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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主义作为美学理636f70797a686964616f366论，其表述是从自然到人，再从人到艺术。瓦格纳的自然观也可称为其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自然有必然的目的，这个目的的达成由“需要”来推动，通过辩证的过程来实现。瓦格纳最喜欢用三个词：“必然的”、“自然的”、“真正的”，就是指在整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在其所有层次中存在的这种必然性。瓦格纳的理论围绕着“未来的艺术作品”，而那实际上便是符合艺术之必然性的艺术形式。所以瓦格纳主义虽然从现状出发，但着眼的是“理想”。
这种形而上学在人的历史中，就体现为存在于人性中的“真正的需要”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直至发展到这些需要全部获得满足、人性充分得以实现的社会阶段。“爱”是人性的一种“真正需要”，也是在当代国家文明中最受压制的人性，它是内在的，推动人去拥抱属于“对立面”的东西，从而实现自身的充分发展和真正的创造。爱不是针对某一个对象，或单纯表现在某一个过程中，而是作为一种趋势体现在人的全部生活中。男女性爱是这种趋势最常见的表现之一，而其最高实现，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是“共产主义”，在艺术的层面上是“未来的艺术作品”（类似的词在瓦格纳主义中还有“完整的艺术作品”、“未来的戏剧”或“真正的戏剧”）。值得注意的是：瓦格纳特别指出这个“共产主义”有别于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其重点在于人与人的兄弟关系及其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创造性”
1813年5月22日理查德·瓦格纳出生在莱比锡的一个爱好艺术的警官家里。出生后不到半年父亲就去世。第二年夏天母就改嫁给一位多才多艺的戏剧演员路德维希·盖雅尔，全家迁往德累e69da5e887aa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39斯顿。瓦格纳的继父在德累斯顿的一家剧院中工作。幼年时期，瓦格纳可以自由出入剧院，并经常陶醉在戏剧舞台之中。天长日久，在这位未来戏剧家的幼小心灵中渐渐地点燃了戏剧创作的火种。当瓦格纳14岁的时候，竟然写出了一部长达五幕的大悲剧《莱巴尔德与阿德莱达》。这部戏剧虽然明显地带有莎士比亚悲剧的印记，但作为一部少年习作，的确令人惊叹。瓦格纳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并不太早，11岁才开始学钢琴。由于听了威柏亲自指挥的歌剧《自由射手》又使他对音乐的兴趣由钢琴转向歌剧。使瓦格纳立志走上音乐道路的真正动力还是贝多芬的音乐。1828年，在莱比锡布商公所的音乐会中，瓦格纳第一次听到了贝多芬的作品。充满热力而又富有进取精神的音乐使瓦格纳大为震惊，他第一次感到音乐的伟大，感到音乐中所蕴含的无穷的力量。1829年，瓦格纳在莱比锡剧院观看了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史诗般宏伟的音乐使他再也无法摆脱这门艺术的吸引力。瓦格纳立志作曲，并以贝多芬为指路明灯，开始踏上探求音乐艺术的征途。
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家，瓦格纳于1831年随托玛斯教堂的音乐家梯沃多·魏利格学习和声、对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促使他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掌握了这些理论，并且用之于实践。1832年，瓦格纳创作了《C大调交响曲》由于这部件品在莱比锡上演获得成功，使瓦格纳在音乐界的地位有所改善。紧接而来的机遇，又使他在音乐的道路上出现新的转变。1833年，瓦格纳应威尔茨堡剧院的邀请，担任了该剧院的合唱指挥。不久又先后在柯尼堡和里加歌剧院担任指挥。这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各种各样的歌剧作品，并通过演出实践，逐渐地摸索到歌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当时流行的不同流派歌剧的艺术风格。歌剧院的工作，使瓦格纳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不但提高了指挥能力，而且在歌剧创作上也积累了大量的感性知识。在此期间他写了两部歌剧：《女奴》和《恋禁》。尽管这两部作品还比较幼稚，但它们却打开了瓦格纳毕生从事的歌剧创作的大门。在柯尼堡剧院工作期间，瓦格纳与女歌剧家米娜·普兰纳结成夫妻。
