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的翻译-人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已.

金庸对王朔《我看金庸》的回复
《文汇报》编辑部：­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
　　一、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35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四、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
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一、译文

有意想不到的赞誉，也有苛求完美的诽谤。

二、原文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三、出处

《孟子·离娄上》

四、作者简介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市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e69da5e6ba90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2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二、作品赏析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子·离娄上

《孟子·离娄上》翻译(共二十八章)
(1)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的眼力，公输子那样的巧技，不靠圆规和曲尺，也画不出（标准的）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不靠六律，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之道，不行仁政，不能使天下太平。如果有了仁爱之心和仁爱的名声，百姓却没有受到他的恩泽，不能被后世效法，是因为他没有实行先王之道。所以说，光有善心不足以搞好政治，光有好的法度不会自动实行。《诗经》上说：‘不犯错误，不要遗忘，完全遵循旧规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圣人竭尽了目力，接着用圆规、曲尺、水准器、墨线，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这些东西就用不尽了；圣人竭尽了耳力，接着用六律来校正五音，五音就运用无穷了；圣人竭尽了心思，接着又施行仁政，仁德就遍布天下了。所以说，要想显得高，一定要凭借山陵，要想显得低，一定要凭借河泽；执掌国政不凭借先王之道，能说是聪明吗？因此，只有仁人才应该处在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邪恶传播给众人。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信仰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在上的不讲礼义，在下的不学礼义，作恶的百姓日益增多，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诗经》上说：‘上天正要颠覆王朝，群臣不要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就是说话放肆随便。侍奉君主不讲义，一举一动不合礼，张口就诋毁先王之道，便是放肆随便。所以说，责求君王施行仁政，这叫恭敬；向君王陈述好的意见，堵塞他的邪念，这叫尊重；认为君王不能行善，这叫坑害君王。”
(2)孟子说：“圆规、曲尺，是方和圆的最高标准；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典范。想成为好君主，就要尽到做君主的道理；想成为好臣子，就要尽到做臣子的道理。二者都效法尧、舜就行了。不用舜侍奉尧的态度来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他的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他的百姓。孔子说：‘道路只有两条，仁和不仁罢了。’对百姓残暴太厉害，就会自身被杀、国家灭亡；即使不太厉害，也会自身危险、国家削弱，死后被加上‘幽’、‘厉’这类恶谥，即使他有孝顺的子孙，一百代也无法更改了。《诗经》上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代的夏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3)孟子说：“夏、商、周三代的得天下，是由于仁；他们失掉天下，是由于不仁。国家衰败、兴盛、生存、灭亡的原因，也是这样。天子不仁，不能保住天下；诸侯不仁，不能保住国家；卿大夫不仁，不能保住宗庙；士人和百姓不仁，不能保住自身。如果害怕死亡，却又乐意干不仁的事，这就像害怕喝醉却硬要多喝酒一样。”
