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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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于某位藏家的部分观点
「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麻沙是个地名，位于福建北部建阳地区。当地盛产榕树，起木质松软，适宜雕版刻印，故宋代开始盛行印书业，但因质量粗糙，常出现脱文错字，误人子弟，逐渐失去了市场信誉。“麻沙本”遂成为一个错版书刊、误人子弟的典故。
研究古陶瓷，如果对版本目录学缺乏了解，很容易犯“麻沙本”的错误。最近有人撰述文章，论及柴窑与耀州窑的关系，即是一个典型范例。
最早提到柴窑产地的文献是《格古要论》一书，该书作者为曹昭，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但洪武刻本今已无存，该书传到景泰七年（1456年）时，即已残缺。王佐根据当时的老个版本进行增补，修订《格古要论》,历时4载,只天顺三年（1459年）完成，刊刻于世，易名《新增格古要论》，共13卷。王佐修订《格古要论》时，距曹昭成书时间仅68年，而且有传世版本为据，王佐的修订工作做得十分认真，脱文漏字的地方均已补齐，不能补的和没有确切把握的，也都注明了“原文缺”。而王佐新增订的内容，也都注明了“后增”、“新增”。可以认为王佐的书完全保留了曹昭《格古要论》的原貌。《新增格古要论》柴窑条目注明：“出北地河南郑州”，且没有“后增”、“新增”字样，说明该条目就是曹照原书所载。
而现存最早的《格古要论》刻本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夷门广牍》本，据曹昭原刻本已有209年，据王佐修订时也有141年，且该本校刻不精，伪误较多，属于“麻沙本”一类的劣质书刊，只能用于校勘参考，不能用于引经据典的学术研究。在这个刻本中记述柴窑条目时，仅对其产地记述了“出北地”三个字。而论述柴窑与耀州窑关系的人，引文都是出自《夷门广牍》本的这个“麻沙本”，却对于校刻精良的增订本视而不见。根据目前存世的各种版本来比较，仅人用《格古要论》一书，只能以王佐的增订本为据。
笔者并非写论文论述柴窑问题，仅是提出做学问应该具备版本目录学的基础常识，少走弯路，否则就要出“麻沙本”的笑话，会贻笑大方的。顺便提醒一下，研究柴窑问题，另有两本书也是不能引用的，一是《宣德鼎彝谱》，二是《宣德彝器图谱》，这两本书不但是“麻沙本”，而且是明末或清初人精心编撰的伪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认真读读原书，便会知其伪在何处了。
再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麻沙本”与版本目录学》一文发表后，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说谈到柴窑产地的最早文献是《格古要论》，某某专家不是引经据典地讲到，欧阳修《归田集》就论述过柴窑吗？
我原想从侧面提醒诸多研究者，少走些弯路，不想出任何人的丑，但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果不去纠正，势必会引起诸多误会。
闲谈《归田集》一书。故宫图书馆藏书够丰富的了，但平装书中未见有《归田集》，仅在线装古籍中发现清人乔莱所著的一本《归田集》，发行量很少，且未见刊刻年代，e5a48de588b6e799bee5baa6335书面有红色印章“江苏省长送”字样。如果有人能发现欧阳修的《归田集》，肯定是一个特大重要的发现。欧阳修著述颇丰，在他的著述中仅有一本《归田录》，而无《归田集》，这在文史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如果我没猜错，可能使编辑同志或排字同志将“录”字误排为“集”字。欧阳修《归田录》一书仅有15000多字，共继续是115条，中华书局在1981年出版过校对注释本，李伟国同志点校相当认真，在这个点校中精良的版本中，我们找不到欧阳绪论及瓷器的一句话。我不知引经据典着引自何书，只好照抄其所谓的论述柴窑的文献如下：“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着，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晴与果实。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
稍有些文学史常识和陶瓷史常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伪处。第一，欧阳修《归田录》一书着于1071年，欧公时年65岁，第二年便去世了。汝窑的设置是在1086年宋哲宗登基以后的事情，欧阳修不可能见过汝官窑瓷器。第二，像文中那样的诗的水平，如果是出自欧阳修之手，恐怕他也不会被后人评为著名的文学家了。第三，欧阳修不是预言家，怎么会知道宋朝会分为北宋和南宋呢，故于1072年欧阳修身值北宋中朝，如果他没在南宋时复活，怎么会说出“北宋汝窑”之语呢？总之这段文字漏洞百出，只能出于明中朝以后的某个“麻沙本”。不过也有可能使我孤陋寡闻，读书不精，如果真是那样，希望前辈和智者指出我我的错误，也让我少走一些弯路。
