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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战胜了欲望，（国家）就能繁荣昌盛；欲望战胜了正义，（国家）就会灭亡。敬警慎重战胜了懈怠来，（国家）就能繁荣昌盛；懈怠战胜了敬警慎重，（国家）就会灭亡。这句话翻译的难点在于“敬”字如何理解。如果把“敬”理解为恭敬，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恭敬是对人的自态度，不是对事的态度。“敬”字含有的对事态度意思就是就是慎重敬警了。我们说的“敬事而信”，“慎始而敬zhidao终”里面的“敬”就是慎重敬警的意思。
人生之中的变化是必然的，懂得利用变化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实力，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人生在世，不可能十年如一日地只过一种日子，只抱一种态度，这种守旧的观念是不可能获得人生成功的。适时的变化常是人生的分割点。
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算得上挚友。他们的交往密切，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因此，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三个不同阶段而言的。
单为官方面，说他在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则“以柔道行之”。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的。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61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干百”，几个月问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
的骂称。
及至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确实又是一大变化了。曾国藩的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悠闲内心却很繁杂的日子。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言。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谩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表现出了一种病态。
欧阳兆熊建议他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忌恨攻讦，并从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马上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有台阶就下，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认为曾国藩能爽快地答应，奉命出征足以表明其对国家，对朝廷的忠心，是忠勇可嘉的人。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是针尖对麦芒的两个人，即使见面也不见得会开口，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却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
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不仅是对左宗棠，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伟业”的重要条件。每个人都应该在不断的变化中改进自己。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
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表示自己往年在官场中到处与人不和，没少遇到羁绊，这次改变之后觉得与人相处变得舒心和容易多了。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戌午(按指成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戌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几多的烦心事情相加，心中不免郁闷。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要平心静气，泰然处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既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视，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见别人的是处，又要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绝不是说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科。
策略手段。他明确概括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的原则，并提出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
可见，与风风火火相比，曾国藩更欣赏忍中有志的精神。或者说，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是一种以笃实作包装的奸诈。就是在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国荃弟的信中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这不是以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乃弟吗?里边还能有假?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呢!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其中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这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戌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
可见，人生之中的变化是必然的，会因为个人的思想感悟，经历顺逆而有所不同。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都是有因可寻的。成功人士懂得利用变化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实力。
意思是：勤勤恳恳战胜懈怠，义胜欲就是正道战胜欲望。 虽知阳刚的显要，但仍能坚守阴雌的柔静心态。
出自：老子e5a48de588b67a686964616f339[春秋]《道德经》。《道德经》，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原文：“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释义：深知什么是雄强，却安守雌柔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溪涧。甘愿做天下的溪涧，永恒的德性就不会离失，回复到婴儿般单纯的状态。深知什么是明亮，却安于暗昧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模式。甘愿做天下的模式，永恒的德行不相差失，恢复到不可穷极的真理。
扩展资料：
“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是曾国藩在复出拜访左宗棠时，要求左宗棠为他写的联语。警示自己做人不要那么傲慢，示弱不丢人，那是低到尘埃里，和光同尘的大智慧。做人做事，强势硬碰硬容易折，一折人就容易颓，所以高明之人做人做事，往往都怀揣着敬畏之心，高看人一眼，高看事一眼。
《道德经》价值影响
《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学、宗教等等方面。
据元朝时的不完全统计，先秦以来，研老注老著作至元朝时就超过三千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一千种，从侧面说明了《道德经》的巨大影响。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华夏族，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春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