(4)孟子说：“爱别人，别人不来亲近，就要反问自己仁的程度；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就要反问自己智的程度；礼貌待人，别人却不理睬，就要反问自己恭敬的程度。行为有得不到预期效果的，都要反过来求问自己。自身端正了，天下的人就会来归附他。《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自己求来众多的幸福。’”
(5)孟子说：“人们有句常说的话，都这么说，‘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自身。”
(6)孟子说：“搞好政治不难，不得罪贤明的卿大夫就行了。他们所爱慕的，全国都会爱慕；全国所爱慕的，天下都会爱慕；因而德教就会浩浩荡荡充溢于天下了。”
(7)孟子说：“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符合天理。顺从天理的生存，违逆天理的灭亡。齐景公说过：‘我既不能命令别人，又不愿听别人命令，这就同别人断绝了关系。’景公不得已哭着把女儿嫁到吴国去。现在，小国效法大国，却又耻于接受大国命令，这就好比学生耻于接受老师的命令一样。如果真的感到羞耻，那就不如效法文王。效法文王，大国不出五年，小国不出七年，一定能在天下掌权。《诗经》上说：‘商朝子子孙孙，不下十万余人。上帝既有命令，都向周朝归顺。都向周朝归顺，就因天命没有定论。殷朝的臣子，不论是漂亮的聪明的，都行裸献之礼，助祭在周王京城。’孔子说：‘仁的力量，不在于人多。国君爱好仁德，就能天下无敌。’如果想无敌于天下而又不凭借仁，这就像热得受不了而又不肯洗澡一样。《诗经》上说：‘谁能热得受不了，不去洗个澡？’”
(8)孟子说：“不仁的人还能同他讲什么吗？他们面临危险还自以为安全，灾祸临头还自以为得利，把导致亡国败家的事当作快乐。不仁的人如果还能同他谈什么，哪还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从前有个孩子唱道：‘沧浪的水碧清哟，可以洗我的帽带；沧浪的水浑浊哟，可以洗我的脚。’孔子说：‘弟子们听着！水清就洗帽带，水浊就洗脚了。这是由水自己招来的。’一个人必然是自己招致侮辱，人家才来侮辱他；一个家必然是自己招致毁败，人家才来毁败它；一个国必然是自己招致讨伐，别人才来讨伐它。《太甲》上说：‘上天降灾，还可以躲；自己作孽，别想再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9)孟子说：“桀和纣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失去人民，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天下有办法：得到人民，就能得到天下了；得人民有办法：赢得民心，就能得到人民了；得民心有办法：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积聚起来；他们厌恶的，不加给他们，如此罢了。人民归向于仁，如同水往下方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替深水赶来鱼的是水獭；替树丛赶来鸟雀的是鹞鹰；替汤王、武王赶来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如果现在天下的国君有爱好仁德的，那么诸侯们就会替他把人民赶来。哪怕他不想称王天下，也不可能了。现在想称王天下的人，好比害了七年的病要找存放多年的艾来治。如果平时不积存，那就终身得不到。如果不立志在仁上，必将终身忧愁受辱，以至子死亡。《诗经》上说：‘那怎能把事办好，只有一块儿淹死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10)孟子说：“自己戕害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什么话说；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所作为。说话诋毁礼义，这叫自己戕害自己；自认为不能守仁行义，这叫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们最安全的住所，义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空着安全的住所不住，舍弃正确的道路不走，真可悲啊！”
(11)孟子说：“道路就在眼前，却向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找难的去做：只要人人爱父母、敬长辈，天下就会太平。”
(12)孟子说：“身居下位而又不被上司信任，是不可能治理好百姓的。要取得上司信任有办法：如果不被朋友信任，也就不会得到上司信任了。要被朋友信任有办法：如果侍奉父母得不到父母欢心，也就不会被朋友信任了。要父母欢心有办法：如果反省自己不诚心诚意，也就得不到父母欢心了。要使自己诚心诚意有办法：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行，也就不会使自己诚心诚意了。所以，诚是天然的道理，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极端诚心而不能使人感动，是从不会有的事；不诚心是没有谁会被感动的。”
