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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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清代康熙年间进士出身。历任四川、广东乡试官，内阁学士，四川巡抚、总督，平西将军，康熙六十年升任川陕总督。年羹尧早年是为雍正“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任四川巡抚时，年羹尧写信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康熙），即他日之不负王爷（雍正）”，早就向雍正表过忠心。
自康熙以来，西北边事不断，屡剿难平，是清王朝的一块心病。谁执掌西北军务，自然成为朝廷重臣。年羹尧原为雍正亲信，且文武兼具。被授予军权后，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青海乱事，立下赫赫战功。班师回朝时，雍正亲自相迎，擢升为抚远大将军，并加封为太保、一等公。
平乱之后，年羹尧不仅兵权得到了巩固，而且进一步参与朝中事务。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谕中让他考察各地年景、吏治民生得失、举国上下大小官员优劣等事情。这些本是朝中宰辅的职责，雍正却让年羹尧做，信任程度可见一斑。在雍正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山西巡抚诺岷提出了“耗羡归公”的想法。雍正大加赞赏，遂交廷臣讨论，但异议甚多。雍正左右为难，犹豫不定，便征求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可见，雍正甚至在朝政治理方面，也十分看重年羹尧的意见。
二、雍正为什么要处治年羹尧
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被削官夺爵，定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年羹尧之死，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骄横僭越，丝毫不知自我限制。尤其因权高位尊、皇帝信任而忘乎所以，不守臣道，贪婪贪赃，植党营私。“公行不法，全无忌惮”。终为国法所不容，终为雍正所废弃。
雍正后来曾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己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也正如《清史稿》所书：“年羹尧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归纳起来，年羹尧主要犯下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罪过：
（一）妄自尊大，不守臣道。
年羹尧平定西北边事后，权势虽然显赫，但这也完全不能与清初统兵的诸王相提并论。年羹尧竟然要与前任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拟，甚至还想超越胤禵的地位。年羹尧身为大将军，与各省督抚往来文书应当用咨文形式，以示平等。但他视同等官位的官员为自已的下属，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使用令谕。
年羹尧进京陛见时，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都得跪着迎接。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坐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点点头。雍正看见年羹尧随从的武将和士卒穿着沉重的甲胄，便叫他们脱下来，竟没有一个人敢脱。等到雍正告诉年羹尧，可以脱下甲胄，年羹尧下令，将士们才敢卸下铠甲。
雍正二年冬，年羹尧由京返陕路过保定，“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威风张扬。官员们送礼给年羹尧的称为“恭进”，年羹尧给人东西叫做“赐”，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谢恩，接见新属员叫“引见”。年羹尧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已属大逆不道。
在雍正面前，年羹尧也一样狂纵悖逆。年羹尧曾选编了一本《陆宜公奏议》，进呈后，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认可。当时的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以示双方真诚相待，但这其实已越出了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年羹尧陛见，在雍正面前“箕坐无人臣礼”。他的诸多恃宠骄纵，“实为近世所无”。年羹尧之不守臣道，走的是取祸之道。
（二）任人唯亲，植党营私。
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时，使用属员全凭自已的喜好。山西按察使蒋洞有着这样一段具体而翔实的记叙：“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至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己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果出矣，未几而其人果得矣。”
及至年羹尧擢升大将军，常以军功保举官员，滥用私人。吏部看是年羹尧的举荐，也格外重视，另立一类，称之为“年选”。年羹尧甚至不顾清律的规定，为其仆人桑成鼎以军功求职，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后任直隶道员。受此非法优遇的还有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刘以堂等。
