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一生及其简介-范仲淹 简介

1 范仲淹:心忧天下，以身许国
　范仲淹是宋代为数不多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之一。从27岁步入仕途至64岁溘然长逝，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心系朝廷，忧国忧民，无时或已。一篇360余字的《岳阳楼记》震古铄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传颂至今。而这种民胞物与的襟怀，正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

　　自从成为朝廷命官，范仲淹便心忧天下，以身许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唱之。”但是，人心叵测，仕途险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每次犯颜直谏，换来的都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贬谪。天圣年间，宋仁宗欲率群臣为真宗刘皇后祝寿，群臣明知不合礼制，却三缄其口，唯独位卑职微的范仲淹面折廷争，结果被贬出朝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徙陈州（今河南淮阳）；任右司谏时，他又因谏止仁宗废黜郭皇后而获罪，贬谪睦州（今浙江建德）；权知开封府时，他再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加上朋党的罪名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虽三次被贬出朝，但他无怨无悔，从不颓唐沮丧，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谪为“三光”（三次光荣）。任参知政事时，因“庆历新政”失败，他被免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从此未再回到朝廷。

　　即使受尽屈辱，范仲淹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他乘船赴睦州任时，风急浪恶，一家十余口险些葬身鱼腹；贬官饶州时，沿途十余州的地方官因惧党祸，竟无一人出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不放在心上，有诗云：“三出专城（地方长官称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世间荣辱何足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宋代官员每至一处履新，照例都要上谢表，以示对朝廷的忠诚。范仲淹在饶7a64e78988e69d83331州上谢表时说：“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意思是说，当了地方长官，就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为官，要竭尽忠直之节。在润州时表示要“竭诚以报国，弗钳口以安身。”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不会钳口结舌，缄默不言。知邓州时，他上谢表称：“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以救民疾、分国忧为己任，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范仲淹却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只要有一点欢乐，他都愿与天下人共之。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嵚崎磊落的精神境界，的确难能可贵！

　　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范仲淹都是心在朝廷，情系百姓。明道年间，江淮、京东发生蝗灾，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请求朝廷派人赈济，仁宗不理，他愤然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这才命他安抚江淮。他开仓赈灾，蠲免茶盐税，禁民淫祀，并将百姓所食乌昧草带回京师，请仁宗传示六宫，以戒侈心。任参知政事时，将那些庸才宵小从官员登记簿上一笔勾销，大臣富弼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硬是把这些不称职的官员悉数罢黜。他任地方官时，所到之处关心民瘼，兴利除弊，泽被一方。他在知苏州时遇暴雨成灾，千里沃野顿时成了水乡泽国，为疏浚河道，范仲淹多次跋涉于泥泞水潦之中；知开封府时搏击豪强，整顿吏治，京城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歌谣；饶州产茶，那里的百姓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鸟衔茶，负担沉重，仲淹任饶州知州后即奏免了这项弊政；庆历六年（1046年）仲淹知邓州（今属河南）时当地亢旱不雨，58岁的他亲率百姓凿井浇田，居然使这一年五谷丰登，家饶人足。他在所至州郡栽培桃李，陶铸人材，兴庠序，葺州学，处处书声琅琅，弦歌不辍，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耆宿名儒，皆出其门下，范仲淹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家！

　　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仲淹也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他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时，一下属死于任上，家中贫窭，无力归葬，仲淹不但捐俸雇船运送灵柩，而且写诗给所经关津：“十口相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关津果然给予了关照。他在苏州时买一宅基地，风水先生占卜此地当世出卿相，仲淹说：“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地建为府学。他乐善好施，回苏州省亲，把3000匹绢悉数散与亲朋故旧，并置田数千亩为义庄，以赡养亲族中的穷人。而他贵为大臣，非宴客不食肉，妻子则荆钗布裙，儿媳有一顶绫罗做的帐帷，仲淹以为过于奢侈，不准带回家。此类事例甚多，足见解衣推食、济困扶危是他的一贯品格。

　　“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有惠政及民，在饶州离任时，百姓感戴其德，万民空巷相送；他从邓州调任荆南府时，邓州百姓遮道请留，朝廷特准他留任。后调往杭州，邓州百姓在他创建的花洲书院建生祠祀之。及“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如此受百姓爱戴，真不多见！范仲淹的忧乐观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

范仲淹（989年—1052年）（即太宗端拱二年——皇佑四年） 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谥号“文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汉族。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虀画粥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睢阳区)。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敷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三礼》、《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大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分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都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4、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迫。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现在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巳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今年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5、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6、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的由来。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此时他身体很不好。昔日好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口答应。庆历六年六月（即1046年6月），他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岳阳楼记》赏析（袁行霈）
沿湘江顺流而下，经长沙再向前，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水映入眼帘，那就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首题为《临洞庭》的诗里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成为千古绝唱。诗中所说的岳阳，西临洞庭，北扼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从洞庭湖上向岳阳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屹立于湖畔的一座三层的城楼，被蓝天白云衬托得十分壮观。那就是著名的岳阳楼。
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第二年春重修岳阳楼，六月写信给贬官在邓州的好朋友范仲淹，并附有《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到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便写了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全文只有三百六十八字，分五段。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死于公元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他出身贫苦，两岁时死了父亲。青年时借住在一座寺庙里读书，常常吃不饱饭，仍然坚持昼夜苦读，五年间未曾脱衣睡觉。中进士以后多次向皇帝上书，提出许多革除弊政的建议，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一再贬官。后来负责西北边防，防御西夏入侵很有成绩。一度调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职务，可是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与排挤下，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又被迫离开朝廷。写《岳阳楼记》时正在邓州做知州。
《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这篇文章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四言的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作者锤炼字句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这两句的“衔”字、“吞”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滕子京在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封信里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确实是这样，岳e69da5e887aa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61阳楼已因这篇绝妙的记文，而成为人们向往的一个胜地；《岳阳楼记》也像洞庭的山水那样，永远给人以美好的记忆。
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可是，仲淹不愿一般地触景抒情，而是想在勾勒洞庭秀色与前人情致之后，提出某些深邃的哲理见解，熔铸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借以激励自己和遭到贬黜的友人们，也启发和教育后代。于是，他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