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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原本活跃在蒙古草原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存在的古老民族。公元50年左右时值汉朝，部分匈奴归顺汉，其余——也称为北匈奴的，终于无法承受汉朝军队不断、强力的打击，于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了他们的迁移。
匈奴这次的迁移历时达200余年其过程已经很难考证，史料记载也是相当模糊。但是在公元3世纪末，这个原本已经消失了的民族突然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这群在野地游荡2世纪之久的荒野之狼，最终以飓风般的姿态改写了整个西方历史！
匈奴人在于公元360年左右突然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随后在称为巴兰比尔的王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征服战争，第一个目标便是当时称为阿兰的突厥人国度。当时的阿兰国堪称强国，阿兰王倾全国之兵与匈奴军战于顿河沿岸却遭惨败，阿兰王被杀阿兰国灭，阿兰余部最终臣服于匈奴。匈奴在西方史书第一次出现即伴随着阿兰国的灭亡，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震动。
灭亡阿兰国后，匈奴在顿河流域附近逗留了几年，然后在他们年迈的国王巴兰比尔的带领下继续开动他们极具毁灭性的铁蹄，踏向西方。在他们的面前，是东哥特和西哥特——两个势力强大的日尔曼部落联盟，再继续往西，便是西方世界的中心——罗马。
公元375年，匈奴大军进入东哥特领地，早已得到风声的东哥特于边界线上摆开阵势迎面阻击。东哥特的军队以步兵为主，数量相当庞大看上去也是密密麻麻好不壮观。匈奴铁骑自天地交接处如潮水般涌来，铺天盖地的骑兵一眼看不到边际，大地为之震动。东哥特人哪见过这等阵势，匈奴骑未近便已军心大乱！又听到天上突然传来异响，如风、似雨……抬头看时只见漫天如蝗之飞矢，东哥特人接二连三倒地，尚未短兵相接，东哥特败相已露。这匈奴人用的箭也是不一般，其准头高，射程极远，杀伤力极强，箭头用锋利的金属或坚硬的动物骨头作成。据说匈奴人有时会在作战前事先将箭头沾上马粪，被这种沾上马粪的“脏箭”射伤的人轻则伤口发炎，重则染上破伤风！匈奴骑兵可边快速冲锋边施放箭矢，而且能保持较高的精确度，这些功夫在西方的骑士中可不多见的。东哥特军就这样被狂殴暴打一顿败退而去，接下去匈奴军在东哥特领地纵横驰骋，所到之处如秋风扫落叶般。年迈的东哥特王赫曼瑞克愤而自尽，东哥特人部分投降了匈奴人，其余逃进西哥特人的地盘。
东哥特灭国后，匈奴人接着继续向西，西哥特人以德聂斯特河为险，布兵拒守，试图击匈奴军于半渡。匈奴军一边在河对岸作势佯攻，大部却从上游乘夜偷渡再回攻。这边西哥特人在河岸构筑防御工事备战正酣，却不料被拦腰一顿痛打，兵败如山倒之余西哥特人也是溜字当头。西哥特一部数十万人马渡过多瑙河逃入罗马帝国境内。
这之后多瑙河附近肥沃的匈牙利平原暂时停止了匈奴人西进的脚步，他们占据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整个草原在那里居住了下来，罗马人总算松了一口气。但这些逃难而来的数量庞大的日耳曼人也够罗马人烦的了。这罗马地方官吏也是瞧不起这帮西哥特“难民”，竟试图把苛捐杂税往这些西哥特人身上加，直把客人当奴隶！西哥特人正当国破家亡之际，满肚子鸟气无处撒哪还容得罗马老儿任意欺凌？当下群起造反，反把当地罗马人给赶了个干净，大有在罗马境内“复国“的架势。罗马人急忙镇压，岂料这亡国恨使人力无穷，西哥特屡败罗马军，还乘机扩大了控制区域！慌了手脚的罗马皇帝华伦斯于公元378年御驾亲征西哥特，却于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阿德里亚堡战败被杀。罗马将军狄奥多西接着镇压，双方势均力敌终于380年左右达成协议：罗马允许西哥特在西巴尔干划地自治，双方暂时相安无事。之后狄奥多西任罗马皇帝，临终前将帝国分作东西两部让两个儿子分别继承，e69da5e887aa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5自此罗马帝国分裂为以罗马城为首府的西罗马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时为公元395年。
公元396年西哥特等日耳曼部族又不安分再与罗马交恶，西哥特军于公元396年攻雅典，400年攻意大利，410年甚至洗劫罗马城，416年占西班牙并宣布建国，其余日耳曼部落也纷纷效仿割地封侯，一时间罗马帝国境内竟成立了数个日耳曼人的国度……这罗马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于应付，只能放任他们了。而匈奴人呢？他们一直就在肥美的匈牙利草原上放牧休闲，建立起他们的匈奴帝国。罗马人也乐得安抚这些匈奴人，每年还交纳大量的贡税给这些匈奴人享用。这期间罗马主要被日耳曼人折腾着，匈奴人倒是较为安分没跟罗马惹出什么太大的是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435年左右，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杀了原本与自己共同掌权的兄弟而大权独揽……从这一刻起，匈奴人和欧洲人的历史共同翻开了新的一页！
匈奴王阿提拉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有着超乎常人的征服欲望。他一上台就大量扩充军备，逼迫东罗马交纳更多的贡税，并且不断插手西罗马的外交事务……总之弄得是谁也烦了。罗马自然无法满足这年年高升的“苛捐杂税”，匈奴人则以此为借口于公元441年向拜占庭宣战，大肆洗劫巴尔干地区四处攻城掠地，442年才被东罗马的阿斯帕尔将军阻截于色雷斯地区，被迫后撤。但阿提拉于却于公元447年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入侵，这次谁也阻挡不了，他们一路重挫罗马守军，彻底铲平了色雷斯城于次年直杀到君士坦丁堡城下。东罗马皇帝狄奥多修斯二世低声下气地讨饶求和，缴纳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割让了多瑙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才使得匈奴人趾高气扬得意离去……这一战拜占庭受创非浅，许多城镇遭到灭顶。
匈奴人重挫拜占庭后回到匈牙利平原他们的大本营，那可真是威风八面，许多日耳曼部落纷纷前来投奔。此时匈奴帝国的势力达到顶峰，不仅收编了许多日耳曼部族连东西罗马都得向他们进贡，其疆域更是东起里海，西至波罗的海和莱因河，匈奴王阿提拉已成为欧洲最有权势之人甚至冠盖罗马皇帝！由此阿提拉和他的匈奴人被惊恐的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称为“上帝之鞭”。
教训完东罗马，这对匈奴王阿提拉来讲也只当是练兵而已，他接下去的目标意在占领包括阿尔卑斯山以南整个波河流域的外高卢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瑞士在内的内高卢地区！而高卢地区当时可是在西罗马控制下的哦，这要跟西罗马动武总也得找个理由吧？老是计较贡品之类的也是很老套好象显得没什么创意。这时西罗马国内倒是发生了些颇有趣味性的事……
话说西罗马皇帝的妹妹霍诺莉娅公主也是个问题少女，男友是换得比换衣服还勤，如今竟和个宫廷中的下人搞上。这还不打紧，两人在宫廷中是公然挑逗，简直有损皇族形象！本来宫廷里的下人们还睁只眼闭只眼的不敢声张，不料这天两人正热乎却被她皇兄和她老娘迎面撞个正着！这还了得？当下那倒霉的下人立马被拉出去成了刀下鬼，那公主被老太后下令软禁在宫内。想到情哥哥被残忍地杀害，向往“自由爱情”的公主整日是以泪洗面。国王看不下去了，就派人把公主送到拜占庭首府的一座修道院，想借助修女们的“安慰”来洗清公主“心中的伤痛”。想来这皇帝老儿也多半是故意的，晕！修女耶！怎么可能跟我们高贵的公主有共同语言哪？咱们这公主也是艺高人胆大，竟写了一封信，命仆人送去给了匈奴王阿提拉！
匈奴王阿提拉这会正在喝茶看报纸，突然卫兵一声“报~~~~”送来了一封信，这拆开一瞧，连咱匈奴王的手都颤抖不已！罗马公主在信中是字字血泪，诉说了自己在宫中是如何的饱受皇兄皇母的欺凌比下人还下人云云……还说自己因为产生了“跨阶级”的伟大爱情而遭到排挤，如今正被流放到修道院中整日与些个毫无人味的修女为伍落得美玉深藏花容憔悴……而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仰慕英雄盖世的匈奴王，如能相救定当以身相许…… 这还了得！自古英雄惜美人，咱阿提拉大帝看罢此信那是满腔怒火燃，拍案起！当下决定兵发罗马讨伐这无天良的狗皇帝，理由：是为了救出美丽纯洁的公主。
那边西哥特王西奥多利克据说也收到一封这样的信，这西哥特王也是个性情中人最看不得女孩子受欺负！又自己大军本来就在罗马境内，近水楼台啊，当下挥师直取拜占庭欲替公主讨个公道。拜占庭刚被匈奴欺负过元气未复再加上兵力太过分散一时集中不来，西哥特人气势凶猛竟连下七十余城直逼君士坦丁城下。这东罗马皇帝被打得蒙慒慒，只好再次拿出看家本领——用钱收买！别说这招还是管用，西哥特人看见这白花花的银黄灿灿的金不由得大咽口水。又见君士坦丁堡城防不差周围东罗马军也渐渐聚集，想着再继续玩下去怕也不会再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见好就收打道回府，至于那公主——其实修道院也不错嘛，可以休身养性嘛……
这边终于打发了西哥特人，那边匈奴人的兵力已经集结完毕。匈奴王阿提拉随即于公元451年初挥师度过莱茵河进入高卢，除了数量空前庞大的匈奴军外还有为数不少被收编的东哥特人和其他来投靠的日耳曼蛮子助阵总兵力据说达50余万之众，堪称欧洲大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因为各部日耳曼人和匈奴人混杂一团只见这支大军武器装备多种多样，服装也是形状各异象极了一支多国部队。阿提拉将这支军队兵分三路，右路通过阿拉斯向西挺进，左路取道梅斯，中路主力直扑巴黎。阿提拉大军所到之处田园城镇均遭铲平，人员牲畜均遭灭顶。4月份阿提拉大军攻破梅斯城，全城被屠城池被放火焚毁。5月初匈奴大军围攻奥尔良城，却没想这奥尔良守军真个顽强，竟死撑好几个星期就是不降，无奈其城墙在匈奴人的抛石机连续轰击下已开始损毁。6月份中旬，匈奴人眼看将要得手，这时天地交接处突然黄沙滚滚，隐隐还传来如闷雷般轰响，阿提拉的手下只道是天边起风天气变坏，阿提拉大帝却一言不发独自眺望远方……敏锐的战神嗅出了战争的气息。阿提拉没错：那不是风刮黄沙，那是罗马军团移动时扬起的战尘；那不是天边闷雷，那是千军万马奔驰的脚步震动着大地！那是西罗马联军，加入此阵营的主要还有西哥特王亲领的哥特军和由阿兰人、及法兰克人等日耳曼部落群众组成的志愿军。领军的正是罗马名将、高卢行政官阿提纽斯！能将这些惯于和罗马作对的日耳曼人及互相间争风吃醋的各部落组织成这么一支联合部队，可见这阿提纽斯将军也是相当不简单，据说此时这罗马联军人数亦有近40万众。
