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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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盛世——汉唐盛世
所谓大汉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以及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所谓大唐盛世，是指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这前后380年中，中国是堪与罗马帝国媲美、远超东罗马的世界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和她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西汉、东汉和唐朝，是推翻了极端专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
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 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萧何。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萧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萧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相反的，多方减刑减税，也不滥用兵力大修宫室，轻启战端。概括起来说，慎选官吏，明修赏罚，不求多事，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这就是西汉的“无为而治”。 从惠帝、文帝到景帝，经过五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西汉人民逐渐富庶起来，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灾，城乡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几乎家家有马役使；公家仓库里存粮过剩，陈陈相因；长安钱库里存钱数十万万，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 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他先后下诏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诏书说:“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他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对于后宫、外戚、官吏约束很严。光武帝一朝33年，没有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也没有大的贪污和腐败。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士节，即：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 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人均亩产粮食800多斤，相当于当代的最高水平。那时，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其中口分田80亩，每年纳粟2石。以每亩收获1石计算，80亩收80石，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轻。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 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唐太宗贞观4年斗米3文，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国家的粮库、钱库、布泉库都装满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个仓库）。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10余万人，天宝年间储存粮食30余万斛，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串（一串千钱）。所以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7a64e4b893e5b19e336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李mu等第一流的乐师，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贞观4年，处决死囚20余人。唐玄宗开元18年，全国犯罪的仅24人。 从“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没有发生过农民或市民暴乱、起义的事件（不包括宫廷、贵族中的夺权斗争）。 为什么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以大兴“文字狱”来钳制言论、镇压中国人民，以严刑峻法来整饬吏治，可是，在满清一代，官吏贪污越整越严重，人民起义越镇压越激烈。而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的汉唐盛世，官吏贪污者少，人民犯罪民间暴乱者更少。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现在的执政者，更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只提出个人的一点初步的看法。 第一、不拘一格选用贤才 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够大兴学校、培养人才。而在两汉初期选拔人才的荐举制度，还在上升时期，不像东汉末期和魏晋那样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杨坚创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它实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等贵族垄断政权的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政权的基础，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国家也加以效法。选拔人才的标准，重视德行、学问和从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贵贱、亲疏的界限，以至在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济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以唐太宗“贞观之治”为例，那时中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亲友长孙无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旧臣萧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龄、杜如晦，有敌方降将李世绩、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异党政敌魏征、王珪，还有外国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并蓄，推诚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开元盛世”为例，当时的贤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张嘉贞、李元纮、杜暹、张说、韩休等人。同时，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员，精官简政。