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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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名人众多，简单介绍几位：
1.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亲睹甲午覆师、威海易帜之辱，奋然立教育救国之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严修之聘，教其子弟，遂与严修成为天津最早提倡民办教育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兼教盐商王奎章家馆。光绪三十年（1904年）随严修赴日考察教育。归国后合并严、王二馆，办起一所中学，定名“私立中学堂”，不久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校名改为“私立南开中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伯苓代表直隶赴美参观渔业博览会并考察教育
2.曹锟 民国十大军阀,北洋军阀二十四位上将,中华民国主要领导人
3.李纯 北洋直系军阀 (1874～1920)
4.刘赶三，清末京剧丑行演员。名保山，字韵卿，天津人。他的嗓音清亮，念白脆爽，做表传神，同时又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根据剧情自编唱词唱腔，改变以往丑行重念不重唱的状况。他不仅擅演《连升店》、《请医》、《法门寺》、《十八扯》、《拾黄金》 等老戏，尤其对一些丑婆戏演得最拿手，如《探亲家》的乡下妈妈，演来冠绝一时。刘赶三（1817--1894），祖籍天津，票友出身。名保山，别名迁升，字韵卿，号芝轩，寓所名宝身堂，位于宣南韩家潭。因其艺高，常被多处邀请，他同时在三个戏班赶场演出乃为常事，为此被讽为赶三，他非但不介意，反而以刘赶三为艺名。
5.卜庸，原名汝宣，号荣久，1908年出生于河北省蓟县城关镇板桥(现属天津市)一个世代勤劳苦做的贫寒之家。由于反动政府昏庸腐败，封建军阀混战频仍，地痞恶霸敲榨0，卜庸一家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改变家境，含辛茹苦的父母节衣缩食供卜庸上学。卜庸牢记父母的嘱托，每天总是早早来到学校，勤学苦练，手不释卷，就连往返的路上，都在默默地背诵课文。当时的蓟县，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乡村里可见到的书籍十分稀少，卜庸每得到一本书，总是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阅读。1922年春，他以各科均优的成绩升入蓟县唯一的高等学堂——蓟县完小。
6.冯巩，出生于1957年12月6日，原名冯明光，冯国璋曾孙，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相声表演艺术家，师承于相声演员马季，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 ，北京演艺专修学院客座教授、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第十e69da5e887aae799bee5baa6364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
7. 王毓宝(1926- )，著名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为天津市艺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党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曲艺家协会理事。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她博采众长，不断从前辈艺人的演唱中汲取营养，从内容到形式创立了“天津时调”，并形成了自己质朴、爽朗、甜润的风格。
8.郎平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运动员，郎平，1960年12月10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籍女子排球运动员、教练员，与美国名将弗罗拉·海曼、古巴名将米雷亚·路易斯并称为1980年代世界女排“三大主攻手”，现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
9.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天津盐商八大家里面只有一家姓李，人称李善人；
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
