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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有记载的历史是共和元年周厉王逃离镐京后至周宣王登位前的事情。
共和元年是指公元前841年,西周进入了短暂的共和时期。该年也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西周共和时期是指周厉王逃离镐京后至周宣王登位前的一个时期，即约前841年至前828年期间。
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6年），周厉王任用佞臣，大肆挥霍，连年对外征战，变本加厉地剥夺，垄断山泽之利，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议论。他派巫师监视，杀死议论的人，使矛盾更为尖锐。
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3年）愤怒的镐京居民终于发起暴动，将厉王流放到彘，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政权，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纪年。
周厉王死后， 他的儿子宣王整顿朝政，曾经使周王朝有所复兴。但到第十二代天子周幽王时，王朝的危机更为严 重。关中地区发生地震、山崩和河水枯竭等严重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仅不抚恤灾民，反而更加奢侈腐化，贪得无厌。为了博得宠妃褒姒一笑，幽王烽火戏诸侯。
幽王废去王后申氏，杀掉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申后的父亲申侯于是联合西方部族犬戎，举兵攻打周幽王，在骊山下杀死幽王，掳走褒姒。
幽王的儿子宜臼即位时，关中遭受兵火洗劫，残破不堪，犬戎又不时前来骚扰。周平王宜臼只得将都城迁到洛邑，史称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扩展资料：
1、中国《初中历史课本》明确指出：公元前841年，史称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纪年的开始。
2、“共和”的来历。
公元前841年，西周的统治者周厉王推行暴政，国都中的平民和中小贵族不堪忍受，起来反抗，将周厉王赶出都城。
当时e69da5e6ba90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65的执政者，一种说法是诸侯“共伯和”执政，所以取人名简称，称为“共和”；另一种说法是由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稍微再准确些，周定公和召穆公，即召虎），所以取“共同执政”的含义，称“共和”。
3、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我国历史记载的所有事件，都以编年的形式有了明确的记载，每个君主在位的时间长短，他们在位时每一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都能完整地接续起来。
4、公元前841年前，我国的历史事件是不完整的，特别是有相当年份的历史事件记载是空白，因此传统上不把这些历史记载作为可信的证据。20世纪末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共和元年
误于隆中对----毛泽东评点中国兵法
《古文辞类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分页}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31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真乃千古笑谈。中国兵法思想层面多、意境深，不同层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是矛盾的，但整体是一致的。只有在人生曲折磨难的砺进中日积月累，才能领悟到中国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毛泽东也正是在人生的磨难中重视中国兵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