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弊端-古代礼仪问题

①祭天。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②祭地。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③宗庙之祭。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
④对先师先圣的祭祀。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⑤相见礼。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⑥军礼。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7.诞生礼。从妇女未孕时的求子到婴儿周岁，一切礼仪都围绕着长命的主题。高禖之祭即是乞子礼仪。此时，设坛于南郊，后妃九嫔都参加。汉魏时皆有高禖之祭，唐宋时制定了高禖之祀的礼仪，金代高禖祭青帝，在皇城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台下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祭，却有与之意义相同的“换索”仪式。诞生礼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诞生礼还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等。“三朝”是婴儿降生三日时接受各方面的贺礼。“满月”在婴儿满一个月时剃胎发。“百日”时行认舅礼，命名礼。“周岁”时行抓周礼，以预测小儿一生命运、事业吉凶。
8.成年礼，也叫冠礼，是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礼仪。冠礼从氏族社会盛行的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参加的成丁礼演变而来。汉代沿袭周代冠礼制度。魏晋时，加冠开始用音乐伴奏。唐宋元明都实行冠礼，清代废止。中国少数民族不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成年礼，如拔牙、染牙、穿裙、穿裤、盘发髻等仪式。
9.飨燕饮食礼仪。飨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燕即宴，燕礼在寝宫举行，主宾可以开怀畅饮。燕礼对中国饮食文化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节日设宴在中国民间食俗上形成节日饮食礼仪。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冷饭寒食，五月端阳的粽子和雄黄酒，中秋月饼，腊八粥，辞岁饺子等都是节日仪礼的饮食。在特定的节日吃特定的食物，这也是一种饮食礼仪。宴席上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也都有社会往来习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39俗中男女、尊卑、长幼关系和祈福避讳上的要求。
10.宾礼。主要是对客人的接待之礼。与客人往来的馈赠礼仪有等级差别。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
11.五祀。指祭门、户、井、灶、中(中室)。周代是春祀户，夏祀灶，六月祀中溜，秋祀门，冬祭井。汉魏时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三月“腊五祀”，总祭一次。唐、宋、元时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宫中小神)、中、国门、国行、泰厉(野鬼)、户、灶。明清两代仍祭五祀，清康熙之后，罢去门、户、中、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与民间传说的灶王爷腊月二十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形式。
12.傩仪。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周代的傩仪是四季驱邪逐疫。周人认为自然的运转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四季转换，寒暑变异，瘟疫流行，鬼魂乘势作祟，所以必须适时行傩以逐邪恶。傩仪中的主神是方相氏。两汉，傩仪中出现了与方相氏相配的十二兽。魏晋南北朝隋唐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份，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至今仍有遗存的贵州土家族傩堂仪最为完整典型。

礼仪，是人类社会为了维系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而所需要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既表现为外在的行为方式——礼貌、仪节；又表现为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道德修养。
几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有着高效率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还希望所遇见的人都是彬彬有礼的，希望自己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受到尊重，也就是说，他们都欢迎礼仪，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注重礼仪的社会里。
但是，礼仪的社会又必然会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提出许许多多的约束，用来规范他们的言行举止，规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怎样做才会受到赞赏，而怎样做却会引起反感，凡此种种，使人不能随心所欲，于是又使得有一些人对礼仪讨厌起来，觉得它太繁缛，有时候甚至是太缚人手脚。
