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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百马迁以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出了一部辉煌的著作《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以“不虚美，度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内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司马迁自述他写《史记》容的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百是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度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问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答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回（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答，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是历史书，早在东汉时，人们称“三史”就是以《史记》打头，后来再称“前四史”、“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等也都是以《史记》打头，甚至鲁迅还称它是“史家之绝唱”，这早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同时《史记》又有极高的艺术品格，它早已经是历代景仰的文学名著，这当然也是事实，也是定论。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定论”是司马迁的原意吗？司马迁当初是想把《史记》写成一部“历史”作品，或是想写成一部“文学”作品吗？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表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含意比较明确，“成一家之言”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有人说“成一家之言”就是指写成《史记》，这样理解恐怕过于简单。司马迁是立志要作孔子第二，他写《史记》是要写成第二部《春秋》的。司马迁对《春秋》是怎么看的呢？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灭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孔子的《春秋》是“历史”吗？以今e799bee5baa6e4b893e5b19e336天的观点看，只不过是个极粗极粗的大事纲要。但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心目中，那绝对不是历史，而是“经”。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孔子给当时统治者所开的“治世的药方”。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说《史记》是“实录”既不符合司马迁的原意，也不符合《史记》的实际，更说不上是对《史记》的褒美与提高。写历史不是为了写古人、写“实录”，而是为了后人，为了今天，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道理。西方人早就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罗曼罗兰说他的《贝多芬传》“绝非是为了学术而写的”，贝多芬是“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可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另外，从理论上说，绝对的“实录”，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为一种现象，早已成为过去，后人写作的“历史”，只能是历史家的历史，是由历史家所认识、所理解，并通过他的选择、评价，而重新构筑起来的一种图景。再冷静、客观的历史家，也难以摆脱他的主观性。更何况在先秦，在汉初，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历史与文学根本不分。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人所理解的那种庄严肃穆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在圣人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一种花里胡哨的“文胜质”的东西。写历史，越简单也就可能越“真实”，也许孔子（姑且假定）正是不愿意太花里胡哨吧，所以他的《春秋》才写成了那么简单的几条大事纲要。相反，如果越详细、越细致，则艺术加工、艺术虚构也就越多，也就越像是一部独出心裁的文学创作，《左传》就是这样的。在先秦以及汉代的人们看来，写“历史”本来就应该有强烈的文学性，应该“文胜质”，所以只有像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这种全国数一数二的大文豪，才具有写“史”的资格，这是后人所无法理解的。
也正因此，司马迁虽然主观上并未想把《史记》写成“文学”，但由于他对“历史”的看法与后来的史学家们的看法有较大的差距，在理解上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文学”，所以他的《史记》才具有了如我们读者今天所见的这种“历史小说集”、“历史故事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