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成语故事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碑质为沙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市扬旗田村，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现存于曲靖一中爨轩内爨碑亭。爨宝子碑为全国首批重点保护文物。
《爨宝子碑》 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安帝乙已年（公元405年）刻，用笔结体与《中岳嵩高灵庙碑》极相似，在隶楷之间，康有为评其：“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现碑石在云南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学写《张迁碑》一路的汉隶，参入《爨宝子碑》的用笔及结字，顿使字形具灵动逸纵之趣，可防结构流于僵木。----《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此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云南南宁(今曲靖)出土，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被一乡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31民用做压豆腐的石板。咸丰二年，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豆腐上有字迹，大为惊异，急忙派人找到卖豆腐之人。将碑石运回府中，后置于城中武侯祠。当时，正是碑学大兴而帖学告退的时代。所以，它一经发现，其怪诞的用笔，随意的结体所表现出的古朴味道，立刻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被视为书法作品中的奇珍异宝，阮元称它为“滇中第一石”，康有为誉为“已冠古今”。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于东晋“大亨四年”(405)，现存于曲靖一中。“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现存于陆良贞元堡小学旁。后人因其碑形大小，将爨宝子碑称为“小爨碑”，而7a64e58685e5aeb9330把爨龙颜碑称为“大爨碑”。有人曾对两爨碑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小爨碑的碑刻文字较充分地体现了碑刻书法从隶向楷过渡的转折嬗变特点，所以爨宝子碑的碑刻书法艺术的研究价值较大。而大爨碑系统追溯了爨氏的族源及其迁徙路线，以及爨氏进入南中后从其始祖爨肃到爨龙颜九代世袭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因此爨龙颜碑的历史研究价值要更大一些。从两爨碑中，人们不仅可以找到魏晋南北朝时爨氏统治云南的一些历史线索，而且还可以探寻出许多有价值的文化现象。
两爨碑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蔽”而下令禁立墓碑。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司马炎下诏：“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甚于此，一禁断之”。南朝一仍旧制而禁碑甚严，故刻石寥寥，直至北魏后方才解除碑禁。故而在我国书法史上，出现了南(朝)碑少而帖多、北(朝)碑多而帖少的独特现象，然而，两爨碑，尤其是立于禁碑甚严的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便成为这一时期唯一现存的碑刻。惟其如此，后人将两爨碑称之为“南碑瑰宝”，这是恰如其分的。
爨龙颜碑文中称其为颛顼、祝融氏和班彪、班固的后裔，因东汉末年班氏受封“采邑于爨”地(一说为今山西忻县定襄一带)而以爨为姓氏，并随着氏族的兴衰而不断南迁，先后经庸、蜀即今湖北、四川而进入云南，通过仿庄跷“变服从其俗”和通婚联姻等方式而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中原移民中夷化了的南中大姓。爨氏称雄云南历经数百年，统治时间之长，乃至于魏晋后的史籍将云南土著民族统称为“爨蛮”，从而取代了过去一度流行的“夷”(如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称谓。令人感兴趣的是，就在爨氏统治后期，当时的云南还真的出现了被称之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的民族现象。因为爨氏统治时间长，爨由姓氏而成为族称，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认真研究的课题。
尽管在爨龙颜碑中记载其身兼四种官职，但史籍中对其任的主要官职“刺史”却了无记载。究其原委，就是当时朝廷无力治理云南而“遥授刺史”，仅仅实行名义上的统治。“刺史”便成为爨氏自我封授的官职并祖孙世袭，是名副其实的“土官”。从诸葛亮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为官属，发展到爨氏土官祖孙世袭，可视为后来元朝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之滥觞。研究云南土司制度，爨氏土宫祖孙世袭的这一历史现象，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爨宝子碑》碑末的东晋“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落款中的“大亨四年”乃误用，因东晋“大亨”年号是桓玄篡晋时使用的，一年后桓玄失败。“大亨”年号使用仅一年，次年即不实行，仍用原来“元兴”年号。桓玄篡晋失败后，安帝改元“元兴”的第三年又改元为“义熙”。爨氏在边远的云南曲靖（当时叫“味县”和“建宁”及“宁州”，笔者注）竟未知，仍书刻“大亨”此中央王朝不用的旧年号。中原改元而爨氏竟不知，此乃是爨氏称霸古代南中地区，独踞一方，偏安南疆，闭关自守的结果和物证。