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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1920年，分别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济南新育小学就读。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年-1929年，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了《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61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1979年，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1985年，任中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90年，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27秒，季羡林逝世。
楚平王，芈姓，熊氏，名弃疾，是楚共王之子。楚共王三十一年（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去世，弃疾的长兄公子招继位，是为楚康王。
弃疾一共兄弟五人，长兄即楚康王、次兄楚灵王e69da5e887aa7a686964616f332、三兄子比、四兄子晰，弃疾排行最小。兄弟四人都深受长兄楚康王的宠爱。
楚康王十五年（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去世，楚康王之子熊员继位，是为楚郏敖。
楚郏敖四年（公元前541年），弃疾次兄子围弑杀楚郏敖，自立为君，是为楚灵王。弃疾三兄子比逃到晋国。
楚灵王八年（公元前533年），楚灵王派弃疾率军灭亡陈国。
楚灵王十年（公元前531年），楚灵王召来蔡国国君蔡灵侯，将他灌醉后杀死。并命弃疾平定蔡国，让他担任陈、蔡的地方长官。 楚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30年），当时楚灵王率军驻扎在乾溪，准备讨伐徐国。当初，楚灵王在申地与诸侯会师时，侮辱越国大夫常寿过，杀死蔡国大夫观起。楚灵王十二年（公元前529年）春天，楚灵王贪恋乾溪，不愿离开。当时观起之子观从逃到吴国后，劝说吴王讨伐楚国，挑拨越国大夫常寿过作乱，作为吴国的间谍。伪造弃疾的命令召回在晋国的子比。然后到蔡国，与吴国、越国的军队想袭击蔡国。让子比会见弃疾，并在邓邑订立盟约。于是进入郢都杀死楚灵王的太子禄，拥立子比为王，是为楚初王。子晰为令尹，弃疾为司马。而后观从率军到乾溪，告诉楚军说：“楚国已有新王，先回去的人，恢复原有爵位封邑田地房屋。后回去的一律流放他们。”楚军都溃散，离开楚灵王回到国都。
楚灵王得知太子禄被杀的消息后，便乘船想进入鄢城。当时楚灵王独自在山中徘徊，山野百姓没有人敢收留楚灵王，楚灵王饿得再也起不来。芋邑地方官申无宇之子申亥，因其父曾两次犯法，而楚灵王不杀他，为报此恩德，便寻找楚灵王，在釐泽遇到楚灵王饿倒在地，就搀扶着他回到家中。五月十五日，楚灵王死在申亥家里。
当时楚国人不知楚灵王已死，虽然已经拥立楚初王为王，但害怕楚灵王会再回来，所以观从对楚初王说：“不杀弃疾，虽然得到国家，仍将遭受灾难。”楚初王说：“我不忍心杀害他。”观从说：“人家可忍心杀害您。”楚初王不听，观从就此离去。弃疾回到国都后，国都百姓常常夜间惊恐，认为楚灵王已经回来。五月二十二日夜间，弃疾让船夫在长江岸边奔走呼告说：“楚灵王已经回来！”国都百姓更加惊恐。弃疾又派曼成然告诉楚初王和令尹子晰说：“楚灵王回来，都城的百姓将杀死你们，司马弃疾也将来到，您们尽早想个办法了结吧，不要自取其辱，众人的怒气就如同大水一样是无法解救的。”楚初王和令尹子晰于是自杀。五月二十三日，弃疾即位，改名熊居，是为楚平王。 楚平王即位后，封赏功臣，任命蔓成然为令尹，让观从自选官职。观从自荐为很少有人竞争的卜尹（类如神职，无巫学根底者不得预其选）。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楚平王善终，但他把祸胎留给他的后一代楚昭王。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伍子胥等大举伐楚，占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逃亡随国（今湖北随州）。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史称柏举之战。
钟期光1909年1月2日生于湖南平江肥田白湖口。4岁起即入私塾读书，并学书法。1921年考入平江县天岳书院，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和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中学毕业后，到平江南乡爽源镇白马庙小学教书，同时兼办农民夜校，从事农民运动。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曾任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1支队，曾任中共平江下东乡特委秘书，参加组织平江农民扑城暴动。
1928年7月平江起义后，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并曾兼任军事部长，参与领导农民暴动。1930年7月调任红5军秘书长，参加长沙战役。