三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再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一文发表后，有人问我：“即使别人引错了文献，可是你又凭什么断言那首关于汝窑和柴窑的诗不可能出自欧阳修之手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现在流行对文物的真赝对比，几乎每期的收藏杂志上都刊有相关的文章，从造型、纹饰、画风、工艺特征上，掌握真品的特征，找出赝品的败笔，从而断其真伪。这也是科学，其要领是掌握真品的特征，总结其规律。文学也有辨伪之说，且早已流行于文坛，其要领也是掌握真品特征，总结其规律，如果你多读读欧阳修的诗文，肯定也能熟悉他的艺术风格，再去辨伪应该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把欧阳修的诗比作官窑精品水平，则那首关于汝窑和柴窑的诗只能算普通的民窑水平，二者差距太大，一望便知。当然，详细论证每一个细节，恐怕也要写上数千甚至上万字的论文，故在此不再赘笔。但是有一点应该指出，欧阳修治学精神十分严谨，流行至今的写作掌故中，如果辑录出书，他似乎是最多的，最起码也是最多者之一。到了晚年他仍然在一丝不苟地校对自己写过的诗文，连他的夫人都感到有些厌烦了，指责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要这样自讨苦吃呢？找个人帮忙抄一抄就行了。你又不是小学生，难道还怕先生来责备你吗？”欧阳修答道：“我哪里是怕先生生气，二是怕后生笑啊!我不把他抄清楚，难道还要子孙们去考辨不成？”欧阳修留下的“怕后生笑”的这段佳话，实在最耐人寻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想到千年之后居然因一个麻沙本，一生治学严谨的大文学家，却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汝窑和柴窑的论争之中。欧阳修在天有灵，恐怕也会哭笑不得。
在陶瓷史的研究中，引用文献务必要核对原文，找到原始之处，才能做到言之有据，图省事是做不了大学问的，投机取巧找快捷方式，也难攀上顶峰。不怕前任笑，难道还不“怕后生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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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瓷器中高品瓷器主要出现在1911年到1938年间，（如果不算珠山八友的瓷器）它们与三种官窑（办）的为最好——原清官窑环境的“官窑内造”款瓷器，江西等五省办的“江西瓷业公司”款瓷器，和民国袁世凯授意办的“居仁7a64e78988e69d83366堂制”款瓷器。
居仁堂原名海宴楼（堂），是慈禧太后所建。后袁世凯称帝后将该殿作为寓所，并改名为居仁堂。“居仁堂制”款瓷，是正宗的“洪宪”瓷，是督陶宫郭葆昌邀集清朝御窑厂的高手，由着名陶瓷家鄢儒珍负责，以雍正、乾隆朝最优秀的瓷器为蓝本，精心仿制，制作了一批共约（百件？）的高质量瓷器（为了应付大型活动与基本的生活需要，应该还有比较多有相当质量的日常生活用品瓷器），这就是所谓的“洪宪瓷”。
“洪宪瓷”民国后期至建国初期直到现在多有仿制，真品款被公认为“居仁堂制”款。伪品落款为“洪宪御制”、“洪宪年制”或“居仁堂制”。各种居仁堂制款的物品目前存在的有一定数量。
由于“居仁堂制”款真品的制造数量本来就相当少，又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加上公众对袁世凯的无耻行为的鄙视，以及袁世凯垮台后时局的一直动荡，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的真品的数量确是少之又少。
基本特征：，雍正、乾隆朝最优秀的清官窑瓷器品质，主要画面应该是富贵喜庆，柴窑烧制，款为当时流行的四方手书红圈款。
目前存在的疑问：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都没有收藏到“居仁堂制”款的真品；景德镇瓷器博物馆的收藏的一件“居仁堂制”款盘子，在画风上与清朝品有明显差异，最要命的是画中的荷叶是枯枝败叶，明显不复合喜庆场合的需要；目前一些被（专家或者拍卖公司）认为真品的物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所以，到目前连款的准确式样都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产生于五代时期的柴窑，因无法发现窑址，至今尚不得见其实物，又加之缺乏确证的史料，致使这一国之重器无法定性和对之做出可靠的结论，也一直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本文将从史料分析入手，结合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的考证，提出个人对柴窑瓷器的看法。 一、 文献记载，柴窑器应是青瓷 有关柴窑的记述，尽管是在明代开始的，但有关文献并不少见。