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弊端有哪些？-王安石改革利弊如何？

熙宁变法，因是王安石发动，亦称王安石变法，指北宋时期，大臣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立意虽好，但并未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与反对者的关系，於是与反对者间长期反覆地争斗，大致处于被批评的局面，但是一些具体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

王安石的变法只是针对宋朝的弊病，一些急切须要改革的地方，可以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缺乏完整的安排与及准备工夫。太过急进，改革应该须要较长的时间进行，却被逼速成，有些本是利民的造法反而变了扰民，再加上一些利益受损的反对派的攻击(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便是文学泰斗欧阳修)。於是便变成两面都不讨好，终告失败收场。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

经济方面改革

制置三司条例司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类似现代的财政部，并将之地位提升)。

均输法: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负担。

青苗法: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 (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类似现代的农民贷款)。

农田水利法: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类似地方税的一种，但是专用於水利)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专职公务员制度)。

方田均税法:

神宗熙宁四e69da5e6ba90e799bee5baa6331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类似土地税)。

市易法: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类似官仓和现代商业银行的混合体)。

军事方面

保甲法: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徵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此制度用以防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後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置将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类似现代士官制度)。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馀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集中式生产的专业兵工厂)。

教育方面

太学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後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
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即死记硬背之道理）、存进士，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

实行效果:

王安石的变法对於增加国家收入，有著积极的作用，但王安石急於求成，推行过急，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韩琦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
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於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一、新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端