1839年瓦格纳来到巴黎。巴黎是当时欧洲文化的中心之一，瓦格纳久已仰慕这块土地。并希望能在这里施展自己的艺术才能。但事与愿违，他完全被人材济济的“海洋”所湮没了。瓦格纳没有获得上演自己作品的权利，只能以抄谱来糊口求生。在巴黎的三年，是瓦格纳一生中最贫困的时期。他曾因鞋底破洞，买不起新鞋而无法外出。他甚至连最便宜的剃刀也买不起，并常常饥肠辘辘。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涯》中，瓦格纳曾写过下面一段令人伤心的回忆：“有一天，我走到贫乏的尖端。由于真的身无分文，很早我就奔出屋子，一直步行到巴黎。因为我根本没有钱可以买票坐车。我一直盼望着，即使能弄到五个法郎也是好的。于是我整天在巴黎街头游荡着，直到黄昏。最后我的使命还是落空，不能不照原来那样，再步行回到缪顿”。
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挫败瓦格纳的创作决心。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完了两部歌剧，一部序曲和数首歌曲。
他广泛纳交社会上的文化名流，以此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作曲家李斯特、柏辽兹和诗人海涅都是瓦格纳经常往来的好友。
1842年初，德累斯顿歌剧院准备排演瓦格纳在巴黎完成的歌剧《黎恩济》，于是，瓦格纳启程回国，投入了这项工作。同年四月，《黎恩济》在德累斯顿剧院首演获得空前成功。瓦格纳一举成名，这使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黎恩挤》的成功引起了德累斯顿剧院对瓦格纳的兴趣，他的另外两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与《唐豪赛》也相继在该剧院上演。在此期间，瓦格纳还被任命为德累斯顿剧院的指挥。
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势十分高涨，瓦惭钠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革命。他在《人民报》上发表了题为《革命》的文章，把革命描写为伟大的女神：“她乘潘风嫩的翅膀奔驰着，高高地昂着那被闪照着的头，右手持剑，左手持火炬，目光阴黯、冷淡而带怒气，但是对于那些敢于正视这黯淡的目光的人，它却发射出最纯洁的爱的光芒。”瓦格纳不但慷慨陈词，以笔墨投入革命，而且投身到战斗第一线。他参加了1849年5月发生在德累斯顿的一场街巷防御战。当时，炮火连天，形势十分危急。瓦格纳不顾生命安危，和战士们一起反击政府的军队。战斗期间，瓦格纳还冒着枪林弹雨在墙上和篱笆上张贴革命传单，并且还在克雷斯托夫塔上坚守了两昼夜。结果，革命遭到了镇压，瓦格纳也遭到了追捕。德累斯顿的街巷上到处可以看到逮捕瓦格纳的通缉令：“本地皇家司乐官理查德·瓦格纳，因参加本地发生的暴动，应受法律审判，但至今尚未得获。特提请一切警察机关注意上述情节并请如在贵区所辖的地区找到瓦格纳本人，立即予以逮埔并通知我处。”
这样，瓦格纳不得不逃离德累斯顿。在魏玛，经李斯特的帮助，他获得了一份假造的护照，离开德国国境，逃往瑞士苏黎胜。
1849年秋夭，瓦格纳来到苏黎世，从此，开始了十二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资，靠朋友的资助和少量的其它收入来维持生活。但瓦格纳生性好挥霍，因此，到瑞士不到五年，他就背上了一万法郎的巨债。不久，瓦格纳应伦敦爱乐协会的邀请，到伦敦指挥演出了八场音乐会，一度收入非常微薄。这对负债累累的瓦格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愤怒地把伦敦比作一座“地狱”。在国外最初的几年中，瓦格纳不但清贫困苦，而且病魔缠身。1852年至1855年间，他先后染上疟疾和丹毒。这两次大病严重地批残了瓦格纳的身体，他在给朋友乌利希的信中说病痛使他难以忍受，几乎把他毁了。
在瑞士的最初几年中，瓦格纳的生活道路虽然十分艰苦，但他山诞到了一些幸运。在苏黎世，他一方面从事理论写作和作曲，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生活，他又将大部分的精力灌注在指挥事业上。他积极参与“大众音乐协会”的演出活动，除了指挥以外，还为贝多芬的作品和他自己的歌剧序曲写一些启蒙性的解说。瓦格钢由于广泛地参加音乐会活动而吸引了一大批他的崇拜者。他们给瓦格纳以经济上和舆论上的各种支持。在这些人中，有一对实业家夫妇成了瓦格纳在瑞士期间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就是奥图·成森水克伽他的夫人玛蒂德·威森东克。
