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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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 许广平在《两地书》中对鲁迅告白的那封信暂时找不到
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往事
北师大，老师与学生
1925年3月11日清晨，随着一阵晨铃响起，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宿舍内，学生们纷纷起床梳洗，准备这一天即将开始的课程。
而此时，这栋小楼二层的一间宿舍里，一位女学生正在给自己的老师写一封信，信中说：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
这位女学生信中所提到的校长叫杨荫榆，她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女子之一，原为女师大学监，一年前任女师大校长。
这一年年初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是设立于1908年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女高师的学生第一次冲破学校的禁令，投身学生运动。而此时的校园里也正在酝酿着一场驱逐校长杨荫榆的风波。写这封信的女学生，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也是驱杨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许广平。
就在许广平写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 59岁的孙中山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逝世后，约有74万民众前往致祭。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灵柩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3月12日这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许多学生想去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但是遭到了校长杨荫榆的阻拦。
杨荫榆不希望学生们加入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当有学生提出悼念孙中山时，她觉得孙中山思想当中有另外的一种破坏的作用，认为学生们应当好好的学习文化，因此拒绝了学生的请求，矛盾由此激化。
杨荫榆的行为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而许广平写信给老师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先生对学校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一些指点。这封信寄出去两天以后，许广平就得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中说：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这位向学生交白卷的老师，就是鲁迅。这封信也是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这一年，鲁迅在女师大任教已经快5年了。
鲁迅，原名周树人，被后世称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他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1918年，38岁的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刊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小说抨击了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弊害。（许寿裳 《鲁迅先生年谱》）
1920年的秋天，鲁迅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女师大授课，教授的是中国小说史，来女师大上课之前，鲁迅的《阿Q正传》、《伤逝》、《孔乙己》等小说，都是女师大学生喜欢阅读的作品。鲁迅的知名度使得他给许广平那一届学生的第一次上课，成为大家翘首期盼的事情。
《许广平与鲁迅》一书的作者倪墨炎介绍说：“她们都有一种好奇的研究心理，就是这个老师来他们都知道这个课是鲁迅开的。他学校里的名字叫周树人，他们都知道了，他们要看一看这个著名的作家周树人到底是个什么人。”
这堂课，许广平坐在了教室的第一排。
上课的时候，鲁迅匆匆进去，大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穿的衣服有补丁，长衫上面有的地方补过，特别是裤子上面，膝盖上面都有补丁，皮鞋7a64e78988e69d83330上面也都是一块块补丁，头发也很长，而且他是个平顶。大家都在议论，怎么这样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乞丐一样。
与同在女师大任教的还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众多知名教授，而与平常打扮得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相比，鲁迅则是不修边幅的。
倪墨炎介绍道：“周作人也经常穿长衫的，鲁迅也经常穿长衫的，但周作人的长衫不是破的，它都是很挺的。许寿裳，林语堂经常穿西装，特别是林语堂领带什么都打得很好的。鲁迅就是比较随便的，譬如桌子上有什么水啦，抹布不在旁边他就用袖子管揩掉了。”
个子矮小，穿着随便的鲁迅一开始讲课，许广平和其他同学就被他所讲的内容所吸引。不知不觉中，第一堂课结束了，等到学生们回过神来，教室里却早已不见了鲁迅的踪影。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与青年们》一文里，如此描写了这第一堂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了过来，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了一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与鲁迅一同在女师大授课的胡适、李大钊林语堂等人把新思想传给了那些渴望个性解放的女学生，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年轻人的是对传统社会体制的破坏与革新，尤其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
封建包办婚姻是北师大女学生们普遍面临的难题，许广平也不例外。高第街是广州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已经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1898年2月12日，许广平出生在高第街一许姓大家族里。出生没几天，父母便替她定了亲，许配给广州一户姓马的绅士家。
许广平向家里提出她不喜欢这个婚姻，要解除。但马家并不愿意退掉这个婚姻，最后谈判许家给马家一笔钱，这笔钱足够马家再娶一个媳妇.
