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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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36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二:“德治”主义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三:“人治”主义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8]
总结: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义)、诚(信)、弟(悌)、智(知)、忠、礼、勇、恕、廉、温、恭、宽、良、耻、让、敏、惠等项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37]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zd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还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统治者要仁回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
一、制民恒产，鼓励农桑，足食足兵
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保持富强，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土地广大，二是人口众多，三要有足够的可耕土地。地广则资源充足；人众则劳力富足；耕地足则可望粮食充裕。然而具备以上条件，国家仍未必富强，关键还要看政治状况。故《论语》写道：“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要有足够的粮食，能养活人民；要有足够的兵力，能保卫社稷，还要政府在民众中享有深厚的信誉，有强固的凝聚力。孔子说，可以“去食”，可以“去兵”，却不可失去“信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家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如何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易传》指出：一要靠“仁”，二要靠“财”。“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君主要守住王位，须行仁政，爱护人民，要增强人民对国家的凝聚力，须有充足财物足以养活人民，使人民生活无忧。
孟子提出施行仁政，首须“制民恒产”。他说：人民有了恒产，才有“恒心”，“苟无恒产，因无恒心，则放僻邪侈，无不为己”。有恒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固守家园。否则必将胡作非为，扰乱社会。为此，《孟子》规划了一幅理想的社会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之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以农立国的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一家一户是生产单位，男耕女织，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孟子 规划的蓝图，正好满足八口之家的农业小家庭的生产、生活需要，做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其中重要的环节，在于朝庭不可任意征调劳力去从事劳役或兵役，以免妨害农事活动。此外，还要认真注意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愁贫穷，而愁财富分配不均；不愁人口少，而愁社会不安定。因为“均无贫，和不寡，安无倾”。如果财富分配均平，就不怕贫穷；社会和谐；就不会觉得人少；社会安定，国家就不愁有倾覆的危险。财富分配不均，从来就是封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人民生产的财物，被统治阶级剥削，而饥寒交迫，往往挺而走险。《易传》指出，为了安定社会，必须：“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在财政上要量入为出，有制度加以节制，既要保证政府的正常开支而不伤财，又能保证人民正常生活不至害民。
先哲在治国理财方面的基本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安定人民生活，的确发挥指导作用，收到良好效果。然而，不少封建统治者，往往对儒家提倡的这些正当主张，往往并不认真执行，任凭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使农民丧失恒产；重税重赋，剥削农民，使其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大兴土木，违害农时，伤财害民无所不为，迫使农民挺而走险。昏君当政，农桑荒废，仓库空虚，既不足食，更难足兵，亡国之祸，难以避免。
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安定社会
儒家治国方略，首重为政以德。《论语》写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以德治国，让人民心悦诚服。君主象北斗星，稳居中央，臣民若众星宿环绕它旋转。孔子曾将“齐之以刑”与“齐之以礼”加以比较，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光凭行政手段主导政治，靠刑罚惩治人民，则人民会苟免犯罪，却不认识犯罪可耻；凭道德引导人民，用礼仪教化他们，人民不但知道廉耻，并能自觉纠正错误。儒家治国靠道德教化，启发人民自觉遵守礼法，是其重大特征，同法家一味强调法制的威力大有区别。孔子主张礼乐教化同刑罚惩治相互补充，指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如不施行礼乐以教化人民，引导他们从善，全凭刑罚去矫治社会难以恰当；刑罚执行不当，百姓会善恶不分，无所措手足，社会怎能安定和谐？儒家所说的德和礼，都是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一套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其核心内容是讲究孝道，即从“齐家”做起，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故《论语》指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本属家庭伦理，儒家主张道德教育应从家庭做起。家庭道德教育好，就不会犯上；在家不会犯上，更不会在社会上作乱。孟子发展孔子思想，提出“五伦”观念。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止注重家庭伦理，做到父慈子孝维系骨肉之亲；夫妻和睦相处，保持内外之别；老少之间能尊老爱幼，有尊卑次序；进而扩展到社会，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如此，整个社会才能保持和谐安定。