(13)孟子曰：“伯夷躲避纣王，隐居在北海边，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高兴地说：‘何不去投奔西伯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太公躲避纣王，隐居在东海边，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高兴地说：‘何不去投奔西伯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这两位老人，是天下最有声望的老人，（他们）投奔了西伯，这就使天下做父亲的都去投奔西伯了。天下做父亲的都投奔了西伯，他们的儿子还能往哪里去呢？诸侯中如果有施行文王那样的仁政的，不出七年，一定能在天下执掌政权。”
(14)孟子说：“冉求当了季氏的家臣，不能改变季氏的德行，征收田赋反而比过去增加一倍。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你们可以擂起鼓来声讨他！’由此看来，君主不施行仁政，反而去帮他聚敛财富的人，都是孔子所鄙弃的，更何况为他卖命打仗的人呢？为争夺一块地方打仗而杀人遍野，为争夺一座城池打仗而杀人满城，这就叫作领着土地来吃人肉，罪恶之大，将他处死都嫌不够的。所以善于打仗的人该受最重的刑罚，唆使诸侯拉帮结伙打仗的人，该受次一等的刑罚，强令百姓垦荒耕种的人该受再次一等的刑罚。”
(15)孟子说：“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观察他的眼睛。眼睛掩藏不了他（内心）的邪恶。心胸正直，眼睛就明亮；心胸不正，眼睛就浊暗。听他说话，同时观察他的眼睛，这个人的善恶还能隐藏到哪里去呢？”
(16)孟子说：“恭敬的人不欺侮别人，节俭的人不掠夺别人。欺侮人、掠夺人的君主，唯恐别人不顺从，怎么能做到恭敬和节俭？恭敬和节俭难道可以靠声音笑貌强装出来的吗？”
(17)孟子说：“嫂子落水了而不去拉，这就如同豺狼了。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法的规定；嫂子落水而用手去拉，这是对礼法的变通。”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淳于髡说：“现在，天下的人都掉落水中了，您不去救，为什么呢？”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说：“天下的人都落水了，要用王道去救；嫂子落水了，要用手去救。你难道想用手去救天下的人吗？”
(18)孟子说：“因为情理上行不通。（父亲）教育（儿子）必然要用正确的道理；用正确的道理行不通，接着便会动怒。一动怒，就反而伤了感情了。（儿子会说：）‘你用正确的道理教育我，而你自己的做法就不正确。’这样，父子之间就伤了感情。父子之间伤了感情，就坏事了。古时候相互交换儿子进行教育，父子之间不求全责备。相互求全责备，会使父子关系疏远，父子疏远，那就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
(19)孟子说：“哪一种侍奉最重要？侍奉父母最重要；哪一种守护最重要？守护自身（的善性）最重要。不丧失自身（善性）而能侍奉好父母的，我听说过；丧失了自身（善性）而能侍奉好父母的，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长者不该侍奉？但侍奉父母才是侍奉的根本；哪种好品德不该守护？但守护自身（的善性）是守护的根本。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晳，每餐必定有酒肉。撤除食物时，必定要请示（剩下的酒肉）给谁；父亲问有没有剩余，必定说‘有’。曾晳死后，曾元奉养他的父亲曾子，每餐也必定有酒肉。撤除时，不请示剩余的给谁；父亲问有没有剩余，就回答说‘没有了’，准备拿吃剩的下顿再进奉给父亲。这叫作对父母的口体奉养。像曾子那样，就可以称为对父母心意的奉养了。侍奉父母能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
(20)孟子说：“那些在位的小人，不值得去指责，他们的政事不值得去非议。只有大仁大德的人才能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君主仁，没有谁不仁；君主义，没有谁不义；君主正，没有谁不正。一旦使君主端正了，国家就安定了。”
(21)孟子说：“有料想不到的赞誉，有吹毛求疵的毁谤。”
(22)孟子说：“一个人说话随随便便，那就不值得责备他了。”
(23)孟子说：“人们的毛病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
(24)孟子问：“你来了几天了？”曰：“昔者。” 乐正子说：“前些日子。”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说：“前些日子就来了，那么我说这话不也是应该的吗？”曰：“舍馆未定。” 乐正子说：“（因为）住所没有定下来。”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孟子说：“你听说过，（非要）住所定下来了，才去求见长辈的吗？”曰：“克有罪。” 乐正子说：“我有过错。”
(25)孟子对乐正子说：“你跟着王子敖来，只是为了混饭吃罢了。我没有想到，你学习古人的道理，竟是用它来混饭吃。”
(26)孟子说：“不孝的事有三件，其中没有子孙后代是最大的不孝。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就因为怕没有后代，所以君子认为他如同禀告了一样。”
