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修建的弊端-修筑长城 利弊

好处：
1、抵御外祖侵略。当时部队机动能力差，又一个可以固守的屏障，可以有效抵御匈奴等族的骚扰，保护边境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创造经济、文化稳定发展的环境；
2、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国统一e5a48de588b6e79fa5e98193366意识的形成。以长城为中介的南北广大地域所构成的长城带，横贯今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和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也包括历史时期处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半岛的若干地区。其范围南北宽约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长约数千公里。长城带自远古至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是观察和理解长城带一切事物的关键所在。
3、长城带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与发展 农业和畜牧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农业需要人员定居稳定生产，而畜牧业人员却在流动中放牧，两种生产方式各有其不同特点，因而农、牧两大类型的经济、文化，自古就有矛盾的一面。畜牧业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使之对农业有很强的依赖，又常常造成两种经济、文化的失衡，出现严重的对抗。而古代牧区保留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群社会组织，很容易形成军事优势，有时进入农业区掠夺，给农业区造成极大破坏。长城的修筑与存在，便起到了把农、牧两个民族隔离开来，借以增强对畜牧业民族掠扰的抗御能力，使之不能轻易得逞，从而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文明的发展与积累。
坏处：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说没起到作用显然不对，在后世抗击匈奴的战役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LZ，你这个问题......长城从秦国的角度来说，削弱了秦的国力，虽然起到了很好的拒外作用，但是对内却起到了消极的作用。长城的修筑，是秦始皇忘了攘外需要先安内，内部还没有完全平息，就去抗击外来入侵，这是错。为了抗击外敌，将自己的民不聊生，忘记了民为重，只是错。
从思想上看，保守有余，进取不足，正如中国曾经的闭关锁国一样，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就可以成就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也是错

关于长城的利弊、成败、得失，在兴建时就有争论。长城的“总工程师”蒙恬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78988e69d83362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自杀前也进行过反思：“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修长城，“绝地脉”，暂不作评论，也许蒙恬作过调查研究，应该有发言权。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作为秦王朝的老臣，此时已强烈地察觉到大厦将倾的亡国危机，更令他痛心彻骨的是这个危机和他主持修建的一号工程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方有“绝地脉”的深沉感叹。

但司马迁却对蒙恬的反思，不以为然：“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司马迁对蒙恬的严厉批评，是击中要害、切中时弊的。他反对“地脉”说，直截了当指出修长城，在天下之心未定，“伤者未瘳”之时不“振百姓之急”，不“养老存孤”，不“务修众庶之和”，是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蒙恬作为项目的主持人，一代名将，难逃其责。

贾谊在《过秦论》中对秦王朝的兴起和灭亡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知休养生息，反而劳民伤财，大兴土木，长城是“一号工程”，阿房宫是“二号工程”，始皇陵是“三号工程”，动辄驱使近百万民众，耗时十几年，民不堪忍受；陈涉吴广揭竿而起，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

长城对秦始皇而言是柄双刃剑，既是纪念碑，又是坟墓，长城为巩固秦王朝统治而修，同时也是结束秦王朝统治的直接动因，生存与消亡、稳定与动乱这对矛盾在长城这一工程中奇妙地依存共生，这正是历史无情的嘲弄。

2．凿离堆，兴建都江堰是战国时期秦为统一中国所作出的重大的政治经济举措，它的着眼点是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关于水运和国运的关系，在周幽王二年，周大夫伯阳甫(一说其为周柱下史老子也)曾有精彩论述：“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史记·周本纪》)“伊”“洛”“河”皆为水名，这里已鲜明提出国运系水运的命题。秦昭王正是从夏、商、周的兴亡中悟出这一真谛，站在高起点上作出依川立国的战略决策，任命李冰为蜀守，“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成功地建成了“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战略大后方，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可靠的政治、经济物质基础。

从动因、效果上说，应该看到，汉以后长城的军事功能逐渐淡化，在历史的演变中，随着民族的和解、融合，长城的抵御外族入侵的功能已失去政治存在的必要性。

从历史看，历来对秦始皇及其规划的“万里长城”，毁誉参半，众说纷纭。与此相反的是，对李冰凿离堆、修都江堰却是众口一词，有口皆碑，从司马迁的“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的热情洋溢的赞叹，到历代民间将李冰描绘成大智大勇的水神，顶礼膜拜，都江堰与长城的舆论走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