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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30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中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如今，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中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石鼓书院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石鼓区，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书院主要建筑有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而石鼓正当其中，横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石鼓书院立有高约两米石鼓。晋时庚仲初《观石鼓书》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载：“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风景奇异。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诸葛亮、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数年，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比较高的地位。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石鼓之名一说，石鼓四面凭虚，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谀仲初《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但当时并没有书院，山北面有一石洞，名为“朱陵后洞”，《水经注》上说“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说如果在“朱陵后洞”内听到湘江水的鸣叫，就会发生战争；《潇湘听雨录》记载：此洞为“灵洞”、“真仙遗迹”，在此祈祷能求子、除病。
三国时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因此，后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庙”（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后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改名为“武侯祠”【祠内有张南轩书《武侯祠记》（楷书体书），此碑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失】。
唐贞观时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东岸西溪间为游览胜地，题“东崖”、“西溪”四字，刻于东西岸壁上；天宝年（742～755）间，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后洞”栖息，修炼九华丹，杜甫《忆苦行》诗中有“更忆衡阳董炼师”之句；懒残和尚常来洞栖息，又名朱陵仙洞；“诗圣”杜甫大历4年（769)3月中旬和大历5年（770）夏两度到达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离开，曾在此留诗数首。当杜甫第二次离开衡州城，便病故于耒水旁的方田驿（今耒阳市高炉乡龙王庙），时年59岁。德宗贞元3年（787)，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805）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径衡州，齐映请韩愈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后人建“绿净阁”以此为纪念韩愈。地以人传，石鼓名声大振，成为后世文人骚客“朝圣”之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有“唐代八大诗人之一”美誉的衡州刺史吕温，任期间又对合江亭进行扩建装修；衡阳秀才（唐朝，秀才为最高荣誉，相当于现今“院士”）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刺史吕温曾访之，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日记其事。
宋代太平兴国2年（978），宋太宗赵匡义为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始唐元和年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献通考赐额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与朱子记国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如文学家苏轼、理学鼻祖周敦颐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讲学，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石鼓书院记》，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仁宗庆历4年（1044）石鼓书院成为衡州路的官办学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经术教导”学生。度宗咸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驻衡州时，作诗《合江亭》：“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风千万曲，合水两三洲。……”；谆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畴）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鼓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请朱嘉作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而要辨明义利，有志“为己之学”。时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3卷。七年林田井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补葺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40卷。南宋开庆元年（1259），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提刑黄斡又置田35亩，“以赡生徒”。宋末著名音乐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于湘江上，创作出“潇湘水云（雾）”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乾张祠祭祀韩愈、张拭。天顺、弘治年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湛若水至书院讲论“体认”之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的传人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过氏之地”，乃重整书院，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声慎习、等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汀间辨》、《太极问答》等，“忘倦”达4年（1549-1552）。又请赵大洲、皮鹿门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游记》中对石鼓的景色有详细描述；万历四十的（1612）巡抚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昆”、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规模、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沦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青年时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写诗词颂扬石鼓书院。明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火。
