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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一、新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端 王安石变法是从理财入手并逐渐涉及军事的,是以,新法在理财上有不同与流俗的观点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宋史》卷四二),意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不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这与王安石在未执政之前“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宋史》卷七五)的想法是相同的,把增加政府收入的着力点放在开发自然资源上。但实际上,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除农田水利法与“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有直接关系外,其他都是赋税改革的内容。而这些措施除方田均税法多少减轻农民“产去税存”的一些额外负担外,其他不论是青苗法、免役法,还是均输法,市易法等等,都因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了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给反对派以攻击新法的口实,同时也使新法失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失败。我们来逐个地看新法诸法所存在的弊端: 1、青苗法。“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宋史》卷三二七)是王安石参照起其在鄞县“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经验并着重参照了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的经验(其事详见《宋史》卷三三O《李参传》)制定并颁布的。其目的据王安石称是“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出,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六、一七）。但就表示这样一个说来是为民兴利的好法却产生了严重的弊端:首先,青苗息钱远超出二分利。按青苗法规定,对贷者二分取利,年息四分,这已经不是什么薄利,况且有的地方多达三分 ,年息高达六分。其二,借时给粮而粮价高,还时折钱输纳而粮价低,利息在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其三,官府收息钱过急,农民深受其害。如山阴县,“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 《宋史》卷二七六) 2、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它是对以前差役法的改革,由原来按户等高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亦称职役),改为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以王安石的意图是要“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使“农时不夺而民力均”(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卷四一),并在灾害之年可以“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赈救食力之民,又可兴陂塘沟之费”(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此法也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免役法规定“当役户”和“不当役”的下等户均需交纳“助役钱”,前者因为免去了以前必须负担的各色差役,纳“助役钱”理所当然,但后者本来不应役,现在出钱就不合理了,成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笔沉重的赋税负担。至于征收二分的“免役宽省钱”,名曰二分,实际征收却超过一倍或一倍有余。《文献通考.职役》中就说:免役宽省钱,“统计天下乃十四五”,无疑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3、市易法。“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贷,以田宅或金帛为抵押,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百分之二”( 《宋史》卷三二七)。其法是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先后在开封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设立“市易务”,平价收购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商贩只要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就可以批赊官库里的某些货物到各地出售。年出息二分,过期不还,每月罚款百分之二。王安石因以为“市易之法成,则货赂通而国用饶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六)。但在此法实行的二年,政府收息钱九十六万缗,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而私营的大小商贩则不是无利可图就是赔本,甚至负债累累,纷纷破产。甚至还出现了“市易务于御街东廊置叉子数十间,前后积累果实,逐日差官监卖,分取牙利” ( 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二O)的状况,直接插手商业,垄断商业活动,这只会抑制刚刚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4、均输法。《宋史》载均输法“以发运之职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 《宋史》卷三二七)。以王安石之说此法贷款仪改变“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的局面,“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七O)。但实际是由政府直接控制东南六路的财赋,与商人争利。 5、保甲法与保马法。保甲法是将民户按十五编成保甲,“保甲立,则亦所以使民不散,则奸宄固宜少”(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可以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王安石还有一个目的,即使之成为由雇佣兵制向征兵制过渡的一个桥梁。这样就使广大的农民参与军事,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雇佣兵制使大量职业兵兴起,而广大农民则免受征伐和屯戍之苦。保甲法就变相地恢复了差役,而且农闲时的“习学武艺”“除禁兵器不得置外,其余弓箭并许从便自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之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保甲法还规定“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并依从保伍法科罪”,又“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34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六）,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什伍连坐法,使农民深受其害。保马法则将国家饲养不善的军马推给农民,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特别是军马死了要赔偿,使许多民户因马死而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6、新法致使官僚机构重叠。王安石为了将变法运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先后建立了许多机构来推行新法,如制置三司条例司、“疏浚黄河司”、都提举市易司等等机构。这使本来已经被“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困扰的北宋政府更加力不从心。 既然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弊端和问题，那么它遭到反对派的抨击就在所难免了，更重要的是这使它失去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这样它的失败就可想而知了。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变法派的内部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激化了新法本身已存在的弊端，加速了变法运动失败的过程。 二、变法派内部存在的问题 按传统观点，王安石、吕惠卿、曾布是变法派的主要主持者，是变法派的核心成员，而往往忽视了一个人——宋神宗的存在。史载他“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幸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宋史》卷十六），是一位想大有作为的皇帝。后来，宋神宗几见王安石而委以变法重任，从而掀起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是以，宋神宗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入变法派。但就是在他们之间，或其本人存在缺点，或相互之间存在分歧，从内部破坏着变法运动。 （一）王安石的缺点。