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的风格比较-[论语]和[孟子]的影响

还有《大学》和《中庸》。

四书又称四子书，是《百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记录孟轲言行的《孟子度》合为“四书”。 四书的作者包括孔子的弟子问及再传弟子、孔伋、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一千八百年。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答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华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版的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局限性权。（资料见网页链接）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 “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长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样的话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7a64e59b9ee7ad94330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①，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县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
总论：南宋理学家朱熹把《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称为“四书”。
详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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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①；大概他的老师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②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③。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④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⑤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⑥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①。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②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③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④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不久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①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①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②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③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④。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⑤，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⑥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题辞》分辨了真伪说：孟子“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今本《孟子外书》，系明人伪作。

《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及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仁政论

孟子的政治主张的核心是仁政论。仁政论在经济方面的内容是“井田制”。在井田制度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①。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②。并进而由“恒产”描写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匆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③。

这一图景的描写，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内容大同小异，《尽心上》说，这是周文王时候的制度。它反映出耕织结合、自给自足、使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小农经济；也具有村公社授田制的色彩。它主张在“黎民不饥不寒”的条件下，进行“孝悌”的教化，以家庭的长幼有序来促使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这也是孟子所向往的“以德服人”的“先王之道”的理想。

孟子反对所谓“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①，即“为田开阡陌封疆”②。他提出了“正经界”的主张，并把这说成是施行仁政的首要任务。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③这种主张的实际内容，是要使贵族保存封土，维持世禄，所谓“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④。

孟子认为，只顾“君之仓廪实，府库充”⑤，而不管人民的疾苦，国君只顾享乐而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上下的阶级矛盾尖锐，劳动力逃亡，老百姓“放辟邪侈，无不为己”⑥。消除这种社会危机的办法，只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矣。”⑦

“政在得民”与“民贵君轻”，是孟子仁政论的重要政治内容。在孟子看来，国君能否保持政权，主要是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在《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反对“虐民”、“暴民”：“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他认为得民，在于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他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①“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②孟子强调以统治阶级的道德意识向人民灌输以稳定社会秩序外，也注意到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使人民心服的重要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③总之，统治者应考虑到人民的疾苦，不能独行其乐，更不能“陷溺其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下。他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是针对当时大量人口流失，企图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④的劳动力危机问题。他曾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士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⑤就是这个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36意思。他认为“得民”的效果，是要使“效死而民弗去。”⑥

孟子于“政在得民”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⑦他把人民看作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⑧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民是无所谓变换的，而象征政权的社稷，执掌政权的国君，乃至天子，都可能变换。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⑨《梁惠王下》记，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要求国君行仁政和重民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君权。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①但在他那个时个时代，这仍不失为光辉的思想。

性善论

孟子仁政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②这种不待学习便能做到的“良能”，不待思考便会知道的“良知”，是生下来就具有的“善性”。“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③人心中的这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也就是四种道德品质，所谓“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人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④他把这种“善端”比作人的四肢，说“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⑤。”也就是说，这四种“善端”和肢体一样是作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凡是没有这四种“善端”的人，都被孟子看作“非人也”⑥。这些道德品质，不仅是人人具备的，而且“仁义礼智根于心”⑦，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之”①的先天本性。这就走上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道路。但孟子也认为环境和教育对人有影响。他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②孟子还宣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③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及其存心、养性、事天的认识目的，又把人性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天人相应论”。自然他教人注意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④，也有他的积极面。但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⑤“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⑥，就钻进神秘主义的死胡同了。

孟子在《离娄上》对仁义礼智的解释，突出仁义的地位，礼智的作用是在加强仁义的重要性。“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他又以儿童“天生”的“爱亲”、“敬长”来说明仁义是天下通行的品德。“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⑦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反复强调的“根于心”的“四端”，主要是仁义之端。而他所说的仁义，其实际内容又是儒家所强调的忠孝：“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⑧这就显示出孟子要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亲亲”、“尊尊”的道德原则。孟子特别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在《滕文公下》，痛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也是从尊君、亲亲的角度来立论的。

既然人性天生都是善的，仁义礼智等道德都是“根于心”的，为什么又有人发生不善的行为，不能“居仁由义”呢？这在孟子看来，是由于人们追求“利欲”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不是由于天生的不同，是由于环境使其变坏了。“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①为此，他提倡用自我修养的办法，把失掉的“善性”找回来。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也是：“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