清世祖顺治14年（1657）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此时，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这家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科举化，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时七贤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正雅、余廷松、林学易、易廷彦、罗瑛、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援多为科举之业。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此时，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名胜古迹，诸如石鼓书院、回雁峰等。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仅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2009年，石鼓书院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广场举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的“古代书院二（一为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特种邮票共有4枚，分别为湖南的石鼓书院、江苏的安定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海南的东坡书院，每枚邮票面值1．20元，由当代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范曾和著名画家邹玉利设计，以国画形式表现。 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海拔69米，相传山上有石鼓，高六尺，能发出鼓声，故得其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瘐阐《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已载于史册。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石鼓书院历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设石鼓高等学堂为止，延续了一千余年。期间，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比较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宽族裔李士真“援宽故事，请于郡守，愿以私财”，在李宽办学旧址上对石鼓书院进行首次重建。史载，宋朝皇帝曾两次给石鼓书院赐额。一次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这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朱熹的《石鼓书院记》中有录；一次是仁宗景祐二年（1035），仁宗允集贤殿校理刘沆之请，诏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5顷，使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石鼓书院首任山长李宽、后任山长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贤祠，与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并称石鼓七贤。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六记：“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受业者称蒋为山长（见《荆湘近事》）。至宋相沿为习，书院益多。元代书院，亦置山长，讲学之外，并总领院务。清乾隆时改为院长，清末仍名山长。对其人选，明代多以品望为主，没有地域限制。清代虽强调品行、学问，然而多主张选择本地人士。自南宋以来，石鼓书院历代延聘了数十位山长，由于屡遭战乱，兵火连绵，现今能够查找到有名有姓的有40余位。
南宋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大儒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带纲领性的历史文献中，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是他倡导的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历代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山长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李访。戴溪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省试第一，累官至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二年（1185），石鼓书院得以恢复重建，戴溪任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三卷。程洵为朱熹门人，潜心理学，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始出任衡阳主簿。十四年又暂代石鼓书院山长，以宣扬朱子张子之学为要务，一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晦庵之门”（清康熙《衡州府志》）。在衡期间留有题咏石鼓诗若干首，并编纂首部《石鼓书院志》（后散失）。南宋开庆元年（1259），石鼓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长李访“尽复旧观”，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宋王朝南迁后，较为著名的书院为石鼓、白鹿洞、岳麓、象山等，嵩阳因战乱宋末时废毁，及至明中期嘉靖年由登封知县候泰重建才得以恢复书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统治者基本上不学无术，仇视汉族文化，书院基本上处于政府监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遭际不一样，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院，还获赠学田。历任石鼓书院山长有邓大任、王复、康庄、程敬直、李宥孙、金文海、朱仁仲、张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样，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长，未能有多大作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难查找到他们的资料。
明清两代，衡阳地方官员对于石鼓书院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结，这也是石鼓书院得以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末兵燹后，自明代永乐年间起，经过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资、何珣及湖广宪副沈庆等人70多年的努力，书院终于规制大备，沉寂多年的石鼓书院又再次兴盛起来。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王大韶青少年时期求学于石鼓书院，致仕后“重返母校”，主讲石鼓书院，并参与编纂、重校首部《石鼓书院志》，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有关书院史料。其他知名山长有周诏、李明安等。到了清代，山长陈正雅、吴炯、宋蓟龄、旷敏本、林学易、李振南、罗廷彦、王光国、余廷灿、李继圣、刘高阁、谭鹏宵、张学尹、常大湘、刘祖焕、蒋琦龄、邹焌杰、冯俊、邓传密、李扬华、左斌、江昱、祝松云、莫重坤、曾熙等，基本上都是进士、举人出身，才高八斗，学贯古今，官场历练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观上要为桑梓造福，客观上保证了教育质量，石鼓书院“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