1852年2月，瓦格纳在“大众音乐协会”组织的音乐会上指挥了贝多芬的作品，当时在场的威森东克夫妇听了瓦格纳指挥的作品后深受感动。他们醉心于瓦格纳的指挥艺术，通过一位德国逃亡律师认识了瓦格纳。奥图·威森东克是一位经营丝绸生意的大富翁，同时，他也是一位真正理解艺术、富有理性的人物。为了帮助瓦格纳解脱当时的经济困境，财力雄厚的奥图·威森东克给了瓦格纳七千法朗的贷款，并在其他方而给予他许多无私的援助。1853年初，瓦格纳主办了为期三天的“苏黎世音乐节”，其中中大半费用都由奥图负担。在生活上，奥图屡次支付瓦格纳休假旅行的费用，这使他能够在流亡期间开阔眼界。奥图不但在金钱上支援瓦格纳，而且几年后还买了一栋建在自家隔邻的房子供瓦格纳居住。1857年春天，当瓦格纳搬进这栋新居后，立刻写信给李斯特，讲述新生活环境给他带来的喜悦。他写道：“工作桌放置在一个大的窗子前面，外面可以看到湖水和阿尔卑斯山，真是太美了。”
瓦格纳还因为与玛蒂德·威森东克夫人的志同道合而获得精神上的安慰。玛蒂德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她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对哲学、文学、音乐都有一定的见解。瓦格纳十分仰慕这位不寻常的女子，时常在黄昏五点到六点钟之间出现在玛蒂德的客厅里。因此，瓦格纳戏称自己为“黄昏客”。他把玛蒂德引为知己，经常和她在一起讨论艺术和人生。在共同的信念和艺术爱好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日益深厚的友情。瓦格纳于1853年6月创作了一部。《降E大调奏鸣曲》献给威森东克夫人；又在歌剧《女武神》前奏曲的靡页上写下“G.S.M”（“祝福玛蒂德”）的字样作为该曲的献辞。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创作过程中，也凝聚了他们无比深厚的友情。在离开威森东克夫妇后的几年中，瓦格纳曾经在给玛蒂德的信中写道：“对于《特里斯坦》能够完成，我将永远由衷地感谢你！”瓦格纳与成森东克夫川的关系一直保持了六年，他称这段时期为“鲜花盛开的日子”。1858年4月，由于瓦格纳的妻子米娜私自拆阅了他给玛蒂德的一封信，而在威森东克家引起了一场风波。从此以后瓦格纳的处境十分为难，他忍受不住无休止的争吵，终于在8月17日离开威森东克夫妇的住地，迁居威尼斯。
瓦格纳在威尼斯住了七个月。1859年夏末，当他完成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全部创作后，又离开了威尼斯，第二次来到巴黎。在巴黎期间，他为自己能够获得回国的许可而四处奔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瓦格纳终于重返祖国。
瓦林纳归国后不久，就来到莱茵河畔的比柏里赫着手创作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由于经济情况日益破落，他不得不在莱比锡、维也纳等大城市指挥音乐会，依靠微薄的收人来维持生活。1863年，瓦格纳前往俄国举行音乐会，先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公演，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并得到一笔可观的收人。但是，他回国后不久又重新陷入困境，经济来源断绝，音乐会收入少得可怜，财产也被债主们没收。瓦格纳成了一个狼狈不堪的流浪者，生活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已经完了，我将从这个世界消失。”然而，就在这途穷日末之际，瓦格纳碰上了鸿运。