解除了与马家的婚约之后，1922年许广平北上求学，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先例，率先解除了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限制。两年后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壬戌学制”，正式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根据这一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大学生887人，占全体大学生总数的2.5%，许广平就是这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打在女师大，许广平遇到了鲁迅
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传授给学生的民主自由意识，与学校旧有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冲突。当时学校规定：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布制的衣裙制服，违者记过。杨荫榆任校长后,校规更为严格，学生们祭奠孙中山的行为成了驱杨运动的导火索。
在北京《京报》上，女师大学生为“驱逐校长杨荫榆”而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请愿的消息刊登了出来。但“驱杨运动”的初步结果，却是，许广平等6人被校方开除，在开除令里许广平被斥为“害群之马”，从此就得了一个害马的绰号。
在学校的布告里面写了，校方公布了这几个人表现怎么不好，并把表现不好的内容寄给六个家长。这样就很容易引起家长误解，认为自己的女儿怎么在学校里面不守规矩，不守纪律，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于是鲁迅就和几个老师联合起来写了一个声明。
1925年5月27日,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7名教授在的《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在这个月中，鲁迅与许广平共有6次通信。
在他们通信当中，两人的称呼、署名都很有意思。开始的时候，许广平称鲁迅老师后来称迅师，署名开始是小学生，后来是学生。后来鲁迅叫许广平广平兄，后来发展成害马。最后成了my dear teacher，你的害马。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关系已经很密切了。
俞芳女士，与鲁迅是同乡，在上世纪20年代，她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中玩耍，在鲁迅家中她们经常可以见到许广平。
俞芳回忆道：“许广平先生她是这样的，人是高高的，她比我姐姐她们都高。人很大方的，眼睛挺有神，眼睛比较大。好像她们说，眉目之间好像很粗，很有点聪明的样子。”
1925年6月，杨荫榆被女师大的学生们驱逐出了校园，这一期间学生坚持上课 老师坚持教课,学校内相对平静。端午节这一天，鲁迅请许广平还有俞氏三姐妹等六个女学生来西三条胡同的家中吃饭，共度端午。
俞芳还记得哪天吃饭的情景：“开始吃饭以后，许广平跟王顺亲他们就敬鲁迅先生酒。敬酒以后，后来说葡萄酒太轻了，就变成黄酒了。说黄酒又太轻了，就说有没有胆量吃白酒。鲁迅先生说，吃白酒就吃白酒。”
在席间，鲁迅有一点醉，他就揿了俞芬的头，敲了一记许广平的头。
端午节的聚会没过多久，警方开始介入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以维修为名义，杨荫榆带着警察冲进校园强行关闭了学生宿舍。学生宿舍被关闭，家在广东的许广平此时没了栖身之所，这时候，鲁迅让许广平暂时住到了自己的家中。
鲁迅在西三条胡同的家是一个小四合院，北屋共有3间房，母亲鲁瑞住在东侧房，夫人朱安住西侧房，鲁迅则住在北边单独向后延伸的一间小屋子里，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
在鲁迅家中，许广平有了一项新的活动，就是为鲁迅抄书稿，许广平抄写的速度很快，有一天，她连续抄了一万多字。
《许广平与鲁迅》的作者倪墨炎介绍道：“鲁迅进来的时候，说你抄得太辛苦了，就摸摸许广平的手，这使她感觉到鲁迅对她的关心已经不像老师对学生。”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这门亲事是鲁迅留学期间母亲鲁瑞为他安排的。出于对母亲的孝顺，鲁迅接受了朱安。鲁迅很尊敬朱安，虽然两个人没有什么感情，但没有什么争吵。而且实际上，他们一直过着一种无性的生活，鲁迅其实一直过着独生的生活。
鲁迅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有幸福，但他却准备牺牲自己，让年轻人去享有这个幸福。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5年夏天，在鲁迅的家里，许广平第一次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爱。但是鲁迅觉得自己不可能再得到婚姻的幸福，不配被人所爱。
《出了象牙之塔》，是鲁迅在女师大授课时编的教材其中有一篇是英国诗人勃郎宁写的一个爱情事，故事中一个年长的老师同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相爱了但是年长的老师认为不能相爱就说我们不相称，两个人到了晚年觉得神未必这样想，我们还是可以相爱的鲁迅因为自己已有的不幸婚姻而不愿再谈爱情，而许广平却引用了勃郎宁的诗句神未必这样想，这是一句令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的话。
倪墨炎介绍道：“这个故事因为两个人都心里明白的是什么意思。那么鲁迅回答，你中毒太深了，因为我课堂上讲的这个故事，你太理解了。鲁迅这样回答，并不是拒绝许广平，
就是认为还是要许广平再慎重考虑。”
与鲁迅相爱，许广平不得不面对朱安，不得不面对妻妾的名份问题。