比山长更牛的是山斗，也就是泰山、北斗的合称，犹言泰斗。邹守益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高足，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中讲学石鼓，著《教言》25篇（又称《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对识性、求实、时习、笃行、慎独、戒惧、格物、致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成为诸生向学的至理名言。四方从游者踵至，被诸生尊为书院“山斗”。旷敏本和林学易都是衡山县人，都是进士出身，都是石鼓书院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山长。旷敏本乾隆十九年（1754）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任职约三年，后出任石鼓书院山长，因学问精湛，出类拔萃，倍受时人称颂，士子争以出其门下为幸。林学易幼年受知于学使，有“国士”之称。乾隆二十六年（1761）聘为石鼓书院山长，连续执掌书院达15年之久。末代山长（1894～1902）曾熙是衡阳县石市人，光绪进士，累任提学使，不久返湘，主讲石鼓书院，后任湖南教育学会会长、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石鼓书院素称人才荟萃之地，讲学风气甚浓。历代名师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张栻、郑向、黄干，元代的偰玉立、奚汉伯颜、李处巽、陈淞年，明代的湛若水、蒋信、罗洪先、赵贞吉、茅坤、李渭、罗近溪、甘公亮、蔡汝楠、刘尧诲、王万善，清代的王敔、潘宗洛、吴时来、余廷灿、刘良弼、江恂等，都相继来这里登台传道，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成为湖湘地区引人瞩目的儒学传播基地，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讲学式”书院的楷模，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石鼓书院经过近十次的重修，在修葺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其原貌，如今的石鼓书院主要是由禹碑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朱陵洞组成。
始入石鼓书院，穿过大门，走过长廊，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题着一副对联：“蝌蚪成点通，天地衍大文”，此联为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史穆所题，在禹碑亭中央放置着一块禹碑，为蝌蚪文所做，禹碑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岳衡山岣嵝峰所刻，最早见于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其后史乘屡有记载。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位于石鼓山南面。
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
穿过禹碑亭，来到石鼓书院二门前，只见篆书对联“名修千佛上；至味五经中”于门上，石鼓山与道教文化有颇深渊源，后建立石鼓书院以“四书五经”作为正统教育教材，这副对联是对石鼓书院的真实写照。
透过二门，看到眼前有两个祠堂，位居其右的为“武侯祠”，位于左的为“李忠节公祠”，武侯祠和李忠节公祠与石鼓书院都没有很多联系，但是由于这两位英雄的事迹都发生在石鼓山，遂将其移至石鼓书院。
武侯祠为纪念诸葛亮而建。武侯即诸葛亮（181—234），因其曾封武乡侯，故世称武侯。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刘备任荆州牧，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驻临然即今衡阳，督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军赋，相传住在石鼓山上。后来人们在临然驿旁建武侯祠以供祀享。宋代重修石鼓书院时，将武侯祠移至石鼓山。南宋理学家张栻曾作《武侯祠记》，并亲笔勒石立碑。
祠堂门上范鹤年题有对联“心远地自偏，问草庐是耶非耶，此处想见当日；江流石不转，睹秋水来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上联武侯犹忆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贤才，下联武侯观以前实景，感慨万千。
李忠节公祠为纪念李忠节的高风亮节而建。李忠节公名李芾，字叔章，南宋衡州人。南宋德佑元年，元军将犯，李芾临危受命，任潭州（今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率领军民抗击元军三月有余，城破，举家殉国。元代在衡州城南金鳌山李带故宅建李忠节公祠，配祀李芾部将沈忠和衡阳县令穆演祖，清代移建石鼓山。元代宋本和清代陈沆先后有记。清同治年间（1862—1864）重修石鼓书院时，彭玉麟（时任兵部右侍郎）为李忠节公祠题联，赞扬了李忠节铁骨铮铮，为民族大义的牺牲精神。
穿过两祠堂，大观楼跃入眼帘，在大观楼内，你一眼便可以望到“书院七贤”画像依次排列，这是他们这一群文人雅士的贡献才有今天的石鼓书院。大观楼内放置着各地名人为其做的诗词和书画。
参观完大观楼，便是合江亭。 石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创建最早，并具有确切史志记载的书院。书院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自唐至清未存在了一千多年。唐时书院从《全唐诗》中考证有十一所，从地方史志中有记为十七所（以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和王镜第著《书院通证》及周书舲著《书院制度之研究》三文所列十七所为准）。两者都有载的仅三所：为衡阳李宽中秀书院〈石鼓书院〉、南溪的南溪书院、永济的费君书院。
《全唐诗》十一所书院：
李泌书院（南岳衡山邺侯书院），第四郎新修书，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李群玉书院，田将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学院
地方史志注明为唐代设置十七所书院：
丽正书院，张九宗书院，石鼓书院，皇寮书院，松州书院，青山书院，瀛洲书院，景星书院，义门书院，鳌峰书院，韦宙书院（南岳衡山），卢潘书院（南岳衡山），杜陵书院（耒阳），明道书院，梧桐书院，桂岩书院。 石鼓书院八景：“东岩晓日，西豀夜蟾，绿净蒸风，洼樽残雪，江阁书声，钓合晚唱，栈道枯藤，合江凝碧。”
安徽滁县醉翁亭、北京陶然亭、湖南长沙爱晚亭、浙江杭州湖心亭被称为中国“四大名亭”
【醉翁亭】坐落在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世之作《醉翁亭记》心的就是此亭。醉翁亭小巧独特，具有江南亭台特色。它紧靠峻峭的山壁，飞檐凌空挑出。数百年来虽屡次遭劫，又屡次复建，终不为人所忘。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全园总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1952年建园。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都北京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其地为燕京名胜，素有“都门胜地”之誉，年代久远，史迹斑驳。名闻遐迩的陶然亭、慈悲庵就座落在这里。秀丽的园林风光，丰富的文化内涵，光辉的革命史迹，使她成为旅游观光胜地。
【爱晚亭】爱晚亭位于岳麓书院后青枫峡的小山上，八柱重檐，顶部覆盖绿色琉璃瓦，攒尖宝顶，内柱为红色木柱，外柱为花岗石方柱，天花彩绘藻井，蔚为壮观。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山长罗典所建。原名“红叶亭”，又名“爱枫亭”。后经清代诗人袁枚建议，湖广总督毕沅据唐代诗人杜牧《山行》而改名为爱晚亭，取“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诗意