　　王安石变法是从理财入手并逐渐涉及军事的,是以,新法在理财上有不同与流俗的观点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宋史》卷四二),意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不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这与王安石在未执政之前“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宋史》卷七五)的想法是相同的,把增加政府收入的着力点放在开发自然资源上。但实际上,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除农田水利法与“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有直接关系外,其他都是赋税改革的内容。而这些措施除方田均税法多少减轻农民“产去税存”的一些额外负担外,其他不论是青苗法、免役法,还是均输法,市易法等等,都因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了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给反对派以攻击新法的口实,同时也使新法失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失败。我们来逐个地看新法诸法所存在的弊端:
　　1、青苗法。“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宋史》卷三二七)是王安石参照起其在鄞县“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经验并着重参照了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的经验(其事详见《宋史》卷三三O《李参传》)制定并颁布的。其目的据王安石称是“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出,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六、一七）。但就表示这样一个说来是为民兴利的好法却产生了严重的弊端:首先,青苗息钱远超出二分利。按青苗法规定,对贷者二分取利,年息四分,这已经不是什么薄利,况且有的地方多达三分 ,年息高达六分。其二,借时给粮而粮价高,还时折钱输纳而粮价低,利息在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其三,官府收息钱过急,农民深受其害。如山阴县,“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 《宋史》卷二七六)
　　2、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它是对以前差役法的改革,由原来按户等高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亦称职役),改为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以王安石的意图是要“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使“农时不夺而民力均”(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卷四一),并在灾害之年可以“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赈救食力之民,又可兴陂塘沟之费”(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此法也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免役法规定“当役户”和“不当役”的下等户均需交纳“助役钱”,前者因为免去了以前必须负担的各色差役,纳“助役钱”理所当然,但后者本来不应役,现在出钱就不合理了,成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笔沉重的赋税负担。至于征收二分的“免役宽省钱”,名曰二分,实际征收却超过一倍或一倍有余。《文献通考.职役》中就说:免役宽省钱,“统计天下乃十四五”,无疑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3、市易法。“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贷,以田宅或金帛为抵押,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百分之二”( 《宋史》卷三二七)。其法是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先后在开封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设立“市易务”,平价收购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商贩只要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就可以批赊官库里的某些货物到各地出售。年出息二分,过期不还,每月罚款百分之二。王安石因以为“市易之法成,则货赂通而国用饶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六)。但在此法实行的二年,政府收息钱九十六万缗,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而私营的大小商贩则不是无利可图就是赔本,甚至负债累累,纷纷破产。甚至还出现了“市易务于御街东廊置叉子数十间,前后积累果实,逐日差官监卖,分取牙利” ( 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二O)的状况,直接插手商业,垄断商业活动,这只会抑制刚刚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4、均输法。《宋史》载均输法“以发运之职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 《宋史》卷三二七)。以王安石之说此法贷款仪改变“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的局面,“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七O)。但实际是由政府直接控制东南六路的财赋,与商人争利。
　　5、保甲法与保马法。保甲法是将民户按十五编成保甲,“保甲立,则亦所以使民不散,则奸宄固宜少”(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可以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王安石还有一个目的,即使之成为由雇佣兵制向征兵制过渡的一个桥梁。这样就使广大的农民参与军事,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雇佣兵制使大量职业兵兴起,而广大农民则免受征伐和屯戍之苦。保甲法就变相地恢复了差役,而且农闲时的“习学武艺”“除禁兵器不得置外,其余弓箭并许从便自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之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保甲法还规定“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并依从保伍法科罪”,又“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六）,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什伍连坐法,使农民深受其害。保马法则将国家饲养不善的军马推给农民,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特别是军马死了要赔偿,使许多民户因马死而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6、新法致使官僚机构重叠。王安石为了将变法运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先后建立了许多机构来推行新法,如制置三司条例司、“疏浚黄河司”、都提举市易司等等机构。这使本来已经被“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困扰的北宋政府更加力不从心。
　　既然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弊端和问题，那么它遭到反对派的抨击就在所难免了，更重要的是这使它失去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这样它的失败就可想而知了。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变法派的内部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激化了新法本身已存在的弊端，加速了变法运动失败的过程。
　　二、变法派内部存在的问题
　　按传统观点，王安石、吕惠卿、曾布是变法派的主要主持者，是变法派的核心成员，而往往忽视了一个人——宋神宗的存在。史载他“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幸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宋史》卷十六），是一位想大有作为的皇帝。后来，宋神宗几见王安石而委以变法重任，从而掀起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是以，宋神宗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入变法派。但就是在他们之间，或其本人存在缺点，或相互之间存在分歧，从内部破坏着变法运动。
　　（一）王安石的缺点。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很伟大的改革家，勇于直面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我以为他不愧列宁对他“中国二十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称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他的身上同时存在不容忽视的缺点。这些缺点存在于一个改革家的身上，便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改革进程和结局。现在笔者来加以分析、论证。
　　1、王安石的某些想法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他认为：“今公赋禄与之（笔者按：此指吏也），即不为余人侵牟，而又不至枉法害事以取赂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认为给天下官吏以充足的俸禄就可以杜绝贿赂请托、枉法受脏等弊端，着对当时的封建官吏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又如，他主张改革吏治，以期“自此善士或肯为吏，善士肯为吏，则吏、士可复如古，合而为一。吏与士、兵与农和为一，此王政之先务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竟然试图恢复古代施吏合一的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王安石只看到变法能带来的富国强兵的一面，而忽视了为达此目的需要付出代价的一面。他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要把自己的理论和设想变成现实，而无暇顾及人民的承受能力。因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必然丧失他们强有力的支持。
　　2、王安石任人唯己。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采取了极端的用人措施，即以新法为标准，赞则用，反则贬。如刘敞因“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过，斥通判泰州，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宋史》卷三一九）。适度的采取这种方法可以打击反对派并增强变法派的力量，但王安石却没有把握这个度，对于意见相左的建议全盘否定，致使变法派孤立无援，甚至内部也离心离德，陷改革于困境。
　　3、王安石不惟任人唯己，还存在独断专行的倾向。王安石把一切异议斥为流俗，使一些对新法持善意批评态度的人离开了变法集团，如欧阳修“及守青州，又以请止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宋史》卷三一九）这样一意孤行还致使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纰漏百出，流弊甚广。
　　（二）变法派内部存在分歧。变法派内部，如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宋神宗等人，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团结一致推行新法的。但到后来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却因为在具体操作上的分歧而产生了种种矛盾，直接瓦解了变法集团的力量。