奥尔良城内的罗马守军本已几近无望，此时一见援军杀到顿时是精神百倍，更加勇猛异常。而阿提拉生怕在奥尔良城下遭到罗马军夹击，被迫放弃攻城，他留下一部分军队作为后卫掩护撤退，主力则回师向东一路撤到赛纳河东侧香槟地区的卡达隆尼平原。匈奴人撤退了！罗马人还是首次能以兵力逼退匈奴人！这极大地鼓舞了罗马联军的士气，他们快速跟进，当夜便追上了匈奴军的后卫部队，一场夜战匈奴后卫部队立即被击溃！罗马联军随后马不停蹄继续追击，第二天在卡达隆尼平原追上匈军主力。这阿提拉较为迷信，每逢战前总要他的“御用”巫师占卜吉凶，这回巫师给他的回答是：难以取胜，但罗马联军主将会死于此役！匈奴王觉得以自己一次的失利换取罗马帝国唯一有用的将军阿提纽斯的死还是值得的，他立即下令决战，著名的卡达隆尼会战爆发！
公元451年6月20日早，双方开始排兵步阵。阿提拉将实力最强的匈奴兵置于中路亲自指挥，左翼为东哥特军，把其他日耳曼小部落人马那些个杂七夹八的劳什子杂牌军全放到右翼，计划是左右两翼只要拖延时间就行，利用中路匈奴骑兵主力快速冲破罗马军中路，将罗马联军分割为二再歼灭之；罗马联军则将阿兰军以及法兰克等部落联军放在中路，右翼为西哥特军正好与匈奴左翼的东哥特军相对，阿提纽斯亲自领罗马主力置于左翼，计划是利用左右两翼击退匈军左右翼再夹攻匈军中路主力。这双方布阵似乎各有道理，谁胜谁负也只看临场发挥了。
近午时，匈奴一队骑兵试图抢占一高地，却被西哥特国王的儿子托里斯莫德率骑兵将其击退赶下了山坡，匈奴军出师不利。中午2时左右，双方均采用三路并进，罗马联军与匈奴联军左中右三路阵线几乎同时相撞，欧洲大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会战开打。罗马联军左路罗马兵团奋力推进，匈奴军右翼日耳曼部落联军不敌，连连后退，匈奴军右翼失利——这早在阿提拉预料之中；匈奴军左东哥特军与罗马军右西哥特军相残，西哥特军占据骑兵优势，东哥特军仍奋勇抵抗，战况一时陷入胶着；中路的战况最为激烈，匈奴骑兵大部因受左右两翼挟制，其惯用的快速机动聚如云散如雾的战法失灵，于是采用集团冲锋，匈奴大军与呈密集阵型的阿兰军迎面对冲。这阿兰人与匈奴人曾有亡国灭祖之血海深仇，此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对匈奴精锐骑兵部队如水银泄地之攻势，阿兰人寸步不让个个战至最后一滴血，哪怕已身中数箭满身刀痕也要扑上去用匕首刺杀匈奴人，就算杀不到人也要刺杀马匹将匈奴人掀翻在地自己才肯断气！此阿兰人不要命的死战实在是大大出乎阿提拉意料，他万没想到占尽武器装备、兵员数量优势的匈奴骑兵在这些阿兰人面前居然举步艰难推进如此缓慢。下午3时左右，匈奴军右翼完全崩溃，罗马兵团转而支援中路，匈奴军中路主力此时竟尚未完全突破罗马联军中路的阿兰人阵地！下午4时许，匈奴联军左翼东哥特军终于不敌罗马联军右翼西哥特军而全面溃逃，西哥特军参与夹击匈奴中军。匈奴军精锐遭到罗马军和西哥特军左右两路合围，陷入苦战。此时战况异常惨烈，有些罗马骑兵甚至已冲到阿提拉跟前，可惜这几个罗马人不认识匈奴王，从他身边冲过也没太注意他，这阿提拉本人简直是与死神擦肩，直惊出一身冷汗。双方激战至日落西山，匈奴军退却，撤向自己后方大营，罗马联军也鸣金收兵，只有部分西哥特骑兵似乎不解恨还试图乘夜突击匈奴大营，被匈奴弓箭手击退。
天亮后，只见尸横遍野血染平原，罗马军本欲点兵再战，无奈匈奴人躲在木栅栏及军车等围成的防御阵地中就是死活不出，只是用如山呼海啸般的吼声和密集如雨的箭矢回应罗马人的挑战。罗马人终不敢贸然强攻，两军继续对峙……随后西哥特人在战场上发现了他们老王的尸体，可怜西哥特国王在激战中中箭落马惨死荒野，匈奴巫师关于“罗马联军主将会死于此役”的预言竟然是应验在他的身上。西哥特王子托里斯莫德悲伤之余便率部打道回府准备他的王位继承事宜去了，罗马联军兵力顿减。东哥特军早被打得四散逃跑无法集中回到匈奴阵地，那些日耳曼小部落联军就更不用说了，而匈奴人本身死伤也不在少数……阿提拉无心恋战，于次日凌晨时分乘着夜色撤出卡达隆尼平原，退向莱茵河东。罗马人没再追赶，事实上能一战而退匈奴已经是相当不简单了。
此役双方在平原上各留下了十余万具尸体，就兵力损失上可说是旗鼓相当。但罗马联军主要损失在于中路的阿兰人和日耳曼部，罗马高卢军团虽也受创但其精锐尚在；而据罗马人事后计算尸体，匈奴人主力骑兵部队直接战死达十万余，另有大量伤兵实际已失去战斗力，估计战力仅剩原先的一半左右。如果以此相较来说显然匈奴人吃亏不小。此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避免了西方文明被游牧民族毁灭的命运，若此战匈奴人胜，恐怕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都会因而改写。
匈奴王阿提拉于次年再次发兵，匈奴军绕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数个波河沿岸城市被屠城，整个北意大利几乎全毁。再也无法联合西哥特及其他民族统一相抗的罗马一时间无法阻止阿提拉的兵锋，眼看匈奴军矛头将指向罗马城，罗马危矣！此时情势却发生了转变，因为罗马的教皇里奥出面了！罗马皇帝乃怕死之辈，早些时候便移驾往拉文纳避战祸去了，整个罗马城的事务全由教皇里奥代管。这个里奥也是胆识过人，见匈奴人大军压境居然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亲自涉险出城到北意大利的米西诺河附近拜会阿提拉。这里奥只带少量随从，却是身着盛装看上去颇为气宇轩昂。阿提拉大帝一见此人，顿被其“道骨仙风”所慑，不禁对其也心生敬重。里奥同志想来也是个心理战高手兼舌辩专家，和阿提拉大帝一番促膝长谈，晓之于理动之以情竟说得阿提拉大帝连连点头称是，过后不久就率军退出了意大利回他在匈牙利平原的老巢去了。里奥教皇成此大功一件再次证明了“语言有时比刀剑更有力”。
咱们暂且让教皇得意去吧。不过咱们也做个假设：若阿提拉不为教皇说词所动，他此次真能打下罗马城吗？我认为是十分存疑的。首先阿提拉动员50万大军入侵高卢，这几乎是他所能动员的所有兵力了，在卡达隆尼平原一战实际受损非浅战力损耗近半，这在短短一年内其元气是很难恢复的。再则卡达隆尼一役仅仅是西罗马联军，拜占庭并未出手，按当时的状况东罗马整体军事实力强过西罗马，只是因其疆域太过广泛兵团较为分散一时没来得及集中才导致447年的匈奴人能够一路横扫至君士坦丁城下。当时拜占庭至少有二十几个大型军团分散全国各处，每个军团人员配置也均有数万之众，如果拜占庭象匈奴一样倾全国之兵于一战那可也不是开玩笑的（虽然对它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而此时拜占庭军正一路准备增援罗马，一路跨过多瑙河直逼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的老巢。如果阿提拉继续进军罗马，后防空虚的大本营恐怕难挡拜占庭大部队的攻势，而罗马城城防相当坚固加上各路援军纷纷勤王，匈奴军短时间想也难以拿下。那么到时估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匈奴大军在罗马城下陷入消耗战，而匈奴后方基地因防守兵力不足又被拜占庭军攻下，这种情势一旦出现就等于宣布了阿提拉的死刑！你说这阿提拉此时除了退兵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个人倒认为阿提拉只是乘机拿罗马的里奥教皇当台阶下罢了。
此后匈奴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弱。公元453年，不可一世的阿提拉大帝，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的最后一夜是在洞房中度过的。那天，阿提拉娶妻了，但英雄一世的阿提拉却于清晨被随从发现口鼻流血，死于床上。或许阿提拉喝多了酒，或许兴奋过度，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总之阿提拉大帝就这么死了，牡丹花下死是真的，做鬼风不风流咱们可就无从知晓了。
阿提拉死后匈奴帝国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内讧，东哥特和其他日耳曼部落顺势起兵反叛。454年，东哥特人和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的军队战于班诺尼亚，匈奴人败北埃拉克被杀，辉煌一时的匈奴帝国终于以极快的速度分崩离析。匈人大部在阿提拉之幼子邓吉希克的率领下撤退到多瑙河下游和南俄罗斯地区，其余匈人部分投靠了罗马帝国部分仍流在原地过他们的游牧生活。邓吉希克曾试图重建霸权，公元461年他率部与拜占庭军战于多瑙河下游，但他毕竟不是阿提拉……他的首级做为战利品被拜占庭人带回了君士坦丁堡。再以后，匈奴人于俄罗斯平原的大部又分裂为多个小部族互相争战不休，随后被来自亚洲的瓦尔达部落吞并。其余散布于多瑙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匈奴人最后纷纷被所在地的当地民族同化……而在中国，此时正是北魏中期，南匈奴和其各分支在中国建立的“汉——前赵”“北凉”“大夏”等也均在公元460年左右相继覆灭。匈奴，这个强悍并一度无比辉煌的民族从此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最后再说些题外话，往匈奴人的坟墓铲下第一把土的西罗马名将阿提纽斯也不得善终。这位曾拯救了整个帝国的一代名将于公元454年被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杀死，在他临死前罗马皇帝拒绝告诉他是出于什么理由……隔年，瓦伦丁三世也被手下的军官谋杀——杀死他的军官正是阿提纽斯将军从前的部下。其后西罗马帝国皇位几经更迭，政权日渐衰败，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西罗马帝国灭亡。
匈牙利、匈奴和欧洲匈人
在最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原苏俄地盘东欧咄咄逼人的“扩充”中，匈牙利等
三国荣膺“首选”，一时频频见于新闻头版。有些中文报纸在报道时不免重提“匈
牙利为匈奴后裔”的老话。笔者就平日所学，对在海内外华人中间相当普遍的这一
错误认识略加澄清。
一，匈牙利与匈人无直接关系
公元453年阿提拉死亡后，匈人（Hun）帝国迅速瓦解。尽管欧洲人从此