这是在礼仪领域里必然会遇到的一对矛盾。一方面，从客观上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礼仪规范都确实存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66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或是弊端，比如通常所说的繁文缛节就是一例，所以总有人试图要变革它，使得它既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有利于吏立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而又不至于变成阻碍社会进步、妨导人们个性发展的一种弊端。事实上，社会礼仪沿革至今乃远远没有达到、而且几乎无法达到理想的境界。另一方面，从观观上说，每个人既然生活在一个群体的社会里，他要交际往来，就必得去遵循在这个时代、这个民族中共同通行、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有时候，即使并非是自己的本性使然，也得强制目己接受这种约束，养成这种习惯，遵循这种规范，否则，公共生活就会混乱，人际关系就会受损。可以说讲究礼仪是每个人应有的自我修养。
在礼仪领域里，我们所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的问题。中华民族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从礼仪制度与风俗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和影响深远而言，我们甚至可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之为礼文化。礼仪原来本是民众的风俗习惯，进入阶级社会，统治者出于治理的需要，将其中一部分风俗习惯固定化、程式化、复杂化、神秘化，上升为礼制。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儒家的一再倡导，礼制反过来又对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礼制下沉，就成为通常听说的礼俗。儒家主张“以礼治国”，儒家所提倡的礼，内容十分宽泛，几乎无所不容，其中有不少合理的成分，诸如尊道贵德、律己修身、仁爱孝悌、敬老爱幼、尊师重教、诚信修睦、精忠报国、天下为公、以义制利、自强不息等内容，无疑是二生传统文化的精华，以美好的道德品质为核心，提升为一定的价值取向，并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作出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并且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毋庸讳言，传统的礼仪道德又是产生在阶级社会里的，它必然带有产生它的那个社会的深深烙印，有着它不合理的一面，诸如“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等一系列内容，则成为桎梏思想、扭曲人格、扼杀生命的罪恶渊薮。传统礼仪道德的弊端，有的是它本身就存在着的，也有的则是实行礼仪的人造成的。历代统治者往往用礼仪来钳制老百姓，而他们自己却不受其约束，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其实也就成了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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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拜礼是中国古代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礼节，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最频繁的一种礼节。跪拜礼出现之初，并不带有，或者说并不带有十分严重的等级或人格侮辱的色彩。上古之时，无论宫殿庭堂，还是官府民宅，皆无后来的桌椅高床之类的生活用具，男妇老幼，不分贫穷贵贱，一律席地而坐，其方法是“两膝著地，以尻著踵而安者为坐”。也就是说，人们以双膝着地，臀部抵于脚根为坐。这种坐姿，相互之间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致敬，更不是卑己尊他的单向行为，而是无任何意义的相对而坐。人们采用这种坐姿时，如若需要向某人表示敬意的话，只要将腰杆伸直，臀部离开脚根，即演化为跪姿；而当人们以手触地之时，则演化为拜姿；以头触地，则为叩首。这种坐姿向跪拜演化的情况，在曰本尚有明显的遗迹。
伴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桌、椅、床、凳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双脚垂地而坐取代了席地而坐。与此同时，站立地上的作揖礼成为社会生活中常用的致礼方式。至此，跪拜礼开始从心理上贬抑敬礼者的人格尊严，从形式上加大了彼此间的尊卑差距，示以上下等级的人格侮辱色彩日渐浓重，成为封建社会中尊卑贵贱等级制的重要礼仪表现形式。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通过对中国历代各种礼仪制度的因革损益，制定了一整套冗杂繁琐的社会政治礼仪。仅跪拜一节，即有一跪三叩首、二跪六叩首、三跪九叩首之别。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礼仪开始传入中国，传统的跪拜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明文禁止再行跪拜礼，至此，作为社会政治礼仪的跪拜礼被国家以政令的形式予以正式废除。
一、外部的楔子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渐而来，力图按照他们的要求与模式，同中国建立起政府和国家关系，派遣常驻公使，并向清帝呈递国书。清廷由于当时不了解世界大势，自视为“恩被万国”的天邦上国，要求外国公使如同中国的藩属国使臣一样，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西方国家认为向清帝行此大礼是对其国家和君主的污辱，一直要求清廷废除这一外交礼仪。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多次强烈要求觐见清帝，但不行跪拜之礼。当时清廷以幼主临朝、太后垂帘，不便接见外国使臣为由予以婉拒。1873年2月，清两宫太后撤帘，同治帝亲政。西方国家驻华公使以公使团的名义再次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为此反复与清廷交涉。交涉的焦点是外国使臣将以怎样的礼仪觐见同治帝。外国公使团认为，对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大失（本国）政府尊严，己身之体面”，[1](P186)因而坚决反对跪拜；清廷则坚持“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的礼仪观念，不肯轻易改变跪拜之礼。