我是我自己的 这是女师大学生庐隐在反对封建婚姻时提出的口号，这句话流行于女师大学生中间，成为他们反对旧式婚姻的标志性语言。与许广平追求爱情的大胆、主动相比，鲁迅在心理上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老师同学生是两个辈分，所以老师同学生恋爱那是不可想像的。如果鲁迅承认师生恋的话，那就是多了一个（妻子），在传统上来看他等于是纳妾，显得生活不太正派。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社会的关注。而已有妻室的事实也让鲁迅决定放弃追求爱的权利。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介绍说：“他认为我们搞新文化的人是很正派的，很正经的。所以我们坚决也不纳妾，他是坚决不找第二房的。”
鲁迅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但是在他自己来说，他准备牺牲自己。
与许广平的交往，让鲁迅的生活出现了变化，无爱的婚姻，受到了冲击，原本打算牺牲自己的念头也开始动摇了。后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受到许广平的影响，鲁迅慢慢地也向许广平表示我可以爱，我为什么必须牺牲自己呢？
在经过神未必这样想的谈话后没多久，许广平再一次走进鲁迅的小屋，希望得到一个最后的答复。一番凝视与思量后，鲁迅说我可以爱，你胜利了。
驱杨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杨荫榆校长职务，但同时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这一行为遭到鲁迅等教授和学生的反对，师生们在宗帽胡同开设临时校舍，继续上课。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北京其他高校学生的支持，1925年11月，北京爆发了有各届数万人参加的“罢免和惩办章士钊”的示威游行，12月11日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宣布免去章士钊职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宣布复校。
鲁迅与许广平的交往遭到了一些旁人的非议，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与许广平的照片里没有一张两个人的合影，这张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的合影曾被后来者剪裁，并发布在媒体上作为两个人的合影。
周作人在1961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对许广平评论道：“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
鲁迅与许广平
1926年8月，许广平 鲁迅离开了见证他们爱情的北京，离开了西三条胡同。
1927年10月，许广平与鲁迅定居上海，正式公开了两人的爱情，宣布同居。
1929年10月1日，两人爱子出世，取名海婴。
1933年5月，两人将此前的书信编辑成《两地书》出版，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病逝。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在北京逝世。
在“爱国”青年表演各种反日闹剧的时候，有人重提三年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医生须藤谋害鲁迅的“逸事”，以证明日本人的阴毒，可见鲁迅“死因之谜”至今仍是“悬案”。在鲁迅冥诞（九月）和忌日（十月）的时辰，有必要说说这件“公案”。 二零零一年，周海婴在《鲁迅和我七十年》里旧事重提，介绍周建人和许广平生前怀疑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可能谋害了鲁迅，有以下几个疑点： 一、 鲁迅临死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恩医生来会 诊，邓医生检查之后认为：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并开始抽积水。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 二、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 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 三、 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周海婴再也没有遇到过他。解放后，许广平几 次东渡访问日本，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须藤医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礼仪的习惯。 四、 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性 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周海婴本人“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有鲁迅儿子身份的周海婴的怀疑，给人们一个应该“宁信其有”的直觉。 鲁迅死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36因早有定论 读上文时我不由一愣，不无亵渎周海婴感情的认为，这个看似惊人发现的“新鲜”话题，更可能是“斧声烛影”。 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每月一次参加全市疑难爱克斯光胸片的讨论会，有一天读完片闲聊，读片主持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放射科专家、年近八十的周仲老先生说，最近接受邀请去读鲁迅生前的胸片，从鲁迅的一系列片子看，他当时患肺结核并伴有严重肺气肿，最后促发气胸，造成鲁迅卒死。 