其后代也没e5a48de588b6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32有叫做李少舫的；你可以看一下百科，里面会有介绍，以下为节选；
李春城（1826—1872），字筑香，在李家本族中排行第八，被称为“李善人”的第一代。
李春城有四子：士铭、士鉁、士钰、士錡。在社会交往中，他们都以字行，分别称为子香、嗣香、幼香、稚香，为“李善人”的第二代。
到了“李善人”第三代，按“宝”字排，有宝？（颂臣）、宝诗（赞臣）、宝诜（荩臣）、宝谦（益臣）……在这一代弟兄十人
1926年，李家“宝”字辈弟兄十人分家析产，各立门户，分居而炊，大家族从此瓦解。
李宝诜之子李叔福（家祁），是大总统曹锟的侄女婿、直隶省长曹锐的女婿。
刚才查到的资料是：有很多资料写到李叔福是李赞臣的侄子，曹锟的侄女婿，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李赞臣有三个亲生儿子，长子李伯福是曹锟的亲女婿，二子李亚福在国外，幼子为李叔福。从其他佐证看，李书福肯定是李赞臣的儿子，这是李赞臣的孙女亲口所说。李叔福是李宝诜的侄子，不是儿子！
不过刚才还查到李少舫为长芦五纲总之一，也就是1928年蒋介石“长芦五纲总被扣案 ”被扣之一；不过，从其他地方查到的资料显示，李赞臣(1882年—1955年)是李春城的孙辈，是“李善人”第三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1921年李赞臣担任长芦盐区纲公所纲总，兼任纲商所办天津殖业银行经理。他除经营本家族所办和与本房弟兄合营的企业外，还独资开设了一些商号，如：“新光皮货店”“万和堂药店”。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提出重新清查长芦盐案，他与郭少航、王君直等五人同时被蒋介石下令逮捕，押解南京候审，在押一年余，查清了事实无罪释放才回到天津。
综合以上的情况，李宝诗=李赞臣=李少舫？！
仅供参考！
武歆 早在元、明两代，天津就成为漕粮北运的枢纽，并由此形成为华北、东北的粮食集散地。明万历年间，在盐务上实行“纲法”，将宋代以来的商人凭“盐引”销盐的制度，改为盐商垄断的引岸专卖制度，并准许世袭经营。清初，又将长芦盐运使署从沧州移到天津，从而天津又成为长芦盐纲（芦纲公所）的基地。因此，在天津，海运、粮食及盐务，就成为富商巨贾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 八大家中，通过盐务发家的有五家，他们分别是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益德裕高家。因为高家的经营很单一，只经营盐务，因而在天津盐商中资格较老，是天津盐商中的老大。 高家的先辈中曾有一位充任过芦纲公所纲总，靠着官宦人家的出身，高家取得了河北省、宁晋、晋县两县的销盐引岸的专权，属于“外引”，于是被人称为“益德裕高家”。但人们对高家叫得最顺嘴的是“高眼镜子家”。人们为什么这样叫他们呢？原来在高家的先辈中有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于是“高眼镜子”的绰号便世袭了下来。 高家的显赫、财富、豪华、地位全都来自于盐务，高家的子孙们专心经营着盐业，过着奢华的生活。在高家，每个主子都要配上一群的仆人，家里经常是豪仆如云，每每出行，都要前呼后拥，排场非常。 当时天津大户人家一般的娱乐活动不外乎听戏、游玩、收古玩、藏珍宝，另外玩些花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61鸟鱼虫之物，但高家却又推出了“放生”。当这种游戏已成为八大家的一种风气后，高家选派了专门的仆人，甚至耗费大量的人力到周围各省去收集购买奇异的活物，然后让好善的主人再把那些活物放生，以此为乐。他们曾放生过龟、娃娃鱼等，放生地也并不局限于居住地，比如为了放生一只鹿，会带着几十口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几千里路。 这种只出不进的疯狂娱乐活动，再加上他们热衷于乐善好施之举，使首富之家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败得空空荡荡。 倘若我们以现代环保的目光来看待高家“放生”之举，似乎应该冠以保护野生动物的美誉，但如果将其衍变为一种不惜一掷千金的游戏，那么也就失去了美好的意义。 任何事物都惧怕成瘾。高家惊人的浪费已成为一种瘾。除了放生之举，为了显示自己身份的尊贵，为了证明自己是有钱的人，为了在社会上博得散财的名声，为了自己的财大气粗，高家另一种表现行为就是“散财”。 所谓的“散财”，就是对穷人赏赐财物。当时有一种说法，高家过大年，穷人过小节；高家庆寿，穷人不用饿肚皮。每逢高家某人的生日、祭日或其他纪念性的日子，他们都要搭大棚，舍粥舍饭，并派人沿街分发钱物，或是突然哪天几个爷儿们打赌，谁赢了，一高兴便贴出告示，说在某天某时高家进行施舍。站在高台阶上，俯视着争抢的人群，还有不断地走过来朝他们下跪作揖的场面，高家取得了乐善好施的好名声。在高家鼎盛时期，一天要接待十几拨上门来求钱求物的人。 就这样，高家把整个家业“玩儿”光了。多少年之后，高家潦倒的后人来到当初高家销盐引岸地，想通过当年的声望来乞一杯吃食，但当地的人早已忘了他们，代替他们的又是另一些新人。 高家发家较早——清乾隆年间；败家也早——清光绪年间。高家过早地衰败家史不得不令人闭目深思。如今随着时间的冲刷和磨灭，人们对高家的记忆已微乎其微，但高家留给后人的教训却使人永记难忘。
