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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时期的钟繇是第一个确立楷书地位的书法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62大家，他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他与卫觊分庭抗礼，形成南北两派书风。
晋时玄风大炽，谈玄论道、风流倜傥为时代之风气，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恬淡之美，一时"父子争胜，兄弟竞爽"，南朝缣素流传，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论著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乃书家所难，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瓘)、索(靖)、王(导)、谢(安)、郗(鉴)、庾(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光炳千秋。
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之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从曹魏开始，对文学艺术的关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惟才是举”等选人制度的实施，使“才能”有可能越过道德而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学艺术，如原来被视作小道的文学，被曹丕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书法在东晋时期成为世家大族争能斗胜的方式之一，上层贵族大量进入这个领域。魏晋书法在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家，在风格的开创和典范的树立上有无可取代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书法作为艺术的许多基本观念被揭示出来，不仅形成理论，而且被贯彻到实践中，从而使书法的艺术性质得到了强化。
这时期的书法发展，大约可以这样来描述：三国为过渡时期；两晋（尤其是东晋）为鼎盛时期。 数量极少，著名的有两件，都属吴国，一为《天发神谶碑》，传皇象书；一为《禅国山碑》，传苏建书。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传为三国吴皇象所书。晋时折为三段，俗称“三段碑”，嘉庆十年毁于火。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国书法史上，《天发神谶碑》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碑刻。从书体上说，它非篆非隶，处在两者之间。此碑用隶笔写篆字，横首用折刀头、横尾有波磔，竖尾用悬针，转折用方，若悬崖斩断，字势雄伟。
《禅国山碑》体势也是变幻莫测，风格奇诡。有人以为这是吴地地域风气的影响，应该是有道理的，但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隶本身的走向没落。至于它们的艺术价值，清人张廷济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虽嫌过誉，而对其审美特点的揭示可谓中肯。 三国时期的草书，最为杰出的书家是吴国的皇象。
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卒不详。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张怀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
传世作品有《急就章》、《顽暗帖》、《文武将队帖》等，《急就章》尤为剧迹。现存《急就章》，以明正统四年据叶梦得之颍昌本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为有名，字数达1394个。其艺术特点，以唐人窦臮和张怀瓘的评价最称精当。窦臮《述书赋》说：“广陵休明，朴直古情，难以穷真，非学可成。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张怀瓘《书断》说：“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长期以来是学习章草的极佳范本。 三国时期的楷书传世的有三种类型：碑刻、法帖和简牍。
碑刻集中在吴国，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两种。从体势来看，还有隶书的平正姿态，而笔划则已经都泯灭了波磔，未知是字体演变已经臻于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为认为，“南碑当溯于吴，”以此二种为“真楷之极”，特别是《葛府君碑》“尤为正书鼻祖”，其说后来多为书法史研究者所继承。 法帖主要是魏国钟繇的作品。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汉灵帝时任黄门侍郎，魏国时官至太傅，史称钟太傅。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时代，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被称为“四贤”，以后长期与王羲之合称“钟王”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30。刘宋羊欣说钟繇善铭石书、章程书和行押书，当即隶书、楷书和行书。他在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书之祖”的美誉。其书存世可以确认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种，即《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和《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骑帖》、《长患帖》、《雪寒帖》、《长风帖》。
南朝梁武帝以为逸少不及元常，并评其字说：“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又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庾肩吾认为其书“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则认为虽然钟繇“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张怀瓘《书断》认为“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说：“刚柔备焉，点划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清人刘熙载认为“其书大巧若拙，后人莫及”。
钟繇以国家重臣的身份，在书法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对人们的书法热情是一种极大的促进，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书成熟的步伐，为东晋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导作用。他的小楷，长期影响了历史上的小楷书家。“正书之祖”的美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简牍书主要出土于吴地。1979年江西南昌发现的《高荣名刺》（其用途近于现在的名片）及简牍、安徽马鞍山发现的《朱然名刺》及《木谒》，都有很接近成熟楷书的写法，尤其是后者，体势宽博，虽然刚从隶书化出，但楷法已具规模。可见，到三国时代，楷书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当了。这几件作品，风格与后世受隶书影响的楷书有相似之处，值得重视。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曰，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
魏晋书法承汉之余绪，又极富创造活力，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国书法艺百术的发展方向。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
简介从曹魏开始，对文学艺术的关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惟才是举”等选人制度的实施，使“才能”有可能度越过道德而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学艺术，如原来被视作小道的文知学，被曹丕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书法在东晋时期成为世家大族争能斗胜的方式之一，上层贵族大量进入这个领域。魏晋书法在这一背道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是楷、行、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家，在风格的开创和典范的树立上有无回可取代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书法作为艺术的许多基本观念被揭示出来，不仅形成理论，而且被贯彻到实践中，从而使书法的艺术性质得到了强化。这时期的书法发展，大约可以这样答来描述：三国为过渡时期；两晋（尤其是东晋）为鼎盛时期。想要练好字，建议使用类似书法三宝这样的练字工具，进步乎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