年羹尧保举官员时，大多营私纳贿。如被年羹尧奏参过的葛继孔，通过两次打点，送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因被年羹尧密奏而罢官的赵之垣，送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之后，年羹尧转而保举其可以起用。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年羹尧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
这样，年羹尧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党集团。该朋党集团还有王景灏、胡期恒、金启勋、王篙、刘世奇、黄起宪等数十人，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年羹尧的死党，但都与他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个集团的形成，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政令的实施。雍正登位前亲身参与过争位斗争，深识朋党之害，故而登基后严禁党争。而年羹尧却大肆营私结党，危害政治清明。痛恨朋党的雍正，起初在年羹尧屡立战功时，还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到后来越发不能容忍。
（三）争权夺利，多行不义。
雍正即位后，随着年羹尧的权势愈来愈重，其横行不法、贪黩侵蚀的事情也随之越来越多。如平定青海后，年羹尧在军饷上大作手脚，不据实奏报，专权处置。后经统计，年羹尧贪黩侵蚀的钱粮总计达数百万两之多，使战时的国库一度吃紧。
因权力之争，年羹尧常与其他重臣发生冲突。在雍正的竭力撮合下，年羹尧与隆科多勉强相安无事。胤祥既是雍正最亲近的同胞兄弟，同时又是总理大臣，处理着朝中很多重要政务，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而就是对这样的重臣，年羹尧也时有妒意，没有放弃攻击。他对直隶总督李维钧说：“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广，而内中却草率不堪，虚情假意，他的志向由此可见。”
对朝廷的官员，年羹尧蛮横无理，以所谓的“军前效力和学习理事”名义，扣留了许多中央或外省官员的子弟在其幕中。这些人中，有些是出于自愿，大多数则属被逼无奈。川北镇总兵王允吉退职后，年羹尧强令其送一子“来我军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名为效力，实为人质，以迫使这些官员依附于自己。
更有甚者，年羹尧的属下也有恃无恐，轻视百官。一次，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怀庆府官员身穿官服跪着向年的捕官回话，这位捕官竟安然接受。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穿着朝服与布政使、提督、总兵等大吏同坐。魏之耀进京，文官得道旁作躬，武官得跪在道旁行礼，魏之耀乘轿而过，全不答理。
年羹尧与朝中大臣李绂、蔡珽不和日久，十分孤立。李绂任吏部右侍郎时，正赶上议叙造营房一事，其中就有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吏部中趋炎附势之人提出按军前效力从优议叙，而李绂认为违例，坚决不同意。年羹尧大怒并“痛诋九卿，切责吏部”。此外，年羹尧还多次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等人。
三、雍正是如何处治年羹尧的
雍正做事从不墨守陈规，他常常告诫子臣：“不可行则变，因时而定，因人而定，因事而定”。这也同样成为雍正驾驭权臣的基本方略。正因为如此，尽管年羹尧备受恩宠，但在其多行不义之后，也照样受到了严厉处治。
对年羹尧的处治，雍正是分步进行的，基本做法是“欲擒故纵，先纵后惩”。先给年羹尧以无上的荣恩，使其职位一升再升，权力达到人臣顶峰，从而使年羹尧得志猖狂，露出把柄，以达“师出有名”而彻底铲除的目的。雍正二年冬，年羹尧从陕到京，雍正若无其事而又热情地召见，并且称赞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然而，刚过了仅仅一个多月，雍正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
首先，表示不满。雍正亲口对大臣们说：“年羹尧保举人有误，他保举的广西布政使刘廷琛，现已被罢免”。而针对当时京城盛传“皇帝多是听从于年羹尧”的谣言，雍正则驳斥道：“夫朕岂幼冲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
雍正向直隶总督李维钧透露：“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今既少疑年羹尧，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惭远之好”。他告诉李维钧：“年羹尧居心不纯，你同他的密切关系是奉旨形成的，不必害怕惊慌，但要与年逐渐疏远。”
雍正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年羹尧何如人也？据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一字可许之首？否耶？密之。” 他同时告诫四川巡抚王景灏：“你虽是被年推荐的，但也不要依附于他，必须清楚，朕并不是年羹尧所能左右的皇帝。”
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有通家之谊，雍正也暗示他：“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逆奸纳贿，朕甚恶之。”雍正又告诉署凉州总兵宋可进：“年羹尧不喜尔，尔须加意防范，勿露破绽，被伊指摘。”