孔子强调道德教育，同文化知识教育相比较，道德教育必须放在首要地位，他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顺从兄长，做事要谨慎小心，说话要诚实守信，对大众要有仁爱之心，平时要同有仁德的人亲近；在养成良好道德质量后，再有精力就用以学习《礼》、《乐》、《诗》、《书》等基本文化知识。其所以如此，是由于道德质量的培养关系如何做人的问题。要从小抓起，一举一动时刻不可放松。文化知识的培养，是长期任务，可多可少、可早可晚，不必要求过急。不难看出，儒家为了安定社会，建立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从家庭教育抓起，对人要从年轻时抓起，要花大力抓道德思想教育，更不能只重刑罚手段而忽视道德教化。儒家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强调以德治国就忽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相反，往往是采取阳儒阴法的手段，以仁义道德欺骗人民，而骨子里采取严刑峻罚镇压人民的反抗。儒学在封建社会的作用存在二重性。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运动，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必须集中力量反对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儒学。
三、顺天应人，革故鼎新，调整制度
从历史上看，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都不可能长期合理，永不改变。儒家治国方略，强调革故鼎新，因时变法。《易传》指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时变化，万物才能生长发育。社会制度同样会发生变革，商汤王领导人民推翻夏桀的统治，周武王领导人民推翻商纣的统治，这是社会“革命”，即革除旧统治所奉行的“天命”。对于这种“革命”行为，《易传》提出两个基本准则：一要“顺乎天”，即顺从历史潮流；二要“应乎人”，即适应人民意愿。这两个原则是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具有永久魅力。《易传》更指出，任何改革措施，要掌握好恰当时机，切不可鲁莽从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法令，当禁止就加以禁止，不要拖泥带水；该推行的新制度新法令，当雷厉风行加以推行，不可畏首畏尾，迟疑不决。一动一静，或行或止，不失时机，才有光明前途。《易传》明确宣示，《周易》是一部主张变革的书。写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当及时变革，变革乃能亨通，亨通的事物才能久长。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儒家所说的变革，并非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只不过是对旧制度作某些局部改变，无非是着眼于抑制豪强兼并势力，上以强化中央集权，防止社会分裂；下以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防止社会动乱。为了能及时革故鼎新，儒家十分注重居安思危，强调树立忧患意识。《易传》写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警示执政者千万不要粗心大意，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特别在变革之时，要对主客观形势作充分估计，作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四、居宽尚和，保持社会和谐
封建社会本是一个矛盾百出很不和谐的社会。儒家治国理念十分注重提倡宽容精神，保持社会和谐。《论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何才能做到人和？孔子主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坚持宽恕之道，能将心比心，自己不愿做的事，或不愿面对的境况，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孔子进一步指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要立业，也要帮助别人立业；自己想要发达，也要帮助别人发达。凡事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人己关系才会和谐。孟子同样主张推己及人：“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又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在同一村落里的人，平日出入，互相友爱；防御盗贼，相互帮助；有了疾病，互相照顾，这样百姓之间自然亲爱和睦。总之，处世为人当“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一个社会人人处事宽容，行为友爱，这就是儒家理想的社会生活准则。宽容精神足以促进人己关系的和谐；扩而大之，足以保持学派之间，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易传》提出的原则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种原则实施到文化领域，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儒、道、法等学派，多元并存，相互涵摄，共同繁荣的局面；实施于宗教界，促成中华大地儒家、道教、佛教形成三教并存和谐融洽的形势。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各显其能；乃至在同一庙宇，存在各派神像一体供奉的现象。三教合一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想象；在中国人心目中，认为理所当然。这正是在儒家“居宽尚和”治国理念下造成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坚强凝固力的重要原因。德国首都柏林的得月园中孔子像前，镌刻着八个大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明孔子提出的这一口号，保持着普适性，具有永恒魅力，足以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人民的共识。
五、举贤任能、端正吏治
儒家坚持以德治国，而良好的道德情操，固然应当体现在广大人群之中，形成社会风尚；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各级政府的官吏身上，发挥表率作用。德治说到底当体现于人治。在中国封建社会，人治作用尤为突出，故有“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的说法。官吏清正廉洁，能体察民间疾苦，执政为民，乃有德政；官吏贪赃枉法，鱼肉人民，政治必然昏败。故选贤任能，端正吏治，成为治国理财的关键措施。儒家强调齐家治国当以修身为本。对于政府官吏，修身的要求更加严格。
