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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
第一 ,张之洞为配合振兴实业 ,在湖北发展实业教育。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 ,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张之洞的经济近代化构想中 ,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为改良湖北农业 ,张决定创办农务学堂 ,培养农学方面的人才。 1898年4月 ,农务学堂正式成立。张在招生示文中阐明兴办农务学堂 ,讲求农学的重要性“: 富国之本 ,耕农与工艺并重 ,近来泰西各国 ,农务最为兴盛““, 中国地处温带 ,原隰活衍 ,甲于环球。及因农学不讲 ,坐使天然美利 ,雍阏不彰 ,此农学不讲之故也。“1900年 ,学堂设立蚕桑试验室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02年 ,学堂迁到城北武胜门外扩建 ,按照计划改制 ,并派15人赴日考察农业 ,归国后大部分被选为学堂教习 ,充实了学堂的师资力量。农务学堂成为湖北实业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学堂 ,毕业后的学员也为湖北农业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工业 ,需要较多的工业技术人才 ,因此他对工业学堂也较重视。他认为“: 中国士人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学习‘工艺’,而一般的工匠又没有文化知识 ,缺乏具有理科理论知识的人才 ,因此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探寻其原因;对于引进的机器 ,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 ,这是中国人才匮乏 ,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所以 ,要发展新式教育就要有两类人才 ———工程师和技师 ,他说“: 工有二道:一曰工师 ,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 ,悟新理、变新式 ,非读书人不能为 ,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 ,习其器 ,守其法 ,心能解 ,目能明 ,技能运 ,所谓巧者述之也。“ 基于这一认识 , 1898年春 ,张之洞创办了湖北工艺学堂 ,聘日本教习两人 ,分别讲授理化学和机器学。学堂采取“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又以‘必须亲手操作方能切实通晓‘为原则 ,让学生在教习及技工的指导下 ,从事实际操作四小时 ,晚间读中国书籍“ 。 1902年 ,张将工艺学堂改办于原江汉书院故址 ,打算办成一所高等学堂。后因调职交于程颂办 ,使工艺学堂教学取得一定成效 ,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制造各种实用的新式机器。
第三 在张之洞的教育近代化构想和实践中 ,师范教育居于最基础的地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 ,而教育的基础又在于普及小学。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 ,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 查各国中小学教员都取材于师范学堂 ,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 ,关系至重“。1902年 ,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 ,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 ,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 1903年 ,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 ,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中日教习也相互学习 ,就可以解决学堂的师资问题。“为发展地方初等教育 ,张又令学务处在武昌设立师范传习所多处 ,令各届选派举贡生员前来培训 ,学习教育管理及有关初等小学堂的教学要旨 ,然后回各属地担任小学教员。在张之洞的倡导下 ,湖北的师范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 ,也初步形成新的教育行政体系 ,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 ,同时 ,也为湖北的经济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 ,其伟大的教育思想 ,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 ,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诚然 ,其教育理论带有“宣扬忠君 ,维持清朝统治”的封建色彩 ,但他能看到西方文化的长处 ,取之于西方用于中国 ,亦足见其不凡。在当时的状况下张之洞不可能将西方文化与忠君思想有机结合 ,体现了他自身教育观的矛盾 ,但这并不能掩盖张的教育倡导对湖北的作用乃至他对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卓越贡献。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65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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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1874年—1931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
早年生活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杨度与王大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识,此时杨度13岁。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戊戌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的称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
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句。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次年（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
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1906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立宪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他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王学泰)
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37“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部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被特赦返京。
转变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张宗昌才答应（可惜晚了一点）。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十六年（1927年）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周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葬上海外国公墓。伍豪、潘汉年前往吊唁。杨度病中自题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后来王就此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家庭
杨度有二子：杨公庶和杨公兆，女儿杨云慧。长子公庶，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化工专家，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妻乐曼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以80高龄病逝于北京。公兆为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妻葛敬安。他的一个曾孙杨念群发现了杨度日记（1896—1900）。
评价
他的恩师王闿运洪宪时在日记中写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王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的做法批评说“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曾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蔡锷在遗嘱中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尽管他为袁出力很多，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
作品
挽联
挽师王闿运：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挽黄克强：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弛，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挽蔡松坡：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挽孙文：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挽梁任公：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黄河》，1904年杨度作词，次年沈心工作曲，是一首影响较大的歌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 《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
《国贼孙文》、《无耻黄兴》筹安会编写。
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5。
注释：5清代文学家厉鹗赠友人联。厉鹗，字太鸿，钱塘人，有《宋诗纪事》。
这个就是全文！！
中文名： 杨度
别名： 杨承瓒
国籍： 中国（大清帝国，中华民国）
民族： 汉百
出生地： 湖南湘度潭
出生日期： 1874年
逝世日期： 1931年9月17日
职业： 政治家
毕业院校： 东京弘文学内院
信仰： 君主立宪、三民主义、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 《君宪救国论》《虎禅师论佛杂文》《国贼孙文》《无容耻黄兴》
归葬地： 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