如此等等，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员很多，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疏远年羹尧。有人看出了雍正的心思，建议趁年羹尧在京，不要放回陕西，以免放虎归山，把他留在京城控制起来。但雍正认为当时条件还不太成熟，于是就把年羹尧放回了陕西军营。
其次，公开指责。雍正作好了向年羹尧公开问罪的准备，并蓄势待发。年羹尧本人也有所警觉，在离京后给雍正的奏折中，诚惶诚恐地说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谬。近己拟心，惶汗交集。”一副大祸临头之相。
雍正并没有因此而心慈手软，在给年羹尧的回奏上写了一段寓意深刻而又相当严肃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一直习惯于嘉奖、亲昵言词的年羹尧，碰到了雍正的一颗“硬钉子”。
雍正打击年羹尧的主e69da5e6ba90e79fa5e98193333要原因本来就是年羹尧的恃功自傲、越职言事，可当年羹尧离京后，朝臣揆会还不识时务在朝中公然吹捧年羹尧“立下如此奇功，皇上也不好不听从于他”。雍正得知后大怒，对揆会严加惩处，关押监禁。雍正把此事通知年羹尧，并接二连三地驳回其奏请，保护被其弹劾的官员。回陕后，年羹尧指使刚升任甘肃巡抚的胡期恒上奏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金南瑛虽在年羹尧的势力范围内任职，但却是由大学士朱轼、怡亲王胤祥保荐的。雍正说年羹尧弹劾金南瑛乃朋党做法，一口予以回绝，命金南瑛留任。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川巡抚蔡珽被年羹尧参奏，后经刑部审议，认定应判斩刑。雍正知道后，立即召见蔡珽，询问蔡珽四川的情形。蔡珽借机加以辩解，说年羹尧贪暴，自己是被诬陷的。雍正不但没有治蔡珽的罪，反而为其开脱：“蔡珽是年羹尧参劾的，如果将蔡治罪，人们又会谣传皇帝是听从了年羹尧的话而杀蔡珽的，这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的威福之柄，因此不能杀蔡珽”。随后，雍正起用蔡珽，任左都御史。雍正接着下旨责备年羹尧，说他没有治理好青海的蒙古部落，致使部落穷困流离，并告之不能处理好此事，“朕必重治尔罪”。
雍正三年二月，出现了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嘉兆，举朝内外官员都上书向雍正表示祝贺。年羹尧也上表颂扬雍正朝乾夕惕、励精图治，就是说皇上终日勤勉治国，谨慎为民。但年羹尧却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而且字迹潦草。雍正以此为题，传旨年羹尧，说他别有用心，“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未定也。”雍正认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
再次，调离川陕。为了不使年羹尧在任上作乱，雍正采取的方法是先去其羽翼，全面更换川陕官员。甘肃巡抚胡期恒被撤职，由岳钟琪兼任。调署四川提督纳秦回京，派銮仪使赵坤前往接任。同时，雍正还秘密调查年羹尧的属吏和故人，“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故容！”雍正要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就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表态，纪成斌为此考虑了两个多月。他意识到了雍正的意图，上奏称年羹尧是个背恩负国之人。即使如此，雍正仍不满意。纪成斌又惶恐地回奏过去受到了年羹尧的压制等情况，才获谅解。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雍正下诏命年羹尧交出大将军印，调任浙江杭州将军。雍正在年羹尧谢恩的折子上写道：“朕闻得早有谚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在这种情形下，年羹尧仍然心存幻想，指使西安府咸宁县令朱炯收买鼓动军民，请求为其保留川陕总督之职。赴杭州途中，年羹尧在江苏仪征停留，继续试探雍正的态度。上奏称：“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雍正接到奏折后，怒斥年羹尧“逗留中途，旷废职守，迁延观望，不知何心”。
事实上，年羹尧的调令一出，雍正即命江苏、浙江等省官员“留心观其举动，勿稍为所诳惑”。年羹尧在一路上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怕年羹尧拥兵造反，劝雍正要从缓。而雍正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年羹尧，知道他没有造反的胆识和能力。事实证明，雍正的判断非常准确，洞察力极强。年羹尧在川陕十几年，虽有许多亲信，手中又握有重兵，但雍正的一道旨意就将其调离了。当然，这也说明此时的雍正政权稳固，有着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
最后，收集罪名。年羹尧失势后，揭发奏报如雪片一样。直隶总督李维钧连奏三本，痛斥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上奏年羹尧的不法罪行。雍正把他们的奏疏逐次发示年羹尧，并令其看后明白回奏，在心理上彻底摧垮了年羹尧。
雍正同时传旨，警告年羹尧的党羽“若仍念旧情，负国恩而感私惠，唯务隐密巧诈，发觉之后，决以逆党从重正法。”年羹尧的儿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统年兴、骁骑校年逾，一律被削籍夺官。南赣总兵黄起宪，因与年羹尧家人魏之耀联姻被革职。四川按察使刘世奇被革职，罚修河南堤工。原任长芦盐运使宋师曾被逮捕，抄没家产。受年羹尧的牵连被惩治的，还有魏之耀、桑成鼎、胡期恒、金启勋等人。查直隶总督李维钧因“阳顺阴违”藏匿年羹尧之财物，又将家中所有魏之耀书信自行藏匿等罪被革职。宁夏总兵王嵩、兴安镇总兵武正安等都因年党之罪被革职，发往边外，种地赎罪。