习惯把来自东方的各种游牧民族都称作“匈人”，真正匈人的后代却下落不明。唯
一有点证据是七世纪后期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保尔加人（Bulghar——保加利
亚人的祖先之一）中或许有些匈人成分。
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Magyar）人。当他们在九世纪下半出现于欧洲时
，真正可考的匈人已经在历史舞台消失差不多四百年之久。根据著名匈牙利裔历史
学家Denis Simor教授的名作《匈牙利史》，把匈牙利人称为匈人是典
型的时序倒错（anachronism），因为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表明两者有直
接关系。
许多人想当然地误认匈牙利Hungary一名与匈人Hun有关。这一点其
实完全不对。Hungary一名原有Ungari，Hongrois，Wen
gri等形式，真正的来源是Onogur，也即突厥语On Oghur，按照
中国历史习惯不妨译为“十姓”（突厥语On为“十”；Oghur是历史上著名
的突厥部族名，与维吾尔的古称回纥Uighur不无关联）。欧洲人的这一称呼
起因于早期马扎尔人和突厥族的密切接触，以致历史上欧洲人常常视匈牙利马扎尔
人为突厥。但是严格地讲，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两者
间虽然有遥远的关联，但并非同一语系，所以马扎尔人和突厥人决不是一回事。
当然可以肯定马扎尔人的祖先来自亚洲草原，而不是印—欧种人。今天还可以
见到匈牙利人的一项文化特异：他们也许是欧洲唯一将姓列在名之前的民族。这一
姓名顺序与中国、韩国（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反而一致。
二，匈奴与欧洲匈人的关系不明
有许多人以为欧洲匈人即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或其“西迁”的后代）。尽管
这一说法非常流行，我们必须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始终没有确证的假设。
前引Sinor教授也有极深的汉学造诣，他在新近的《剑桥早期亚洲内陆史》中
对这一点反复强调。已故匈人史专家E．A．Thompson去年（1996）
再版的名著《匈人》（The Huns）也重申在研究匈人时不宜引用关于匈奴
的资料。
“匈人就是匈奴”这一假设基本上完全建立在语音的近似上，最先由法国学者
De Guignes于十八世纪提出，并无其他任何历史和考古证据。主要困难
是因为从北匈奴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到匈人在欧洲的出现之间有几个世纪的空白，再
加上巨大的地理间隔，如果没有直接间接的历史记载或考古实物发现，光凭语音上
的近似远远不足以成为“信史”。
除了各种或多或少靠想当然的“匈奴西迁而为匈人”的理论，最有价值的一项
证据其实是本世纪在新疆发现的重要历史文件——《古代粟特信函》中一位在中国
经商的粟特人提到了洛阳毁于他所谓Xwn人的事件。Simor教授对此曾有详
论。其他问题之外，此函的绝对年代也有争议：历史上洛阳有两次可以说“毁于匈
奴”。一次是东汉孝献皇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相国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
时，在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董卓军
队中，“来兵皆胡羌”（蔡琰《悲愤诗》）。事实上，后来司徒王允借吕布之手杀
了董卓以后，董卓的部下作乱是蔡琰（蔡文姬）被掳掠到南匈奴的直接原因。《三
国演义》对这段历史有相当精彩的描述。另外一次是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
年），匈奴汉（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主（烈宗昭武皇帝）刘聪令
其宗室刘曜、大将呼延晏、王弥、石勒等攻破洛阳，发掘诸陵，焚毁宫庙，虏获怀
帝，刘曜并纳惠帝遗孀羊皇后，迁怀帝及传国六玺于平阳。西晋于此实际灭亡。
三，匈奴的族属未定
即便我们接受欧洲匈人就是匈奴这一没有确证的假设，不论从种族还是语言，
匈奴的族属至今仍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
从语言上讲，白鸟库吉是第一个借中国历史记载中的零星资料企图将匈奴语言
归类的学者，但是他自己也游移于突厥和蒙古两种可能之间。白鸟的结论早已被后
来的阿尔泰语专家否定，他的研究无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尔泰语曾经从匈奴语中
继承和吸收了不少词汇，但不能证明匈奴语属于两者之一。例如一代雄主冒顿单于
之名一般被认同为北朝隋唐出现的突厥语“莫贺咄”，也即外蒙首都乌兰巴托（红
色英雄）之“巴托”和清代常见的“巴图鲁”称衔。但是该词在阿尔泰语中并无完
满解释，反而在伊朗语中可以找到词源。匈奴不属于蒙古语族今天可说已成定论。
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更用中国史料证明匈奴语和阿尔
泰语互不相容的几项特征，因此提出匈奴语甚至不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可能与叶尼
塞区域的几种语言有关。
另一方面，前苏联和俄国的语言学者近年来作了不少比较研究，初步表明叶尼
塞区域和高加索区域的语言和汉藏语系有某种亲属关系。所以到头来匈奴语和汉藏
语可能还会变成“亲戚”。其他不说，最近便有人提出匈奴—鲜卑语的“祁连”（
义为“天”——祁连山和天山均由此得名）和汉语的“天”或“昊天”同源。
从人种上讲，匈奴的成分也很复杂，决不能以“蒙古人”概之。例如外蒙古发
掘的匈奴古墓中曾发现匈奴人像，其眼睛被绣成蓝色。另外中国历史上的羯族曾是
匈奴的一部，在西晋灭亡后建立后赵。当冉闵灭后赵时，史载“高鼻多须者”被滥
杀。被认为是匈奴汉主（高祖光文皇帝）刘渊“苗裔”的稽胡到隋唐时还被谚语说
成是“胡头汉舌”。现代学者公认匈奴部落联盟中肯定包括许多高加索白种人。至
于匈奴帝国的“领导部族”究竟属于什么人种，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一、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北京地区最早的清真寺是牛街礼拜寺。潘梦阳在《伊斯兰与穆斯林》一书中说到：“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市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清真寺。它建于辽统和十四年（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重修。” 牛街礼拜寺是历史悠久、规模宏伟、建筑壮丽、中外盛名的古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目前学术界对此观点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牛街礼拜寺的历史不足千年，其始建于元朝，也有的学者认为牛街礼拜寺始建于明朝。尽管学术界对牛街礼拜寺始建年代说法不一，但是都认为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清真寺。牛街礼拜寺的历史，是北京伊斯兰教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北京清真寺文化形成的写照。
伊斯兰教究竟何时传入北京？目前尚无确切的文字记载。如上所述：牛街礼拜寺迄今是北京最古老的清真寺，除据《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记载该寺始建于宋代外，现又经南京工业学院刘敦桢教授鉴定牛街礼拜寺“礼拜殿的后窑殿藻井彩绘，系出自北宋年间建筑画家，可作该寺始建年代的佐证，也是伊斯兰教传入之时。” 因此，e69da5e887aa7a64336一部分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宋辽时期始传入北京地区，并且修建了清真寺。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时期是元朝。元代北京地区穆斯林人口确实很多，而且清真寺也不少。据《秋涧先生全集》卷88记载：“为在都（即元大都）回回入户，自壬子年元籍，并中统四年（公元1259年）续抄，计两千九百五十三户。” 有人统计：“按每户五人计算，共达一万五千人，约占元大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当时已有清真寺三十五座。” 这一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伊斯兰教在元大都发展的状况与地位。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元大都被明军攻克，明永乐皇帝大举营建北京城，致使元代修建的清真寺所剩无几。由于明朝政府对“保国有功的回回”始终以“敬礼勋臣”相待，而北京的伊斯兰教尤得近水楼台之便，不但重新了许多清真寺，而且有的清真寺还是皇帝敕建的。北京地区许多古老的清真寺，大部分是明朝时期修建的。明朝，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发展时期。
明朝灭亡以后，由满洲权贵建立的清朝政府在清初对伊斯兰教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这使伊斯兰教在大清王朝京城的地位十分艰难。清初，伊斯兰教在清朝政府高压政策的统治下，开始由北京的内城向北京城的外城和近郊地区拓展。随着北京穆斯林居住地区的扩展，北京地区的清真寺顿时成倍地增加起来，所以清代反到成为伊斯兰教和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发展时期。