孟子把“仁义”和“利欲”看成是两种根本对立物。他虽然提出人人皆有善性的主张，而实际上却认为“小人”把“善性”丢掉了，只有君子才把“善性”保持了下来；“庶民去之，君子存之。”③“君子所以异于之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④他把“仁义”“利欲”看成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标志。“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异）也。”⑤“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⑥基于这种偏见，孟子在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时，对国君和国君如何统治人民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他向国君宣传“仁义”，“先王之道”，“仁政”；而讲到国君怎样统治人民时，却说明要给予人民一定的物质利益，并强调“教化”，才能巩固统治。

“先王之道”

孟子仁政论的历史根据是“先王之道”。孟子所说的“先王之道”，是指“先王”的政治。他所说的“先王”，是指尧舜禹汤文武，而又常常以尧舜为代表，所谓“言必称尧舜”①，“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②。孟子称颂禹汤文武，更称颂尧舜，不仅备极称颂尧舜的道德品质，而且把尧舜作为政治标准、行为的楷模。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③又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④当孟子与白圭讨论税制问题时，他认为收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⑤。在孟子看来，“仁政”，就同规矩、音律的功用一样，应作为政治的准则。他说：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①

从上面的一大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仁政”，就是“不忍人之政”。他十分强调“先王之道”，更突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人物尧舜，是为了便于阐发他的政治见解。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在抬高他所理想的仁政的地位。孟子的仁政论及为其所制造的历史根据，正如荀子所说是“按往旧造说②”而他使用的方法也是牵强的比附。

孟子提出“先王之道”，是企望用“仁政”来矫正当时的政治，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是历史的倒退。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也。”③又说：“自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④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是治乱的循环。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⑤这种往复循环，大约五百年是一个周期。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现，开创太平盛世。在这期间也必然会产生辅佐“圣王”的显赫人物，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⑥。孟子充满信心地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好象他就是当时的“名世者”了。

在孟子看来，治国的道理，古今没有两样。他说，舜和文王，一个生在东方，一个生在西方，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①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②孟子认为战国时期实现“先王之道”有很好的条件，他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③孟子不懂得政治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变化；他也不懂得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首领尧舜与阶级社会的君主有本质的不同。他企望“先王之道”在战国时期重现，而提出历史循环论。社会历史本来是以螺旋的形式不断的向前发展，而孟子“五百年必有王兴者”的说法，是把“螺旋”曲解为“循环”。这种治乱更替循环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历史是变而不变，“先王之道”是永恒的真理。这反映出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孟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从他“仁政”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性善论”和历史根据“先王之道”来看，他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保守的，调和的；但有古代民主的一面。那种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经济生活及其在政治上重要性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思想，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

先说论语的影响
　　第一, 《论语》的语言影响同它的思想影响一样,遍及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等。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与其他学派尚处于平等地位。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以后,儒学成为国学,其地位便一跃而在其他学派之上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清代末期。民国以后,这种局面在我国广大农村依然存在着。四十年代末,尽管已开了新学的课程,讲堂上仍然供着孔夫子,学生到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夫子鞠躬。儒学成为国学,意味着它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左右着国家政治、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发展。作为儒家核心著作的《论语》,其影响更是不言而喻。《论语》没有说及经济,但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或者制约经济。《论语》所表述的行为规范,对后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是有影响的。
　　第二, 《论语》中的许多语句都变成了成语。例如“不惑”(“为政”篇) 、“和为贵”(“学而”篇) 、“既往不咎”(“八佾”篇) 、“鸣鼓而攻之”(“先进”篇) 、“杀鸡焉用牛刀”(“阳货”篇) 、“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篇)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篇) 等等,皆属此类。另外有一些成语则由《论语》里的话节缩或改造而成。如“居敬而行简”(“雍也”篇) 节缩为“居敬行简”, “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篇) 节缩为“敬而远之”,“片言可以折狱”(“颜渊”篇) 节缩为“片言折狱”, “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 改造为“见义勇为”, “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 改造为“手足无措”,“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述而”篇) 改造为“举一反三”。未成成语者,也被当作经典性的语言来引用或者化用。民国初年,有名“蹶张”者寿军阀张敬尧一副对联:“这督军合唤作祸害一千年。博其欢心,莫如敬。冰敬炭敬,孝之用在敬,不敬何别于犬马。俺省长犹算辖畸零二十县。上个徽号:大哉尧。服尧行尧,人皆可为尧,唯尧能保我子孙。”在这副对联中,有两处语言引自或者化自《论语》。“为政”篇:“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上联“孝之用在敬,不敬何别于犬马”两语由此化出。“泰伯”篇:“大哉尧之为君也!”下联“大哉尧”一语由此节引而出。1917 年,军阀张子志、张敬尧领兵南下扰湘,激起民愤,又有人以二人姓名为题作了一联嘲讽之:“此子本俗人,偏说是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吠尧原桀犬,何曾识敬以为国,敬以临民。”这副对联本身虽没有一句出自《论语》,但其用以点出二人之姓的横批“堂堂乎张也”却直接引用了《论语》“子张”中的话。笔者在《论语》中随意抽了三篇对其句中的成语进行统计,“为政”篇为20/ 98 ,“述而”篇为25/ 111 ,“颜渊”篇为24/ 118 , 比例分别为20. 4 % , 22. 5 % ,20. 3 % ,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为政”篇与“述而”篇的成语都出自孔子说的话,“颜渊”篇有一小部分出自孔子学生的话。成为成语的比例竟如此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33之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仅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
　　第三, 《论语》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亦很有影响。今年7 月初,我到云南剑川考察,就听到《论语》的一些成语在白族口语中使用。张文渤先生给我写了好几句,看如下两例:
　　Let tail zil cux danx senp buf sanb lap. (白语)
　　勒台至初耽神剥散啦。(直译)
　　这件事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意译)
　　Nanl gvp al da bat nox buf yif luf hux. (白语)
　　那古阿大把笼剥益乐呼。(直译)
　　你们在这里干得不亦乐乎。(意译)
　　“当仁不让”出自《论语》“卫灵公”篇。“不亦乐乎”出自《论语》“学而”篇。
　　第四,在海外华人中,不管他们在中国时属于何种民族,也不管他们在居住区又学习了何种语言,作为母语的汉语仍然一代一代的传承着。由于他们的启蒙教育总少不了四书五经的内容, 《论语》对其语言的影响,自然也延续了下来。《论语》语言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巨大影响已经持续两千多年了。其他典籍的语言,对中华民族的语言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可以同《论语》相匹敌。