西汉成帝时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时官民之比是：1：3927。官员越少，人民的负担越小，扰民的兴作也少。 第二、建立了一套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 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这个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现在尚未发现）。但是，这个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欧、北美，而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 监察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中国的发明。战国和秦朝就有御史，不过那时的御史地位还不高。汉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后来又称司徒、司空、司马，称为三公。三公都有专门的衙门，各自开府办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后来太傅和大将军也开府，就由三权分立变成五权分立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中央政府的权力制约制度更加完善。那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总理国家庶政，由左、右仆射统率着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主持。门下省掌管出纳帝命，赞相礼仪和审议法令、诏书，相当于秘书长和审议机关。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辅佐，下设三院，即：台院，掌管纠察中央政府百官，并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刑狱大案，称为“三法司”。殿院，设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肃正朝仪，并对皇帝进谏。察院，设监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县，具体任务是：1、察官员善恶；2、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3、察农桑不勤，仓库损耗；4、察妖猾盗贼，为公私祸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异等，应时用者，也就是发现和举荐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并土地，欺压良民和为贫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难。 唐太宗贞观3年，还建立了三省驳议与合议制度。所谓驳议制，即：国家大政，由中书省草拟法令、诏书，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发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审阅，黄门侍郎驳正，尚书省同意后，呈皇帝审核批准，再由尚书省执行。一项法令，一纸诏书，要经过多次反覆检讨驳正才能够定案。所谓合议制，就是遇到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共商对策。这种三省驳议制与合议制，既能互相监督制约，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现代的民主决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谏诤；史官要如实记录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钦天监，还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减刑、减税，甚至下“罪已诏”。唐太宗李世民还制定了死刑裁决“三复奏”和“五复奏”的制度，来限制皇帝滥杀和误杀。即：全国死刑的裁决权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判决死刑以后，执法部门和监察部门可以反驳，再判决，再反驳，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后，最后的裁决才算定案。 此外，唐玄宗李隆基还采纳了第一任宰相姚崇关于“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宰相轮换的制度（天宝年间被他自己破坏了，长期任用李林甫、杨国忠）。采纳宰相张九龄的建议，制订了京官和外官互相迁调的制度。实行了对官员甄别试验的制度，成绩优异者升迁，考试不及格者，解职归田。 第三、广开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两句诗说：“察善纳忠谏，明科慎刑罚”。这就是说：从政之道，一要广开言路；二要赏罚分明。他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贞观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风气。他的大臣，如魏征、王珪、孙伏伽、戴胄、张玄素、柳范、马周、褚遂良等，无不以直言敢谏名垂青史。就连在隋朝以逢迎炀帝著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谏章。这是李世民提倡、鼓励、宽容谏诤的结果。由于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后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击直言极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都有指名批评皇帝的内容，唐玄宗、唐宪宗等并未加罪于他们。朝廷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民间。在“文景”、“明章”和武则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较通畅，没有以言获罪的人民。汉哀帝是个大昏君，他要杀弹劾权臣的著名知识分子鲍宣，引起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即1000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鲍宣鸣不平。汉哀帝不仅没有降罪，还采纳了太学生们的意见。
第四，热血沸腾的尚武精神
秦汉时期的汉民族，刚刚完成了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需要通过对外的征服与大计来表现自我的存在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的汉族，极富有斗争意识。加上当时的儒学安民恤民思想还没有占据领导思想的主流地位。血腥杀戮便成为汉人的一种最富有成效的表现手法。白起在长平一战就坑杀了四十万降卒，项羽也“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城南”，如此血腥的手法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于这个时期。而这也正是汉人最具有野性和攻击性的时代。这才有了文章最开头的豪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问因果，只认后果，只要敢于对汉人不敬，那是虽远必诛。这样的一个民族，再过门外必然是极富有自信的。汉武帝即位，收东越，平南疆，北伐匈奴15次，在大汉王朝不断的打击下，匈奴人最后分裂为二，南匈奴逐步的融入了汉民族的主体中，北匈奴西迁，引发了欧洲民族大规模的迁徙史，并导致了西方最为强盛和悠久的罗马帝国的灭亡。