民国期间为中国的多事之秋，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到民主革命的运动中。在此期间北京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非常缓慢，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穆斯林在北京地区修建的清真寺却很少，仅有鼓楼、天桥和米市三座清真寺为民国时期所建。尽管北京清真寺文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极为缓慢，但是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北京第一座清真女寺在民国年间诞生了。牛街寿刘胡同兴建的清真女寺，就是北京地区第一座清真女寺。不过从北京地区清真女寺来看，大部分规模比较简陋，有的存在时间也不长，但是其数量却居全国之首。
中国伊斯兰教真正得到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伊斯兰教也随之迅速地发展起来。从北京的情况来看，居住在北京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之多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其民族成分之全也是全国各大城市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都有穆斯林在北京地区居住。北京地区的穆斯林主要以回族为主。从历史上来看，虽然北京地区的回民一向很多，但是从其发展变化来看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作为“老北京”的居民，即回族人口发展变化是很快的。“30年代全市共有穆斯林17万多，占到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 到了二十世纪末，北京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达到20多万（按公元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地区穆斯林知名人士较多，并且在全国伊斯兰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由穆斯林知名人士包尔汉、达浦生、张杰、马玉槐、马坚等在北京发起筹备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公元1953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推动下，北京地区也建立了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现在，北京地区的清真寺已达六十八所之多。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发展。每一座清真寺都是一轴历史的长卷，不但向人们展述着其独特的建筑风貌，而且还在向世人叙述着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北京清真寺文化的特征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每一座清真寺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建筑风格和形制是随着宗教职能的多样化而发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真寺“是深嵌在时代文化框架之中，包含着有关穆斯林民族深刻历史与宗教哲学意境的一种宗教艺术。” 北京清真寺文化是中阿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是各族穆斯林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集中体现了宗教、民族、教育、建筑、书法、艺术等方面的历史文化，并且形成了其特有的建筑体系与艺术风格。
北京清真寺多为外中内阿合璧式的建筑。北京大多数清真寺整体建筑布局对称严谨，有明显中轴线，琉璃瓦覆盖、巍峨富丽、具有中国皇家建筑的气派。从建筑形制看：庭院数进、宽敞明亮，大门、礼拜大殿、主要配殿、邦克楼和碑亭都是大木起脊、用斗拱飞檐的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有的清真寺大门外还建有中国式的影壁。细观就可发现北京清真寺建筑群的布局形式灵活多变，礼拜大殿和窑殿均坐西朝东、与中国传统建筑坐北朝南的建制截然不同，其影壁上的装饰也与中国传统图案不同，仍然保留着伊斯兰教特有的风格。从北京清真寺礼拜大殿内装饰来看：则采用了中阿合璧、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将精细的阿拉伯装饰艺术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融会贯通，并且突出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内涵，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北京清真寺文化。清真寺礼拜大殿内没有任何偶像，也不以动物形象作装饰，多以阿拉伯文经文、几何图案和花草为饰，这显然是阿拉伯文化的体现。北京牛街礼拜寺充分体现了融会贯通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而突出伊斯兰文化的特点，如“无眼兽建筑构件”从造型看兽件像龙头，却无眼睛等器官，眼睛部位被水纹浪花所代替，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忌讳形象，所以早期北京清真寺建筑构件都是无眼兽构件。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北京地区许多清真寺得到修复与重建，牛街礼拜寺于1979年重新贴金并油饰彩绘后，古寺更是光彩辉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北京地区许多清真寺开始修复与重建，有的新建清真寺直接引用或借鉴了阿拉伯建筑形制和风格。圆形的绿色穹顶和新月，是北京新建阿拉伯风格清真寺的主要建筑与标志，这些新建的阿拉伯式清真寺建筑为北京清真寺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由于北京地区的清真寺绝大多数为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以来修建的，所以外中内阿式的建筑形式仍然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的主要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清真寺还建有图书馆、计算机房，清真寺也实现了现代化。从北京清真寺的建制来看，每一座清真寺都是中阿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
三、北京清真寺是中阿文化的载体
清真寺本身就是一座艺术的殿堂，是展示中阿文化的博物馆。如上所述：北京清真寺就是中阿建筑艺术融合的典范。从世界来看，阿拉伯书法历史悠久，书体繁多，在书法界享有盛名。阿拉伯书法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毛笔体阿拉伯文书法、榜体阿拉伯文书法、以及各种各样的阿拉伯文匾在北京地区的清真寺随处可见，中阿文字相互交融并用的“阿汉合书幅式”在清真寺内保留的也不少。上百年的手抄本阿文的《古兰经》和《塞布盖》，雕版印制的《古兰经》，以及中文版本的中国伊斯兰教古籍（汉奇他布）等等都珍藏在北京清真寺内。如北京东四清真寺珍藏的元朝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伊斯兰教历718年）手抄本《古兰经》一部，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世界罕见珍品”，寺内珍藏的明清时期的白地蓝字阿文“清真言”瓷牌堪称佳品。在北京清真寺内还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的碑记、汉文匾、各国版的《古兰经》和工艺品等等。
沭阳县，由于历史上在商贸流通方面与国家西部数省联系密切，自古便有一部分回民落户定居。但在封建时代，回民不受重视，沭阳并无弘扬伊斯兰教教义和回民族风俗的公共场所。清末民初，沭城一位张姓绅士，感于回民恪守清真教义的德行，主动献出家中部分房屋，并加以修整，成为清真寺，供伊斯兰教徒和回民礼拜、斋戒之用。
沭阳县清真寺位于沭阳县城马巷北首(现沭城马巷43号)，占地120平方米。古树掩映，地处幽静。坐西面东，院门北向，砖木结构，灰瓦盖顶，明清式建筑。匾额上书“清真寺”三个行书大字，清秀飘逸，观之不俗。三间大殿，四间廊房，整个院落设计古朴典雅，具有东方古老民族庭院式样之美。
首任阿訇马振才，后，其子马文山继任。1950年，泗阳籍回民沙雨亭，从青海伊斯兰学校毕业，来沭主持清真寺，弘扬伊斯兰教义。1952年，沙雨亭调回原籍。1956年以后，该寺曾被机关、居委会借用，后被私人占为住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恢复了清真寺。从1974年以来，县政府多次拨款，修复了寺内的大殿和附设房屋，1999年1月公布为沭阳县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沭阳县成立了清真寺管理委员会。
现在，回民每逢斋戒日或婚丧嫁娶，大都在清真寺举行集会，或做礼拜，宣讲教义，或进行沐浴等民族风俗活动，充分体现少数民族的尊严受到政府和全县人民的尊重。 古寺介绍
清真寺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市一座著名的古寺。因为它坐落在宣武区回民集中区牛街，所以称为牛街札拜寺、该寺初建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当时这一带有许多果园，至今仍有以果物命名的街道，如枣林街，樱桃园，牛街是榴街的谐音，是石榴园的所在地。又因这里地势较高，故也称岗上。据《岗上志》载；在公元960年前，有一位阿拉伯“筛海”，名革瓦默定，携子来京传教。其于纳苏鲁丁，对皇帝赐于官爵，坚辞不受，一心为清真寺掌教。遂请颁赐于此建寺，即今日之牛街礼拜寺。它最初占地面积很小，后经明。清等朝的增修扩建，才具有今天的规模。明成化十年（1474年）奉敕赐名“礼拜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8年）修饰后，在寺门楣间高悬“敕赐礼拜寺”之横额。这座古寺面积约6000平方米，寺的建筑和布局，是典型的中国宫殿式和阿拉伯式相结合的手法，在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形式上带有浓厚的阿拉伯装饰的风格，形成了中国式伊斯兰教建筑的独特形式。