后任湘鄂赣总指挥部宣传科科长、中共湘鄂赣省委秘书长、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等职。
主力红军长征后，曾任红16师政治部主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参加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4月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随部挺进苏南敌后，参与指挥韦岗战斗，圆满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
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第1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先后参加指挥车桥战斗、苏中反“清乡”和反“扫荡”战斗、黄桥战役以及浙西三次反顽战役，参与创建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
他长期主持政治部的领导工作和部队战时政治工作，强调政治工作的要有创造性、战斗性、实效性和针对性，提出“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一切工作在基层，政治工作在前线”的工作方针，对保证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战前动员，发出《开始打》的政治工作指示，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参与指挥高邮、苏中、宿北等战役，具体负责组织协同、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协助后勤补给和联络民工支前等工作。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在鲁南、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参与领导前线政治工作，曾总结推广“立功运动”、“火线扩军”、“溶化俘虏”等基层战时政治工作经验。
在1948年8月起草的《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中，明确提出“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1949年夏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主持党务和政治工作。
1951年参与组建军事学院，任政治部主任。1955年3月任该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10月任政治委员。1960年12月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曾兼任战史研究部部长。
长期致力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发展军事教育事业和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工作。曾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和军事科研成果“好的不用多，一个胜十个”等。
他要求政治工作要鼓励多出人才、多出成果，提出“我们军事科学院靠研究成果吃饭”的名言。“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2年因患脑血栓未及治疗而致瘫痪。
1977年任军事科学院顾问。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e68a84e8a2ad7a686964616f361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5月22日病逝于北京。
扩展资料：
主要成就：
红军时期，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以后，钟期光在李宗白、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人领导下，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独立地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在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失去联系、红军与国军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率领根据地军民，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几落几起，顽强奋斗，终于赢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保存和发展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钟期光长期主持政治部的领导工作和部队战时政治工作，强调政治工作的要有创造性、战斗性、实效性和针对性，提出“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一切工作在基层，政治工作在前线”的工作方针，对保证