当时周仲老医生没提日本医生须藤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几十位老中青肺科医生也没人作此怀疑或联想。因为气胸是肺脏和脏层胸膜破裂后，空气随呼吸进入负压的胸腔，使胸腔变成高压，肺因无法扩张而萎缩并压迫心脏，导致心肺衰竭，不及时抢救就会很快死亡。由于误诊或延误治疗而死亡的气胸病人至今还有发生，在鲁迅的时代就更多了，只因鲁迅是名人，就招来更多的关注和疑问。 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上网查找核实。果然有记载，确切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几位著名的肺科和放射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就是周仲老先生说的那回事。 然而，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在回应《鲁迅和我七十年》的疑问时，回顾了当年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鲁迅死于气胸后，又说，专家们认为，须藤作为一个守护在病人身边、相当于“专职医生”的人，很难洗脱“故意不抢救”的嫌疑。最后，负责人没澄清鲁迅之死的原因，反而得出“鲁迅之死的谜团愈来愈大”的结论，还“准备在适当时候组织力量，深入探讨研究。还要请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介入此事，调查须藤的身份。” 鲁迅笔下的须藤 事情真的那么诡谲迷离吗？ 关于日本医生须藤和美国医生邓恩，鲁迅在杂文《死》中有过详细的介绍，抄录在此：“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指须藤〕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指邓恩〕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应为“叩诊”之误，笔者注），用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鲁迅对须藤和邓恩的描述，回答了周建人和许广平的“疑问”。须藤没有像周建人和许广平讲述的那么消极，他给过鲁迅“两三回警告，” 并没故意拖延行为，倒是鲁迅本人“仍然不以为意”，并在另外的场合表示不去医院在家治疗，可以不影响看书写作，显见是他本人选择了“在家等死”；而邓恩说鲁迅这样的病人“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虽然不无赞赏鼓励鲁迅的意思，但和周海婴引他的话：鲁迅“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也有矛盾，所以鲁迅幽默地婉拒邓恩给自己开方子，因他“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从鲁迅这段文章的语气可以看出，鲁迅对须藤和邓恩态度恰恰和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相反，对“极熟识”的须藤是尊敬中带着歉意（没遵从他的医疗指导）；对邓恩却是幽默中含有讽刺。周海婴不会没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吧，那么在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和鲁迅的文字有出入时，毫无疑问，应该以鲁迅的记录为准，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虽然最后没当成医生，像肺结核这种常见病，翻翻书也不难了解，同样理由，鲁迅和须藤相处近五年，须藤做了什么手脚又能岂能瞒过鲁迅，那不是怀疑鲁迅的智商么？此外，有人统计，仅从一九三三年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有近二百处，还记录了鲁迅和须藤除了医患关系，还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最关键的是，鲁迅死于气胸，它虽在鲁迅原有的病变基础上发生，但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所以鲁迅的死，既不证明是须藤“治疗不当的结果”，也不说明邓恩预测“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的高明。 从医学上分析鲁迅的真正死因，就可以完全排除须藤谋害鲁迅的可能性。 须藤的医疗过失 那么，须藤有问题吗？有的。 关于鲁迅发生气胸的情景，周海婴披露，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鲁迅逝世前一天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时分。那时天气转冷，以至当晚鲁迅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剧。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中这样描述：“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须藤自己吃不住了，赶紧开车去福民医院接松井博士诊察，偏巧博士因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来回折腾，贻误了治疗时机，不过半天时间鲁迅就告别了人世。 须藤的最大问题就是医术欠佳，正如鲁迅指出的，他不是肺科专科医生，但即便是内科医生，常年为鲁迅看病，根据肺结核和肺气肿的并发症，结合鲁迅当时的症状，也应该考虑到有发生“气胸”的可能，但他却诊断为“心脏性哮喘”，诊断错了，治疗当然不对路了。“心脏性哮喘”还能用药缓解，而“气胸”需要做胸腔穿刺甚至打洞等手术，在家里根本无法实施，须藤却没有及时送鲁迅去医院急救，致使鲁迅不治而亡。 