的诏令。史料记载，公元270年（泰始五年），汲郡太守王宏认真履行朝廷的旨意，勤恤百姓，疏导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司马炎特下诏褒扬，赐谷千斛。后来，司马炎还下令修建了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司马炎于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这一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上述措施的推行，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繁荣景象。《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晋纪·总论》中反映河洛地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是这样描述的：“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
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282年），全国有“户有三百七十七万”。
表明剥削减轻致使大量人口恢复了登记，据现代学者推测，西晋至永康元年（300年）人口已恢复回3500万人 。 保护士族利益
为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司马炎于公元280年（太康元年）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荫其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
西晋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还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上的平衡。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同时影响庶族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
奢侈节俭
司马炎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有一次，太医院的医官程据献给司马炎一件色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雉头裘”。司马炎把这件“雉头裘”带到朝堂，让满朝文武官员欣赏，朝臣见了个个惊叹不已。不料，晋武帝却一把火把这件“雉头裘”烧成了灰烬。司马炎认为，这种奇装异服触犯了他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因此要当众焚毁。他还下诏说，今后谁如敢再违犯这个规定，必须判罪。
公元280年（咸宁六年）四月改元太康。在以后的10余年间（280—289），是西晋相对繁荣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太康盛世。史家如此描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但是好景不长，西晋皇室逐步腐朽。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 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
，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司马炎也骄奢淫逸起来，由于未能解决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 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
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晋惠帝退位。同年三月，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后封长沙王）伐赵王司马伦。五月去除赵王司马伦及其党羽，晋惠帝复位，齐王司马冏专政。302年成都王司马颖及河间王司马颙派军讨伐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于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司马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司马乂掌政，成都王司马颖于邺遥控
。
公元303年成都王司马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司马乂，联合河间王司马颙率军攻击洛阳，但被长沙王屡屡击败。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擒长沙王，开城投降。长沙王被河间王将领张方用火烤死，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惠帝被俘，东海王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
但不久东海王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击败成都王。成都王挟晋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最后成都王被废，河间王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攻入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败走，最后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迎金惠帝还洛阳，随后晋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
八王之乱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已陆续向内地迁徙。 光武帝刘秀打破西汉边民严禁内迁的铁律后，边民逐渐内迁，而大量游牧民族因此以各种方式被迁入充实边郡。
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
各少数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
当时，在内地不少地方，少数民族人数相当多，如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到了西晋末年的少数民族势力可以分为三股：匈奴是灭亡西晋的策动者，有统治中原的野心。羌、羯、氐属于第二股。羯族原是匈奴控制的西域民族，随匈奴人来到中原后由于生活贫困，很多羯人沦为汉族地主的隶农。羌人三度叛乱，叛乱后的羌人又屠杀汉人，接着是官军的大肆镇压。而氐人多是“八王之乱”中与汉人一起逃亡的流民。第三股是鲜卑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多在西晋末年对7a64e4b893e5b19e330战争持观望态度。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称雄北方的慕容氏、拓跋氏都是支持西晋政府的，其首领相继被封为大都督和代公，是西晋的盟友。
各族内迁以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力役，“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西晋占田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调负担。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反抗不断地发生。
对西晋首先发难的是氐族——李特流民起义和羯、羌的小规模反抗，然后是匈奴贵族刘渊的起兵，八王之乱”中，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将军王浚联合鲜卑贵族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司马腾不敌，刘渊献计说要回匈奴召集骑兵抗衡鲜卑人，司马颍同意。刘渊得以回到匈奴。
