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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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自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吧
原文：吾问养树，得养人术.
译文:我问种树，得到了治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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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以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缲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殆。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译文：
郭橐驼，不知起初叫什么名字。他曾患有脊背弯曲的病，脊背弓起，弯腰而行，有点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称他为“驼”。他听到这个称呼后，说：“很好，这样称呼我，本来就恰当。”也自称“橐驼”。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面。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大凡长安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家要修建观赏游玩场所的，以及自种自卖水果的人，都争着把他接到家中供养。看橐驼所种的树木，却使有移栽的，没有不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其他种树的人即使偷看模仿，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
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并不是能使树木活得长久而又繁殖得快，只是能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让它的本性自然发展罢了。大凡要种的树木的习性：它的树根要舒展，给它培的土要平整，它根上的土要用原土，夯土要紧实。这样做了以后，就不要再去动它，也不要去挂念它，离开它以后，就不要总回来看它。那栽种的时候，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待它，那栽完后，就像丢弃掉一般不再管它，那么它的自然的天性得到保全，而且遵循它的生长习性去生长了。所以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长得它高大茂盛秘密；我只是不抑制损伤它的果实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窍门。其他种树的人就不是这样：种的时候让树根拳曲还换掉树根上原有的土；他们培土的时候，不是过量就是不足。假如能有和这样做相反的人，却又对种上的树木爱得过分，忧虑得过多，早晨看傍晚摸，一离开再回头看看。更殷勤的还要抓破树皮来验看树的死活，摇动树根来察看栽种得松了还是实了，这样树的生长习性就一天天丧失了。虽说是爱护树，其实是害了它；虽说是担心树，其实是仇恨它。所以比不上我。其实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您种树的道理，移用到当官治民上，可以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而已，治民，不是我e69da5e887aa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37的职业。可是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当官的喜欢烦琐地发布命令，好像非常爱护百姓，结果却因此给人民带来祸患。每天早早晚晚差吏就来喊叫：上官有令，催促你们耕好田，勉励你们快播种，督促你们及时收割。早点缫好你们的丝，早点纺好你们的线。养育好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击鼓把人们聚集起来，一会儿又敲木梆把大家召来。我们小百姓停止吃饭去慰劳差吏，尚且没有空闲，又用什么使我们的生产发展生活安定呢?所以我们生活困顿又人人疲惫。如果从这点看来，与我干得职业，大概有相似之处吧?”
问的人赞叹地说：“这不是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 我记下这些事把它作为当官者的鉴戒。
“养人术”指的是复治理人民的方法。养人：养民，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改“民”为“人”。
《种树郭橐驼传》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吾问养树，得养人术”这句话在原文中全句是：
“问者曰：制‘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翻译：
问的人说：“不也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为这件事作传把它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扩展资料
作品创作背景
《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这是知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
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道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