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钟期光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战方针与政策，深入战争实际，以保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为目的，对新四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完善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期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应具体体现为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创造性”和“知人善任”。
首先，政治工作要有战斗性：“树榜样，正上梁”；“敢于反对不良倾向”；“对有错误的人惩前毖后，不蓄意整人”。
其次，政治工作要有创造性。他根据从红军到新四军、从内战到抗日、从山上到平原、从较为单一的斗争到极为复杂的三角斗争等实际情况，对政治工作在斗争策略、方针政策、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各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展。
把抓好思想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民族与阶级觉悟，始终当作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其方法是：“正面灌输”；“扶弱为强”；“见事就教”。第三，政治工作要知人善任：“重视配好两个军政主官”；“爱才惜才”；对干部战士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体贴”。
解放战争时期，钟期光主持制定和颁发了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广泛深入的战时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
苏中战役后，钟期光注意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使所属部队战时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钟期光长期致力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发展军事教育事业和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工作。曾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和军事科研成果“好的不用多，一个胜十个”等。
他要求政治工作要鼓励多出人才、多出成果，提出“军事科学院靠研究成果吃饭”的名言。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钟期光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政治工作多建树 毕生心血献人民
楚共王三十一年（鲁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秋天，楚共王去世 ，熊招继位，是为楚康王。
吴国趁楚国大丧、楚康王新立之机，派兵攻打楚国。楚国将领养由基迅速奔向吴军，令尹子庚率军跟随。养由基说：“吴国乘我国有丧事，认为我们不会出兵，必然轻视我们而不存戒备之心。您设置三处伏兵来等我，我去引诱他们。”子庚听从养由基的建议。吴、楚两军在庸浦作战，楚军大败吴军，俘虏吴军将领公子党。
楚康王元年（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秋天，楚康王由于庸浦之战的缘故，派子囊在棠地出兵攻打吴国。吴军不出战，楚军于是返回。子囊殿后，认为吴国无能因而不加警戒。吴军从皋舟的险道上拦腰截击楚军，楚军不能彼此救应，吴军打败他们，俘虏楚国的公子宜谷。
楚康王二年（鲁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楚康王任命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蒍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此安定国内百姓。
楚康王五年（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郑国的子孔想要除掉大夫们，准备背叛晋国然后发动楚国军队来除掉他们。于是派人告诉子庚（名午，字子庚），子庚不答应。楚康王听说此事后，便派杨豚尹宜告诉子庚说：“国内的人们认为我主持国政而不出兵，死后就不能用规定的礼仪安葬祭祀。我即位后，到现在五年，军队不出动，人们恐怕认为我只顾自己安逸而忘了先君的霸业。大夫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子庚叹气说：“君王恐怕认为午是贪图安逸吧！我这样做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啊。”接见使者，叩头然后回答：“诸侯正和晋国和睦，下臣请求试探一下。如果可行，君王就跟着来。如果不行，收兵而退回去，可以没有损害，君王也不会受到羞辱。” 子庚率领军队在汾地颁发武器。当时子蟜、伯有、子张跟从郑简公进攻齐国，子孔、子展、子西留守。子展、子西两个人知道子孔的策略，就加强守备入城坚守。子孔不敢和楚军会合。