李唐王朝汉民族的血管里仍有着顽强的力量。在北面。强大的突厥王权被粉碎，成为大唐都护府的羁縻部落。东部为了自己的属国新罗，唐王朝不惜武力相向。白江口一役，打败日本水军，灭百济、吞高勾丽。使日本君亡民惊。西面与吐博、回鹘交好，南面威震南昭，南召王来唐，妻子被唐剑南节度使侮辱，竟不敢吭声，尽管这是唐官员的无耻行径，但却也反映了唐朝国势之盛。唐天子为天可汗，拥有百国来朝的高贵。 第五、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实行宽容政策 一、民族宽容 唐太宗自己总结“贞观之治”的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自古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却实行“华夷一体”的政策。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李唐家族，至少是李世民的祖父母、父母和他与长孙皇后，都是汉族同鲜卑族混血，因而很少有排斥异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加上李世民本人胸怀广阔，目光远大，能够实行民族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和文化宽容。 唐代，留居中国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将相、官员、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将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执失思力、阿史那承庆、阿史那弥射、斛瑟罗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义，而李国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纥人有契必何力、浑释之、李思义，而仆固怀恩、浑瑊、李光颜、王庭凑竟成为有大功于唐朝的名将；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张孝忠、李宝臣、李唯岳、史宪臣、孙万荣、孙孝哲、李楷洛，而李先弼竟成为与郭文仪齐名的再造唐室的统帅；高丽、百济、新罗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李思道、黑齿常之、金人问、李元佑等；中亚九国有康国人康待宝、康日知；安国人李国臣、骆光先、安禄山；何国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昙谦、瞿昙悉达；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骑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吕，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的长安、扬州、广州、交州等繁荣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亚和东南亚的珠宝、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贩入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到西方。胡商康谦在天宝年间官至安南都护，可见胡商可以为官参政。 唐代的大都市，还有胡人开的酒店，用胡女招徕顾客。例如李白诗：“胡姬美如花，当炉笑春风”。 二、宗教宽容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儒学，以儒术为立国之本。但他对其他学说和宗教也能够兼容并蓄。 佛教，早在西汉末期就已传入中国；官方引进佛教，始于东汉明帝的“白马驮经”。唐朝武德初年，李渊和李世民曾经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教的无神论。但是，贞观19年，玄奘和尚从天竺取经归来，唐太宗在洛阳宫召见，询问佛教教义和西域、天竺的风俗民情以后，开始信佛。他特令宰相房玄龄选拔精通梵文的硕学沙门50人，协助玄奘在洪福寺、玉华宫等处译经，后来又亲笔为玄奘的译着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和武宗以外的历代皇帝都笃信佛法，佛教的禅宗、法相、唯识、天台、华严、净土、律宗、真言各宗派，都是在唐代形成的。道教之盛，仅次于佛教。因为道教尊老子为道祖，唐朝因老子姓李奉为祖先，所以大兴道教。贞观9年，西方人阿罗本到长安传授基督教的别派－－景教，唐太宗也接见问道，赐教堂，允许翻译经典，公开传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唐朝廷都允许他们在中国建教堂，自由传教。唐朝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精神，只有西罗马可以相比。 唐朝是中国各种宗教最昌盛的朝代，也是国家最富强、人民最自由的朝代。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宗教给社会带来不用强力维持的行为规范和秩序，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宗教给人民带来了精神安慰、精神寄托和最终关怀，使人民能够活得平安、幸福，而不去作奸犯科。 三、社会宽容 汉唐盛世，对外的侵略扩张和朝廷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很厉害的，特别是汉武帝和武则天生活豪奢、滥用民力和镇压异己力量，是不足为训的。不过社会上个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宽容和谐精神，超过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时代，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恐怕也难以相比。 例如：诗人元结描写盛唐的农村生活说。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由于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在“安史之乱”之前，关中有些老百姓没有见过兵器是什么样子。 盛唐的婚姻也很自由开放。唐太宗下诏规定：“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节，亦任其情，无劳抑以婚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汉光武的姐姐湖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孙女安乐公主，都曾经再嫁。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有6个女儿，他在客厅墙壁上开了一个横窗，每当贵族子弟到他家来，他就让6个女儿在窗内窥视，自由选婿。 四、文化的宽容和多样化 唐代文化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一是宗教、哲学；二是科学技术；三是绘画、雕塑、服饰；四是音乐、舞蹈、杂技。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代官办六学中有算学一科。除了研习“九章”“周髀”、“海岛”、“五曹”等中国算学以外，在玄宗以后，还要研习印度瞿昙悉达传来的“九执术”，即西方算学。玄宗还任用印度瞿昙谦为宗正承，作《大唐甲子元辰历》。印度和阿拉伯的医学也传入中国，与中医并用。 印度和西域的绘画和雕塑也进入东土，同中国固有的艺术互相融合。“昭陵六黢”、“干陵石狮”、“开成石经”、“乐山大佛”，其气魄和精美的程度，都为后世所不及。石窟造像，如敦煌、龙门、大同、麦积山、济南千佛崖、广元千佛崖等，虽然是北魏、西魏等朝代开拓营造的，但其中的造像和壁画，以盛唐最为精美。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歌舞的时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爱好歌舞。而唐人爱好的歌舞，并不是朝廷创制的“国乐”、“雅乐”，而是杂揉胡乐胡舞的“新声”。唐太宗令太常寺置十部乐。这十部乐是：一宴乐，二清乐，三西凉伎，四天竺伎，五高丽伎，六龟兹伎，七安国伎，八疏勒伎，九高昌伎，十康国伎。除了宴乐和清乐以外都是胡乐。乐工。很多是西域人、高丽人和印度人。 舞蹈同音乐相配合。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诸目。健舞中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诸目。软舞中有凉州、绿腰、苏和香、屈柘、团圆诸目，一看名称就知道它们大都来自西域和印度、阿拉伯。 唐代杂技种类繁多，有戴竿戏、弄枪戏、藏挟戏、杂旋戏、拗腰戏、飞弹戏、蹴鞠戏、婆罗门戏等等，大都来自西方。 从上述情况看来，汉唐盛世在内政方面有三项治国方略。一是，放宽和鼓励农工商业，实行富民政策，让人民富裕，安居乐业；二是，广选和慎选官吏，并实行权力制约和严格考核管理，使官员不致人数过多，权力过大，掌权过久，不致贪污、滥权和庸碌无能；三是，对人民实行仁爱、宽容的政策，使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婚姻自由、民族平等、社会宽容和文化自由多样的幸福。正因为这样，在“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期间，贪污滥权的官员很少，犯罪的百姓很少，人民暴乱起义的事件几乎没有。这些治国经验都是值得中国当代政府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意义
