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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仁”?(这里有问号)孔子谈论“仁”的地方很多，虽然没有给“仁”的丰富内涵一个完备的定义，却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概括：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第二十二章)(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这个答案确实简单明确，人人能够理解。那么，这句“爱人”，指的是爱什么人呢?(这里有问号)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第六章)(孔子说：广泛地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这里有问号)可谓仁乎?(这里有问号)”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这里有问号)”(《雍也》第三十章)(子贡问道：“如果普遍地为人民谋利益而帮助大众过上好日子，怎么样?(这里有问号)这算不算仁呢?(这里有问号)”孔子说：“这岂止是仁呢，这一定是达到圣了!这连尧舜大概都感到为难呢！”)孔子说的“爱人”，就是“泛爱众”，也就是近代所说的博爱。孙中山很赞成“博爱”这两个字，他为中外友人题词，常常写这两个字，把它作为中国古代宝贵的思想遗产。
现代反孔派曾经曲解说，孔子说的“人”只指贵族，不包括奴隶和社会e68a84e8a2ad7a64336下层的老百姓。这完全是恶意的曲解。这除了上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证，还有两件事可证。《论语》记录：有一次马厩失火，孔子上朝回来，赶忙问：“伤人乎?(这里有问号)”不问马。(《乡党》第十七章)在孔子时代，奴隶制社会虽然瓦解，奴隶制残余还存在，奴隶可以买卖(这种制度的残余到明清依然存在，如《红楼梦》中的贾家被抄家，家养奴隶被公开拍卖)。那时一匹马比一个奴隶要贵，但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人。春秋末年以人殉葬的事已经很少了，普遍出现制作木俑、陶俑来殉葬，孔子对这种做法也坚决反对。《孟子梁惠王上》记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里有问号)为其像人而用之也。”以木俑、陶俑代表人去做死者的奴隶，孔子仍是不能容忍的，骂人“无后”，在古代这是很重的诅咒。据现有文献，这大概是老夫子第一次恶狠地咒骂人。
孔子的“爱人”，即“泛爱众”的博爱思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
孔子的这种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原始氏族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延续。在原始社会，人们必须协作才能从事狩猎和较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必须亲密团结、互助才能抗御猛兽和异族的侵害，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原始的人道主义。在阶级分化之后，奴隶们被剥夺了人的权利，大批奴隶反抗和逃亡，最后导致奴隶制社会崩溃，在奴隶解放的潮流中，人的价值重新受到尊重。孔子的“泛爱众”思想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也是原始人道主义的延续。
当然孔子的这一思想，只能说是具有近代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的成分，因为他还没有在理论上构建成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它与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博爱、平等、自由”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天赋人权”学说，还存在两千年的时间距离。孔子绝对不可能完成类似欧洲民主革命的理论，如同他绝对写不出《资本论》一样。不过，欧洲思想家对孔子第一个提出“博爱”和人本学说，是予以推崇的，在他们的学说中吸取了包括孔子学说在内的古代人类思想的这些优良成分。
仁就是爱人，就是博爱，就是承认人的人格，承认人是社会群体的成员，应该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应该传宗接代而使人类延续，应该具有道德文化而异于禽兽。郭沫若说：孔子的仁学是“人的发现”(郭沫若《十批判书》)，毛泽东说：“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毛泽东书信选集》)
孔子回答颜渊问“仁”，说明“百仁”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对“礼”的自觉，即是“礼”在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实现；
孔子回答度仲弓问“仁”，以及回答子贡问可以终身实践的“一言”，主要是从否定的方面说明仁意味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孔子回答子贡问“仁”，则主要是从肯定知的方面说明仁意味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孔子回答仲弓问“仁”，就是“爱人”，其内涵跟他所说的“恕”“忠恕”“己所不欲，道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致的。
孔子对“仁”的解释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基本点内有两方面，一是把“礼”变为自己的自觉，一是设身处地地体贴人、关爱人并且付诸行动。
