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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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主要文学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自觉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2、文学理论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65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3、文学思潮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
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4、文人风尚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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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e68a84e8a2ad7a686964616f336和代表，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由于曹氏父子的努力，“七子”及杨修、敏钦、蔡琰等一大批作家被招致邺下，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邺下文人集团。
47、“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48、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他被鲁迅誉为“改造文学的祖师”。他的《蒿里行》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49、曹操不愧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诗文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劳。其以乐府古题写时事，不仅开创了乐府诗歌创作的新风，而且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他于五言腾踊的时代，又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人的四言诗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0、曹丕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也擅长散文及辞赋。其《典论》一书中的《论文》长于议论。其名作有《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
51、曹植后世称之为“陈思王”或“陈王”，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
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洛神赋》为其名作。另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
52、孔融的散文有《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三首最为有名，其辞赋《登楼赋》最负盛名。
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刘桢当时与曹植并称“曹刘”，他的《赠从弟》三首写得最好。徐干著有《中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540 字的自传体叙事诗，对杜甫的《五百字》和《北征》等有很大影响。
53、祢衡有《吊张衡文》、《鹦鹉赋》。诸葛亮有《出师表》。
54、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和嵇康。
55、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首创了我国五言古诗抒情组诗的体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钟嵘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的文长于论著，最有名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
56、嵇康的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及骚体，但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刘勰称嵇诗“清俊”，钟嵘称嵇诗“俊切”。文章有《太师箴》。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刘勰说嵇康之文“兴高而采烈”，“师心以遣论”。
57、太康年间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名噪一时。傅玄和张华，是西晋初年的著名诗人。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有《秋胡行》、《秦女休行》。钟嵘称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58、潘岳“善为哀诔之文”，《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均以叙哀情见长。
纪念忘妻的五言《悼亡诗》三首，为传世名作。
59、陆机被钟嵘奉为“太康之英”。他是骈文的奠基人。其骈文有《吊魏武帝文》、《叹逝赋序》、《豪士赋序》。论文名作有《文赋》。
60、左思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他是太康，以至西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刘勰认为其《咏史》诗“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左思的辞赋，名气最大的是《三都赋》，洛阳纸贵。
61、郭璞工诗善赋。其诗今存二十余首，《游仙诗》十四首为其代表作。钟嵘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62、东晋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等，而以孙、许为代表。
63、陶渊明的三篇辞赋，《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而作。《感士不遇赋》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其辞赋中最为出色的是《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元好问论陶诗云：“豪华落尽见真淳”。梁代萧统曾编定《陶渊明集》八卷。
64、南朝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世称“元嘉三大家”。齐及梁初为“永明体”形成和繁荣时期，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等。梁中叶至陈为“宫体诗”兴盛时期，代表作家是萧纲、萧绎、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
谢灵运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他与颜延之并称“颜谢”。
65、鲍照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钟嵘称鲍照“才秀人微”。其风格豪放俊逸，杜甫说：
“俊逸鲍参军”。
66、沈约提出了“文章当从三易”的著名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
67、谢朓的创作主张是“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是永明体的旗帜，是齐梁诗坛的“首杰”
和“冠冕”。
68、萧纲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其弟梁元帝萧绎和徐摛、庾肩吾等宫廷文人大煽宫体诗风，又均以写艳体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所指的诗人是阴铿。
69、鲍照是宋代的骈文高手，其名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时期的骈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之书》。
70、徐陵是梁陈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玉台新咏序》为其代表作。
71、宋代的辞赋作家首推鲍照，以《芜城赋》最负盛名。
72、谢惠连和谢庄也是宋代知名的赋作家。谢惠连以《雪赋》最著名，谢庄以《月赋》最著名。
73、江淹赋今存二十八篇，而最为世人所传诵者，是《别赋》和《恨赋》。
74、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其中声名较著者有温子升、邢邵和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75、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庾信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庾信的抒情小赋有《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小园赋》等，均为传诵名作，而《哀江南赋》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赋作。庾信又是一位骈文大家，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哀江南赋序》。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继往开来，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76、自齐梁之后，南朝散文日衰，而北朝却出现了几部别开生面的散文名著：颜之推《颜氏家训》、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77、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吴声歌曲，二是神弦曲，三是西曲歌。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抒情长诗《西洲曲》。
78、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和传说。
79、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其中较著名的有《范寻》、《淳于伯》、《东海孝妇》、《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其他志怪小说还有王嘉的《拾遗记》，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等。
80、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颇盛行，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是这一时期轶事小说的代表作。它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81、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魏晋时期，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等文学批评著作，其中尤以《典论。论文》和《文赋》影响最为深远。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他把文章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明确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观点，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等观点。
82、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83、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意识的明确和作家对作品艺术性的自觉追求，“文”“笔”之说流行。刘勰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梁元帝萧绛指出“文”的特点应该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萧统延集文人编订的《文选》中提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标准。
84、《文心雕龙》创作于齐代，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
85、《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论诗的著作，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钟嵘对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诗的“滋味”问题，诗的“真美”原则，诗歌应该将“穷情”与“写物”结合起来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鲍照(约414～466)，南朝宋文学家。百字明远。本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一说上党（今属山西），可能是指度东海鲍氏的祖籍。他的青少年时代，大约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度过的。宋文知帝元嘉十六年(439)，鲍照20多岁时,为了谋求官职，去谒见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被任为国侍道郎。刘义庆在这一年专任江州刺史，他也在同年秋到江州赴职。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的侍郎。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