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成语解释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受冻挨饿，并不是君主能种出粮食供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供给老百姓穿，（而是能够）为百姓开发那物资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的时代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是）由于粮食储备得多，防备的措施事先就做得很充分。如今全国统一，土地、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代，加上没有接连几年的水旱灾害，但粮食储备赶不上禹、汤的时代，是为什么？土地还有遗留下的利益（即土地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百姓还有多余的潜力，能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被完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游荡寄食的百姓（指商贾、技艺、游说等为业谋生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没有完全归到农业生产上来。
百姓贫困，就会出现犯上作乱、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贫困是由于粮食不足，粮食不足是由于没有从事耕种。不从耕种，就不会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不在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便会离开家乡把家看得轻。老百姓象鸟兽一样四处流窜、飞翔，不受约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既轻便又暖和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对于事物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美味才吃（即饥不择食）。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年终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食物，身子冷弄不到衣服，即使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有自己子女（意谓子女也不得不离开父母而去），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那道理是这样的，所以使百姓尽力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增加积蓄，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百姓并拥有人心（按，前者侧重于得人而言，后者侧重于得心而言）。
老百姓，在于皇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理他们，奔赴财富的地方，就像水奔流向低下的地方，对于东西南北是没有选择的。那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众人以之为贵，（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物品，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掌里，可以走遍全国也没有挨饿受冻的忧患。这使臣子轻易地背离自己的国君，而百姓轻易地离开自己的乡土，盗贼受到鼓励，逃亡的人得到容易携带的轻便资产。粮食桑麻之类的农产品生长在地里，成长起来在于天时，积聚起来在于力气，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几石的重物，一般人不能担负起来，（因而）不被坏人看重，（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贵重而把金玉看得很轻贱。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家为官府服役的人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春季播种，夏季中耕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伐柴草，修治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哪一天休息过。又有私人方面（相对公家而言）的送往迎来，吊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弱子等事都得包括在无日休息的四季之中，像这样辛勤劳苦。还又遭受水旱灾害，急迫地抽税，残酷地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间（按，意谓征收非常频繁，常常不在一定的时期来征收），早上命令，晚上修改。遇到备办，手头有粟米的就半价卖出，没有粮食的农民被索取与本钱相等的高利息。于是有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人。而大的商人屯积货物，使利润成倍增长（即牟取暴利），小的商人开设店铺坐店贩卖，控制那些多余的，每天在市面上到处窥伺物价行情，趁着朝廷官府的急需，出售商品的价格必然加倍提高。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丽的锦绣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鱼肉，没有农民的辛苦，却坐享种地所获得的利益。凭着富有，与王侯权贵交结往来，能力超过一般官吏的权势，（商贾之间）凭着个人的财力相互竞争。遨游千里，商人乘坐于马车往来于道路，络绎不绝，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赶着肥壮的马匹，脚穿丝鞋，身披丝绸长衣，这就是导致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现在法律上把商人看得卑贱（即轻视之意），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把农民看得尊贵，可是农民已经处于贫困、卑贱的境地了。所以世俗社会所看中的（商贾），正是国君所轻视的人；官吏所瞧不起的（农民），却是法律所尊重的人。上下相反，上、下对务农、经商的爱憎态度相冲突，却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建立，这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重要事情，没有什么能比使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于使粮食贵重。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利用粮食来体现赏罚。如今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献给朝廷，使献粮的人得到受封爵位，可以免除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得以流通。