古寺布局
该寺以礼拜殿为主体，殿堂楼亭，大小适宜，布局紧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群。寺院大门向西，对面有大影壁一座，在正门牌楼上悬有“达天俊路”金字匾额，两侧有双重双字影壁及供出人的门楼。门内正中高耸着一座平面六边形的亭式楼阁，称为望月楼。楼上方悬挂着“牛街礼拜寺”金字匾额（原“敕赐礼拜寺”匾额巳毁）。礼拜殿约为42间，面积6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多人礼拜。大殿由3个屋顶环以围廊构成勾连搭形式，围廊上方有小型经文匾10块，内部组成一个大空间。殿的最前面是一座六角形的攒亭式的窑殿建筑，内部穹窿结构，形状似窑，故称窑殿。窑殿顶上横壁的雕刻和绘画至今仍保留着原有的色彩。相传在宋代初建时，只有窑殿及面阔进深各三间的方形殿堂，到了明代弘治九年（1496年），向东接了大殿一座，两侧接建围廊。到清康熙年间，再接出面阔三间的抱厦，经过几次的修建扩充，才形成今天的规模。窑殿两侧各有一个雕空的窗棂，图案为阿拉伯文，殿内前面两侧，挂有四个圆匾，殿内正中悬有金字匾额，并有主柱18根，组成了21个拱门，以上各处都写有古兰经文和赞圣的词句，经文字体苍劲有力，其中库法体较为突出。柱子上饰有蕃莲图案，皆为红地，沥粉贴金，精巧细致，完全按照原样油饰一新，殿内金光灿烂，彩艳夺目，显得十分庄严肃穆。殿内天花板上有描绘的赞词和真主的尊名，大殿里铺着供礼拜用的一排排洁白的毡毯。
古寺故事
清真寺大殿前有南北碑亭两座，亭内有碑文，乃明代弘治九年重修礼拜寺后所立，碑上以汉文、波斯文记述该寺的历史沿革，现已剥落不清、大殿两侧为南北讲堂，是讲解经典和学习的地方，北讲堂内尚保存部分带有阿拉伯经文的古瓷和手秒本及印版的各种经典。大殿正东有一楼亭，即宣礼楼（又称邦克楼）；此楼东面有对厅一座俗称七间房，它是穆斯林聚会的地方。大殿迤南还设有宽敞洁净的男女沐浴室。在男沐浴室上额书有“涤虑处”字样。它告诫人们不仅要洗净身体，而且应涤除杂念，洁净心灵。在寺的东南跨院，有两座“筛海”坟，是远道而来中国传教，逝世于该寺的两位长老，一名艾哈麦德·布尔塔尼，伽色尼人，卒于教历679年．即公元1280年。一名依玛顿了，布哈拉人，卒子教历682年，即公元1283年。并保存着两座古墓的阿拉伯文碑文，字迹古朴清晰，为国内少有的文物。此外，寺内还保存着“圣旨”牌匾一块，那是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颁发的恩诏。传说在伊斯兰教斋月中，牛街礼拜寺夜夜灯火通明，来寺礼拜的穆斯林络绎不绝，有人为此向皇帝密奏：“回民夜聚明散，图谋造反。”皇帝为了了解真情，曾微服入寺，查明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遵从主圣，敬慎守法，毫无造反之意，于是他就颁发诏谕曰：尸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民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
古寺历史
清真寺解放后，人民政府于1955年年拨款修缮。在十年的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曾被关闭达十年之久。1979年9月，政府对这座列为重点保护单位的古寺拨巨款，进行了全面的修缮，经过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古建队一年多的精心施工，整个礼拜寺已焕然一新。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政府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生动体现，受到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衷心赞扬。许多男女乡老都激动地说：“在国家经济还处在困难时期，政府拨了40多万元为人们修缮礼拜寺，人们是多么的高兴和感激呀！”当乡老们看到寺修得这么富丽堂皇，不少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要不是粉碎了‘四人帮’哪会有今天呀！”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多做贡献。不少外国穆斯林朋友和港澳同胞表示，通过来寺参观访问座谈和礼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巴勒斯坦专家者拉代说：“今日人们参加了节日的礼拜，使人们看到了穆斯林的未来；看到礼拜寺的宏伟建筑，使人们看到了中国穆斯林的过去，伊斯兰教的灯塔在中国并未熄灭，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苏丹大使马特尔说：“牛街礼拜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世界的穆斯林都知道这座礼拜寺，今天能来参观使人们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有的港澳同胞说：“牛街礼拜寺修得太好啦！在国外也少有像这样的清真寺。”
总之，牛街礼拜寺的修缮和井放，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穆斯林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同时也增强了国际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穆斯林们一致表示：爱教首先要爱国，要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遵守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要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要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心同德，为祖国的建设，为台湾回归祖国，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古寺介绍
清真寺该寺又名法明寺，约创始于元朝至正六年（1346年），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由当时任后军督都府同知的回族陈友独资重建。明景泰元年（1450年），代宗皇帝朱祁钰题“清真寺”匾额，故有官寺之称．全寺建筑分前中后3进院落，占地面积15亩。寺内主要建筑由礼拜大殿，南北讲经堂、图书馆、净水堂等组成。大殿建在寺院西侧，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可容500人同时礼拜。殿高15米，前部为木质结构，造型古朴，为中国庑殿式建筑，殿内可见20根大彩柱，直径有48厘米，柱面彩绘赤金大型荷花，中央3根横梁上彩底金字阿拉伯文库法体《古兰经》节文。后部窑殿是砖砌圆拱顶，不用梁柱，故称“无梁殿”。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曾建成一座2层方形攒尖顶宣礼楼，清光绪末年毁于地震。现寺内仍保存有楼顶铜宝瓶，内侧铸阳文“成化丙午年造”6字。院中有明代碑石2方。字迹模糊。在二碑之间，原有1座六角形攒尖顶小亭，中置明代所铸大铜香炉，名曰“香炉亭”，今已不存。大殿抱厦南侧立有明万历七年（1579年）清真法明百字圣号碑记，称颂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迹。碑阴为阿拉伯文，中间夹刻“理本无极”4汉字。
古寺历史
寺内建有图书馆，收藏了比较丰富的伊斯兰经典和文物，其中有一部元延佑五年（1318年）的手抄本《古兰经》，为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书写，字迹工整清秀，实属世界罕见的珍品。还有一块直径为80厘米的明代瓷牌，烧就白底蓝字，中间为阿拉伯文“清真言”。寺宇建筑既具有明代建筑特点，又兼有阿拉伯建筑装饰风格，该寺历来为北京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中心。1926年曾创办清真中。学；1929年续办由山东济南迁来的成达师范学校；1936年成立了福德图书馆；1947年创办了北平伊斯兰经学院；还编辑出版过《月华》和《回民大众》等伊斯兰学术文化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先后两次拨款对该寺进行了大规模修葺。该寺平日和节庆，外来参加礼拜的外国人比其他寺多。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北京市伊斯经学院均设在该寺。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寺介绍
清真寺花市清真寺是首都城区四大古寺之一，建于明初永乐十二年（1414年），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经过大规模整修，“宏敞壮丽，极一时之盛”，雍正七年（1729年）建造世宗皇帝御碑亭1座。乾隆年间邻居失火，殃及寺中建筑。后由穆民多次捐修，得以衍传保存。该寺所处的京城东南隅，是仅次于牛街的北京回民第二聚居区。过去附近有男女寺四处。十年内乱，该寺也被关闭，大殿及所有建筑几经破坏，面目全非。穆民侧目，难得人内。粉碎“四人帮”后，在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即着手进行归还移交工作。除对原占单位购地搬迁外，并直接拨款兴工修缮。最初接收了原临街的水房子旧址，简单修建后，成立了回民沐浴殡葬服务所。宗教政策恢复后，政府关心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于1981年力促原占单位先后搬迁，并组织阿旬、乡老成立了清真寺修缮小组，拨款整修、本着“注重实用、精简节约”精神兴工，因而对大殿结构不施粉彩，只经清刷便巳洁净如新，露出原来彩绘面目，藻井虽不金碧辉粕，却益显古色古香，朴实雅致，美观不减当初。
古寺历史