(27)孟子说：“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在这两方面不失礼节、态度恭敬；乐的实质是乐于做这两方面的事，快乐就产生了；一产生就抑制不住，抑制不住，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
(28)孟子说：“天下的人都很高兴地要来归附自己，把这种情景看得如同草芥的，只有舜是这样。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心意，不能做儿子。舜竭尽全力按侍奉父母的道理去做，终于使他的父亲瞽瞍高兴了；瞽瞍高兴了，天下的人由此受到感化；瞽瞍高兴了，天下父子之间应有的关系就确定了。这叫作大孝。”

《孟子·离娄下》翻译(共三十三章)
(1)孟子说：“舜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方边远地区的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边远地区的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们得志后在中国所推行的，像符节一样吻合，先出的圣人和后出的圣人，他们（所遵循的）法度是一样的。”
(2)子产治理郑国的政事，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助别人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子产）仁惠却不懂治理政事的方法。（如果）十一月份把走人的桥修好，十二月份把行车的桥修好，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在上位的人搞好了政治，出行时让行人回避自己都可以的，哪能一个个地帮别人渡河呢？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对每个人都一一去让他喜欢，时间也就太不够用了。”
(3)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不相识的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人。”宣王说：“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下）要为先前侍奉过的君主服孝，君主怎样做，臣下就能为他服孝呢？”孟子说：“（臣下在职时）有劝谏，君主就听从，有建议，君主就采纳，使君主恩泽遍及百姓；（臣子）有原因离职（到别国去），君主就派人领他出境，并且派人先到他要去的地方作好安排；离开三年还不回来，才收回他的封地房屋。这叫三次有礼。这样，臣下就愿意为他服孝了。如今做臣下的，有劝谏，君主不接受，有建议，君主不肯听，（因此）恩泽不能遍及百姓；有原因离去，君主就要捉拿他，还想法使他在所去的地方陷入困境；离开的当天，就没收了他的封地房屋。这样就叫作仇人。（成了）仇人，哪有什么要服孝的呢？”
(4)孟子说：“无罪而杀士人，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开；无罪而杀百姓，那么士人就可以迁走。”
(5)孟子说：“君主仁，就没有谁不仁；君主义，就没有谁不义。”
(6)孟子说：“不符合礼的‘礼’，不符合义的‘义’，有道德的人是不遵行的。”
(7)孟子说：“道德行为合乎法度的人要教育、熏陶不合法度的人，有才能的人要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们都乐于有贤能的父兄。如果道德行为合乎法度的人鄙弃不合法度的人，有才能的人鄙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贤能的人与不贤能的人之间的距离，就近得不能用寸来度量了。”
(8)孟子说：“一个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
(9)孟子说：“说人家缺点，招来了后患怎么办？”
(10)孟子说：“仲尼不做过头的事。”
(11)孟子说：“有德行的君子，说话不一定都兑现，做事不一定都彻底，只要落实在‘义’上就行。”
(12)孟子说：“有德行的君子，是不失掉婴儿般纯真天性的人。”
(13)孟子说：“奉养父母还算不上大事，只有给他们送终才算得上大事。”
(14)孟子说：“君子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深造，是想使他自己获得道理。自己获得的道理，就能牢固掌握它；牢固掌握了它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34，就能积蓄很深；积蓄深了，就能左右逢源取之不尽，所以君子想要自己获得道理。”
(15)孟子说：“广博地学习，详细地阐述，是要由此返回到能说出其要点的境地。”
(16)孟子说：“靠善来使人心服，没有能使人心服的；靠善来教育感化人，才能使天下的人心服。天下的人不心服却能统治好天下的，是从来不会有的。”
(17)孟子说：“说话没有事实根据是不好的。不祥的后果由阻碍进用贤者的人承受。”
(18)孟子说：“源头里的泉水滚滚涌出，日夜不停，注满洼坑后继续前进，最后流入大海。有本源的事物都是这样，孔子就取它这一点罢了。如果没有本源，像七八月间的雨水那样，下得很集中，大小沟渠都积满了水，但它们的干涸却只要很短的时间。所以，声望超过了实际情况，君子认为是可耻的。”
(19)孟子说：“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一般的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他。舜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明察人伦关系，因此能遵照仁义行事，而不是勉强地施行仁义。”