　　首先，最表面化也是影响最大者是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分裂。最初，吕惠卿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但在王第一次罢相后e68a84e799bee5baa6334,两人就逐渐走向分裂。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实行了一些王在位时不曾有的新法，如手实法和给田募役法。王安石复相后对两法均不赞同。后来，吕、王又因为汴河水涨的问题发生了争执。用人方面，两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吕惠卿欲重用曾旼，而王安石则厌恶之而不予任用。王、吕二人的矛盾因为纂修《三经新义》而激化并爆发了正面的冲突。纂修新义的工作原由王安石主持，在他罢知江宁府后，吕惠卿接替他主持纂修工作。吕对王安石之子王雱所纂修的《诗义》进行了删改，引起了王氏父子的不满。熙宁八年六月，新义修成，宋神宗对王安石父子、吕氏兄弟（笔者按：吕惠卿的弟弟名升卿）俱加官以示奖励。王安石奏说：“雱以疾病随臣，不复与闻经义职事，今兹罢局，在雱更无尺寸可纪之劳，不知何名，更受褒奖。”（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卷五）以雱有疾故坚辞给其子的加官，吕惠卿以为雱引疾避宠，劝说说宋神宗答应取消对王雱的加官，吕、王之怨由此益深。最终，王雱指使御使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吕、王的矛盾遂由政见上和学术上的分歧而变成刑事诉讼。直到王安石二次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两人的分争才宣告结束。吕、王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变法集团的力量，使变法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其次是吕惠卿和曾布之间的矛盾。曾布也是变法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但其为人反复，见风使舵，在反对派攻击市易法时竟上书说市易法不合时宜。这是变法派内部对新法的严重诋毁。王安石对他的行为深恶痛绝,上书神宗不要轻信布言。但宋神宗还是下诏书令曾布与吕惠卿共同根究市易务的不便之事,诣实以闻。在根究市易法的过程中,吕惠卿坚持维护新法的，与曾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说服了宋神宗，使新法化险为夷。
　　总之，王安石变法无疑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出发点是富国强兵，但由于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弊端，且在变法派内部及变法派与反对派之间存在如此多的矛盾，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变法失败的原因
“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之外，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这是宋代大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写给神宗皇帝的《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旨在请求皇帝阻止王安石变法。 因为在司马光看来，致使贫富分化的不是地主阶级大肆剥削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的材性使然，富者聪明能干，他们的财富往往是节衣缩食，苦打苦拼一点点积攒下来的。而贫穷的人，既愚笨且懒惰。他们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只知道喝酒混日子，没钱买醉就急着向富人借，等“滚”到无法偿还时，就卖老婆和子女，冻得饿得快要死了，也不知道痛改前非。所以，富人常借钱给穷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穷人常向富人借钱以求存活下来，虽然一方是苦一方是乐，但他们彼此需要对方而能生存下来。 由此观点，司马光当然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因为王的变法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意味，他的方田均税法拿现在语汇来说，就是搞土地改革，重新丈量国家土地，然后分配给全国人民；青苗法，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国家开银行，将钱借贷给老百姓，以取代民间高利贷；而均输法其实就是由国家来统一调配物资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总之，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举措，就是意在打击富人，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进而最终天达到社会均平富的理想状况。王安石在变法中搞阶级斗争，当然让让司马光看不下去，接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信中道：“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他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很明显，司马光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等，都是在帮助官僚富人说话，也就是为那些既得利益者代言。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国家稳固的根本。而王安石有着强烈的拯救天下苍生于困顿之中的贤臣名相情怀，代表的又是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当然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遂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一千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去看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的变法与保守之争，谁更有远见，谁更符合社会现实发展，答案或已不言自明，因为，阶级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从来就没消灭过，也从来没有一个阶级真的通过斗争把另一个阶级消灭掉，斗争的结果就是，王家原是地主，通过斗争现已成为贫农；李家原是贫农，通过运动现已成为资本家。所以，胡适就不赞同他的安徽老乡陈独秀的阶级斗争说，他觉得那样太血腥，必然引起仇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主张温良的社会改革。在文化的教化和政治的变革中，一劳永益地解决社会问题，进而达到社会最终的和谐。 那么，王安石错了？未必，最起码他的出发点是纯正的：想改革，以求强国富民。这一点无可非议，可是他的改革失败了，究其原因有很多，有的说是因为地主阶级太强大，有的说是因为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派内部不团结，有的说是因为宋神宗最后不支持改革，也有的说王安石还不具备领导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能力。也许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我不想循着这个方向探究下去，设想一下，如果王安石改革成功了又会什么样？真的会像他所理想的那样，社会均平富，不再有剥削现象的发生，老百姓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66，因为，王安石生活在一个封建独裁的社会里，他自己十分迷信独裁的权力，阶级斗争必然会演化为权力斗争，最终结果就是一群既得利益者倒下了，另一群人成了既得利益者。法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阿兰·图雷纳就认为，在国家占有统治地位的意志主义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往往是为了反对国家精英而进行社会改造，同时，社会运动的结果又使主要的社会力量形成其自身的精英集团，并在最后演变成为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 而王安石根本就没看到这一点。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编辑] 经济方面 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类似现代的财政部，并将之地位提升)。 均输法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负担。 青苗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 (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类似现代的农民贷款)。 农田水利法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类似地方税的一种，但是专用于水利)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专职公务员制度)。 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类似土地税)。 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e68a84e8a2ade799bee5baa6333价，所以抑兼并也。”(类似官仓和现代商业银行的混合体)。 [编辑] 军事方面 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类似现代后备兵制度)。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置将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类似现代士官制度)。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集中式生产的专业兵工厂)。 [编辑] 教育方面 太学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 [编辑] 实行效果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但王安石急于求成，推行过急，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韩琦在熙宁三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熙宁八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于天，曹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熙宁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编辑] 罢新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8]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余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9]。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编辑] 历代评价 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10]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11]。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12]。[编辑] 失败主因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不针对到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 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拘泥古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任用非人——安石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投机份子章惇、吕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