子贡认为的仁，和孔子认为的仁有不同，对坏人的仁，其实就是对好人的不仁，这就是孔子和子容贡对管子的认识的高下之分。
端木赐 端木赐，字子贡，(前520~456)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了三年,一共守了六年.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7a64e4b893e5b19e361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凡此种种，不说颜回，即令三干弟子，哪个能与子贡相匹敌、论高低，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实在令人费解!看来即使聪明若孔子者，也有昧暗不明的时候。史实足以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注：①②⑦⑩《史记·仲尼弟予列传》 ③⑥⑩⑩《论语·公冶长》 ④⑤⒁⒂《论语·先进》 ⑧⑨《论语·颜渊》 ⒀《论语·雍也》⒃《论语.为政》 ⒄《论语·季氏》 ⒅⒆《<史记·仲尼弟予列传>集解》 ⒇⒇⒇《论语·予张》。 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善于经商。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子贡不做官而去从商，猜测行情，竟每每猜中。他是七十二子中最富有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子贡故事一例 人的才能和德行，自古以来就少有能十全十美的，人如果有长处，也必定会有短处。倘若用 子贡向孔子问道：“乡里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行啊。”子贡又问：“乡里的人都憎恶他，这个人又怎样呢？”孔子说道：“也不行啊。最好是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而乡里的坏人都憎恶他。”这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意趣 定相反，小人的憎恶君子也就象君子的憎恶小人 一样。要想究明真实的情况，取决于慎重地听取反映。听取君子的话，就废止了小人的邪道；而听取小人的话，君子的正道就会消亡。子贡子贡，端木，复姓，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是孔子最得意的第子之一。同时子贡还是一位积聚胆商、智商与情商于一体的天才商人。据史料记载，子贡在做生意方面很有一套，孔子就称他“臆则屡中”，不仅“预测商情，待贾而沽”，善于利用市场分析方法来准确地预测商情，等待物价涨到顶峰时才卖出，每次都赚大钱。而且子贡经商很有商德，，绝对不是“不义而富且贵”或“为富不仁”之辈。虽然孔子曾经因“子贡善居积”而批评过子贡，说他太能挣钱了，但是子贡对财富却一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格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思想，急公而好义，并用自己的财富作为支撑，随从孔子周游列国并传播儒家学说。相传孔子要到楚国去，饥困于陈蔡之间。孔子先叫子路到一家餐馆去募捐，谁知道子路摆出孔子名号，但是老板认钱不认人，碰壁而归。这时，子贡挺身而出，拿出他珍藏的珠宝、美玉去换回了食物，孔子师徒才得以度过了此难关。《史记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曾对子贡做过中肯的评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可见孔子的名播天下，也有着子贡财富的一份功劳的，没有子贡的财富支撑，孔子显然无法支付其庞大的旅途开支，那么传播儒家思想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子贡最后还是得到了孔子的赞赏，并勉励他“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不但善于经商，而且能言善辩。在《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中就记载了子贡临危授命，周旋于列国之间，从而使自己的祖国鲁国免受蹂躏的故事：齐国的欲攻打鲁国，孔子担心家乡会遭荼毒，就责成众弟子阻挠其事，子路、子石、子张请命，均为夫子所否决，惟独子贡请缨为孔子所允。子贡不辱使命，辗转于齐、鲁、吴、越、晋之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至于其后子贡“常相鲁卫”，这可是比之其后世因为“合纵连横”而名扬天下的张仪、苏秦，其从政能力也毫不逊色。同时，子贡又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对老师和同时赞扬有加。有一次，颜回夸奖子贡，子贡赶紧说，“你别夸奖我了，我和你都不如我老师那么贤明呢。”子贡还经常赞扬老师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史记》中也说他“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扬善疾恶，眼里容不得沙子，可见子贡还是一个绝对知书识礼有品行的堂堂之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子贡具有很好的品行，良好的知识层面与商业技能，并具有社会正义感，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一个胆商、智商、情商兼具的商人，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难怪后世人称其为儒商之祖，把个人的商业生涯称为“端木生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