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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为王羲之家族文化。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说过:“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而言,而学术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朝廷重臣、名士领袖王导是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既是政治家又是清谈家。王家玄学中的违礼、狂放在王羲之身上同样打上烙印,“袒腹东床”这一故事最能证明这一点。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王徽之,均放诞不羁,任情恣性。王徽之为参军时“蓬首散带,不综知其府事,”“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而“人琴俱亡”的故事,不仅生动说明了王献之、王徽之兄弟俩的深情,更展示王氏家族作为名士溺于性情不拘礼法的风度。
与王羲之要好的朋友绝大多数是玄学家。《中兴书》曰:“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安元、支道林、许询均是当时清谈名流。王羲之的另外两位好友殷浩、刘惔也均好老庄,“善谈《老》、《易》,擅名江东”。参加兰亭集会的谢安、孙绰均是玄学名士。谢安继王导之后同样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风流洒脱比王导更胜一筹,他并不认为玄学清谈会误国误民,曾反问王羲之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从《兰亭集序》及26人的诗作看,玄学依然占据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诗不脱玄言诗范畴,大量玄学用语充实其中,例如“万殊混理”、“真契齐古今”、“遗世”、“保真”、“齐物”、“彭殇”等。而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造真探玄根”、“散之在推理”等均为玄言。王羲之的好友支遁将《庄子》的“逍遥”义创解为“即色论”,主张“色是空”,“空”、“无”存在于色彩斑斓、万象纷呈之中。钱秀南提出,王羲之的“兰亭《诗》、《序》显然发挥了支遁《逍遥论》‘即色论’意旨”。
因此看来,这次兰亭集会是一群玄学之友,借修禾契 之事,赏景、饮酒、赋诗,享受人生之乐趣。其间自然也离不开谈玄析理,他们因玄学物我同一而相知,不仅是同类,而且为好友。在这样的时节王羲之当然会发出 “快然自足”、“适我无非亲”的感慨。
二、王羲之的玄学思想
我们谈及魏晋玄学时,总是老、庄不分,仿佛老、庄就是一个人。实际上,在当时老、庄是两个相异的思想流派:黄帝、老子为一派,《周易》、庄子为一派。两家虽都是以“无为”作为最高境界,都把“无为”作为手段,但黄、老的目的在“无不为”,这是一种用世的态度。庄子正好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态度。魏晋名士盛行玄谈,其中老、庄之争常常是他们论战的焦点。阮籍和王坦之都作诗著文直接批判庄子。
王羲之接受的是黄、老思想。《晋书》云,郄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这里并不见王羲之迷恋庄子的踪影。王羲之有一则杂帖,鲜明表明了他对老、庄的态度:“省示,知足下奉法(注:指佛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注:即庄子)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吾所奉(注:指五斗米道)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这里王羲之一方面斥责庄子“诞谩如下言”,另一方面表明终始虔诚于“五斗米道”(源于黄、老的天师道)。钱钟书指出:“晋代士大夫不乏事张鲁‘鬼道’者,王氏家风不孤。”王羲之次子王凝之正因太痴迷这一“鬼道”,而为叛贼所害。
相对于王凝之而言,王羲之更多接受“五斗米道”中关心下层群众疾苦的思想。他在给殷浩、谢万信中分别劝诫他们“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共赋役,与民更始”,“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他任地方官时,实行“宽和为本”的仁政:“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他在做护军将军时,践行了“五斗米道”的“生存权利的公平而均等的思想”:“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这种均平意识,体恤老弱病残的做法在古代实在罕见。