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从有多余粮食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削减有余的来弥补不足的，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国君需用的东西（这里指粟米之类的粮食）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赋税少了，三是鼓励农业生产。现在的法令规定：老百姓有战马一匹的人家，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徭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战争需要的物资），所以给（他们）免除徭役。神农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砌的城墙，贮有沸水的城壕百步之遥，身穿甲衣的兵士百万，可是没有粮食，不能守住。”由此来看，粮食是治理天下的人最需要的东西，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要务。让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这与为国家提供战马所获得的功效相差太远了（意谓入粟比入马更重要）。爵位这东西，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皇上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拿来封赐给人们。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地里也没有穷尽。而得到高的爵位与免除罪刑，人们非常希望获得的。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用这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塞的粮食就一定会多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94362起来。
天下的灾难，最难以解决的，是表面看来太平无事，其实有无法预料的隐患。旁观事态发展，而不去解决它，就怕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无可救药了；采用强制办法武断处理，那么我不相信天下还能维持太平状态。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贤士英雄，才能不怕e5a48de588b6e799bee5baa6339艰险为国家效力，来建立功勋；但这本来就不是在短时间就能勉强解决的事，这些贤人英雄们的做法只是为了出名。
国家正平安稳定，突然无故发生灾难（指七国叛乱）；我敢站出来，吾能解决了，对天下人我就有了交代。事情解决不了了却犹豫徘徊了,想逃避它，让别人承担责任，那国家灾难的罪魁，就集中到我身上了。
从前晁错为汉朝尽忠，谋划削弱太行以东的诸侯国家的实力，这些国家一同叛乱，借诛杀晁错的名义；但是皇帝不辨是非，反拿晁错为借口。天下人惋惜晁错因为忠心却受罪名，却不知到这是晁错自己找的啊。
自古能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只是有超凡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引导河水流入大海。开始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也有洪水泛滥的巨大隐患；只是大禹能够清楚事情会如何进展，洪水发生后就不感到害怕，而慢慢的寻找处理办法，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
七国当时已经很强大，而突然削弱它们，他们叛变，这奇怪吗？晁错这个时候不挺身而出，站在解决事态发展的前面，来平定吴国楚国的叛乱，这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却怂恿皇帝亲自出征而自己驻守后方。那么造成七国叛变的是谁呢？晁错自己要追求名声，怎么能够逃避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呢？亲自出征是最危险的，留守后方是最安全的；自己是问题的制造者，却选择留守后方，反劝说皇帝去做最危险的事，这是忠臣义士们最反感怨恨的做法。
当时，就算没有袁盎（与晁错为政敌），晁错也不会幸免于死的。为什么呢？自己打算留守，而让皇帝亲自出征。从情理上说，皇帝已经很为难了，所以内心反对晁错的建议。所以袁盎的建议（杀掉晁错安抚叛军），得以实行。如果吴国楚国等叛乱，晁错挺身而出，奋发图强，昼夜练兵，做好防守东边的准备，使叛军不会威胁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依赖晁错而没有忧虑，就算有一百个袁盎，还能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大的功业，没有一个先做好保全自己的准备的。如果晁错亲自带兵讨伐叛军，未必不能取胜，只是他想保全性命，导致皇帝不高兴。奸臣才得以有机可乘，晁错的保全性命的做法，那是自取其祸啊！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张仪用商于六百里土地的欺蒙楚怀王，然后说：“我有奉邑六里。这与孩子玩耍，没有区别，天知下没有不痛恨张仪的欺诈而笑楚王的愚蠢的，那六百里哪里值得称道呢！而张又道不是楚国的臣子，为秦国谋划罢了，有什么值得深过？如果后世的臣子欺瞒君王的人，说：“在我的话，天下推举安，四方蛮夷都服，礼乐兴盛，回刑罚措施。为什么你所想得到的，不是特六百里了，而最终没有丝毫的收获，不仅没有获得，答损失已经不能说话了。那么他们用来侍奉君主的人，就不如张仪的事楚国。通过读《晁错论》，写在这里。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翻译：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成就伟大的功业。
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e799bee5baa6e4b893e5b19e331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那个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义士们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
这是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
拓展资料
《晁错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于宋仁宗嘉祐年间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该文章的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这篇文章总结了削藩失败是晃错被杀的原因。文中认为，晁错被杀，首先有七国叛乱给皇帝造成的压力和受到政敌中伤的原因，但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晁错自己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才给了政敌攻击他的机会。同时，作者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难展的抑郁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