明代早期有《格古要论》、《宣德鼎彝谱》，明中期以后至清代主要有《玉芝堂谈荟》、《遵e69da5e887aa7a686964616f338生八笺》、《清秘藏》、《事物绀珠》、《筠轩清BI录》、《五杂俎》、《博物要鉴》、《长物志》、《调燮类编》、《相祖笔记》、《七颂堂小录》、《陶说》、《文房肆考》、《景德镇陶录》等。 上述文献，有的记述：“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有的则说：“古窑器以柴、汝为重”，有的则曰：“今之论瓷者，必曰柴汝官哥定”。可以说，自明代以来，凡论及古陶瓷的文献，大都对柴窑有记述。一种古陶器，有如此多的文献作为重品论及，尚属仅见，我们对此没有理由不引起极大的重视。 有关柴窑的记述，最早而又最为详备的见于明早期曹昭的《格古要论》。需要说明的是《格古要论》有两种版本，两书记述略有不同，一是天顺本，一是四库全书本，今据前者。《格古要论》详细记述道：“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造，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这里曹昭关于柴窑的产地、名称、由来以及主要特征的记述，是清楚且又详备的。稍后的《宣德鼎彝谱》列出古窑器二十九种，柴窑则列为诸窑之首。我们从上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因其质量高，所以被排在汝、官、哥、钧、诸窑之首。 成书于明中晚期的徐庆秋《玉芝堂谈荟》则说：“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壁同价。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不复见矣”。徐庆秋还认为柴窑器类越窑秘色瓷。随后，因为实物不见了，出现了柴窑究竟是厚瓷还是薄瓷的异议。稍晚于徐庆秋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则云：“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瓷也？而曹明仲曰，柴窑足多粗黄土，何相悬也！”在这里，高濂直接提出质疑，并感叹这两种说法未免太悬殊了。此后，有关柴窑的说法愈加复杂，愈加令人非解，薄瓷也罢，厚瓷也罢，然而，关于柴窑是青瓷的记述却始终属定论无疑！ 从以上引证可以看出，明早期有关柴窑的记述本来是清楚的：柴窑是一种天青色、有纹片、釉质滋润细腻、足多是粗黄土的瓷器。到了明中晚期，因为柴窑瓷器失传，才出现了关于柴窑器究竟是薄瓷还是厚瓷的异议，弄得这一问题扑朔迷离，令后人不知所云。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一个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凡是论述柴窑的文献，都无一例外地说明柴窑是一种青瓷，在这一点上从无任何矛盾或疑点：“天青色”、“青如天”、“雨过天青”、“盖色既鲜碧”，都是指的青瓷。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会为昭示柴窑之迷迈出可靠的一步。 二、柴窑不可能是白瓷 要弄清柴窑的真实面目，我们也离不开对唐代至五代时期我国的陶瓷状况的了解与分析。 陶瓷界一般认为是从北齐时起，白瓷开始出现，白瓷的出现，打破了古代中国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到了随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颠峰时期，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空前繁荣，瓷器市场由国内扩大到海外。对于这一时期，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的瓷业特点，并以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分别作为其典型的代表。当然，这只是一个轮廓性的提法，因为除青瓷、白瓷之外，唐代还烧造了黄瓷、黑瓷、花瓷、纹胎瓷、较釉瓷等等。五代时起，瓷业生产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但“南青北白”仍居其首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这样，问题也很清楚，柴窑的产地暂且不论，其或者是青瓷，或者是白瓷，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 我们先来看白瓷的情况。唐李肇的《国史补》曾经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然而，到五代时，蜚声唐代的邢窑却已衰落。但是，白瓷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衰落，反而呈现出名窑林立的状况。这一时期，河南巩县窑、鹤壁窑、陕西耀州窑，山西交城窑、浑源窑、平定窑，都烧制白瓷；此时的景德镇窑尚蓄势待发，而河北曲阳定窑取代了邢窑，代表了这一时期白瓷的最高水平。 从白瓷与青瓷的烧制水平来看，白瓷还是逊色的。