经过长期交涉，中外双方达成妥协。清廷同意外国公使可不行跪拜之礼；外国方面表示：外国使臣会见本国或其他国家君上之时，并不跪拜，只是三鞠躬而已。“此次在中国请觐，改为五鞠躬，以昭格外敬诚。”[2](P24)曰本大使副岛种臣则格外专横，表示只向清帝行三揖之礼。
1873年6月29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曰本大使以三揖之礼，西方各国公使以五鞠躬之礼，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帝。
在此次的觐见礼仪纷争中，清廷虽与外国使团交涉三、四个月之久，“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2](P29)最终仍是被迫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第一次同意外国使臣不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这不但改变了有清以来二百年余列祖列宗之“旧制”，也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华夏礼仪“旧制”。外国人以鞠躬或作揖礼觐见同治帝的事实，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楔子，严重动摇了传统跪拜礼仪的权威与根基。
二、内部的反思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需要有其内部的必要条件。跪拜礼仪的废除也是如此。
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带来了介绍西方国家礼制、礼仪的书籍，诸如《西礼需知》、《戎礼需知》等等。19世纪60、70年代，清廷开始向海外派遣各种类型的使团和官员，他们第一次亲自了解和认识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外交礼仪，并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传统的跪拜礼仪相比较。
1866年3月，清廷派斌椿等人随赫德前往英法等国考察。斌椿等人是以怎样的礼仪谒见英国女王的，并未留下十分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他决没有向女王行跪拜之礼。其后，他随赫德赴瑞典、比利时等国，也受到了类似的礼仪接待。
年过花甲的斌椿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问题反映较为迟缓，但与其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其《航海述奇》中则明确记述说：“其君臣相见，无山呼跪拜礼，只垂手免冠而已。”张德彝与斌椿等人“相见（英国君主）亦如是，只不脱帽”。[3](P546)
1868年，清廷官员志刚、孙家谷等随蒲安臣出使西方各国时，采用的是西方通行的握手或鞠躬礼。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礼仪，对于久居中国的清廷官员来说，无疑必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孙家谷有关出使西方各国外交礼仪的记述，虽极其简约，但却又极其明确：“秋后渡西洋，抵英吉利岛国，见其女君，礼节不过进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跪拜之文。赞以美词，循旧典也”。[4](P381)
其后，伴随着介绍西方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包括礼制制度的书刊大量传入，伴随着清廷出使西方各国人员的增多，中国人对西方礼仪的认识更加广泛而深刻。特别是此后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更促使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礼仪与民族奋起自救的关系，以审慎的态度对中西各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进步的中国人认为，传统的跪拜礼俗，只能培养人们的愚忠愚孝思想，泯灭国民的独立人格意识，因而发出了废除以跪拜礼为主要标志的繁琐礼制的呼声。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揭露、抨击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繁琐拜跪之仪”，束缚、钳制臣民百姓思想，“以挫其气节”[5](P341)的卑劣目的与险恶用心。梁启超在1897年任教时务学堂之时，即曾将废除跪拜与变法图强、维新救国联系起来。“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6](P548)然而，他们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具有决策权的统治者，其呼声虽亟，却未能对中国政治礼仪制度的变改产生实际的作用和直接影响。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也对跪拜礼仪等旧礼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极人世可怜之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阶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大臣之入朝，缙绅之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7上公堂，红员新进之夤缘于府第，此天下所仰望而不可得者，而举所谓叩头、请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之各种金科玉律，以为之倡。”长此以往，人们毫无国民、公民、民主意识，必将酿成“奴隶之风俗”。[7](P704-705)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身体力行，在革命队伍内部以同志、先生相称呼，以握手、鞠躬代替跪拜与长揖之礼。