在时机完全成熟后，雍正征询各地方大员对年羹尧的处置意见。广西巡抚李绂斥责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大逆不道，法难宽免，要求将其诛戮。河南巡抚田文镜在回奏中指责年羹尧种种悖逆，馨竹难书，并且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最后说“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诛之。”各省总督、巡抚的回奏几乎异口同声，都一致要求将年羹尧明正典刑，以彰国法。
雍正以俯从群臣的请求为名，于雍正三年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年羹尧被押解至京。十二月，议政大臣们逐一列举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条大罪，请求雍正将其立正典刑。这九十二条罪状中有：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贪婪和侵蚀罪分别是十八和十五；忌刻罪四。
身陷囹圄的年羹尧，自知罪孽深重，给雍正上书说：“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侮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地给主子效力。”他称雍正为“主子”，仍是沿用雍正为亲王时在藩邸的旧称。他请留作犬马自效，尚希雍正念其青海之功免其一死。
但此时的雍正，处治年羹尧决心已定，传谕道：“青海用兵以来，尔残杀无辜，颠倒军政，朕尚未令入廷。即就廷议九十二款，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堕泪。朕统御万方，必赏罚公明，方足为治。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何以彰宪典而服人心。今宽尔死，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兄子孙伯叔等死罪。尔非草木，亦当感涕也。”
雍正在给年羹尧最后的谕旨中说：“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年羹尧接到雍正的自裁令，都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迟迟不肯动手。他还以为雍正会下旨赦免他，可一直都没有消息。在老对手、时任左都御史兼监刑官蔡珽的严加催促下，年羹尧最终绝望地自缢。
就当时的情形来看，雍正对年羹尧的家人还是从宽处理的，没有诛灭九族。其父年遐龄、其兄年希尧被革职。除其子年富斩立决外，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皆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也不许为官。年妻因系宗室之女，发还母家。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侯补文武官员者，俱被革职。年羹尧及其子所有家产都被抄没入官。案内朋党分别据其罪情，皆处以不同的刑罚。
四、应该怎样评价雍正处治年羹尧
雍正处治年羹尧，两百多年来人们看法不一。我个人认为，雍正的这一做法是必要的、正确的。雍正即位后，一心想大清兴旺，励精图治，打击朋党，整顿吏治，推行新政，而年羹尧身为权臣宠臣，其所作所为却与此相违背，雍正最终不可能见容于他。雍正处死年羹尧，是他整肃吏治，惩办贪腐，加强皇权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年羹尧的九十二条罪行中可以看出，应处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年羹尧大逆、僭越、专擅等罪行，严重侵犯了封建法制，侵夺了皇帝威权，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巩固，促使雍正感到不杀不足以巩固皇权。即使是以其贪赎、侵蚀、残忍等罪而言，年羹尧也是一个特大的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滥杀无辜之徒。年羹尧的罪行，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必须处死的。
尽管雍正在处治年羹尧时曾申明，“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但在封建王朝中却是最重君臣名分的，“功高盖主”、“越职言事”历来为臣子之大忌。年羹尧权重势大，却不守本分，干预朝政，攘夺朝臣权力，滥用朝廷名器，招致上上下下的不满是必然的。雍正主张皇帝一人治天下，而年羹尧权重而不自谨，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如果雍正不处治年羹尧，就会落得受人支配的名声，甚至是傀儡的恶名，所以雍正绝不能容忍的就是年羹尧的不守臣节。
有人说，雍正下决心处治年羹尧，与历史上所谓的改诏篡位有关系。我认为，这是失之偏颇的。雍正与年羹尧的斗争，究其实质是皇权与臣权的斗争，是皇帝的中央集权与地方或大臣的分权、擅权的斗争。雍正通过处治年羹尧，进一步加强了他本人作为惟一的主宰朝纲、君临天下的皇帝威权。这无论对进一步推行新政，整顿官场风气，澄清吏治，改革政制，还是对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处治也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策略胆识。一般来说，在政局有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处治政敌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屠戮，以削弱瓦解对方的力量。但这要有一个尺度，就是要不致因此而激发事端为限；另一种就是采取缓兵之计，使对方被渐渐地吞噬而消亡。但这也要有把握，要以在此过程中能绝对地控制住对方为前提。雍正处治年羹尧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而且大获全胜。