楚军进攻郑国，驻扎在鱼陵。右翼部队在上棘筑城，徒步渡过颍水，驻扎在旃然水边。蒍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部队攻打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向右绕过梅山，入侵郑国东北部，到达虫牢然后回去。子庚进攻纯门，在城下居住两晚然后回去。军队渡过鱼齿山下的滍水，遇到大雨，楚军士兵大多被冻伤，服杂役的人几乎死光。
楚康王八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夏天，子庚去世。楚康王任命薳子冯担任令尹，薳子冯与申叔豫商议，申叔豫认为楚康王年轻，而且宠臣很多，国事难办。于是薳子冯就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干，楚康王便改派子南担任令尹。
公元前548年，秋天，舒鸠因离吴国太近，实在难以抵挡吴国的攻伐之苦，就乘楚国令尹蒍子冯去逝之机，咬着牙，迫不得已的归服了吴国。闻听舒鸠背信弃义，楚康王怒火中烧，命令新上任的令尹子木率大军前往攻讨。楚军一路势如破竹，轻取舒鸠战略重镇离城（今安徽省舒城县西）。舒鸠难挡楚军铁蹄，求救于新主，吴国为保护新入盟的小兄弟，自然领兵来救。楚国令尹子木冷静地命右师先至舒鸠，左师却作战略后撤，伺机寻找战机。楚吴两军在战场上相持不下，僵持了七天七夜。大将子疆认为久居敌方区域不利，应速战，令尹子木接受其“私卒诱之，精兵会之”的建议，派其带领一队人马向吴国挑战，将吴兵引入伏击圈，将吴军打的鬼哭狼嚎，抱头鼠窜。一举灭掉了叛服无常的舒鸠。灭鸠设县强有力的打击了吴国对楚国的挑战行为，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楚国在康王之时仍在对吴作战中具有主动地位。楚国在东面与吴国的争霸战，不仅威服了吴国，也为楚国在中原与晋国争霸起了配合作用。为晋楚弭兵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胜吴灭鸠之战充分证明了楚国在康王时期在淮河流域中游具有绝对控制权，那么，在争夺战中一箭射死吴王诸樊，则更是打出了楚国的威风和霸气。
诸樊是吴王寿梦的长子。公元前561年，寿梦死，诸樊继位为吴王，由此可见，他比楚康王早一年登上王位。为了挽回楚国灭舒鸠一役中的败局，重新找回吴国在江淮地区的控制权，吴王诸樊赌徒似的想做垂死挣扎。公元前549年冬天，他亲自率领吴国军队赴向楚国的巢邑(今安徽瓦埠湖南)，想用武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弥补失去舒鸠的损失。面对浩浩汤汤的吴国，巢邑守军知道硬拚不行，只能智取。于是，一场比诸葛亮早近600年的空城计就在楚国抵抗吴国进攻的战争中上演了。巢邑守军大开城门，诸樊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早已垂涎三尺的巢邑，正当他得意非凡之时，埋伏在一段短墙后面的巢邑守将，箭法十分高超的牛臣突然出击，只一箭就将诸樊当场射死。诸樊被斩首，吴军大乱，埋伏的巢军发起突击，吴军乱成了一锅粥，落荒而逃。楚国再次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鄢陵一役，楚国兵败，中原霸权地位失落，楚共王曾引为终身遗憾。康王登基为王，痛中思痛，认真反思，为了吸取公族势力增大， 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产生“二卿相恶”，不利于楚的局面，决心大刀阔斧地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公元前558年（ 楚康王二年），他利用令尹子囊病逝于伐吴之途的机会，开始实施改革计划。首先任命楚共王的弟弟，也就是自己的叔父，楚公子午(子庚)为令尹，同时增设右尹一职，任命公子罢戎担任。任用蒍子冯为大司马，又分别增设右司马和左司马两个职务，分别派公子橐师和公子成担任。再令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子南)为箴尹，屈荡为养由基为宫厩尹。他不仅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规范，就连马政管理也是日趋完善配套。由于当时处于冷兵器时代，战马在行军打仗和日常交通中处于重要地位，我们从楚康王时代设立的大厩、中厩、宫厩等管理车马机构和设有“监马尹”主掌马政中可以看出，康王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进行整顿治理的。通过改革，重新对权力进行配置和再分配，有利于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互相监督制约，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
为了防止大夫专权，王位弱化，楚康王重拳出击，无情打击。《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记载了一个康王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斩杀贪权者的故事。公元前552年（ 楚康王八年），夏天，当了6年令尹的子庚病逝。康王想任命蒍子冯为令尹。但子冯接受了好友申叔豫“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的建议，以身体有疾推辞。康王便任用子南(公子追舒)为令尹。子南虽有功于楚，但其手下有许多门客，当上令尹后，更是出则前呼后拥，入则高朋满坐。子南有个亲信叫观起，没有得到楚王的赏禄，但却拥有数十匹马和数十乘车。子南的行为举止让康王忧心忡忡，他担心尾大难掉，对自己的王权形成挑战。便找了个借口在公元前552年杀子南于朝，车裂观起。此事如同一场政治大地震，在当时楚国的各级官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杀掉子南后，康王再次任用蒍子冯为令尹，蒍子冯为了防止自己走子南的老路，一上任，就辞退了自己所宠爱信任的那些如同观起一样，有才华，但却“无禄而多马”的8人。康王见子冯辞退了心腹之人专门辅佐自己，自己心中才感到安心。才觉得他才是自己可以托付国事的人。