1910年10月，资政院内一些较为激进的民选议员，终于公开而大胆地提出了“请废跪拜礼节”的建议案。[8](P76)
三、政权的力量
跪拜礼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已作为社会政治伦理和社会文化而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因此，在国家政治或社会生活中废除跪拜礼，是需要依靠政权力量的。中国当时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废除跪拜礼首先是由部分统治者，以一种非正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906年1月24日，即旧历除夕日，两广总督岑春煊示谕其属下称：清廷各级官员皆为皇上的臣子，对于其上级官员“在尽心而不在屈膝……况屈膝请安之礼，实钦定礼部则例百官接见礼仪条内所不载”。各省的司、道、府、厅、州、县官员，进见总督、巡抚等大员，只有三揖之礼而无屈膝之仪。下级官员进见督抚屈膝跪拜，不但“婢膝奴颜，有伤气节”，而且有“违犯王章，习非胜是”。示谕明确规定：“自明年正月为始，文武大小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俗仪，以符定制而挽颓风。”[9]
其后，江苏、江西、湖北、河南等省，亦皆于当年废除了府、州、厅、县官员自称“卑职”的陋习，废除了属下进见上级大吏的跪拜礼，规定凡下级官员初见上级大吏，只行三揖之礼，常见只行一揖之礼。例如，1906年5月，江苏巡抚陈夔龙曾通饬全省各级官员：无论官职大小，皆有“莅民治事之权，职曰天职，何卑之有？……嗣后通省府、州、厅、县以下公牍中，一律免称卑字……凡有来辕进见者，无论品级大小，初见三揖，常见一揖，一律免其请安。”[10]山东巡抚杨士骧亦曾通令山东法政学堂考生：“应考各员，是日入场点名，见抚帅只一揖，不准请安。”《大公报》特别指出：“此莲帅使僚属皆知自重之意，居心可谓厚矣”。[11]
诚然不错，岑春煊、陈夔龙、杨士骧等的上述示谕札令，皆强调各级官员，“官无大小，莫非王臣”，[10]大多援引清廷钦定礼部则例中有关百官接见礼仪规定为根据；他们主张废除的仅是下属官员对上级大吏的跪拜，而不是对皇帝的跪拜，更不是从根本上废除跪拜礼节，无疑带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上述废除属员跪拜的示谕札令，是在清廷宣谕仿行宪政这一特殊背景下提出的，我们确可从中感窥到一些较为开明的清廷大吏，尊重他人人格意识的初步萌动，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中国人经过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力图摒弃传统礼制的前兆端倪。恰如《大公报》所称：其“居心可谓厚矣”。[11]
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带同宣统皇帝在清官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同时也是中国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袁世凯内阁的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人，第一次摒弃跪拜礼，以三鞠躬礼朝见了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示以森严等级观念、贬抑人格尊严的跪拜礼至此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寿终正寝。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教育部通知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军政府，可照旧致祭文庙，“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12]其后，又明令废除社会交往中的叩拜、相揖、请安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8月17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礼制》规定：男子平常相见，施脱帽礼；公务活动中施脱帽一鞠躬礼；庆典、祀典、婚礼、聘问等隆重场合，施脱帽三鞠躬礼。女子礼与男子礼相类，惟不脱帽。[13](P16)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跪拜礼。
积淀愈深愈厚，清除愈艰愈巨。废除跪拜之礼的努力，自始至终皆受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1897年梁启超提出废除跪拜之礼时，湖南士绅叶德辉即曾猛烈批评梁启超：“竟欲易中国拜跪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14](P548)南京临时政府废除跪拜礼，特别是祭天祭孔等大典中的跪拜之礼后，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对此十分不满，竟气急败坏地质问国人：“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15](P849)似乎中国人的两膝就是为了跪拜天、地、君、亲、师而生长的。
20世纪初年，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的跪拜礼虽已被明今禁止，但跪拜之礼在中国社会内部并未彻底禁绝，我国的某些边僻地区仍有跪拜之风。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跪拜之礼已经彻底绝迹，这是历史的进步。跪拜之礼是与专制制度同时消亡的，这无疑是辛亥革命的结果，但同时又是经过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的自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