首先，要树立“民本”思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民流亡他国，缺乏劳力和兵力，耕战无法进行，则社稷不保，君主亦无以自存。君主昏庸，臣僚贪腐，人民必陷入水火之中，君主亦难保其宝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聪明的统治者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故要求官吏树立“民本”思想。《礼记·大学》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要想人民拥护，首先君主和臣僚要有德。故《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否彰显光明的德性，能否亲民，并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乃是举贤任能首要考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94333察的条件。
其次，端正思想作风。政府官吏经常接触下层民众，政府的正常指令、措施，须靠他们去传达贯彻，他们是否有良好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极端重要。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正”就是为人正直，不偏不党；处事公正，不殉私情；光明正大，透明透亮。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府官员遇事能够以身作则，是最好的工作作风。《易传》说得好：“说（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悦）以犯难，民忘其死。”领导者心甘情愿带头工作，人民会不辞劳苦跟着拼命干；领导者不惧危难冲锋在前，士卒也会舍生忘死拼命向前。作为官吏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自以为是，主观武断，独断专横，听不进不同意见。孔子 主张坚持“四勿”，杜绝四种思想作风：“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已见，不主观武断。克服此种毛病就须多作调查研究，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深入思考，多谋善断，树立良好思想作风。儒家尤其要求官吏不可结党营私。封建社会屡次发生朋党之争，成为最难防治的社会弊端，危害性极为深远。孔子的警示，恰中要害：“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是说正人君子能广泛团结群众而不私结党羽、朋比为奸；小人相反，总爱亲近少数人，而不愿团结多数人合衷共事。更有甚者，有的官吏听不进下属的不同意见，听到反对意见，就对之进行打击报复。能如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的君主真似凤毛麟角。荀子曾经指出，“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君主能以宽厚心怀纳谏，臣僚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以匡正君主的缺失。臣僚上下级之间才能上行下效，敢于坚持不同意见，齐心协力搞好政治事务，造成和谐的社会环境。
再次，不断提高官吏的思想文化素质。儒家推行“内圣外王”之道，十分重视德治，对于政府各级官吏的思想文化素质要求相当严格。《中庸》提出的要求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即要广博地学习，审慎的询问，谨慎地思虑，明晰地辨别，笃实地履行。具体地说，要求广博地学习《礼》、《乐》、《诗》、《书》、《易》等文化典籍；审慎地询问事件的原委或民间疾苦；谨慎地思虑执行的政策是否顺应民情；明晰地辨析政策措施是否恰当；切实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不玩忽职守。孔子亦曾提出五字要求：“恭、宽、信、敏、惠”。他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一个为官的人，态度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就能得到大众的拥护；讲究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办事勤敏就能取得成功；施行恩惠就能更好地指挥别人。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成为仁者？孔子告诉他：能“尊五美”，才算仁者。所谓“五美”，即五种做人的美德。孔子提出的“五美”就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进一步解释道：顺着百姓可以得利的方面引导他们去获利，就是民得其惠而于己不费；依百姓可以服劳役的时间征调他们服劳役，就可劳而不怨；自己想成就仁政而获得仁德，就是满足自己愿望而人不以为贪；无论人多人少，大事小事，都不敢怠慢，就是行为庄重而不骄傲；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使人敬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孟子还指出：志士仁人必须心情宽广，接近百性，同人民共忧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正是这种忧怀天下的心胸，造就了历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数志士仁人，使中华民族忧国精神永放光辉。
儒家治国安邦理念，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深入人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经世良才，促成祖国不断繁荣昌盛，虽屡遭 天灾人祸，依然重整乾坤，傲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孟子当年设想：“若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者皆欲出于王之途。”这一理想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有如此理想同没有这种理想是大不相同的。没有理想的民族，不可能“发政施仁”，制民恒产以足食足兵，导之以德而安定社会，顺天应人以革故鼎新，居宽尚和以和谐社会，举贤任能以端正吏治。儒家制定的治国方略，经世理念，哺育了中华民族无数有志之士，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屡经苦难而百折不挠。当今的中国，尽管非常古老，却又充满活力，正进行复兴中华的伟大实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正如著名国际友人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所赞叹的：“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先前的儒家学说，这种实验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中国现在的经济繁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儒家学说受到世界有识之士的首肯：“反本开新”的新儒学大受青睐，绝非偶然。儒家治国理念值得深入研究，承继这一份宝贵文化遗产，足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良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