盐商八大家
天津“八大家”，是对天津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富户豪门的一种统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八大家”，成为明末清初天津海运、粮业、盐务、工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清咸丰初年开始，流传着有关“八大家”，的说法：韩（海运业）、高（大盐商）、石（大地主）、刘（粮、油业，大地主）、穆（经商），黄（大盐商）、杨（大盐商）、益照临（盐务）。即：“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后又有“新八大 家”之说：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
盐商文化与天津民俗
清代诗人张船山(问陶)称誉天津“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前人多看重天津的水乡景色，即渔(次要的)盐(主要的)之利带来的风月繁华。这一点，天津与扬州也很相似。行销淮盐的商人与行销芦盐的商人，所创造的文化扭转与意蕴，在当时是颇为接近的。
天津盐商文化对天津民风民情的改变，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疚，从天津民俗整体看，都很明显。
天津屯本为军事建制。因此，民风慓悍，造成遇事讲打讲闹的社会风气。而盐商如顺治时张霖、康雍间的查日乾(天行)、安歧(仪周)，起造园林，延揽名士，换名话说，在天津，“引进文化”，成为一时风气。安歧“无声争之好，惟涉古今书画名迹”，“收藏之富，甲于海内”，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津文化的建设者，范宽〈雪景寒林图〉，孙过庭〈书谱〉都是字氏家中物。盐商收
藏名迹的风尚，在晚清“八大家”中李善人身上遗风犹存。李家珍藏宋元明珍本图籍多种，是旬清大藏书家之一。
天津儒学始于明正统间。在明、清两代，不但有文学、武学，还有商学。商学的生员即来自商、灶(盐灶)两稽查，主要来自盐商，早期也由盐商承担经费。盐商积极兴学，既因本身富于财力，又因商、灶两稽查子弟可人科场，步入仕途。天津第一所学校(康熙五十八年)“三取书院”，早期经费全由长芦盐商支会。第二所“问津书院”。则由盐商查为义献产而设。天津河东盐索一带，从不讲读书习文，乾隆举人杨一昆(无怪)在此设“起凤楼书社”，使民风民情大为改观。而杨家即是盐商。天津一地，民风民俗由尚武而崇文，不能不承认盐商文化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就天津情况讲，有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正畸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盐。遂闲堂张家行盐有了钱，儿孙都步篱仕途；无锡华氏(南华)北迁后，祖先业636f7079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2盐，后世出了内阁中丞华世奎。李叔同(弘一)之父李世珍(小楼)，为同治进士，致仕后因办盐务成了巨富；杨一昆及其子杨恒占(进士)也是先仕而盐发家的。无论如何，科场功名，总是对文化的一种启动力。
但盐商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用钱堆起来的，无论起造园林，收藏名迹，延揽名士，纵情诗酒，没有钱是办不到的。风月繁华的基石是白银。这说又影响天津的社会风气“俗尚奢华”。“八大家”中的盐商振德黄、长源杨、益德王、益照临张(海张五)、李善人，无不以挥霍性开支而闻名津沽。天津鼓楼东姚家也是盐商，而且姚丰年、姚承丰父子两世进士，财力不下“八大家”，但家风清正，生活简约，就不属八大家。从这一点看，盐商文化对天津风俗糜烂又有大关系。聘闺女讲究：“过嫁妆”，娶媳妇讲究“亮轿”，死人讲究“出大殡”，办会讲究“设摆”，把家中珍贵文物摆出去，实际是“摆阔”。由于金钱悖入悖出，因此天津又有“宝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的说法。杨一昆在〈天津论〉里说：“第一是走盐商，走久接(结)地方。一派纲总(盐商公会头目)更气象：水晶顶，海龙裳，大轿玻璃窗儿亮，跑如飞蝗，把运司(盐官)衙门上。店役八九个，围绕在轿旁，黑羔马褂是寻常。他(盐商)的来头可想。”这就是盐商的日常面貌和文化形象。
盐商办文化事业并不单纯出于倾心文化艺术，主要还是附庸风雅。张霖、查莲坡皆能诗，但有几首为人传诵？天津诗人还是“独有清韵在梅花”，属于那家族累世清芬、佳仕途蹭蹬的梅成栋祖孙。清代天津也没有出现大书法家、大画家，更没有“金陵八家”、“吴门四子”画派。盐商中人对于艺术总是浮皮蹭痒、水过地皮湿，点到而已(盐商后裔另论)。这种创作风气，影响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