所谓“大亨四年”，类推应是“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爨宝子碑》左下角镌刻有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七月，南宁（今曲靖市，笔者注）知府邓尔恒所题跋文，记述《爨宝子碑》出土及移置经过和评述该碑乃罕见之宝物：“碑在郡南七十里杨旗田（今越州，笔者注），乾隆戊戍已出土，新通志载而不详，近重修南宁县志，搜辑金石遗文始获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孝晋安帝元兴二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在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未行，故仍遵用之耳。仪征阮文达（云、贵总督阮元，笔者注）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十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抑物之显晦固有，时与晋碑存世者已鲜，兹则字画光完好，愿与邑之人共宝贵之，咸丰二年秋七月金陵（今南京，笔者注）邓尔恒识”。1927年，武侯祠毁于战火，此碑曾一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餐风饮露，受阳光曝晒，风雨剥蚀，险遭损坏。辛被一寒士张士元发现，搬回家中，以靠传拓《爨宝子碑》的拓片卖钱为维持生活，“小爨碑”才得以保存下来。1937年，为迎接民国“京（今南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到来，才由民国云南省教育厅拨款在曲靖中学内建“爨碑亭”，并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今曲靖，笔者注）盟誓碑”移置其内一同贮藏保护。1989年在爨碑亭东面10米处，另兴建了一座圆形六角攒尖式顶，用以象征民族团结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亭”，将两通碑刻各置一亭，分开陈列和保管。爨碑亭（见照片）是采用中国古建筑木结构技术中的“穿斗式”与“抬梁式”相结合，建筑形式是四方形亭阁回廊式的造形艺术，单檐歇山顶。爨碑亭门上方中间和门两侧楹柱上悬挂有清代“经济特科状元”、云南省石屏县的袁嘉谷先生亲手所书“爨碑亭”三大个篆字和其撰书对联：“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 石碑永寿二千载年”。袁嘉谷先生高度赞誉了这通历史文化艺术文物至宝——《爨宝子碑》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袁嘉谷先生亲手所书写的爨碑亭名篆字圆润饱满而秀丽，圆劲而有古意。对联的楷书笔力古厚丰腴，雄劲有力，书体的笔法酣畅流利，秀丽遒健而洒脱，也是难得的珍贵书法艺术遗物。 《爨宝子碑》碑文的书体艺术别致且有趣致，笔划结体在隶楷之间，还有篆书遗姿，极具刚健雄强的时代艺术特征。其书体笔划结体艺术变化无常，忽隶、忽楷、忽篆掺拌，可谓是“三体合一”的融合体，古朴浑厚而奇巧；书法艺术内刚而外柔，方笔遒劲，就象刀凿斧击而成，拙中带巧；字体参差有趣致，同字异写，无一字雷同；章法布局艺术大小错落，彼此顾盼，首尾呼应，气贯全篇，任其自然，和谐统一。《爨宝子碑》是兼有字体美、笔划美、章法美、镌刻精美的碑刻艺术珍品。其点画、字形、行气、篇韵都浑然天成，潇洒且轻快。它问世后，即为世所重，为金石书法家所喜爱。国学大师康有为先生对《爨宝子碑》赞不绝口，在其所著《广艺舟双辑·碑品》中称它：“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康评价《爨宝子碑》在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的演变史中有：“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此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又说：“吾爱古碑莫如《谷朗7a64e4b893e5b19e330》、《郛休》、《爨宝子》……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还对它作了形式象化的具体比喻：“《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康有为先生对《爨宝子碑》称赞不已，可谓是钟爱有加了。清末有个诗人看了两通“爨碑”后写诗云：“法书二爨足珍奇，朴茂肃疏世几知？邂逅偏逢嘉客至，挑灯逆旅对读碑”。也是称赞有加。
《爨宝子碑》书体艺术在近现代的赞词则有李根源称它时说是：“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可见它质朴的外表怎么也掩盖不住《爨宝子碑》内在刚柔兼有的妩媚诱人的秀丽气质。周钟岳则给它以“南碑瑰宝”之美誉。抗日战争欺间，一位专习“爨体”书法艺术达30年之久的书法家卢蔚乾，到云南省昆明市举办他的个人书法艺术展览期间，专程赴曲靖和陆良县了却他一览《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的夙愿。不巧，到曲靖时爨碑亭门上锁紧闭，无可奈何只得隔窗窥视，后遗憾地留下了：“寻碑万里曲州来，惆怅碑亭锁末开。窗外共君窥宝子，绿荫檐下几徘徊”的诗句。他到陆良县的贞元堡看到了《爨龙颜碑》后常说：“对于大小爨 碑，三十年来，始终弗解，故二爨不啻为余学书之津梁”。原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秦咢生先生撰七言绝句赞《爨宝子碑》曰：“大亨玉影吐芳甘，邈邈春风三月三。不守故常非放诞，故将流别振西南”。还有原上海书画院副院长韩天衡写诗赞它：“滇南乏古书，有书即奇出。一通爨宝子，羲之叹勿如”。已显书法家们对《爨宝子碑》的爱慕之深，都是称赞不已的溢美之词。可知《爨宝子碑》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演变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是珍稀难得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艺术和汉文化艺相融合的结晶物。近现代海内外许多书法家和书法艺术爱好者躬身实践，临摹研习《爨宝子碑》的书体方法，从《爨宝子碑》碑文的笔划结构中吸取精华后大笔创新，卓然成为书法艺术大家，令人赞赏不已。“爨碑”书体艺术在现今的文化艺术生活中用于书籍封面题签，如《爨史》、《南诏野史会证》等，古朴可爱。用于电影片头字幕也很好看,如电影《林则徐》的片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字幕等都别有风味。爨体书法艺术在广州应用的最为广泛。现在比较常见的爨体字为“招商银行”四字，具体启用年限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