　　二、《论语》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影响具有极大的稳固性和不可逆转性每一种语言的变化,都是语法结构最慢,语音次之,而以词汇最快。
　　就汉语而言,在封建社会中流行的许多词语,到了民国,就纷纷被淘汰,同时又出现许多表现民国新事物的词语。同样,解放以后,民国时期流行的许多词语又被淘汰了,出现许多表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词语。一种社会制度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后是如此,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阶段也是如此。“文化革命”中出现的许多反映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词语,随着“四人帮”被打倒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也很快成为过去。《论语》中的词语不然,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也基本上不使用了,但是因其相当的数量都变成了汉语的基本词汇,特别是已成成语的部分。这就使它在历史的变迁中,相对来说具有极大的稳固性,其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影响也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内部原因是《论语》语言本身具有很大的魅力,容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这种魅力至少有四个特点,即思想的深刻性,语言的精练性,说理的逻辑性,表达的通俗性。思想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孔子对政治理想的阐
　　述,而且还表现在对其他许多方面的阐述。诸如孔子在答复子夏“问政”时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篇) 说得非常精辟,不仅对处理政事是箴言,对修养道德也是至理。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篇)既符合实际,又一针见血。孔子在对“宰予昼寝”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所得出的教训:“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篇)“听其言而观其行”至今还是指导人际交往的准则。孔子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篇) ,每一句都讲出了一个特征,很完整,也很实在,对人们的学习也是很好的勉励。
　　语言的精练性指用很少的词语表达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内容。前面的引例己可见一斑。下面再详述几例。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 把一个人志向的坚定性表现得如此突出,只用了十三个字。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把君子与小人区分得如此清楚,只用了十个字。而“过犹不及”(“先进”篇) 仅四个字,就揭示了辩证法的精髓。思想深刻与内容丰富者,语言不一定精练;语言精练者,思想不一定深刻,内容也不一定丰富。《论语》既能做到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又能作到语言精练,实属难能可贵。说理的逻辑性。正因为是简短的语录, 《论语》上的话,大都是结论性的,没有完整的推理过程,但人们都觉得很有道理(只很少一部分因看法不同而有争议)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认为它合乎事理的逻辑。子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 欲为“志士仁人”者,谁曰不然!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篇) 人生有远大目标者,又谁曰不然!《论语》上也有看起来推理性很强的段落。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篇) 这段话在修辞上用了顶针的手法,使推理一环套一环,逻辑非常严密。
　　表达的通俗性。同样是经典, 《老子》的语言同其内容一样“玄之又玄”,莫测高深。《墨子》中有些篇章的语言更是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论语》用的是当时的白话,即使经历了两千多年,今天仍然不难看懂。由于表达的通俗,读起来有时还有亲切感。同《老子》特别是《墨子》的有些篇章相比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外部原因亦有四个。一是儒家学派对孔子思想的宣传,使《论语》的语言连同其思想一起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解。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论语》语言得到更大的推广。三是孔子在汉代以后得到统治阶级不断加封,由一个普通的学者一直封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地位到了被称为只未加冕的“素王”的显赫高度,使《论语》的语言更加普及。四是将《四书》定为科举考试(经) 的主要内容,更使《论语》的语言影响深入到了社会的底层。