为了增加国力，发展生产，康王在公元前548年推行了量入修赋的经济改革，对楚国的国土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调查分析，依各地生产力之高下，分清土地的类型和档次，根据收入多少，制定出征收车马、车兵、徒卒、甲木盾之数，公平地征收军赋。这次军赋整顿与改革，无论是对楚国，还是后世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影响后世的商秧变法早许多年。 地外中原核心地带的郑国，在晋楚争霸的年代，一直饱受战争之苦，楚共王时，晋楚两国为了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交相征伐，郑国无以适从。无赖中只好选择了“唯强是从”的策略：楚兵攻来就服楚，晋军前来再附晋。共王未年，晋国突发奇兵攻占了郑国东南边境的战略重镇虎牢关，扼住了郑国的咽喉，郑国只好死心蹋地的服了晋国。
楚康王即位后，一边积极地东向拓地，在江淮地区与吴国争雄，一边积极谋划再上中原，力图重新控制郑国。就在他苦心积虑的寻找机会时。机会自己找上了门。公元前555年，晋国为了打击屡次攻伐自己盟国鲁国的齐灵公的嚣张气焰，率兵攻齐，郑简公竭尽全力为新主子效劳，亲自领兵参加讨伐。留守国内的子孔是亲楚派，想借国内空虚之机消灭亲晋的子展和子西等大夫，便派亲信赴楚求援兵。主持国政的令尹子庚开始并没有同意，但志在北方的楚康王却认为这是个重图中原，再控郑国，实现自己称霸中原，匡扶社稷的千载难逢之机。再加之齐国是楚国的盟国，面对晋国的攻打，齐国已派人向楚国请求楚国出兵相助。
客观而言，楚康王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楚兵挥师北上，既可消灭郑国亲晋力量，重新掌握郑国，又可牵制以晋国为主导的联军对齐国的进攻，可谓是一石两鸟，一箭双雕。令尹明白了康王的战略意图后，坚决拥护，马上按照预定的战略战术依计行事，很快就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其兵锋直指郑国都城，欲以子孔为内应，一举攻克郑国，将其纳入囊中之物。遗憾的是郑国的子展，子西得知子孔的企图后，加强了防守和警戒，两者无法联络，而郑简公得之郑国正在被楚进攻，心急如焚地找到晋定公，晋定公折转兵锋，回师来救。子庚得知消息，为了免于陷入夹击之中，只好撤兵回国，在经过现为平顶山的一个山头时，突遭暴风雪袭击，久居南方的楚兵水土不服，冻死冻死无数。康王此次伐郑虽然遭受到了一些挫折，但其善于抓住机遇，北图中原的雄心壮志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康王第二次伐郑是在公元前549年。目的是从西边策应盟国，缓解晋国对齐国的攻打。当时晋国刚刚消灭了叛逃齐国，并借助齐国力量潜入曲沃发动内乱的栾盈，平息了内乱。齐庄公因资助栾盈反叛，并派兵乘机侵入晋国纵深地带以报平阴一战之仇，担心晋国报复，想与楚康王会盟，以便联络力量共抗北晋。康王便派大将蒍启强随齐国使者访齐，与齐国订立会盟的时间和地点。适在此时，齐庄公听说晋国在夷仪大会诸侯，马上就要讨伐齐国，忙派大臣陈无宇随同就要返回楚国的蒍启强再到楚国，以求借兵抗晋。应齐庄公之邀，楚康王马上就组建起了楚，蔡，陈，许四国联军再次杀向郑国，以缓解齐国所受的军事威胁，晋国只好放弃了正在进行的攻齐之战，率军回救，楚康王见战略意图已经达到，就撤军回国。
公元前547年，也就是向戎弭兵，豪门之会的前一年。那年春天，楚国与秦国联合向东攻打吴国，军抵雩娄，见吴国戒备森严，防守有道，便兵锋一转，洁洁汤汤地杀向郑国。一举攻克城麇，俘获了郑国的印堇父、皇颉两位大将。印堇父被作为战利品献给了秦国，皇颉则被楚国囚禁。关于俘虏皇颉一事，后来还演绎出了一个“上下其手”的故事。
公子围（就是后来的楚灵王）与一个县尹穿封戌同时攻打皇颉，皇颉抵挡不住，滚落下马，公子围欲上前活捉，穿封戌已捷足先登，公子围索要不得，先告于康王，说是穿封戌贪念军功，抢了他的俘虏。善于献媚的太宰伯犁州受康王之命当庭审理。他当着皇颉的面将手高高地指向公子围，恭敬地说：“这位是王弟公子围！”又用手低低地指向穿封戌，高傲地说“这位是我国边境之地的一个县尹！你说，到底是谁先俘了你？”精于察言观色的皇颉从其手指的一上一下，言辞的一恭一卑中早就凡心知肚明，洞晓一切，一口咬定是公子围俘了他。气得穿封戌七窍冒烟，拔了剑就要杀向公子围，最后还是康王出面，同时对两人进行奖励，宴请，才得以调停。
公元前547年，仍然臣服于楚国的许国与已附晋国的郑国发生冲突，许国国小兵微，耐何郑国不得，许灵王亲赴楚国请援兵伐楚，楚兵未出，许灵王却病逝于楚，楚康王信守诺言，于10月统兵伐郑，“师入南里，堕其城，涉于乐氏，门于师之梁”，伐郑一战取得辉煌的胜利后才归楚，葬许灵公。
纵观楚康王的伐郑之战，有时是为了与晋争夺对中原一带的控制权，有时是为了替手下的附属国报仇雪恨。有时是为了从侧面缓解盟国所受到的军事压力，其战虽并不激烈，场面并不宏大，但却将一个挚着向上，疾恶如仇，奋发有为的楚王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在我们的面前。 东有吴国侵扰，北有强晋挤压。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楚康王不得不限于两面作战的险恶境地。为了彻底打破晋吴联手制楚给楚国带来的不利局面，他以牙还牙，采取了“远交近结”的外交策略。
