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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甲午战争是日本和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按照西方国家的体制建立了新的国家模型，主要一点就是军队国家化，陆海军分别由陆军省、海军省管理，职业军官带领军队，陆军省、海军省受议会的投票进行调动，由内阁代表国家行使军队权力。这种体制基本和现在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
甲午战争
而中国当时是清朝末年，朝廷的正规军八旗军、绿营兵都已经腐朽堕落，严重缺乏战斗e69da5e887aae79fa5e98193331力。清朝的主力国防军就是陆军是淮军，海军是北洋水师。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建立的私人部队，在镇压太平军时，李鸿章组建的以安徽同乡为基础的团练地主武装，后来经过朝廷改编为正式的军队，但是这样的军队只听李鸿章一人的，没有日军的国家意识，只有自己的升官发财、贪生怕死的意识，不过也有不畏生死的硬汉。甲午陆战中的左宝贵、叶志超、宋庆等人都是过去淮军的将领。
而北洋水师更是李鸿章一手组建的，几乎就是全部听李鸿章的，水师最高长官水师提督丁汝昌也李鸿章的铁杆手下。
李鸿章
李鸿章在那个时候，几乎是权倾朝野，管理了大量的经济、军事事务，让朝里很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满洲宗亲们更是狠透了李鸿章。所以在甲午战争时期，大批官员看到中国战败反而高兴，因为可以搬到李鸿章，可以镇压李鸿章的势力。
北洋海军
其实这句话主要是指出当时清政府对全国的动员能力的薄弱，和没有现代战争中的总体战意识。在战争中，参战的主要是北洋，其他各地都是打酱油状态。
翁同龢的能力一般，更也谈不上政争。李鸿章算是清末能臣了，其能力也实在有限，
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战争”。这种观点看似有些道理，但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却不够全面。
甲午之战甫落幕，李鸿章便被单挑出来说事了，先是李的政敌们，追究其对战败所负主要责任，继而社会舆论一致谴责他“卖国求荣”，连李氏本人也不得不认倒霉，说自己“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似乎这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64场战争就是他一个人打的。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说得很到位。
李鸿章无疑是晚清朝中卓有才干的官员，他的见识“远过常人”，在多数国人浑浑噩噩之时，他就指出世界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认为中国只有以变应变、以变求存；他还第一个警觉邻居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主要对手和威胁。由于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急需在和平环境中发展以求富强，面临列强环伺、民族危机四伏的境况，他的对策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但是，清政府的政治体制已经腐朽，乏力回天。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孤立无援、只能单打独斗。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人生。
具体到甲午一战，李鸿章备受指责的是“避战求和”、“消极防御”。当年的日本，和中国差不多同时起步学习西方，经营近30年，一个走在了前面，一个落在了后面，盖因前者“脱亚入欧”，义无反顾；后者则历史包袱太重，保守成为社会的主流。李鸿章之所以尽量避战，缘于他明白中日军力差距很大：两国只海军有得一比，陆军则日本为现代军队，中国为古代军队，二者根本不是对手。为高升号运兵船护航，李鸿章决定不出动北洋舰队主力，以免被日方抓把柄启战端，他选择租用英国轮船，思忖日本不至于犯惹英国。没想到，日本竟敢击沉高升号，证明他估计错了。大东沟海战，中日双方主力舰队各有损失，中方略大，但未分胜负。此后，李鸿章“保船制敌”，北洋舰队放弃出击，遂使日方掌控了制海权，得以放手运送陆军上岸，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可见，李鸿章的“消极防御”确有错误。
待中日两军的陆上较量胜负已定，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在日方“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否则进兵北京的威逼下，由慈禧拍板，李鸿章只得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谈判中，他又遭日本暴徒暗杀。事后，他发誓此生绝不再来日本，转而考虑“联俄制日”之策，不料竟引狼入室，给家国带来祸害。直至庚子动乱，在朝廷催促下，他以78岁带病之躯与列强签下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两个月后，他便一命呜呼。这样，李鸿章继续遭到世人责骂的命运也就盖棺论定了。
光阴荏苒，时代丕变。但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回顾和审视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更重要的是总结一个民族在大变局之中应如何应对，才能不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本文作者岳忠豪，季我努学社青年会员。
题目中的“一人”即指李鸿章，“一国”即指日本，这句话要表达的是中日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之力与日本整个国家作战，所以清朝的战败也可以就此溯源至清朝腐败，李鸿章壮志未酬，回天乏术。李鸿章生前亦有类似表述：称甲午战败，“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的完整说法最早出于梁启超之口，梁氏在《李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31鸿章传》中论及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从此，这种说法喧腾众口，加之清政府腐败无能的表现和李鸿章苦心孤诣的裱糊匠形象，使这种说法更是越发流行。
甲午战争（资料图）
李鸿章晚年对甲午之役耿耿于怀，曾深刻剖析了这其中的种种无奈，也恰似对自己政治生涯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而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
这种无奈的表述激起了大家对于中堂大人的体恤和崇敬，甚至有网友抖起了机灵，认为李鸿章外战日本强敌，内战国内牵涉力量，实在是“以一人敌两国”。但以梁氏在《李鸿章传》中的言论而言，其间充满着他的主观感情，开篇即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可以说为李鸿章树立壮志未酬的英雄形象的企图显而易见。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气之语。
有学者也考证，李鸿章苦心孤诣，尽力经营是真，但说甲午战争是其“一人敌一国”未免牵强，其时北洋各军并非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战争开始后，刘坤一麾下的南洋势力在兵力、装备、财政方面都给予北洋竭泽而渔式的援助，刘坤一曾长叹：“有来日大难之势，为之奈何！”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亦言，战局“舍湘军实无可望”。南洋的援助也使南北联系打通，日本入北京擒获清帝的意图也未实现。
资料图
事实证明，甲午战争并非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中国战败也并非“应以几人敌日本”的问题而已。问题在于洋务运动三十余年仍未奏效，中国当时是逊于日本的弱国，应作亟变以摆脱颓势。在“甲午之殇”的震动下，一场旨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戊戌变法也已暗流涌动。
参考文献：
1、陈力：《甲午时李鸿章“一人敌一国”之说辨析》，《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梁启超：《李鸿章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