1864年5月4日下午，瓦格纳被邀请到慕尼黑去见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路易二世是瓦格纳音乐的热烈崇拜者。自从他在维也纳观赏了《罗恩格林》之后，就开始日夜渴望召见瓦格纳。有一天，宫廷秘书长问国王衷心希望的是什么，国王竟然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希望见到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并声称这是他一人生中最大的愿望。当瓦格纳出现在国王面前时，路易二世象遇到了久别重逢的故友，紧紧抱住瓦格纳说：“象神那样了不起的瓦格纳兄呀！你是我许久以来一直寻找的人。我了解你的艺术。神圣的歌曲大师呀，我在我的心灵深处紧紧地跟你结合在一起呢！”路易二世对瓦格纳的一片痴情使瓦格纳获得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待遇。尊照国王的意愿，瓦格纳住进了慕尼黑附近的一座别墅，这座别墅距斯坦贝格湖边的夏宫不远。国王帮助瓦格纳还清了所有的债，并满足他一切需要。与路易二世的友谊，使瓦格纳从绝望的边缘一跃而起，成为畅通无阻的成功者。为了能安心创作，瓦格纳于1866年再次去瑞士。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创作。1868年6月21日这部歌剧在裹尼黑首演，由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朋友彪罗担任指挥。路易二世出席初演仪式，并把瓦格纳请到自己的包厢里，并肩共赏这出歌剧的初演。第二幕和第三幕落幕时，瓦格纳在国王的包厢里，向鼓掌的观众回礼。
这部歌剧上演结束后，瓦格纳就从慕尼照回到瑞士。他在那里又度过了四年，一直到1872年，为了兴建拜雷特剧院才离开瑞士特里柏兴。兴建拜雷特剧院是瓦格纳后半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与瓦格纳毕生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
瓦格纳在音乐史上品以歌剧艺术的改革者出现的，他以始终不渝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力量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而奋斗。他反对当时意大利歌剧中常见的空洞的声乐技巧，也反对当时法国大歌剧那种表面效果的堆砌，而主张音乐应与戏剧有机地结合在一想，歌剧应该宣扬进步的社会理想。瓦格纳创立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音乐剧。
1849年以前，瓦格纳在创作《漂泊的荷兰人》、《唐豪赛》和《罗恩格林》这三部歌剧的时候，已经开始实践他的歌剧改革的理想，1849年以后，在流亡瑞士的最初几年中，瓦格纳则对歌剧改革的理想从理论上和美学上进行了思考。他先后写出了《艺术与革命》（1849年）、《未来的艺术作品》（1850年）、《歌剧与戏剧》（1851年）等著作，以及为三部歌剧的剧词（《漂泊的荷兰人》、《唐豪赛》、《罗恩格林》）而写的序言《致友人书》（1851年）。瓦格纳在这些理论著作中，阐明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和歌剧改革的思想。它深刻地体现了一个改革者的伟大魄力。他在《艺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艺术永远是社会制度的一面好镜子。”“只有在我们的伟大的社会运动的肩上，真正的艺术才可能从文明化的野蛮的状态中上升到它应有的高度。”《歌剧与戏剧》是瓦格纳一生中最主要的一部美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把多种艺术综合为一体的艺术理想，他把自己的音乐剧称做《未来的戏剧》”他认为当附的歌剧已误人歧途，音乐在歌剧中本来应是表现手段，却变成了目的，而戏剧本来应该是目的，却变成了手段。他认为，在未来的歌剧中，音乐和戏剧都要连续不断地发展，而不为个别独立的曲子所打断。
瓦格纳关于歌剧改革的主张是他毕生事业的指导思想，他先后创作了八部歌剧，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实践了他的歌剧改革的理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瓦格纳一直梦想兴建一所新型剧院，这所剧院必须能够适合他的音乐剧演出的要求。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于1872年在巴伐利亚的一座小城拜雷特破土动工。
早在1837年初秋，当24岁的瓦格纳在里加剧院担任指挥的时候，就有兴建剧院的设想。由于资金问题以及逃亡国外十几年，所以，此事一直到1864年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64年，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在慕尼黑召见瓦格纳时，向他表明自己正是实现他的理想的君主。于是，聘请著名的建筑家郭特失利·曾珀设计草图，决定在慕尼黑修建。设计图十分完美，它使瓦格纳和国王都十分满意，但因为建造剧院需要非常庞大的经费，这一计划遭到巴伏利亚政府官员的一致反对。所以，在慕尼黑建剧院的希望如昙花一现，遂成泡影。