在西面，楚康王借助公元前559年晋国率八国联军讨伐秦国，再次与秦结仇之机，与秦国建立起了牢固的同盟关系。在东面，晋定公于公元前555年主盟溴梁之会，组建联军全面攻入齐国，楚康王派军讨伐郑国，迫使晋国兵退齐国。齐灵公对楚康王危难之时出兵相救，心存感激，两国再建友好联盟。
楚康王巧抓历史机遇，“西结秦，东联齐”不仅有效地打破了“晋吴联手制楚”，致使楚国两面受敌，疲于应对的不利局面，而且给予晋国以很大的心理压力，导致晋国在制定对外政策，兴兵伐楚时，不得不考虑秦国和齐国的态度，从而大大的缓解了楚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
鄢陵一役，贯于见风使舵的诸侯国曾一齐倒向晋国，即使是臣服楚国多年的陈，蔡，郑，许等国也是时叛时服。为了安抚陈，蔡，许等国，使其坚定地留在自己的麾下，康王煞费苦心，殚精竭力，即使要面对很大的政治风险也在所不惜。楚国在东面与吴国争夺江淮流域的统治权方面得心应手，心想事成，但是，在北上与中原各诸侯国的争霸战中，初期却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一直臣服于楚国，且被楚国已迁到叶县的许国国君许灵公，见刚上任的晋定公在溴梁大会诸侯，晋势强盛，而且楚国也被吴国打败，有心归服，请求向晋国方向迁都，得到了晋国的同意，但是康王马上就加大外交力度，通过楚国扶持的亲楚势力，有效地阻止其投入晋国的怀抱。晋国为了教训许国的出尔反尔，联合已叛楚附已的郑国，陈国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30，卫国前往讨伐，并顺道讨伐楚国。楚康王令公子格带兵御晋，却在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被晋军击败，晋兵乘胜向楚国纵深地带进攻，因受楚国方城所阻，只好后撤，见许未迁，复又伐许而还。湛阪之战是楚康王与晋平公之间发生的一次正面冲突，楚国虽然兵败，但这次战争只是局部性的，晋以一国之军独进，楚国却并没有出动主力，而且许国最后仍然留在了楚国的阵营内，所以楚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公元前553年，蔡国担任司马一职的公子燮，借口楚国对蔡征发无常，想策动蔡国投入晋国怀抱，康王得之，异常恼怒，向蔡国立即施压，那蔡君虽然沉溺于貌美无比的儿媳之色，整天想着如何在儿子不在时去偷情，但面对繁杂的政务，却还是十分理智的，他从蔡楚两国若干年的外交关系中早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自己距离楚国近，无论如何努力，是永远也摆脱不了楚国的手掌心的。为了巩固蔡楚同盟，表示自己对康王忠心不二，他在楚康王的要求下，及时捕杀了公子燮，有效地剔除了对楚的离心力。
这边蔡国刚定，那边陈国内斗又起。陈国庆氏二兄弟庆虎，庆寅与公子黄不和，欲剪其党羽，削其权势，使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们派人向楚康王进言：“陈国公子黄与蔡国司马公子燮是一丘之貉，欲离间国君去楚附晋。”视维护同盟国稳定为大政方针的康王立即兴兵征讨，公子黄无赖之际只好弃城而逃。待康王得知真相，已是三年之后。公元前550年，陈候出访楚国，庆氏二兄弟见国内空虚，本性终于彻底暴露，乘机据国而反，欲附晋国。康王为保护陈国社稷安康，立即发大兵前往征讨，“庆氏筑城以拒，役人相约，各杀其长”，庆氏反叛烟消去散。康王使精锐之师护送陈候和早已归楚的公子黄返回陈国。重建山河社稷。国家失而复得，楚候感激涕零，与康王再订永世称臣纳贡之盟。
结好西秦，联盟东齐，内定属国。康王以超凡的政治手腕和审势度时的外交策略成功地撕裂了晋吴联手织造的桎梏楚国发展的一张大网，而且在东线对吴的作战中屡次击败野心勃勃的吴国。晋国联吴制楚战略被楚康王较为成功的击破。 晋楚争霸，交相征伐百余年。先有城濮一役，晋公文雄霸中原，统领诸侯。继有邲之战，成就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梦想；后有鄢陵一役，晋悼公击败楚共王，复霸中原。
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你征我伐，你侵我袭的争霸战，使两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前五世纪时，适逢楚康王和晋定公分别主政楚晋两国。尽管两人都欲仿效先辈独霸中原，统领诸侯，独领风骚。但个人之力却难挡历史前进之轮。饱受战争之苦的黎明百姓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如洪钟大吕激荡在中原大地的上空，也声声敲击在各国统治者的心头。虽然两国仍然时不时地发生着争吵，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但两国争霸战的大幕却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开始徐徐下落。因为两国所面监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开始对他们的争霸之战形成明显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首先从晋国暴露出来。