公元304年（永兴三年），刘渊返回匈奴控制下的左国城，与匈奴权贵密谋起兵。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发表了起兵宣言 ，实际是要夺取中原。
当时，并州境内的汉人大多因战祸而迁徙南下，胡汉势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并州的官吏们还在热心内争。于是，刘渊称汉王，置百官，打败司马腾，招降山东起义的王弥等人，形成了反晋浪潮。
公元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都平阳。他分别于公元309年（永嘉三年）秋冬遣其子大将军刘聪率石勒、刘曜等进攻洛阳，西晋军队顽强抵抗，匈奴败退。后刘渊死，刘聪杀兄自立，又于公元310年（永嘉四年）冬三攻洛阳。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西晋专政的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病死，匈奴大军第三次围攻洛阳，而南方诸州的牧丞或拥兵观望或象征性的出兵“勤王”。王敦天天召集士族饮酒作乐；王澄带兵从荆州出发，以极慢地速度到了南阳，一听荆州刺史山简的军队战败，就跑回去了。
而王衍等人率十几万大军公开逃跑。结果他们被石勒在苦县全歼。七月，洛阳失守，晋怀帝被俘，接着汉国大将石勒闪击荀唏，青兖沦陷。公元313年（建兴元年），晋怀帝在平阳遇害，在长安的晋愍帝下令司马睿、刘琨等的共七十万大军分三路合击平阳。结果身为此战主力的司马睿在士族的鼓动下竟抗命不遵。公元316年（建兴四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
。而匈奴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开始。 而后，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不久，完全代表士族利益的东晋建立。
西晋亡后，在北方尚有三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并州北部刘琨、幽州段匹磾、凉州张寔。然而，并州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幽州段匹磾。段匹磾则奉东晋密令将刘琨处死，之后段匹磾也被石勒击败。最后，在凉州张寔去世之后，其弟张茂向前赵的刘曜称臣。至此东晋在华北的势力全部消灭。
首先，钱币的价格一定高于铸造钱币所用金属的价值，否则就得不偿失了。当时的钱币是铜钱，所以其价格至少要高于同样大小的一块铜。《晋书》卷三十三〈何曾列传〉中提到，西晋的何曾每天吃饭要花上一万钱，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0万元。
西晋朝野掀起了一股奢靡之风。太尉何曾，每天仅饮食所费，就需万钱，但即使是这样，他还经常感叹没法下筷。他的儿子何邵，骄奢超过父亲，一日之食竟达两万钱。
晋武帝的女婿王济，家中所用器皿，都是由琉璃制成，每次吃饭，光侍宴的婢女就有百余人。有一天，晋武帝到王济家吃饭，席间吃到一种特制的猪肉，味道异常鲜美，便问是如何烹制的。
王济说:“这种猪是用人乳喂养大的，又用人乳烹制，因此味道不同寻常。”晋武帝听他这么说，自尊心大受刺激，没等散席就走了。
大臣石崇是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儿子，他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靠打劫过往商旅发了横财。回到洛阳后，石崇大兴土木，大建宅院，连厕所都装修得跟总统套房似的。
一次，有个姓刘的官员到他家做客，内急上厕所，看到里面锦绣帐幔，还有一群侍女捧着香囊站在两边，以为进入了人家的卧室，连忙退出向石崇告罪。石崇却说，老哥你没走错，那就是我的厕所。
此外，石崇为了争强斗富，甚至还别出心裁地与外戚王恺以奢侈相竞赛。王恺饭后用麦芽糖刷锅，他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他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名贵的中药赤石脂涂墙，他就用花椒香料制成泥浆涂墙……
扩展资料：
“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的来历：
晋武帝时，何曾生活豪奢，食日费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后遂以“无下箸处”形容富人饮食奢侈无度。
西晋武帝时期，位列三公号称孝子仁人的何曾标榜自己按礼法行事，他就是对自己的妻子说话也要衣冠整齐。他曾指责名士阮籍在守孝期间大吃大喝，大违孝道，而他自己却十分讲究吃喝，每顿饭要吃掉一万铜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何曾这个人物，是司马氏的重臣。他的父亲名叫何夔，是曹魏时期的名臣。何曾入仕的时间很早，深受司马氏敬重，先后担任过司隶校尉、尚书、镇北将军、征北将军、司徒、太尉等要职，同时也是魏晋嬗代的关键人物之一。
与曹魏时期的节俭之风不同，以何曾为代表的西晋大臣多以奢靡闻名于世。也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西晋建国伊始，这种奢靡之风席卷朝野，这也是西晋早早灭亡的一个关键原因。
何曾所在的朝代是西晋，西晋从魏朝手上夺取了权力，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朝野。而四分五裂的天下也是在西晋手上归于统一。但是，西晋的司马家族在谋求权力玩弄心机方面很在行，任人以及管理天下才能却是没有。才刚刚当上皇帝，便是开始四处分割土地，刚刚统一的天下再次被割据。
而这个很快就将灭亡朝代的丞相则是何曾，何曾就是个挑食的人。他每天吃饭要花上一万钱，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0万元。可这钱花出去了，照样是不吃，只是为了炫耀自己有多有钱。
或许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刚刚结束乱世的晋朝当时的各地流民四起，天底下吃不饭的人比比皆是，而这个宰相却偏偏花大价钱做饭依旧是片栗不食。
因为那个时候，显摆是个时尚。何曾是西晋的开国丞相，帮助晋武帝逐渐接收魏朝的土壤，可是在天下统一后，晋武帝和大臣们都认为要过上好日子了，于是就尽情的享受。开始并且攀比之风也是慢慢的盛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种行为叫做炫富。
何曾丞相看到这些，自己也觉得身为丞相，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不能落后。只能说是，金钱让他蒙蔽了双眼。而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些钱到底是从何而来，10万一顿饭，这位宰相到底是来捞钱的还是处理政事的。
他就开始大吃大喝，花大把大把的钱，他自己认为这是能让自己显得不落于人后的方法。可想而知，当时的朝野有多么昏暗，连国家的第二号人物都同流合污。接下来晋朝仅存的十多年时间里，何曾这个丞相就和自己的同事每日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
并且日日攀比，不惜以国力受损为代价。几年之后，这个朝代便是已经被这些大臣们弄得乌烟瘴气，皇帝和大臣们一样为了攀比不惜一切代价，这样得统治又如何能长久。
在这位何曾死后仅仅过去了20多年，晋朝这个短命皇朝便是匆匆告终，结束了自己劳民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61伤财的统治，而接下来等待着百姓们的，却是如末日一般的统治。
五胡乱华的历史惨案，至今都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提及，而历史学家在谈及历史时，也是会选择性的忽略这段汉族人遭遇屠杀的时期。之所以国家会落到这副境地，自然是和这些攀比成风的官员息息相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日食万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何曾 （西晋开国元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石崇王恺比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