清真寺1981年11月13日，这座关闭了15年之久的古寺正式恢复了主麻日聚礼。广大穆民无不欢欣鼓舞，互相庆贺；感谢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得好。1982年以来，遵照市伊协章程，在区政府关怀下，崇文区成立了伊协小组．选出热心教务并具有建筑经验的乡老，负责管理进一步整修。开工后除对大殿内剥蚀部位予以油饰外，还新建大门二门，油漆了南北配殿，绿化了庭院。对毓亲王“清真”古匾，进行了保护装帧。清代马新贻“洁净精微”，民国“清真无二”两块匾额也油漆一新。阿訇及负责工程的乡老等，不辞辛劳地长时期监管工料，获得了广大教亲的钦敬赞誉。祈求真主赔予他们两世吉庆。 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参加会礼的男女移民，人数之多，前所未有。据乡耆老人言：本寺修建如此富丽堂皇，礼拜者的如此踊跃热烈，都是历史上少有的盛况．大家异口同声说：只有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广大穆斯林才能享受今天的信教自由1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人们提高了爱国爱教的认识，促进了民族大团结，共建四化的热忱。该寺阿訇马浩川、伊协组长李秋农，为了加强寺务的管理，遵照市伊协章程，经过反复协商，并经区有关部门批准，组成了以铁思寿为组长的七人民管小组，分别管理寺内日常事务。 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坐落在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清真寺街。该寺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当时守营都司官法某捐资购置12亩土地，遂e68a84e8a2ade799bee5baa6365建起礼拜大殿和沐浴室。后由掌教吴天元、伊玛目马玉麟主持集资盖起南北讲堂及对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马绍良、马国仁出资改建了沐浴室等。该寺坐西朝东，面积南北长100米，东西宽50米。寺正门上端嵌书有“清真寺”的汉白玉石匾，两侧各有旁门。进正门有3间对厅，顺旁廊直通大殿。礼拜殿有3门，正门上横木匾题：“普慈今世独慈后世”，两旁抱柱楹联：“贵圣贤在西域创经典创古教认主独一”、“众穆民来东土遵圣行守清真归信无二”。礼拜殿共21间，后窑殿为八角古亭建筑形式，高7米，上横匾题：“天房在望”，柱联题：“主总无形心可悟”、“事留退步品真高”。殿内可容400人礼拜。殿北拱门上方嵌刻有“建礼拜寺记”方形石碣。南北讲堂各6间，沐浴室13间，左右配房各2间。该寺曾是当地经堂教育中心，培养了大批宗教人才和学者。
现有房屋59间，占地约900平方米，是保定市六座清真寺中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保存最好的一座。明代保定城守营都司官法公出钱购买12亩菜园，建造了该清真寺。初建正殿三间和几间讲堂水房，清末和民国时期，曾多次扩建，始具今日规模。1978年，全市回民筹资，把寺庙又整修一新。该寺在建筑风格上遵循不使用动物和偶像的伊斯兰教义，寺内房顶和门窗都采用了花卉和几何图案的装饰手法，既有伊斯兰建筑特色，又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1984年6月，该寺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东、北均至清真寺街，南至墙外1米，西至头条胡同。 清真寺初建于宋咸平年间(998-1003)，几经毁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重建于今址。寺坐西朝东，布局呈长方形，以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为主，注重平面组合，由头门、望月楼、二门、照壁、沐浴房、礼拜殿和两侧厢房等组成。
自宋代以来，随着宁波(明州)港口的对外开放，很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到宁波从事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一部分人在宁波定居，同时把他们的信仰的伊斯来教传入宁波，故清真寺也是港口城市的历史见证。 该寺位于临清市区西北部元代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俗称北礼拜寺，是一座保存教为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根据寺内碑刻记载，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了。此寺占地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主要建筑由东西轴线排列，依次为甬道，牌坊门、望月楼，沐浴房，南、北讲经堂，南、北角楼，正殿，后殿，影壁，后门等 殿、堂、楼、阁86间。望月楼为歇山重檐牌楼式建筑结构精巧，玲珑别致。门楣正面镶毛泽东手书“清真寺”匾额。望月楼后面悬挂两块匾额，一块书“正意诚 心”，一块书“彝伦攸叙”，系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名人书写。现存更楼、月台、正殿、传屏、北讲堂等大小房屋80余间。正殿前半部为四阿庑殿顶，正脊两装有 鸱尾， 后部为重檐，结顶呈山字形。中为八角攒尖顶,后出抱厦，两侧各掩一四角攒尖顶。坡度比较大, 森然耸峙，错落有致。整组建筑除个别建筑形式透露着外来气息外，基本上属于当地回族建筑风格。始建年代无考，明嘉靖四十三年重修。1992年，被批准为省 级保护单位。
临清清真寺建筑规模宏大，几近宫殿。山门、东讲堂雕梁，挂落上平雕、圆雕、透雕颇具徽派风格;建筑构件吻、走兽、仙人、套兽脊块、瓦当等又尊伊 斯兰教无偶像崇拜全部嬗变为花卉纹饰。壁画、圆光、匾额、瓦联等既有《古兰经》、《圣经》箴言，又融汉文化《论语》、《中庸》、《易经》精髓，书体既有汉 文化的楷体、行书，又有穆斯林库法体、波斯体，质朴相融，相得益彰。建筑风格既具有伊斯兰宗教建筑特点，又更多地体现了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风貌。在鲁西 北地区可称寺庙之冠，充分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又体现出中华各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优良传统。 据史料记载，撒拉族祖先最初是从元代时就定居在今循化街子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生息，人口有了较快发展，逐渐向街子四周扩散发展。其中一部分人来到了森林茂密的孟达地区，爱其地理环境优美而定居下来，成为开发孟达地区的首创者，从事上山打猎、伐木放筏、垦荒种地、放牧淘金的经济生活。
明代撒拉族人民受到王朝的扰扶政策，孟达村区的撒拉人，历经300多年繁衍生息，发展农牧经济，生活稳定，人口不断增加，形成了孟达、旱平、索同、木厂、塔撒坡五个村庄，成为撒拉“八工”之一，还有一部分人扩迁到青海化隆县和甘肃省积石山县等地落户。
孟达地区村村建有一定规模的清真寺，孟达大庄清真寺是该地区的“海伊”寺。大庄清真寺从明末期成为循化撒拉族“八大”、“海伊”寺之一。据清代龚景瀚编《循化志》记载，“乾隆四十六年后，新教寺院全行拆毁……孟达“工”大寺一座在孟达庄，小寺四座，汉平庄，索同庄，他撒坡庄、木厂庄。”每村的基本宗教活动事务由各清真寺主持，较大的事务由孟达大庄“海伊”寺学董、教长主持处理。
孟达清真寺系撒拉八工之一的孟达工的主寺之一海伊寺。其建造年代在1984年维修时在后窑殿南壁装板背面曾发现有“大明天启年月日”题记。据此该寺应建于明天启1621－1627年年间。此寺与拱北组成一个院落这在青海境内的清真寺内尚属孤例，是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
日下旧闻等记载
牛街礼拜寺，在北京市宣武区的牛街中间，东为教子胡同。礼拜寺建筑古朴，结构紧凑，是北京著名的古建筑之一。据清朱彝尊《日下旧闻》引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白纸坊在新城广宁门（即今广安门)、右安门西南角，五牌二十一铺，有小圣安寺、宝应寺、礼拜寺、相国寺、崇效寺。《日下旧闻考》的按语说：小圣安寺、相国寺今俱无考。礼拜寺在牛街，回人所居，寺内碑褐皆回部书。清乾隆年间的《宸垣识略》与清光绪年间修的《顺天府志》，其中有关牛街礼拜寺的记载，均转述了《日下旧闻考》的话，没有新的内容和考订。又据《北京牛街冈上礼拜寺志》（此书现存于首都图书馆。以下简称《冈上志》）称：（牛街礼拜寺）肇于宋朝，有筛海（《冈上志》注：西域传教师通称日筛海）那速鲁定奉敕所建立。缘宋太宗时，有筛海革哇默定者，西域辅刺台人氏，来东土传教，生有三子，长子筛海赛德鲁定，次子即筛海那速鲁定，三子筛海撒阿都定。其（那速鲁定）异禀而有异能，性喜居僻静处，不干仕进，上赐官爵坚辞弗受，因授清真寺掌教，留居东土。后赛德鲁定传教远出各方，不知所终。那速鲁定与撒阿都定知燕京将为兴隆之地，请敕建该礼拜寺于南郊（《冈上志》注：在宋朝时，牛街正是柳河村地名；时曰南郊，即城外）……
归于语焉不详
从以上各书的记载来看，《日下旧闻》、《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和《顺天府志》等旧的坊巷籍志，都没能详述礼拜寺的沿革及其创建年代，而且自《日下旧闻考》以下各书，都是粗略地以寺内碑碣皆回部书一语，互为转述，未加进一步考证，致使该寺的兴建始末，归于语焉不详。而《冈上志》虽然言之凿凿地确认该寺肇始于宋太宗时，但是，现存的《冈上志》已非原篇，它是后来经由已故的刘仲泉先生重新编写的。据仲泉先生在《冈上志》的序言中说：自民国成立……偶于古六吉处遇古绍宸，谈及《冈上志》由亮翁在世时保存至今，然已破碎不堪，绍宸允于得闲觅出。又经马敬儒同志持民管会函取，即日送交会中。展读之余，已残篇断简，所叙述寺宇，亦未得其详……按仲泉先生整理后的《冈上志》，其中有关礼拜寺的略历一节，则是根据原牛街礼拜寺所存的《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以下简称《碑文总序略》）一文的记述演绎而来。查《碑文总序略》叙述牛街礼拜寺兴建年代时，曾有宋真宗至道二年的话。考至道是宋太宗的年号，并非真宗，所以在整理《冈上志》的过程中，已将宋真宗至道二年改为宋太宗至道二年。这就是目前所传牛街礼拜寺建于宋太宗至道二年这一说法的由来。
石碑等记载疑点颇多
现在礼拜寺仍存有两座碑亭，分设于大殿前的左右两侧，碑亭里的石碑并非回部书，而是汉文。据说石刻由于印拓多年，字迹损毁太重，以致无法辨认。但也曾有人依稀辨出，碑是建于明弘治九年（1496)。估计这一汉字碑文如果不毁，则该寺的兴建始末及寺的四至，都可一目了然。可惜《日下旧闻考》诸书的作者，当初对于寺中的汉字石刻未予留意，仅以寺内碑碣皆回部书一语带过，致使该寺的确切兴建年代湮没难考。而现存的《冈上志》及《碑文总序略》的记述，所谓寺肇建宋太宗至道二年一语，如揆诸史乘，此中疑点颇多，有不能使人深信之处。所以说，牛街礼拜寺的肇建年代，是值得探讨的。