1871年，在朋友、指挥家汉斯·彪罗的提议下，瓦格纳带着妻子（后妻）柯西玛前往拜雷特镇观看。拜雷特给瓦格纳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拜富特的环境完全合于我的希望，我终于决心要住在这里，然后让我在此实现自己伟大的计划。”瓦格纳的这一计划深受拜雷特居民的欢迎，他们热切希望着一计划能早日实现。由于民心所向，各方面的工作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依照他的朋友、天才的钢琴家陶吉格的建议，瓦格纳准备发行三百达拉的支援证券，以此募捐集资。陶吉格，1871年把此计划付诸实施，但因中途不辛身亡而未能完成。然而了这一倡议已被继承下来，在曼海姆一带的“瓦格纳协会”和包括国外的其他域市，一些瓦格纳崇拜者群起效法，终于筹集了三十万马克的资金，相当于总预算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埃及国王捐一万马克，汉斯·彪罗丛自己的演奏会收入中捐出四万马克，以及瓦格纳自己的演奏会收入四万七千马克。1872年5月22日，正当瓦格纳59岁生日那天，剧院的奠基式在拜雷特隆重举行。瓦格纳在宴会上讲了话；并指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纪念演奏。这项工程在中途因资金消费一光而遇到了危机。直到1874年初，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认捐了三十万元马克，再加上瓦格纳自己开音乐会得来的十七万马克的收入，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1874年4月，瓦格纳全家迁进拜雷特，住在一座命名为“梦幻庄”的别墅里。这座别墅离剧院很近，瓦格纳时时刻刻注视着剧院的兴建进程，并积极筹备庆祝剧场落成的公演。在剧院还未竣工的1875年，歌唱家已云集在拜雷特排练《尼伯龙根的指环》了。1876年8月，瓦格纳终于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尼伯龙根的指环》三部剧在新建的拜霞特剧院首次上演。剧院的落成和这部歌剧的上演，吸引着各界人士光临拜富特。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巴西皇帝彼得二世，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都出席了公演。许多国家的著名音乐家也前来庆贺和观赏。李斯特来自魏玛，圣-桑来自巴黎，柴科夫斯基则从俄国远道而来。
拜雷特剧院落成后，瓦格纳开始着手创作他最后一部歌剧《帕西发尔》这是一部宗教神秘剧，它深刻地体现了瓦格纳晚期皈依宗教的消极的世界观。瓦格纳于八十年代初写过一篇题为《艺术与宗教》的论文。他在论文中断言音乐只有和宗教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而《帕西法尔》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艺术实践。
1879年以后，因为健康关系瓦格纳连续四个冬天都是在意大利度过的。1881年春，瓦格纳赴柏林参加《神异的黄昏》的公演，在一片喝彩声中他突然脸色苍白，急忙退入休息室。一阵阵的心脏剧痛威胁着他的生命。瓦格纳顽强地活下来了，但从此健康状况日益下降。1882年，瓦格纳重返拜雷特，在那里参加了《帕西法尔》的首演，在最后一场演出中他还亲临指挥。随后，瓦格纳又回到威尼斯休养，终因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883年2月13日死于威尼斯。
婚礼颂-（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非常好听 歌剧的剧情也很美！
1842年春，因为生活有了保障，饱经沧桑的青年音乐家瓦格纳抄在阔别祖国3年后，第一次归国了。他在描绘归国的心情时写道：“我最初看见莱茵河，我这可怜的艺术家的眼中泻着热泪。我和祖国德意志是永远的知交了。”这个zhidao曾为逃债而东藏西躲的艺术家，此时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既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惭愧，也有功成名就的自豪，更多的还有返回祖国了却乡愁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