（1）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2）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经济的进步发展。
（3）有利于江南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4）开发南洋，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5）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
（6）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高考命题的热点。每年的高考试卷都要涉及与人口有关的一些问题，如当你打开喷着油墨香的2001年广东文理大综合卷、全国文科综合卷、上海高考卷时，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关于人口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这固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人口增长过快，又是我们一个沉重的负担，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作为当代中国学生必须了解我国人口的历史和现状，增强人口意识，自觉宣传党的人口政策。
人口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古代中国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人力是当时生产力的主体，是小农经济的支撑。古代人口的迁移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时也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1、中国古代的人口总量的变化
（1）秦朝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
（2）西汉末年达到5059万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
（3）从秦代到清康熙元年，除两宋和明代中期，我国人口曾达到1亿左右外，一般都在6000万徘徊。东汉和帝时期5300万，隋唐4600万，北宋1亿，
（4）从清康熙初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的178年中，我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人口总数连闯四关：1684年达到了1亿；1762年突破2亿；1790年越过3亿；1834年超过4亿。
这组人口数据说明，
第一，人口总量的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最明显的特征；
第二，人口总量的变化为波浪型增长。可以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总量就会大幅度增长，如两汉、隋唐、北宋、清前期等。反之，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口总量就会减少，如秦末、楚汉战争时期、两汉之交、三国两晋南北朝、明末清初等。因此，中国人口波浪型变化呈现出谷连着峰，峰连着谷的轨迹。
第三，人口增长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达到1亿用了几千年，达到3．6亿用了几百年，达到5亿多只用一百多年。
2、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
远古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黄河流域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的重心，人口分布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政局动荡长期战乱，因此，中原人口多次大规模南迁，北重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逐渐被打破。特别是西晋八王之乱，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流徙人口在耶90万以上。
唐朝安史之乱后，北人再次大举南迁。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混战不已，北人继续南迁。于是，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也随之超过北方，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最终形成。
3、影响中国人口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
（1）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气候、水文、土壤等。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寻求气候良好、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地方生存。中国历史人口起源于两河中下游地区，东南人口密度高于西北人口密度，这充分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人口变化的重要影响。
（2）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影响人口的变化。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品种和提高亩产量，都是增加粮食的重要途径。我们虽然不能将人口变迁完全归因于粮食的多少和农业生产的兴衰，但农业发展和粮食丰收肯定有利于人口增殖。每个朝代前期社会安定，农业发展，粮食丰收，都伴随着人口的兴盛。北宋人口剧增，与南方农业发展，水稻品种增加不无关系。清朝前期人口的增长也与高产作物甘薯、玉米的广泛种植有密切关系。
（3）社会环境与人口的变化休戚相关。
社会环境中战争、政策和人口统计制度等，对人口变化有较大影响。纵观中国历史上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直接造成人口死亡和人口总量的减少。三国时期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充分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对人口的摧残。二是直接造成人口生存环境的破坏。翻开史书，屡有“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人相食啖”的记载。三是造成在籍人口下降。长期战乱，造成大量人口迁徙。迁徙人口脱离原籍，使国家在籍人口减少。反之，社会安定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增殖人口。前面所讲人口波浪型变化，就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战争与和平环境对人口兴衰的影响。