雍正继位之初，政权并未稳固，情况十分复杂。鉴于年羹尧在继位斗争中确有传诏之功，雍正给予其正常情况下臣子不应有的权力。当然，为了能够控制住年羹尧，雍正始终把握着一定的限度。最明显的就是，尽管年羹尧身为大将军，位尊权重，加上雍正的默许，干预了很多朝中政务。但是，雍正始终没有让年羹尧在朝中担任任何职务。这样一来，年羹尧只能假手于人，不能够为所欲为。
雍正希望革新康熙晚年的弊政，在政治上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但积弊太多，太久，该从哪里入手呢？他选择了一个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方面——吏治。“国家首重吏治”，“吏治不清，民何由安？”雍正之所以如此重视吏治，是由于他认为：“治天下唯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节事耳”。“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从来有治人无治法。”若不得其人，“即使有尧舜之仁，皆苛政”。雍正反复要求各省督抚：“尔等封疆大吏，但以秉公察吏为主”，就是要把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为此，雍正严词训饬督抚提镇以下官吏，要他们“共励官箴，交相儆惕”，否则，“国有常宪，罚必随之”。
自古以来，历代帝王都十分注意理财，认为理财最关乎国计民生，只要仓廪充实，百姓各乐其业，国家自然会太平无事。但雍正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他对诸王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都说理财、用人两件事最重要，但是朕认为用人的重要性，更在理财之上。如果能够做到用人得当，还担心财政整不好吗？其他政事办不好吗？”他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上批写说：“朕的责任，不过是提拔任用你们这样的几个总督巡抚。”整顿吏治，是雍正政治业绩的一大体现。
关于对清朝康雍乾三帝加强皇权该作如何评价，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这就是，康雍乾三帝总结了中国历代特别是明代覆亡的教训，懂得治理好国家除了必须全国政令一统于君主，推行勤政务实的政风外，皇帝还必须亲自了解下情。像康雍乾三帝这样重视对地方下情的了解，在历代帝王中可以说是仅见的。这种政风大大减少了治政中的失误，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动乱，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由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太平安定时期——“康乾盛世”。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扩展资料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37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旦荣辱不分，势必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仅道德伦理大厦根基动摇，就连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且纯粹的迫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平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丰功伟绩。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血脉，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清朝为例，抄皇帝的儿子被称为皇子、阿哥。
不同朝代有不同称呼，史书有明确记载的是清朝，在清朝，对于皇子的称呼有几种，不同身份的人对皇子的称呼是有区别的。
皇帝或者皇帝的妃子或者老佛爷在称呼皇子时可以称几阿哥，或者直接叫皇子的名字。
同时"阿哥"也是大臣们对皇子的称谓。内务府官员和太监在书面上一律按皇子的排行称"皇儿子"。
扩展资料：
皇室女宗亲的称谓
皇帝的女知儿称公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皇帝的姑妈称大长公主，或者太主。这是个辈分问题，随着不同的皇帝登基，公主们也会有不同的封号。
皇室宗亲的女儿的封号根据她们父亲的封号来定。朝廷封的藩王的女儿叫郡主，这些王一般是皇帝的儿子，那么郡主，一般是在任皇道帝或先皇帝的孙女辈份。
也有年长的郡主，那是因为皇帝的变换，但是郡主的封号不变。离皇室较远的宗亲封的郡王也较小，他们的女儿称为县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阿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皇子
来公忠体国指尽忠为国。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侈靡篇〉的研究》中提到的：“办外交的人有私心是不行的，一定要用公忠体源国的有才能的人，来办这项国事。”
成语百典故：
出处：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度·〈侈靡篇〉的研究》：“办外交的人有私心是不行的，一定要用公忠体国的有才能的人，来办这项国事。”
例句问：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答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郭沫若《蜀道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