唐代成书、经后人增补修改的《茶经》对当时的各大名窑作评述说：“越州上，鼎州次，婺（WU）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从中国陶瓷史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自从北齐时白瓷出现以来，称雄于瓷业的仍是青瓷，直到元代，白瓷才呈现独占熬头的局面，明代时起，才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有的日本学者曾提出柴窑很有可能是清白瓷的看法，这是不能成立的。五代时期，清白瓷的烧制水平与越窑相比就相去甚远，莫说是与“诸窑之冠”的柴窑相比了。而且，上述所列白瓷诸窑的器物无论无何，均与有关柴窑的记述不符，包括杜甫描述过的大邑白瓷在内，均属风马牛不相及。 柴窑既然不属于白瓷，那就只能是青瓷，它决不可能有另外的答案。 三、柴窑是河南青瓷 柴窑是一种青瓷，这是没有疑问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独步一时的越窑，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盛时期，但同时也跌入衰落的门槛。根据文献记载，钱越国有向柴荣进贡瓷的记载，但无进贡柴窑的记述。而此时的龙泉窑还处于起步阶段。越窑与龙泉窑青瓷显然都与柴窑毫无干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地区，不仅在白瓷的烧制方面，青瓷业更是异军突起，上述产白瓷的北方诸窑，青瓷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耀州窑，更是后来者居上，成为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河南一地陶瓷业的迅猛发展。早在唐代，河南就以陶瓷业发达而文明遐迩，受到朝廷的青睐。所以，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却颇具考据之风我国第一部古陶瓷专著《陶说》就记述说：“后周都汴京，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其在其内。”可见，柴容定都汴京，对河南一带的陶瓷业更是起了促进作用。除上列鹤壁窑、邓州窑都烧造青瓷外，我们更应重视的是钧窑的发展。至迟在五代时期，钧窑就已成功地烧制出行云流水般的窑变釉。这无疑也对与之相距不远的柴窑起了促进作用。在目前，我们虽然在郑州一带尚未发现古代的窑址，但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恐怕是出处有据的。 青瓷在南北方，包括在河南一带能得到迅速发展，与古人尚青这一世俗有直接关系，所以蓝浦转引《爰日堂抄》就说：“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窑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因此，朱琰在记述柴窑的情形时说：“后周柴窑，柴世宗时所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据此，陈万里先生在《青瓷烧造的开始及其发展》一文中就正确指出：“据说当时有人问周世宗关于瓷器色釉的要求，周世宗说他需要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是一种很美丽的釉色，‘雨过天青’四个字，可以代表一种青釉的特点”。 根据对史料所作的分析，包括对五代以前的陶瓷的出土物及传世品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其质量在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青瓷之上，代表了五代时期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为“诸腰之冠”。青瓷是唐、五代及至两宋时期的“帝玉瓷”，这决不是逻辑上的推论，而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古人不仅尚青，还尚重，《肆考》云：“故有古取沉重之说”。所以，柴窑不可能是薄瓷。 柴荣在位不足六年，英年早逝，即为赵宋王朝所取代，时隔一百多年后，河南又烧制出闻名天下的汝瓷。古人在论及古代陶瓷的情况时，往往将五代的柴窑与宋代的官汝瓷并称，这就是古文献中常说的“古窑以柴汝为最重”。这清楚的说明了，柴窑的性质与汝窑是十分接近的。 四、非钧非汝的柴窑器 如果只是对柴窑做出定性的分析，而无量化作为例证，那么，其论点恐怕不足以成立。我在上文中详细引用了曹昭关于柴窑的论述。曹氏治学严谨，《格古要论》关于古窑器的记述大都是可信的，故经常为学者作为引证。《格古要论》有关古窑器的记载总共才有17种，而能详述其产地、特征的不过半数。我认为深通古窑器的曹昭是亲眼见了柴窑实物的，是柴窑瓷器的见证人，因此才能以及其精当的语言，概括而又逼真的描述出柴窑器的外部特征。目前来说，郑州一带虽然尚未有古代窑址的发现，但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一定是出处有据的。长期以来，由于在考古方面一直没有发现实物依据，使得柴窑器问题一直为陶瓷学界的一大悬案。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