就政策而言，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是最重要的。只要政府将农民与土地结合，轻徭薄赋，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就有利于人口增殖。如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摊丁入亩的实施，对人口增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反之，土地兼并，赋税苛重，人身依附加强，人口总量就会减少，其中有饥俄而死，也有人口逃散和隐匿人口现象。前面所讲人口波浪型变化，又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府经济政策变化对人口兴衰的影响。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人口登记和调查制度。人口统计制度经历了历代的发展，不断完善，也成为影响历史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虽然历代的人口统计或残缺不全，或有可能失真，但它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人口资料，成为我们了解中国人口历史变迁概貌的重要依据。
人口变动的途径有两条：
一条自然增加，另一条，则是迁移。
2、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向（轨迹）
（1）由人口稀少的荒漠草原向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迁移。如东汉以后的五族内迁；元朝时女真、蒙古人的南下。
（2）北方人民南迁，由人口众多的黄河流域迁向人口稀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如西晋末年起，北方人民南迁；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民流落江南。
（3）内地人口向边疆迁移，大多由政府组织军民迁移，从事戍守、开发、屯田等。。如秦朝迁50万中原人去越族地区；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去。
（4）华人外流。我国古代有很多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到海外谋生、居住，形成华人外流。如唐朝时有人到南洋；郑和下西洋后去南洋的人更多。
（5）外族内流。在长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不少外国人来华经商定居，形成外族内流。如唐朝时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一些地区居住；元朝时形成回族。
人口迁移的原因：
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落后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少数民族内迁；
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安定导致大量北人南迁；
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组织军民迁移；
统治阶级专制统治、土地兼并等，也使农民流离失所，导致人口被迫迁移。
3、人口迁移的史实
第一、秦汉时期人口从东向西迁移，如秦始皇命令12万户富豪迁咸阳(60万人)，汉高祖迁大量人民到长安。秦始皇迁移内地人民去河套地区居住生活；迁移50万中原人到越族杂居。
第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从北向南迁移，如少数民族内迁（西北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从东汉起陆续内迁。），黄河流域人民因战乱南迁。
第三、五代十国宋元及明末清初因北方战乱人口继续向南迁移。
第四、明清人口从国内向海外迁移。如郑和下西洋后，大量华侨到东南亚；大量华工向美洲的输人。
第五、内地居民向边疆迁移，如秦朝时汉族人民向河套地区和越族地区的迁移；唐朝时向藏族地区、南诏地区等地区迁移；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北方人民不堪金人统治纷纷南迁。元朝时期汉族向边疆地区迁移；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明清时期内地人口向西南、东北、西北的迁移 。从唐朝开始，我国就有很多人到东南亚一带谋生。明朝郑和下西洋后，我国人民移居东南亚的就更多了。
3、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意义
（1）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2）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民族经济的进步发展。
（3）有利于江南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4）开发南洋，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5）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
（6）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
4、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及其经验教训：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人类社会迄今已存在三代生产力：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信息生产力。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所获得的是第一代生产力，其基本特征是：以简陋的手工工具为整个生产力基础。与此相联系，人的体力成了操作工具的主要动力，劳动者为体力型。整个中国古代的生产力，基本上属于这种第一代的生产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或劳动人手的增加，对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古代国家往往采取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众多的人口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人既是生产者，又是征税和服兵役的对象，因此人力资源倍受重视。国家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具体表现在：（1）对生育子女者，免征赋税。（2）对晚婚子女，课以重税。（3）对世代同居的大户征收重税。
中国古代，一般把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当作发展社会经济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还往往把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当作社会繁荣昌盛和国力强大的象征。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历代封建王朝的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般说来是与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相同步的。如汉初汉高祖为恢复经济，一面号召流离的劳动力回到生产上，一面鼓励生育，人口和劳动力开始有了增殖，此时社会经济也开始得到初步恢复。惠帝、文帝、景帝时，人口增殖的速度也相应加快，并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国家促进、鼓励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兴盛。但人口的过多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消极后果。如滥垦滥伐、盲目开荒、与水争地等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清代前期我国人口为什么急剧增长?
