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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36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译文]
壬戌年秋，七月十六日，苏氏与友人在赤壁下泛舟游玩。清风阵阵拂来，水面波澜不起。举起酒杯向同伴敬酒，吟诵（赞美）明月的诗句，吟唱婉转优美的乐曲。不多时，明月从东山后升起，盘桓在斗宿与牛宿之间。白茫茫的雾气横贯江面，清泠泠的水光连着天际。听任小船飘流到各处，凌于苍茫的万顷江面之上。乘着轻风（在江面上）无所不至，并不知到哪里才会停栖，感觉身轻得似要离开尘世飘飞而去，有如道家羽化成仙。
于是喝酒喝得高兴起来，用手叩击着船舷，应声高歌。歌中唱道：“桂木船棹呵香兰船桨，迎击空明的粼波，逆着流水的泛光。我的心怀悠远，想望伊人在天涯那方”。同伴吹起洞箫，按着节奏为歌声伴和，洞箫呜呜作声：有如怨怼有如倾慕，既象啜泣也象低诉，余音在江上回荡，丝丝缕缕缭绕不绝。能使深谷中的蛟龙为之起舞，能使孤舟上的孀妇为之饮泣。
苏氏的神色也愁惨起来，整好衣襟坐端正，向同伴问道：“箫声为什么这样哀怨呢？”同伴回答：“‘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公孟德的诗么？（这里）向东可以望到夏口，向西可以望到武昌，山河接壤连绵不绝，（目力所及）一片郁郁苍苍。这不正是曹孟德被周瑜所围困的地方么？当初他攻陷荆州，夺得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麾下的战船延绵千里，旌旗将天空全都蔽住，在江边持酒而饮，横转矛槊吟诗作赋，委实是当世的一位英雄人物，而今天又在哪里呢？何况我与你在江边的水渚上打渔砍柴，与鱼虾作伴，与麋鹿为友，（在江上）驾着这一叶小舟，举起杯盏相互敬酒，如同蜉蝣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中，象沧海中的一粒栗米那样渺小。（唉，）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羡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与仙人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而永存世间。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得将憾恨化为箫音，托寄在悲凉的秋风中罢了。”
苏氏道：“你可也知道这水与月？流逝的就象这水，其实并没有真正逝去；时圆时缺的就象这月，终究又何尝盈亏。可见，从事物变易的一面看来，天地间没有一瞬间不发生变化；而从事物不变的一面看来，万物与自己的生命同样无穷无尽，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何况天地之间，凡物各有自己的归属，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令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送到耳边便听到声音，进入眼帘便绘出形色，取得这些不会有人禁止，感受这些也不会有竭尽的忧虑。这是造物者（恩赐）的没有穷尽的大宝藏，你我尽可以一起享用。”
于是同伴喜笑颜开，更换杯盏重新饮酒。菜肴果品都被吃个精光，只剩下桌上的杯碟一片凌乱。（苏子与同伴）在船里互相枕着睡去，不知不觉天边已经露出鱼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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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
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 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卿相，都为自己打算，争着收养人才。那些谋士、说客和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的等等，往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会学鸡鸣狗盗的等等，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品，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不能数得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并且还在薛地招聚了侠客和犯罪的人有六万家；齐国稷下地方聚谈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宾客无数。以后到了秦汉更替的时候，张耳陈余的部下，号称人才很盛，宾客和供他们役使的人等，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这是些见于传记的， 估计不见传记的养士应当是官员的一倍，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人，人民怎能吃得消，国家又怎能受得了呢？
苏先生说：这是古先帝王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像鸟兽中有猛鸷，昆虫中有毒螫一样。把他们分别加于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这些人便都有用了；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的所以久存，和秦朝的所以速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注意。
要知道有知、有勇、有辩才、有气力的这种人，都是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大多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人的，都是要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种人不失业，人民便安定了。四种人虽然性质不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的选拔中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的铨授中出身，隋唐以至现在，是由科举考试中出身：虽不完全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
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二世，然而当时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所有老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其职分。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是六国所以能够有一时的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因e5a48de588b67a686964616f331为采用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并吞天下以后，就以为宾客已无用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说人民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说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便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戮了豪杰。人民中的优秀而有特殊才干的份子，把他们遣散还乡。这样一来，从前就食于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能带着瘦长的脖子，黄黄的面孔，忍饥挨饿，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所以，秦代的变乱，虽然是在秦二世的时候所造成的，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这四种人的可怕，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业，秦代的灭亡还不至于像这样的快。把百万只虎狼放到山林里去，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要吃人。世上以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信的。
楚汉战争的灾祸，老百姓几乎完了，所谓豪杰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经过代国时，侍从车辆，仍然成千，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这难道是由于秦代祸乱的教训，以为单靠名位官职不能完全羁縻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或者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指使。’哎，这是秦朝和汉朝能够做得到的啊！
翻译：
我向您致敬。听到您的名字已很久了，又在熟识的朋友那里常常见到您所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0写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可以大体知道您的为人了。
平常我们之间不通书信，怠慢的过错还可以宽恕；等到您痛苦地居丧，我也不曾写一个字来慰问；鄙人的弟弟子由来到这里，先承蒙您赐我书信，又一次因懒惰而没有立即回信。
笨拙迟钝，不讲礼貌，到了这种程度，而您却到底没有弃绝我。近来在驿递之书信中又收到您的亲笔信，对我如此情深义重，我读后真要脸上发烧惭愧而汗下了。
我年轻时读书写文章，只是专门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罢了。等到中了进士以后，还贪心不足，又参加了制策的专科考试。其实有什么实际意义？
而那次专科考试号称为“直言极谏”，所以常常谈今说古，考证评论是非，以求得符合“直言极谏”的名称罢了。人苦于没有自知之明，既然因为在这个名目下考中了，便认为确实在这方面有点才能，所以在文章中争辩、谈论，直到现在，因此而得罪差一点被处死，真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多么可笑啊。
然而世上一般人便认为我要想标新立异，那就太过分了。胡乱地论述利害，评说得失，这正是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的一种习气，好比候鸟和时虫，到时就叫，过时就停，对于当前的政治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常常怪如今的人太过看重我，而您也这样地称扬我，更加不符合实际。
原文：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髣髴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
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出处：出自北宋苏轼的《答李端叔书》。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但由于内容带有感情色彩，出现“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字眼，被谏官李定、舒童等人弹劾是反对新法，而被捕入狱。
在出狱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时在朝为官的李之仪为苏轼鸣不平，积极联系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求让苏轼早日返京，并寄书信表示慰问和思念。《答李端叔书》就是苏轼的回信。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
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