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很伟大的改革家，勇于直面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我以为他不愧列宁对他“中国二十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称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他的身上同时存在不容忽视的缺点。这些缺点存在于一个改革家的身上，便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改革进程和结局。现在笔者来加以分析、论证。 1、王安石的某些想法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他认为：“今公赋禄与之（笔者按：此指吏也），即不为余人侵牟，而又不至枉法害事以取赂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认为给天下官吏以充足的俸禄就可以杜绝贿赂请托、枉法受脏等弊端，着对当时的封建官吏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又如，他主张改革吏治，以期“自此善士或肯为吏，善士肯为吏，则吏、士可复如古，合而为一。吏与士、兵与农和为一，此王政之先务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竟然试图恢复古代施吏合一的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王安石只看到变法能带来的富国强兵的一面，而忽视了为达此目的需要付出代价的一面。他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要把自己的理论和设想变成现实，而无暇顾及人民的承受能力。因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必然丧失他们强有力的支持。 2、王安石任人唯己。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采取了极端的用人措施，即以新法为标准，赞则用，反则贬。如刘敞因“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过，斥通判泰州，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宋史》卷三一九）。适度的采取这种方法可以打击反对派并增强变法派的力量，但王安石却没有把握这个度，对于意见相左的建议全盘否定，致使变法派孤立无援，甚至内部也离心离德，陷改革于困境。 3、王安石不惟任人唯己，还存在独断专行的倾向。王安石把一切异议斥为流俗，使一些对新法持善意批评态度的人离开了变法集团，如欧阳修“及守青州，又以请止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宋史》卷三一九）这样一意孤行还致使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纰漏百出，流弊甚广。 （二）变法派内部存在分歧。变法派内部，如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宋神宗等人，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团结一致推行新法的。但到后来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却因为在具体操作上的分歧而产生了种种矛盾，直接瓦解了变法集团的力量。 首先，最表面化也是影响最大者是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分裂。最初，吕惠卿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但在王第一次罢相后,两人就逐渐走向分裂。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实行了一些王在位时不曾有的新法，如手实法和给田募役法。王安石复相后对两法均不赞同。后来，吕、王又因为汴河水涨的问题发生了争执。用人方面，两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吕惠卿欲重用曾旼，而王安石则厌恶之而不予任用。王、吕二人的矛盾因为纂修《三经新义》而激化并爆发了正面的冲突。纂修新义的工作原由王安石主持，在他罢知江宁府后，吕惠卿接替他主持纂修工作。吕对王安石之子王雱所纂修的《诗义》进行了删改，引起了王氏父子的不满。熙宁八年六月，新义修成，宋神宗对王安石父子、吕氏兄弟（笔者按：吕惠卿的弟弟名升卿）俱加官以示奖励。王安石奏说：“雱以疾病随臣，不复与闻经义职事，今兹罢局，在雱更无尺寸可纪之劳，不知何名，更受褒奖。”（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卷五）以雱有疾故坚辞给其子的加官，吕惠卿以为雱引疾避宠，劝说说宋神宗答应取消对王雱的加官，吕、王之怨由此益深。最终，王雱指使御使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吕、王的矛盾遂由政见上和学术上的分歧而变成刑事诉讼。直到王安石二次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两人的分争才宣告结束。吕、王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变法集团的力量，使变法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其次是吕惠卿和曾布之间的矛盾。曾布也是变法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但其为人反复，见风使舵，在反对派攻击市易法时竟上书说市易法不合时宜。这是变法派内部对新法的严重诋毁。王安石对他的行为深恶痛绝,上书神宗不要轻信布言。但宋神宗还是下诏书令曾布与吕惠卿共同根究市易务的不便之事,诣实以闻。在根究市易法的过程中,吕惠卿坚持维护新法的，与曾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说服了宋神宗，使新法化险为夷。 总之，王安石变法无疑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出发点是富国强兵，但由于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弊端，且在变法派内部及变法派与反对派之间存在如此多的矛盾，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机构改革 1、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2、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3、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二、税赋改革 1、方田均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2、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王安石以内藏钱五百万，上供米三百万石为本钱，行使均输法，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行使均输法都不另拨本钱，所以王安石的均输法也算是创新。[2]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3、青苗法：青苗法起源于陕西转运使李参，所以青苗法是一个地方实践后推向全国的产物。[3]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4、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三、兴修水利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四、军队改革 1、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十家编为一保。保丁平时种田，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作战。保甲法既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又增强了抵御辽和西夏进攻的军事力量，减少了军费开支。 2、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3、将兵法 ：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4、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5、军器监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宋代武器原归中央三司胄案和诸州将作院制造，质量粗劣，严重影响战斗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五、科举改革 关于科举和教育制度改革，王安石主要依靠的理论来源就是王安石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由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转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主要谈到当时科举和教育的弊病主要是课试文章主要是章句之学，以及人主没有陶冶人才，所以提出“养之、教之、任之”的方法。[4]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 1、“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贡举法 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 2、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3、三经新义：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神e69da5e887aa7a686964616f334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次年，神宗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诗》、《书》、《周官》等书。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熙宁八年(1075)，《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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