先确定牛街在历史上所处的地理位置
要探讨牛街礼拜寺的肇始年代，应先确定牛街在历史上所处的地理位置。牛街地处唐代幽州藩镇城，即后来的辽、金的都城之中。唐镇城或辽、金故都的具体位置，就在现在北京市城区的西南部，其西遍及今广安门外一带。据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南城在今城西南，唐幽州藩镇城及辽、金古都也。《日下旧闻考》中说：辽、金故都在今城西南，元代尚有余址，当时多谓之南城，而指新都为北城。嘉靖间兴建外罗城，故址遂渐湮废……据《日下旧闻》：唐幽州悯忠寺，在城东南隅，辽之南京因之。从这些引文中可知唐幽州藩镇城的方位，同时也使我们知道，辽、金故城都是依唐镇城改建和扩建的。上面提到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它的存在，不仅对唐幽州藩镇城及辽、金放都的遗址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为历史上牛街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提供了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谈谈有关法源寺的记载。据王晋卿《法源寺志》：法源寺在北京市宣武门外西砖胡同之西，西为教子胡同，寺前后街咸以寺名。寺初名悯忠寺，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建也。唐僧俊严《重藏舍利记》：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日下旧闻考》引文维简《塞北事实》：燕山京城东壁，寺名悯忠，盖唐时幽州镇城遗址，在今外城之西及广宁门地，故寺其东。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称：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又唐景福元年碑亦云：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可互证也。从这些记述中，我们知道，唐幽州藩镇城之内尚有子城，法源寺就在这个子城之东百余步。法源寺在唐城的位置确定之后，我们再来看牛街。法源寺西临教子胡同，再西则为牛街，相距半里之遥。法源寺既在镇城子城之东百余步，法源寺之西相距半里的牛街，已在镇城的子城之中是无疑的了。况且牛街礼拜寺的位置与法源寺的位置几乎在一条线上，今天我们展开北京市地图看去，便可一目了然。
牛街在唐镇城即辽、金故城中的位置得到确定
牛街在唐镇城即辽、金故城中的位置得到确定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北宋王朝与幽州一带的领土关系。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宋王朝起，为了统一，曾平定了当时一些割据藩镇。但在他的征战中，只重南进，而略于北伐，尤其对于辽更是采取了守势，以致两次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征战均告失败。从而使北宋与辽之间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辽早在太宗会同元年（938)即将幽州城升为南京，作为辽的陪都，并就幽州城的子城，建了一个很小的宫城，即所谓大内。直至女真族的金国倔起后，于公元1122年把辽赶出幽州。时当宋微宗宣和五年（1123)，金人曾将燕京六州归宋，宋改幽州城为燕山府。但是没多久，宣和七年（1125)金人灭辽，幽州又再次落入金人之手。到公元1153年，即金海陵王贞元元年，金改燕京为圣都，后又称中都，至此金人正式宣告建都于幽州城。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宋王朝自建国起直到南渡偏安的一百六十多年中，仅仅在微宗宣和五年至七年的短短两年当中，对幽州在名义上可谓恢复了领土主权，而其大部甚或是全部时间，幽州的主权都陷于辽、金两朝的控制之下。我们很难设想，幽州在长期沦陷的情况下，在北宋与辽对峙的局面下，那位筛海那速鲁定能在宋太宗至道二年奉救建寺于燕京。
从时间上来推论
我们再从时间上来推论。宋太宗至道二年是公元996年，正当辽圣宗统和十四年；辽升幽州为南京以作为陪都是会同元年（938年），就是说，宋太宗至道二年，辽已把幽州城作为陪都近六十年之久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牛街位于幽州城的子城之中，因此我们更难设想，契丹人会允许宋人把一座礼拜寺建于他们的禁城之中。
金人取得燕京之地以后，至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金人正式宣告建都燕京，这就是金的中都城。金的中都则不同于辽的南京。史载，海陵王豪奢，而金世宗、章宗两帝时期均处于承平，他们就更有条件营建中都。他们取真定府潭园的木材，攻入宋京汴梁后，甚至把宋人宫室的门窗都拆至中都，用来装修他们的宫室；他们还建立了苑林，如蓬瀛、杏村、柳庄等，极尽豪华，所谓金碧翚飞，规模宏丽。据《海陵集》说：燕京城内大半入宫室，百姓绝少，其宫阙延及阡陌，上切霄汉，阿房建章，不过如此。《大金国志》说，金城七十五里。据考证，七十五里者，系指外城而言，其内城仍因辽城之旧。至于宫城，也是在原来辽城即幽州子城的基础上拓建的，所以牛街在金代时的位置和在辽时一样，也仍处在金的宫城之中。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八月丁丑，策试进士于悯忠寺（即法源寺），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西达于宫。从这一记述可知悯忠寺距金之宫室近在咫尺。悯忠寺本在辽金城内偏东南，则宫室位置可知。而牛街在悯忠寺稍西，其在宫城之内，也是勿庸置疑的。另外，在燕京城内大半入宫室，百姓绝少的金中都，在临近其大内的牛街，当时是不可能有一座礼拜寺存在的。
到了金贞祐三年（1215)
蒙古兵突入中都，虏掠之余，一把大火，把一座豪华的金人大内付之一炬。大火断续延烧达一月之久，使金人宫室变成一片废墟。我们退一步说，这里当时如果真的有一座礼拜寺的话，也会与金人的宫室一样遭到回禄(火灾）的。
牛街礼拜寺既不可能建于宋太宗至道年间也不可能建于辽金时代 根据上述，牛街礼拜寺既不可能建于宋太宗至道年间，也不可能建于辽、金时代，究竞建于何时呢?我们仍拟从《冈上志》和《碑文总序略》中来找线索，觅答案。
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及其与建寺
在未谈牛街礼拜寺的兴建年代之前，拟先说说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及其与建寺的关系。
远自7世纪唐代，西域的商人即陆续来到中国经商，他们久居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回回人。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人在斡难河畔崛起，他们的著名领袖成吉思汗，曾两次西征，占领了阿拉伯一带的回回国家，把俘获的大批回人，编入蒙古军中，其人数多至数十万。公元1215年（金贞祐三年）蒙古军攻入中都。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来到中都，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开始营建大都城，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元。元朝建立之后，曾诏示：除蒙古军、探马赤军外，其余各军就地落户，与编氓等。这样，随蒙古军一到燕京的回回军人，也就地落了户。待大都建成后，朝廷又曾沼示旧城（即原中都城）居民迁移新城，其条件是：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在当时的回人中，除少数上层或有赀财者得以迁人大都外，剩下来的只好然聚居于旧城之中。日久，回人与当地妇女婚配，聚居区日益扩大，这就是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发生和形成。
又从旧坊巷志中发现，早年的回民聚居区，其范围要比今天的牛街还大。据《顺天府志》老墙根条下有这样的记载：老墙根……南曰葱厂（即后来的葱店），选西抵下斜街、回回营。(按回回营地名已元考，但以地望相准，当在今下斜街与广安胡同之间。）又据同书称：罐儿胡同（即后来的广安胡同）又西曰过街沟。查过街沟地名也早废，它既在今广安胡同以西，当与昔日的回回营相近。今天牛街仍有王姓回民，早年经营驼业，称为过街沟王。可证早年的牛街回民聚居区向北扩及今下斜街以东一带地方，所占的面积是相当大的。
从全国范围来说，回民的分布是大分散小集中；而礼拜寺的兴建，不论其规模大小，它的所在地必须是回民聚居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回民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使得聚居区自成一个部落。最初的礼拜寺不仅仅是回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这一聚居区的中枢机构。礼拜寺的教长不仅掌握宗教权，就是民事诉讼、婚丧嫁娶等生活问题，教长也有权过问；而且区内自定制度，自成体系，教长已成为区内的当然首脑人物。北宋乃至辽金两代，都没有众多的回民聚居于燕京城中。正如上述，只有到了元代，回回多了，聚居区形成了，才有了建立礼拜寺的必要与可能。因此可证，牛街礼拜寺当肇建于元。
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元线索
从《冈上志》和《碑文总序略》两个文献中，也有线索可寻。据《碑文总序略》称：……坎马鲁丁之子马哈木，系索飞尔之元孙，历宋至元间，平章国政，总督军务，因天下定，辞职隐处，创建尊经阁于寺中。自是易岗儿为阁儿矣。这里所提到的创建尊经阁于寺中一语，应理解为礼拜寺本无尊经阁，而是马哈木另外加建的。但经近代工程人员考察，牛街礼拜寺的占地面积虽不太大，但从其建筑布局、房屋结构等来看，是经过周密设计与安排的。从其造型来看，是典型的中国式与阿拉伯式相结合的产物。整个建筑以礼拜殿为主体，其它殿堂楼阁大小比例适宜，布局紧凑，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并不存在主体工程大殿建成后若干年，又有所谓创建尊经阁于寺中的可能性。