他虽志不在仕林,但对国事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他对殷浩表示:“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他劝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当年郭沫若就以此与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后半部分所表现的消沉人生态度不符,进而认定自“夫人之相与”以下160字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加上断语:“(添加人)是不懂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事实上“不曾弄通”的应是郭本人。人们常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一个 “玄”字,而忽视玄为“体”、儒为“用”这一特点。汤用彤先生指出:“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儒学之蜕变。”王羲之、王导、谢安等都是儒学人格玄学化代表人物。就王羲之本人而言,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五斗米道”的原始道教的情结。
王羲之尽管崇老贬庄,但他对庄子并不是全然否定,相反对庄子的某些东西还比较欣赏。王羲之阅读支道林论著《庄子·逍遥游》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羲之《兰亭诗》中“万殊莫不均”,明显就是庄子的齐物思想,“群籁虽参差”也是用的《庄子·齐物论》的典故。这与其《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批判言语极其矛盾。钱南秀分析这一矛盾时说:“分明是曲终人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心灵情感受到极大震荡,深切体味到死生异路,寿夭不均,遂不顾哲理上的不合时宜,下笔直抒胸臆,表现了他对理的超越,对情的执著。”可是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可能瞬间变化较大,但一个人的思想大概不会说变就变。倒是钱钟书先生解释相对合理:“只‘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王羲之这样 “修神仙、求长寿”的思想则来自“五斗米道”的道教神仙、方术之说。杜萌若得出结论说,王羲之否定庄子“齐死生”思想,是“从内心深处对神仙长生之说彻底绝望,正因为希望是那样强烈,绝望才那样彻底”,但这种绝望至少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94338应是在“永和十一年”以后的事,因为写此序2年后王羲之辞官出游,乃乐此不疲地“不远千里”求仙服散。
三、王羲之否定庄子“一死生”观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的悲愤
让王羲之如此确定“固知”一死生、齐彭殇不真实,至少来自苦涩生活的三个方面。
一是生死的诀别。《全晋文》所收王羲之的杂帖,有四十多通都使用了“痛哉”、“悲夫”语义的词汇。令王羲之痛心疾首的是中年丧子玄之、官奴先后夭折。其次是他的周嫂亡故,王羲之6岁时,父亲下落不明,他在“母兄鞠育”中长大。其嫂为汝南名族周嵩的女儿,非常贤惠,待王羲之甚好。永和年间周嫂病死,王羲之多次写道:“痛彻心肝,当奈何奈何!”面对亲人的生死诀别,没有人能洒脱,虽阮籍犹不能,况羲之乎?面对那种摧心断骨的悲痛,他怎么相信生与死、长寿和夭折是一样呢?
二是人生的无奈。司马睿在王羲之父亲王旷、伯父王导和王敦的建议和辅佐下,建立东晋政权,但这并没有能改变政坛的动荡和时局的混乱。朝纲大乱,主仆颠倒,兄弟反目,朋友无信,百姓命如草芥,这让王羲之无法捉摸人生。特别令他尴尬、迷惘、苦涩的是他两位从伯王敦与王导、两位叔叔王廙与王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取向。一边是王敦与王廙叛乱,杀害忠良。王羲之贤嫂的父亲、伯父忠臣周嵩、周岂页 就是被王敦杀死的。在王羲之成长的过程中,周岂页 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羲之13岁时,时任右长史的周岂页 ,将洛京名菜“牛心炙”,最先敬给王羲之,从此王羲之名扬天下。而王廙秉承王敦旨意杀死忠臣司马丞。虽然“王廙为右军之师”,但王羲之却一直耻于提及叔父王廙。另一边是王彬不惧死亡的威胁,当面痛骂王敦“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王导则“率宗族,每旦诣台待罪”,王羲之也应该是站在这生死边缘中的一员。每天或生或死的等待,无疑是人世间最漫长的煎熬。一边杀人者是自己尊敬的长辈,另一边受害者是自己敬重的恩人。这又怎么会让王羲之认为爱恨情仇是一样的呢?那种生与死无奈的被动选择,大概不会不震撼王羲之的心灵,也不会使他相信生与死是相同的吧!