【湖心亭】湖心亭，在杭州西湖中，初名“振鹭亭”，又称“清喜阁”。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万历后才改名“湖心亭”。亭为楼式建筑，四面环水，登楼四望，不仅湖光荡漾，而且四面群山如屏风林立。亭的西面为西湖的南高峰和北高峰，景色十分壮观。游人登此楼观景，称为“湖心平眺”，是清代西湖十八景之一。昔人有诗云：“百遍清游未拟还，孤亭好在水云间，停阑四面空明里，一面城头三面山。”今亭为1953年重建。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岳麓书院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
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嵩阳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33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
还有：
中国四大名楼
岳阳楼
中国四大名楼（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鹳鹊楼）之一。矗立在湖南岳阳市西门城楼上 。 始建于唐 ， 清同治六年（1867）再建。因范仲淹曾撰《岳阳楼记》而出名。纯木结构，重檐盔顶，主楼3层，通高19.72米，黄色琉璃瓦顶。全楼衔接对榫，不用一钉。内藏 12 块檀木板刻《 岳阳楼记 》全文，为清乾隆时名书法家张照所写。
滕王阁
中国四大名楼之一。位于江西南昌市赣江边。唐永徽四年（653） ，高祖子滕王李元婴督洪州时营建 ，并以封号为名 。上元二年（675），洪州都督阎伯玙在此大宴宾客，王勃即席作《滕王阁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滕王阁历时1300多年 ，屡毁屡建 ，1926年为北洋军阀邓如琢烧毁 。后又重建。
黄鹤楼
中国四大名楼之一。楼址在湖北武汉市蛇山的黄鹄矶头 。相传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 ，历代屡毁屡建，1884年最后一次焚毁。历代名人如崔颢、李白、白居易、陆游等均有题诗。1985年，在蛇山的高观山西坡重建，楼高五层（加夹层为十层），高50.4米，主楼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颇具民族风格，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仿古建筑。
鹳雀楼
中国四大名楼之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曾在此留下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千古佳句。
http://zhidao.baidu.com/q?word=%CB%C4%B4%F3%CA%E9%D4%BA&ct=17&pn=0&tn=ikaslist&rn=10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是指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南湖畔）、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嵩阳书院（今河南郑州登封嵩山）、白鹿洞书院（今江西九江庐山）。
1、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1998年国家邮电部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国家4A级风景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2、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现为长沙市文化旅游主要景点之一。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3、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4、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且有“海内书院第一之称”。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画卷轴等。
扩展资料
1、宋初四大书院说：
石鼓书院，金山书院，岳麓书院，徂徕书院。
此说法没有争议。此为宋末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学校考》的宋朝四大书院说法，范成大《骖鸾录》和清代全祖望均赞同。
2、南宋四大书院说：
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
此说法没有争议。清代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四十五为据。
2、北宋六大书院说：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
（中e69da5e6ba90e79fa5e98193364华民国时期盛朗西、陈登原《中国书院制度》）
3、北宋八大书院说：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
（南宋诗人范成大推举，民国陈登原《国史旧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杭州的书院自唐代始，至清代到达极盛，前前后后总共出现了约31所，其中以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四大书院最为著名。
现名为万松书院的敷文书院，是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相恋之处，而今它已经成了杭州最有人气的书院之一.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当时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在此讲学。清康熙帝为书院题写“浙水敷文”匾额，遂改称为敷文书院。现遗址尚存有“万世师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稀可见“至圣先师孔子像”的石碑等物。
崇文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位于西湖跨虹桥西。明朝巡盐御史叶永盛每逢春秋公务之闲暇，召集徽州籍子弟聚于跨虹桥西的湖面画舫中，现场出题考课，然后命各舟荡漾分散，称为“舫课”。叶永盛调离之后，徽商在跨虹桥西建院舍，称“紫阳崇文书院”。清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题榜“崇文”，遂更名为“崇文书院”。崇文书院后来毁于太平军战火，同治年间又重建，光绪年间，还引来海宁人王国维在此读书，王国维成名后，回来崇文书院讲过学。
紫阳书院原名紫阳别墅，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间(1703年)，由两浙都转盐运使高熊征及盐商汪鸣瑞等捐资建造，初名“紫阳别墅”，主要招收商人子弟。咸丰十一年(1861年)，院舍毁于战乱。同治四年，得以重建，更名为“紫阳书院”。乾隆年间，学生多至三百余人。清代著名学者孙衣言曾在此主教，咸淳十一年书院舍毁于兵灾，同治四年重建，并改名为紫阳书院。光绪十八年改为仁和县高等小学堂，院址今为紫阳小学学校。紫阳书院在城南紫阳山脚，与几个书院相比，最得山林野趣。幽径乱石，杂树繁花，提供探胜的乐趣。紫阳书院从1703年创建到1902年归并，有199年的历史。紫阳是朱熹的号，清代书院里，很多省份都有紫阳书院，最有名的是苏州。苏州紫阳书院和杭州敷文书院地位一样，名列全国23所省级书院之中。乾隆皇帝曾经到各省级的书院巡视，杭州敷文和苏州紫阳都去过六次，是去的次数最多的两所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由李鸿章选中俞樾作为山长，杭州的紫阳书院则是由俞樾的浙江同年挚友孙衣言掌印，这孙衣言的儿子就是晚7a64e78988e69d83362清著名的经学大师孙诒让。
诂经精舍嘉庆六年(1801年)，由浙江巡抚阮元在原《经籍纂诂》编纂之地创建，阮元在《诂经精舍记》中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遂将书院更名为“诂经精舍”。现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