从清康熙初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的178年中，我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人口总数连闯四关：1684年达到了1亿；1762年突破2亿；1790年越过3亿；1834年超过4亿。为什么清康熙以后，我国人口会这样迅速增长呢?首先，是因为康熙即位后，社会安定，出现了一百多年“丁男不知兵革之患”的稳定局面；农业的精耕细作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跨上了新的台阶，平均亩产由两宋时的100公斤提高到125公斤；而且，清朝最后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流，农业地区扩展到了云南、内蒙、西北和东北，使全国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较强的物质基础。同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雍正又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人头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全部按土地多少纳税，彻底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并使长期隐瞒不报的户口陆续报了上来。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后，还使城镇居民全部免除了人头税，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增加了人口的容量。再加上清政府比较重视医药卫生事业，从而提高了人们对疾病的防治能力，使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
6、建国后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
建国初期，我国省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一是国家有组织地从东部地区城市，调出各种人员支援西部内地和边疆地区建设；二是东部农村大量人口自发移向广大地广人稀的东北、西北等地。农村人口在省区之间的迁移主流是人口自发的流动。我国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我国东南部人多地少，劳动力剩余，西部、北部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所以解放前河北、山东的贫苦农民就向东北迁移，山西向内蒙古迁移，甘肃向新疆迁移。建国后，全国人口主要移出地区是黄河、长河下游地区。这种人口的迁移，对于调整全国人口的分布，开发荒地和矿产资源，发展落后地区经济、文化，建设边疆地区都有积极作用。
7、当前民工流动的成因、特点和利弊：
1）成因：
①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经济收入低。
②农村生态环境压力大。
③农村劳动艰辛，文化落后。
④农村体制改革。
⑤城市的吸引力。
（2）特点：
①流动据经济定向：
主要从山区流向平原，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四川、江西、安徽、贵州、湖南等农业人口多的省是民工主要的输出地，上海、北京、广东等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民工的主要输入地。
②季节性流动以成年民工为主，“外籍工人”以年青人居多。
③流动不稳定。
④文化素质偏低。
（3）利弊：
民工的流动有效调整了我国各地区劳动力的余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许多外来民工承担了城市建筑、环卫、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工作，对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民工的劳务收入、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改善农村经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利”是主要的。
但民工盲目无序流动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城镇民工的违法犯罪率有所上升，对社会治安和当地居民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其他社会问题还有：违反计划生育，城市人口急剧增多，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损害环境等。
8、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的发展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因为当人类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生产互成比例协调发展时，人口的增长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之，则出现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偏多或偏少，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延缓作用。
9、我国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数量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不相适应，并且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国民收入低。
（2）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
（3）我国资料的拥有的绝对量大，但人均相对量小。
（4）劳动力过剩，劳动就业问题相当严重。
（5）增加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突出。
（6）国家用于建设的资金积累困难，影响经济的发展。
（7）学龄人口比重大，教育经费增长缓慢，从而影响教育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
（8）人口的消费水平增长缓慢。
（9）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10、我国的人口政策：
“控制人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36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国人口政策的具体要求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少生是控制人口的关键，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先决条件。计划生育已使我国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
11、认识：
1、一般说来，人口迁移最基本的动因在于不同地区的人口同生活资料在数量上的不平衡。而人口迁移正是调节这两者关系的重要杠杆之一。
2、北方人口的南移(包括两方面：A由北方草原迁入黄河流域，B、由黄河流域迁入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轨迹明晰而有力，历时长久，为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流，其动力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策马南下逐中原，促使黄河流域人口迁移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从而使三大流域人口得到均匀分布，推动区域经济向前发展，也推动了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北方人民南迁有三次高潮：（1）三国两晋南北朝。（2）五代十国（3）南宋。
3、中国古代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迁移往往发生在统一王朝；迁移有由政府组织和老百姓自发进行两种方式；通过迁移，把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到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巩固了边防。
4、清代人口比明代人口成倍增长，近代中国大门被西方打开，这为国内过剩人口移居海外提供了条件（如东南亚美洲），但由于中国向海外大量移民的机会已经错过，故内地贫困人民只好向边远地区移动（西北、西北等 ）。
5．影响我国人口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天灾人祸。
赋税徭役是自唐朝体系完备之后一直衍生到清朝的制度，我先大体说一下，然抄后一条条细致的说，赋税徭役主要有三点，第一，要交赋税，也就是你种了地，有了收成要交税，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 二，徭役，袭修建河堤，修筑长城什么的，要民工，你得去 三，人头税，你家里几口人，你就得交多少人的税
以上三点是赋税徭役的大体，然后解答你的问题
1.轻徭薄赋的利在于减轻人民负担，使得人民有足够的时间百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基本都是好，不过，也有弊端，这点就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了，明末清度初有个学者黄宗羲，说明了，不管农业税如何减，最终总是会增加(具体理论百度很全)，这恐怕是唯问一的一点弊端
二 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利弊都有，利在于可以支持国家的发展，维系封建王朝的收支平衡，弊端则在于如果不好好把握这个度，会加速一个朝代的灭亡(参见朱元璋和答努尔哈赤，都是国家重税，百姓揭竿而起)
三 这个。。。个人认为可比性不打，不过也给你说说吧，自唐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