三是王羲之的郁闷。世人皆说王羲之的洒脱、飘逸,而不知其内心的苦闷与愤慨。王羲之幼时,即309年,他的父亲王旷带兵出征却全军覆没。王旷若战死,则未见赐号,若活着却又无音讯,据此后之学者推断王旷有临阵脱逃的迹象。诚如是,这该给王羲之的心灵留下怎样的阴影?而让王羲之愤慨的另一件事是王羲之与王述之间的私怨。二王均齐名于当世,但两人交恶彼深。永和十年,王羲之听到王述将出任扬州刺史后,他即派一名参军至朝廷,请求将会稽郡分划出去,成立越州。结果被派去的人领会错了王羲之的意图,未果,此“大为时贤所笑”。受此奇辱,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361年,“以愤慨致终”。人们时常被王羲之的“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所蒙蔽,错以为王羲之人如其书。其实王羲之非常在意日常生活的体验,或许生活没法让他超越生死情仇。他活得真切,活得沉痛,活得郁闷。在乐与悲、爱与耻之中体悟到生与死、寿与夭的不同。因为寻求解脱,王羲之在孤寂中突围,在亲人挚友中释怀,在自然怀抱中放旷,在求仙吃药中寻求慰藉。
王羲之作为儒家人格玄学化的实践者,其思想则是黄、老用世哲学与早年接受的儒家经世思想结合起来的玄学,但他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对老、庄的喜恶更多的是来自对生活的直觉。作为一位天才艺术家,王羲之关注的是来自内心的声音。当现实生活的体验,让他感知到“一死生”、“齐彭殇”的论调与五斗米道的教义相左时,王羲之对之当然予以否定。仅凭此一句否定庄子的话,就拔高王羲之的思想,把他凌驾于时代之上,显然是不真实的。
那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好像整天都不干正事,天天围绕着《庄子》和《老子》聊啊聊;要么就是干一些疑似不靠谱的事。比如阮籍驾驶着自己的车子,没有目的地狂奔,看到前面没路了,就坐在地上大哭一场。再比如,王徽之雪夜驾着小船去看朋友,天亮时终于赶到了朋友家,但门都没进就转身返回。如此等等。可以这样说,上至皇帝,下至士人,整个王朝都弥漫着对快意人生的追求。在当时,有人也开始犯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书法家市长会稽内史王羲之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78988e69d83332。有一天,王市长约了他的好朋友--另一位大明星、未来的宰相谢安,携手登上城楼,指点着远处苍茫的江山,说:"小谢啊,我觉得,像夏朝的大禹和周朝的文王那样,才是干正事啊!我们晋朝的人们,就知道聚会聊天啊,喜欢游山玩水啊,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可怎么得了啊!"谢安听后,嘿嘿一笑:"我只知道秦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就完蛋了,难道也是因为聊天聊坏的吗?老兄啊,你别犯病了。" 这样的一个时代,喜欢的人喜欢死了,恨的人恨死了。 千年后的一个夏天,鲁迅在广州作了那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鲁迅看来,魏晋名士其实是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放浪形骸,但内心世界却很郁闷。后来,关于魏晋时期的论著陆续问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宗白华先生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史》、唐翼明先生的《魏晋清谈》,以及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其中,宗白华先生在著作中认为: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了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那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好像整天都不干正事,天天围绕着《庄子》和《老子》聊啊聊;要么就是干一些疑似不靠谱的事。比如阮籍驾驶着自己的车子,没有目的地狂奔,看到前面没路了,就坐在地上大哭一场。再比如,王徽之雪夜驾着小船去看朋友,天亮时终于赶到了朋友家,但门都没进就转身返回。如此等等。可以这样说,上至皇帝,下至士人,整个王朝都弥漫着对快意人生的追求。在当时,有人也开始犯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书法家市长会稽内史王羲之。有一天,王市长约了他的好朋友--另一位大明星、未来的宰相谢安,携手登上城楼,指点着远处苍茫的江山,说:"小谢啊,我觉得,像夏朝的大禹和周朝的文王那样,才是干正事啊!我们晋朝的人们,就知道聚会聊天啊,喜欢游山玩水啊,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可怎么得了啊!"谢安听后,嘿嘿一笑:"我只知道秦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就完蛋了,难道也是因为聊天聊坏的吗?老兄啊,你别犯病了。" 这样的一个时代,喜欢的人喜欢死了,恨的人恨死了。 千年后的一个夏天,鲁迅在广州作了那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鲁迅看来,魏晋名士其实是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放浪形骸,但内心世界却很郁闷。后来,关于魏晋时期的论著陆续问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宗白华先生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史》、唐翼明先生的《魏晋清谈》,以及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其中,宗白华先生在著作中认为: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36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了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