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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雅的谈论。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37
清 昭连 《啸亭杂录·尹文端公》：“公清谈干云，而尤长奏对。”
译文：高谈阔论，而尤其擅长回答。
2、犹清议。谈论的内容以对人物、时事的批评为主。
《三国志·蜀志·许靖传》：“ 靖 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
译文：靖虽年过七十，喜爱人才，奖赏后生，清谈不断。
3、谓魏晋时期崇尚老庄 ，空谈玄理的风气。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东晋 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三编第十章第一节：“他（ 葛洪 ）不满当时的清谈、浮靡等风气。”
4、后世亦泛指一般不切实际的谈论。
沙汀《忆邵荃麟同志》：“有人曾妄言 荃麟同志 喜欢‘清谈’。不！尽管我们谈话不少，他却从未说过空话。”
5、泛指一般闲谈。
沙汀《困兽记》十一：“这里主要的消遣是清谈。内容无所不包，上到国家大事，下至某节街上忽然发现了一匹老鼠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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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之风依附魏晋玄学而存在，是当时玄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清谈一般分宾主双方，谈主首先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难者即就其论题加以话辩，称之为"难"。一个问题，为了深入起见，可以经过数次讨论；有时也由谈士本人自为客主，反复分析义理。
清谈结束，有时宾主双方一股一屈；有时双方都能言之成理，不能决定胜屈；便由第三者来作总结性发言。清谈的时候，谈士往往执屋尾以指划，成为一时风尚。"盛饰麈尾"，也成为谈士的象征。 清谈之风始于"正始之音"，其清谈内容主要是玄学思想。
名士行清谈之风，使玄学或成为他们论证个人的放荡生活与封建道德是如何不冲突，甚至是相互补充的辩护词；或成为他们的一种避祸妙法。同时，他们标榜心胸务为高远，心神超然无累，高唱重神理而遗形骸。
这种谈玄尚远，又可为其骄纵放达的行径辩护。另外，对他们来说，玄学清淡，迂诞浮华，又可故示清高，用以震摄世俗，可以哗众取宠。因此，魏晋玄学成为当时政治环境下好玄学的名士们的处世哲学，清谈便成为了他们的处世方式。
魏晋名士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此后汉朝士人，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为理想品格。士人忠于社稷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那时的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是一体的，有一种亲近感”，以维护、巩固这个政权为自己的职责，为之献谋，为之筹划，为之辛劳，也为之忧虑。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汉哀帝宠幸男宠董贤，王嘉上书极谏，惹怒哀帝，而被治罪。当狱卒凌辱他的时候，他喟然叹息，他说自己罪当死：“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而对于地方治理，则竭忠尽智，立足于“以礼义化民”。光武时的桂阳太守卫飒，整治桂阳郡，“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为私；附和上级，以求得上级的赏识，是为私，于己之士途诚然有益，而循吏之着眼点，则在为国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不敢窃天官以私己。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哺育而成长，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宦官“窃取朝政，临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使得士人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然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乐恢上书要求抑制窦宪权柄，以改变君臣失序的状况，然而不仅没有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安帝时宦官专权，杨震数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归乡里，在半路饮鸩自杀。杨震在当时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动：“道路皆为陨涕”。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他们反对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完全是忠于皇权，一心一意维护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但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64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大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少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这种“清言”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而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兰亭序》中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34观点。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清谈”也有诡辩者。当然，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王苟子和许洵辩论，王苟子不得胜，而反过来，“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实为交换命题），王苟子还是告败。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清谈”是适应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而发展起来的。王弼、何晏等玄学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清谈既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必尚虚无之论，后人对它的意义，一语道破：“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请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政治现象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特权；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汉末以来的豪强地主经济和士族庄园经济。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必然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