(20)孟子说：“禹讨厌美酒而喜欢善言。汤掌握住中正的原则，选拔贤人没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伤一样，（总是同情抚慰；）望见了‘道’却像没有看见一样，（总是不断追求。）武王不轻慢近臣，不遗忘远臣。周公想要兼有三代圣王的功业，实践（上述）四个方面的美德；要是有不合当时情况的，就仰首思索，夜以继日；幸而想通了，就坐等天亮（以便立即实行）。”
(21)孟子说：“圣王采集歌谣的做法废止后，诗就没有了；诗没有之后，就出现了《春秋》一类史书。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一样的：上面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事，上面的文字，都是由史官记录而成。孔子说：‘各国史书（褒贬善恶）的原则，我私下里取来（运用到《春秋》中去）了。’”
(22)孟子说：“君子道德风尚的影响，五代以后就断绝了；小人道德风尚的影响，五代以后也就断绝了。我没能（赶上）做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从别人那里学习（孔子的道德学问）的。”
(23)孟子说：“可以拿，可以不拿，拿了就伤害了廉洁；可以给，可以不给，给了就伤害了恩惠；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了就伤害了勇敢。”
(24)孟子说：“这件事羿也有过错。”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公明仪说：“好像不该有过错吧。”孟子说：“过错小一点罢了，哪能说没有过错？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拿弓，我是必死无疑的了。’问他的驾车人：‘追我的人是谁？’驾车的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我能活了！’驾车的说：‘庾公之斯是卫国善于射箭的人；您（反而）说“我能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跟我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正派人，他看中的朋友一定也是正派的。’庾公之斯追到跟前，说：‘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无法拿弓。’庾公之斯说：‘我向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传授的技术反过来伤害您。虽然这么说，可是今天这事，是国君交付的事，我不敢不办。’说完便抽出箭来，在车轮上敲，敲掉箭头，射了四箭之后返身回去了。”
(25)孟子说：“（如果）西施蒙上了脏东西，那么人人都会掩着鼻子走过她跟前；即使长得丑陋的人，只要（诚心）斋戒沐浴，那么也可以祭祀上帝。”
（26）孟子说：“天下之人所说的本性，无非指万物固有的道理而已。固有的道理是以顺乎自然作根本的。（有时）之所以要讨厌聪明，是因为它穿凿附会。如果聪明得能像禹使水顺势流泄那样，那就不会讨厌聪明了。禹使水顺势流泄，做的是不用穿凿而顺其自然的事。如果聪明人也能做不用穿凿而顺其自然的事，那聪明也就大得了不起了。天是很高的，星辰是很远的，如果能推求它们固有的（运行）规律，那么一千年后的冬至，也是可以坐着推算出来的。”
（27）公行子为儿子办丧事，右师前去吊丧。进了门，就有走上来同他说话的，（坐下后，）又有走近他的座位来同他说话的。孟子不同右师说话，右师不高兴地说：“大夫们都来同我说话，只有孟子不同我说话，这是怠慢我。”孟子听了这话，说：“按礼的规定，在朝廷上不能越过位次相互交谈，不能越过台阶相互作揖。我是想按礼办事，子敖却认为我怠慢了他，不也奇怪吗？”
（28）孟子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他保存在心里的思想不同。君子把仁保存在心里，把礼保存在心里。仁人爱人，有礼的人尊敬人。爱人的人，别人就一直爱他；尊敬人的人，别人就一直尊敬他。假设有个人，他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待我，那么君子必定会反省自己：我（对他）一定还有不仁的地方，无礼的地方，要不这种态度怎么会冲着我来呢？反省后做到仁了，反省后有礼了，那人的粗暴蛮横仍然如此，君子必定再反省：我（待他）一定还没有尽心竭力。经过反省，做到了尽心竭力，那人的粗暴蛮横还是这样，君子就说：‘这不过是个狂人罢了。像他这样，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虑，没有一时的担心。至于终身忧虑的事是：舜是人，我也是人；舜给天下的人树立了榜样，影响可以流传到后世，我却仍然不免是个平庸的人，这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了怎么办？像舜那样去做罢了。至于说到君子（一时）所担心的，那是没有的。不仁的事不干，不合礼的事不做。即使有一时的担心，君子也不认为值得担心了。”