上面引的《碑文总序略》中的这段话（即……马哈木……创建尊经阁于寺中)，在叙述上，也是含混不清的。《元史》卷二O五，列传第九十二，有《阿合马传》，称：阿合马，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世祖中统三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以财赋之任委之。至元元年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七年正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又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屡有以拙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九年，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又以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世祖尝谓淮西宣慰使昂吉儿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其为上所称道如此。据熟习阿拉伯语的人说，阿合马可译为阿哈麦德，马哈木可译为马哈默德，但两者都作受称赞者解，依阿语对人之称谓，实则只是译音不同罢了。尽管《冈上志》语言含混，但它所说的元代的马哈木平章国政，总督军务，与《元史》中的《阿合马传》是相符的。从元世祖中统初年直到元至元十九年他遇害身死，二十多年中，他专以理财赋为能，其子侄一门，悉充要津，权势很大。由他以平章之身出面在大都之南郊的回民聚居区内兴建一座礼拜寺，当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后，北京又进入大兴土木的时期，很有可能于元至元四年大都兴建的前后，牛街礼拜寺也在兴建了。《冈上志》所谓马哈木创建尊经阁之时，或就是牛街礼拜寺肇建之日。
现今牛街礼拜寺的东南跨院内有两座古墓，俗称筛海坟。这两座古墓东西并列，墓前均有墓石，石上携有古体阿拉伯文。碑文业经已故赵振武先生译为中文；至于石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36刻中有关两位筛海的逝世日期，系以阿拉伯历记载，经白寿彝先生换算后，连同碑文拓片及译稿，都曾揭于《月华》第八卷第五期。现将其原文摘抄如下：
西碑凡九行，文日：宇宙是最高主权者。是为曾在尘世努力于善道才之墓，为遵行主命以希乐园者之乐园，为竭其毕生之力以从事于主道者之归宿处。宗教之光明，伽色尼人名穆罕默德之子阿哈默德·布尔塔尼，彼实适于此慈样之日而逝世，阿拉伯之五月五日聚礼二，为迁都之六百七十九年。愿仁慈之主准其善功而寄其过错。(《碑文总序略》按：至圣迁都六百七十九年五月，为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八月。查世界大事年表，至元十七年，系西历（公元）一二八O年，岁次庚辰年。）
东碑凡六行，文日：凡生物尝死。是为总集诸贵之伊玛目之墓，布哈拉人，法官尔马顿迪尼之子阿里，愿创造者施恩者之慈祥及于宗教之有力宣传者，其人即报善信者，实适弃此尘世于六百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聚礼一。(《碑文总序略》按：此六百八十二年十月，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十二月，晚于前碑仅三年另四个月，亦一稀有之古碑也……）
根据上面摘抄的墓石译文及换算年代，我们知道，礼拜寺东南跨院的两座筛海坟，西首的阿哈默德·布尔塔尼，葬于至元十七年八月。那么礼拜寺应早在至元十七年以前即已落成；而那位创建尊经阁的马哈木（即阿合马），于至元元年超拜为平章政事，九年又以其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也就是说，至元元年至九年，已是阿合马拥有权势的鼎盛时期，所以礼拜寺就很有可能是在这段时间内兴建起来的。而那两位筛海，有可能是礼拜寺落成后的两位掌教，先后逝世于此，而葬于寺之东南跨院的。
从牛街地名的变化探讨礼拜寺的兴建时代
现在我们再从牛街地名的变化，探讨一下礼拜寺的兴建时代。
一、《冈上志》说：……那速鲁定与撒阿都定知燕京将为兴隆之地，请敕建该礼拜寺于南郊。上面已经说过，牛街的方位，加以唐镇城或辽、金故城来说，正处于城中，并非郊外；只有到了元代，元世祖在金中都旧城之东北另建了新的都城即大都城之后，才把旧城称为南城或南郊。所以，《冈上志》中所提出的南郊，倒应该视为一条重要的线索，它给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元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二、《冈上志》说，宋朝时牛街正是柳河村。据考，柳河村的故址东起牛街，西至祟效寺附近。清《顺天府志》：白纸坊迤北崇效寺，唐刹也，地在唐城之内，其地旧名柳河村，寺在村之西。据此，准以地望，柳河村恰是牛街的方位。但柳河村之名，也不是唐时旧名，因为唐幽州镇城内没有河流流经的记载。据《北京科技报》第170期高润华同志在《莲花池与北京城》一文中说：金贞元元年（1153)古蓟城（按，即唐幽州城）改为中都大兴府后，城址开始扩大，城中心移至今菜园街与枣林前街交接处，面积约22平方公里，城内的苑林池渠也多用莲花他的溢流作为水源。侯仁之同志《历史上的北京城》也说：当中都城扩建的时候，已经有计划地把发源于城西一片天然湖泊（古称西湖，即今莲花池）中的一条小河，圈入城中……小河下游，自西而东，穿行内城的正南面，并在河上兴建了一座大石桥，这就是当时宫前御道上有名的龙津桥。由此可知，唐城内之有河流流入，始于金代中都城时期。所谓小河下游，自西而东，穿行内城的正南面，其地正是牛街附近。如今天牛街稍西有地名吴家桥，或即当年河道所经之地，因而以桥名地。又如牛街南口外稍南，昔日有水簸箕之名，有人以为是金时河渠南流的故道。河流的引入虽然在金代，而柳河村之名并不是形成于金代，因为牛街正当金中都的宫前御道，当时不可能以村名地。据范成大《揽辔录》：乾道六年使金，至燕山城外燕宾馆，燕至毕，与馆伴使副并事行柳缇……入丰宜门（按，即金之南门）过玉石桥，上分三道，皆以栏据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亦拦以权子。两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龙律桥。请看，这就是当年金中都丰宜门内的御路情景，其地即在牛街附近，其气派可谓壮丽，这怎么名以柳河村呢?待金灭之后，金宫城被毁，龙津桥畔，只剩下垂柳掩映着当年的御河了。蒙古人来到中都，直至元大都建成之后，此地已成为大都的南郊，昔日金之宫阙，已废为阡陌，于是才有柳河村地名的出现。也就是说，柳河村之名始于元。
三、《碑文总序略》所谓马哈木创建尊经阁于寺中。自是易岗儿为阁儿矣一语，也是一种误解。牛街曾名藁上、岗上、阁上。藁、岗、阁都是角之讹音。清《顺天府志》在南燕角条下称：南燕角，俗讹烟阁。少南曰燕藁儿，藁即角之误也。迤东曰大门口，曰藁上。这里所说的藁上在南城阁（南燕角）之东，准以地望，就是今之牛街。又据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燕角儿在广宁门右安门内西南角。《日下旧闻考》：今土地庙之西犹有燕角之名，角读如藁。按燕角儿在南燕角东南。从这些坊巷籍志所载，藁上（或岗上、阁儿上）因在燕角之上（北），故名。礼拜寺建于藁，故称藁上礼拜寺，《冈上志》一般也简称《藁志》，盖由于此。所以说，并不是因为礼拜寺有了尊经阁，才易岗儿为阁儿的。
四、《冈上志》说，牛街曾名榴街，因回人在此地种植了许多石榴树所致（石榴原产西域）；其临近的枣林街，也系西域人带来枣种，植枣成林而得名。榴街一名，经遍查坊巷旧志，不见记载，亦不可考。据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白纸坊五牌二十一铺，在新城广宁门、右安门西南角。有牛肉胡同、大圣安寺、小圣安寺、教子胡同、枣林儿……以地望相准，所载的牛肉胡同当系今之牛街（按《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作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1560年。可见牛街于明嘉靖间尚称为牛肉胡同）。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行的沈榜所著《宛署杂记》曾把牛街称为礼拜寺街。但是牛街之名，显系由牛肉胡同演绎而来。清初朱彝尊《日下旧闻》已有牛街之名。《日下旧闻考》乃至清光绪的《顺天府志》对牛街街巷的叙述已趋全面，谓：牛街，迤南有吴家桥，步军统领所属南营守备署在西，又南有回人礼拜寺，北小胡同曰香儿胡同，南小胡同曰巴家胡同、目家胡同。旧有吴家桥头条、二条、三条胡同、贾家胡同、王老胡同，今皆废。其西南隙地，荒冢外多蔬圃……至于枣林街，以其临近牛街，《冈上志》认为也是由于西域人携来枣种在此播种成林而得名。我们认为这只是聊备一说而已。也有另一说法，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引《析津日记》称：元至正初，以唐贞观元年所建佛寺赐额崇效。嘉靖辛亥，太监李朗于寺中央建藏经阁。阁东北有台，台后有僧塔三，环植枣树千株。阁东北、台后其方位与今之枣林街地望相当。因此可认为，这里的枣树干株，即后来枣林街定名的由来。这可说是枣林街名的又一种说法吧！
五、现在我们再看看牛街附近现存的和已圮废的庙宇中，有没有始建于宋代的。牛街之东约半里许的法源寺，建于唐贞观十九年。牛街北口即今下斜街南口处有广恩寺，曾名大悲阁，唐建，辽时重建，今已废为民居。广恩寺稍东有仙露寺，即今回民中学处，辽天禄年间建，久废。下斜街口内路西有土地庙，又名老君堂，金建，现为宣武医院院址，土地庙稍北的长椿寺，明万历年间建，现为商业部用址。自此再西有报国寺，辽建，现为粮食部用址。再西的善果寺，创建于南梁，现为某单位的招待所。牛街南口外有大圣安寺，金建，现为牛街街道的少年之家。牛街西的老君地有峨嵋禅林，清康熙初建，已废。牛街的西南有崇效寺，唐贞观元年建，现为白纸坊小学校址。其它如道士观，在牛街石羊胡同西南，元建。白马寺在南横街西口外，隋建，久废……
以上仅以牛街中心，约略举出在它的四周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庙宇。可以看出，这些庙宇，除隋唐古刹外，在宋辽金时代，都是辽金所建，没有宋建的，更没有宋代某朝效建的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