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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来犯京师，肃百顺随咸丰帝“北狩”，授御度前大臣、内务府大臣，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统领行知在一切事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病危，召肃顺及御道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内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入见，受顾命， 史称“顾命八大臣”。容
顾命八大臣为：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佑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下面把他们做个分析：
载垣：载垣为康熙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五世孙，袭亲王爵。道光时，任御前大臣，受顾命。咸丰继位，为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同端华、肃顺相结，资深位重，权势日张。
端华：清开国奠基者舒尔哈齐之子、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道光年间袭郑亲王爵，授御前大臣。道光帝死，受顾命。咸丰继位后，为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端华与弟肃顺同朝用事。
肃顺：为宗室，郑亲王之后，端华之弟。道光时为散秩大臣。咸丰继位后，由护军统领、授御前侍卫。又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都统，后任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同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互相依靠，排挤异己，掌握大权。
景寿：景寿先祖为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乾隆时进攻缅甸得胜而受封，世袭罔替。三传至景庆，死。弟景寿袭封。景寿为御前大臣、恭亲王奕同母妹固伦公主额驸。
穆荫：满洲正白旗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国子监祭酒（非进士特旨）。到天津议和，获巴夏礼送到北京，事情闹大，改派护驾热河。
匡源：道光进士，军机大臣。
杜翰：咸丰师傅杜受田之子。因咸丰感激师傅杜受田，授其子杜翰为军机大臣。翰力驳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议，受到肃顺等赞赏。
焦佑瀛：为道光举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依附权臣肃顺，诏旨多出其手。
上述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
第二，帝胤势力。咸丰死时，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敦亲王奕、六阿哥恭亲王奕、七阿哥醇郡王奕、八阿哥钟郡王奕、九阿哥孚郡王奕等。在咸丰死时恭亲王奕30岁、醇郡王奕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奕、醇郡王奕都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郡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奕等本来就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且被免掉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要往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特别是他作为咸丰皇帝的血亲而未列入“御赏”、“同道堂”章顾命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旧怨新恨，汇聚一起。况且，恭亲王奕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同诸位兄弟——没有官职的醇郡王奕等联合起来，同帝后势力联合起来，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势力联合起来，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就是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咸丰的旨意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均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同治帝）《荷亭晚钓图》否决权。显然，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赞襄政务八位大臣的共同特点是：满洲贵族（宗室贵族、军功贵族、八旗贵族）与军机大臣结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其实不然。因为咸丰没有把帝胤贵族的势力纳入到“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说，用恭亲王奕“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会不一样。当时奕30岁、慈禧27岁，咸丰可能吸取了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训。从后来慈禧一度重用奕来看，这种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单从人数看，“赞襄政务”大臣八人；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的奕、奕才五个人，且帝、后为孤儿寡母。然而，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奕、奕、奕、奕、奕等，却代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咸丰“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朝廷三股政治势力加以平衡，特别是咸丰对慈禧与奕两人的政治潜能、对权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结果是：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发动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这是咸丰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政治力量对比不占优势，e69da5e887aae799bee5baa6333其失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有的记载上说，咸丰皇帝的这两份遗嘱均出自八大臣之一的杜翰之手。此人即是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在八大臣中才具仅次于肃顺。咸丰皇帝临终之际口宣末命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39，其实只说到令八大臣“尽心辅弼”一句，而杜翰在“承写”的时候擅自加了“赞襄一切政务”六字，以为日后揽权提供法理依据。
我的分析，这个说法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首先，“赞襄一切政务”六个字的利害关系太大了，等于将八大臣的权力无限扩大。这样一来，一旦八大臣里面真的有人心怀不轨，局面就必然发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咸丰皇帝就算对肃顺等人再信任十倍，从一个帝王的基本常识上来讲，也不可能说出这几个字。其次，事实上咸丰皇帝早在此之前，就曾分别授予皇后“御赏”印章一枚、皇长子“同道堂”印章一枚（咸丰皇帝的书房名“同道堂”），以作为行使君权最终有效的凭证，其意当然也在于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其时载淳年幼，“同道堂”印章自然由其生母懿贵妃替他“保管”），可见他对八大臣并非完全的放心。再次，当时的情形是皇帝时昏时醒，神明虽然未衰，毕竟也是垂死之人，即便是发现杜翰“承写”的遗诏与自己的意思有很大出入，仓促之间恐怕也没有精力去纠责了，以致于让杜翰看准了这点而钻了个不小的空子。
不过，平心而论，无论这六个字是不是出于咸丰皇帝的本意，总之是经过他最后批准认可了的，应该都是有效的，强行算作“矫诏”，实在也有些说不过去。
第三，咸丰皇帝托付后事之时，除了八大臣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作证。首先，我同意多数研究者的看法，相信这份“顾命”的名单是咸丰皇帝此前就曾经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至少是和肃顺研究过很多次才最后敲定的。里面没有恭亲王等皇室近支亲贵，本身就很不合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皇帝对恭王的不信任，这与早年的兄弟失和密切相关。其次是肃顺等人抓住了皇帝的这个心理，加以利用，有意排斥恭王。
当时“随扈”在避暑山庄的近支亲贵还有道光皇帝的亲兄弟，咸丰皇帝的胞叔，人称“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皇帝的五弟惇亲王奕誴、七弟醇郡王奕譞等。按说这些人纵然不在顾命之列，作为皇帝的叔父弟兄，这么重要的时刻也应该在场。但反过来分析，若这些人在场，则一旦发现顾命大臣的名单里没有恭王，就算奕誴、奕譞兄弟或因避嫌不敢、或因无用不能提出什么异议，那么绵愉以皇帝亲叔父而齿德俱尊的身份，也必然会站出来“主持公道”。但是，这在皇帝和八大臣来讲，都是极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关键时刻将这些人排除在召见之外，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恭王进入顾命辅政大臣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