（29）禹、后稷处在太平时代，三次路过家门都不进去，孔子称赞他们。颜子处在乱世，居住在僻陋的巷子里，一个小竹筐装饭吃，一个瓢子舀水喝，别人忍受不了那种清苦，颜子却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称赞他。孟子说：“禹、后稷、颜回（遵循）同一个道理。禹一想到天下的人有淹在水里的，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淹在水里似的；后稷一想到天下的人还有挨饿的，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挨了饿似的，所以才那样急迫（地去拯救他们）。禹、后稷和颜回如果互换一下处境，也都会这样的。假设现在有同室的人打架，（为了）阻止他们，即使（匆忙得）披散着头发就戴上帽子去阻止，也是可以的。如果乡邻中有打架的，也披散着头发就戴上帽子去阻止，那就太糊涂了；（对这种事，）即使关起门来（不管它）也是可以的。”
（30）孟子说：“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四肢懒惰，不顾父母的生活，这是一不孝；喜欢赌博喝酒，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二不孝；贪图钱财，偏爱老婆孩子，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三不孝；放纵于寻欢作乐，使父母蒙受羞辱，是四不孝；逞勇好斗，危及父母，是五不孝。章子在这五种不孝中犯有哪一种吗？章子是因为父子之间互相责求善行而不能相处在一块的。责求善行，这是朋友相处的原则；父子之间责求善行，却是大伤感情的事。章子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的团聚？只是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亲近他，（不得已）把妻子儿女赶出了门，终身不要他们侍奉。他心里设想，不这么做，就是更大的罪过。这就是章子罢了。”
（31）曾子居住在武城，越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人要来了，何不离开这里？”（曾子临离开时）说：“不要让人住到我家来，毁坏了这里的树木。”敌人退走了，曾子就说：“修好我的墙屋，我要回来了。”敌人退走后，曾子回来了。他身边的人议论说：“（武城人）对我们先生这样忠诚而恭敬，敌人来了，先生却先离开，给百姓做了这么个榜样；敌人退走了，他才回来，（这么做）恐怕不好。”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明白的。从前，（先生曾住在我们那里，）沈犹家遭遇负刍作乱的祸事，跟随先生的七十个弟子，没有一个出事的，（因为他们是老师和客人，让他们先离开）。”子思居住在卫国，有齐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人要来了，您何不离开这里？”子思说：“如果我也离开，国君同谁来守城呢？”孟子说：“曾子和子思遵行相同的道理。曾子是老师，是长辈；子思是臣，身份低。如果曾子、子思互换了地位，也都会这样的。”
（32）储子说：“齐王派人暗中观察先生，（您）果真有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孟子说：“哪有什么同别人不一样的呢？尧、舜都是同普通人一样的嘛。”
（33）齐国有个一妻一妾住在一起的人家。她们的丈夫每次出门，必定是喝足了酒、吃饱了肉之后才回家。妻子问同他一起吃喝的是什么人，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每次出去，总是酒足肉饱后回来；问他同谁一起吃喝，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可是从来没见有显贵的人来过，我打算暗暗地察看他到什么地方去。”（第二天）一早起来，（妻子）暗中跟着丈夫到他要去的地方，走遍全城没有一个站住了跟他说话的。最后走到了东门外的一块墓地中间，（见他）跑到祭坟的人那里，讨些残剩的酒菜吃；没吃饱，又东张西望上别处去乞讨，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办法。妻子回家后，（把情况）告诉了妾，并说道：“丈夫，是我们指望终身依靠的人，现在他竟像这样！”（说罢）同妾一起嘲骂丈夫，在庭中相对而泣。而丈夫还不知道，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来，向妻妾摆架子。从君子看来，人们用来追求升官发财的手段，能使他们妻妾不感到羞耻、不相对而泣的，恐怕是很少的。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百有求全之毁。”虞:度也,意料,猜度。毁:毁谤陷害.意思是:有意想不到荣誉,有追求完美而受到诽度谤.吕氏曰“行不足以致誉而偶得誉，是谓不虞之誉。求免于毁而反致毁，是谓求全之毁。言毁誉之言，未必皆问实，修己者不可以是遽为忧喜。观人者不可以是轻为进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易:轻易。意思是:人们常轻易说一答些话.就是因为没有遭到失言的责备呀!吕氏曰:"人之所以轻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责故耳。盖常人之情，无所惩专于前，则无所警于后。非以为君子之学，必俟有责而后不敢易其言也。然此岂属亦有为而言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