晋国早在晋景、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晋厉公本人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晋悼公立，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2年，晋国范氏与栾氏发生火拚。栾盈出奔齐国。公元前550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回晋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洁大的反叛运动，叛乱虽被及时弹压，但却将晋国氏族日盛，内政尖锐，六卿专权，勾心斗角而公室日卑，国力下降的国内矛盾暴露无遗。晋定公既醉心于南下与楚争霸，又忙于抚平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常感力不从心。既要运筹帷幄于与楚争霸的战略战术，又要面对国内不断增强的赵，韩，魏等公族势力，寻找平衡点，以防大夫专权，政出多门。晋定公如履薄冰。
此时，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因晋国对附属国征收十分沉重的赋税，属国的离心力已开始出现，不满之情已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宣泄。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实行“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之政，也从侧面说明晋对属国的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晋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又恐属国生二心，故在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
此时的楚国，虽没有晋国那样严重的国内矛盾，但自鄢陵之战失败后，楚国也在开始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而最高统治者康王面对日益上升的公族势力，也是寝食难安。虽然用“杀一儆百”的方式，杀令尹子南于大堂之上，但担心大权旁落的心理顾虑，仍然时时存在。在江淮流域，尽管屡次打败吴国的进攻，但为其所制，疲于奔命，使他常感分身无术，心力交瘁，再欲北上争霸，就觉有点感束手无策，力不从心之慨。
自楚共王始到康王时代，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国及其他国家。《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转而考虑与晋弭兵。
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国内政局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日显，都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宋国地处楚晋两国中间地带，担任执政的向戌敏锐地洞察到了楚康王和晋定公的内心世界，捕捉到了弭兵罢战已是大势所趋势的信息。由于与晋国赵文子，楚国楚令尹子木都有交情，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推动两国走上和平之旅的道路。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他先来到晋，提出弭兵问题，晋国迫不及待地同意了。到了楚国，楚国考虑再三，虽认为楚晋结怨太深，一时难以和平相处，但还是同意一试。至齐，齐人先犹豫，后考虑到晋、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其他国家自然极力赞同。这年5月，楚、晋、滕、邾、齐、鲁、卫、陈、蔡、郑、曹、许等国政要受宋国向戌之邀，齐聚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共商和平大业，欲订罢战盟约。既为和平大会，各国所带之军都以篱笆为墙，不再挖沟，设垒，以示友好。与会国家虽然很多，但关键还是在于晋、楚两个大国的态度。经向戌反复斡旋，晋、楚终于达成初步协议：各国罢战，晋楚并霸，“晋楚之从交相见”。规定晋的盟国必须朝楚，楚的盟国也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由于秦、齐亦大国，所以规定秦不朝晋，齐不朝楚。而邾、滕分别为齐、宋附属国，故不与盟。
百年宿怨，一会即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盟会期间，楚晋双方明争暗斗，气氛曾经十分紧张，差点引起火并。晋人见“楚氛甚恶，惧难”，甚至作好撤退准备。在歃盟时，“晋、楚争先”，“楚人衷甲”，各不示弱。最后，晋国由于志在早日弭兵，无奈中，只好退而求其次，楚国令尹子木首先歃血盟誓，但在书写盟约时，却将晋国列为第一，以求平衡。
向戌弭兵的结果是晋楚平分霸权，康王没有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就得到了他的先王为之苦苦奋斗，苦苦追求的东西，稳稳地当现晋定公平起平坐，当上梦寐以求的中原霸主。客观而言，弭兵之会，楚国得到东西远比晋国所得到的东西要多得多。此次弭兵之会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晋、楚争霸基本结束，楚国北面威胁基本得以解除，楚康王可以用全部之力转向与吴争战。
楚康王十五年（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去世，其子熊员继位，史称楚郏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