须藤再笨，事后也因知道自己误诊所致的严重后果，鉴于鲁迅在中国的影响，他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只能选择逃跑（有人指出，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海婴书中所说完全销声匿迹了，他写过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纪念文章，登载在《作家》1936年11月号）。五十年代许广平去日本访问，须藤当然没脸面去见她，万一谈起鲁迅的治疗问题如何回答？除非去向她认错，否则他只能回避。 须藤，全名叫须藤五百叁，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医。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他留在了中国，在上海行医，并不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的军医。“乌龙会”是日本退伍军人的团体，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研究证明，须藤确实是“乌龙会”成员， 但无法证明“乌龙会”敌视鲁迅。 周海婴怀疑的失据和矛盾 即使不从医学角度断言，周海婴的怀疑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已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中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鲁迅之死因”（《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24日）和符杰祥的“鲁迅的‘病’与‘死’”（粤海风2003年第一期），都对周海婴提出的“死因之谜”作了详尽的有说服力的反驳和批评。 耐人寻味的是，通观《鲁迅与我七十年》全篇，周海婴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文字朴素平实，感情真挚动人，唯一例外的是，在表述须藤有谋害鲁迅嫌疑时，措辞强烈，明显带有感情用事的色彩。不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蔌渝告诉记者，自己曾受周海婴之托发表过一个声明，说鲁迅死于政治谋杀是没有根据的。但周海婴回应说已经忘记那个声明的内容了。 周海婴忘了自己曾作过的声明是可能的，甚至在发现新的证据后推翻自己已做的结论也是允许的，问题是，鲁迅本人的著作包括日记还在，白纸黑字上写着他和须藤的关系，周海婴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执迷不悟”？而且在陈述时表现得那么主观呢？ 强调“谋害”嫌疑的背景 只要看《鲁迅与我七十年》写作于九十年代末，成书于二零零一年，就可以大致推测出“嫌疑”背后的原由。 这段时间正是国内第二波“反省”鲁迅的时期，在正式出版物上，包括不少知名作家都撰文否定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指责鲁迅“偏执”“激进”“缺乏宽容”；到了可以更自由发挥的网上，有人干脆袭用或重复三十年代小报的手法，写各种贴子攻击漫骂鲁迅。其中最蛊惑人心的杀手锏就是，怀疑鲁迅和日本关系暧昧，他们例数鲁迅的一系列“罪证”：鲁迅最要好的朋友内山完造是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情报机关，所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进攻上海时，十九路军在浴血奋战，鲁迅却躲进了内山书店；鲁迅连看病都找日本医生，这样的鲁迅几乎不写抗日文章就不奇怪了。 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虽然愤怒也无法正面反击，因为这种妄言既不出之官方，又非来之文化界主流，他只能不屑一顾的沉默，但潜意识里还是接受了这股无形的压力，所以写回忆录时“不知不觉”地重提早已澄清的须藤谋杀鲁迅的嫌疑，只要这个嫌疑成立，任何诋毁鲁迅和日本有瓜葛的言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连鲁迅的研究者和传人都受这种舆论影响。 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序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在回答询问时说：“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说，周海婴这个人我很清楚，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老实的人，不会随随便便说话。周海婴的看法值得注意。 这些鲁迅的坚决捍卫者，为撇清鲁迅的嫌疑，都不去核实他们读得滚瓜烂熟的鲁迅原文和日记了。他们毫不犹豫地附和周海婴，因为周海婴怀疑的对象是日本人，如今反日又是民间舆论的主流，凡是针对日本人的事，即使过火些也没人说他们错，也不用讲什么道理，更不必拘泥事实和历史。 原载《动向》2004年第十期 补叙：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一段话：“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挨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30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己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六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扩展资料：
鲁迅的遗嘱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1.不是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4.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