　　三、《论语》语言的民族认同应当说,中华民族认同的首先是汉语,而不仅仅是《论语》中的语言。
　　因为《论语》一书的语言即使百分之百都成了成语,在整个汉语中也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论语》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而特殊的影响,会说汉语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熏陶。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与俗成,从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自下而上,即从民间产生再由民间的认可进而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可。一是自上而下,即知识分子将从民间以及他人的作品中获得的语言连同自己的创造一起写进文章中,返回社会,再得到社会的认可。孔子的《论语》就是这样的。后来的知识分子对《论语》语言的宣传普及也是这样的。这后一种认可比起前一种来,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语言大师们对民族语言的贡献,正在这里。孔子就是这样一位影响广泛、深刻的语言大师。
　　《论语》的语言首先使有一定汉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推崇而且折服。这种推崇和折服,正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认同。通过他们的认同,再逐渐推广,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当然,这种推广是潜移默化的。
　　古语说:“亲不亲,故乡人。”何以知道是故乡人呢,语言是最根本的标志。许多人也许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外地工作或者旅行,偶尔碰上一个说地道的家乡话的人,哪怕完全不认识,也感到亲切,甚至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与之攀谈。这就是通过语言的认同把同一地方的人联系在一起了。在伪满时期,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强行推广日语,禁止在学校中讲汉语,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这正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对汉语的认同而产生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八十年代初,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这不仅是华人社会对孔子的肯定,而且也是世界对孔子的肯定。这一肯定,不仅将扩大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将扩大《论语》语言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左传·昭公十五年》[3 ]说,晋国管理典籍的大夫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晋国为何没有贡物,籍谈回答说是因为晋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周王室的赏赐。周景王当场列举出晋国受赏的事实,责备籍谈身为晋国“司典之后”,何以连这些基本事实都不知道,籍谈无言以对。周景王叹息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后即以“数典忘祖”指那些把自己祖先都忘记了或者对国家民族历史无知的人。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主张大一统的,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季氏”篇) 的思想便是这种主张的本源。由于代代传承,影响至深,所以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一直非常强烈。加之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间,中国领土一次又一次被列强所瓜分、侵占,中国人民受尽了屈辱,也为改变这种状况前仆后继,奋斗牺牲,因而对那些丧权辱国特别是数典忘祖并企图依靠外国势力的干预分裂国土的人,历来总是持鄙弃的态度。炎黄子孙们都信仰不同的主义。我认为,求同存异,在保持中国统一的前提下,只要能在认同孔子与儒学这个基础上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经济圈,互相支持,互相协作,并同其他民族保持友好往来,那就不仅可以使中华民族更加兴旺发达,也可以使世界更加安定繁荣。

　　再说孟子的影响
　　(一)古代影响：
　　据孟氏家志记载，汉文帝时就置《孟子》博士，但不久又取消了。汉章帝时曾用《孟子》书赏赐臣下黄香。汉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注意搜罗和收藏图书，其藏书中 便有《孟子》。说明西汉时期《孟子》一书已经广泛流传。
　　对孟子的评论和推崇从东汉赵岐开始。其他赞扬孟子的，如杨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汉书·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三国徐干《中论·智行第九》中说：“仲尼曰：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西晋傅玄说：“昔仲尼既没，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多次提到孟子，如《诸子第十七》说“孟轲膺儒以磬折”《奏启第二十三》说：“孟轲讥墨，比诸禽兽”。 《夸饰第三十七》说：“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其熔铸《孟子》书中词语，如《原道第一》中“镕均六经，必金声而玉振”，《养气第四十二》中“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序志第五十》中“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有类于此者，全书中约可二十余处，不具录。以上说明孟子和《孟子》书中言语，经常被文人著述提到和引用。
　　文人的推祟不能不影响到朝廷。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环与太常寺卿冯怀共同上《请兴国学疏》，其中说“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干载未泯。”此说得到皇帝的认可。
　　唐代大力推崇孟子的文人是韩愈。他在《原道》中倡“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障易霸也。以为孔孟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杨雄书，益尊信孟氏。……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其在《与孟尚书》中说：“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其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又说：“自孔子殁，独孟氏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由于《孟子》书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影响日益广泛，许多士大夫向皇帝上疏，要求将《孟子》作为太学里的一个学科，如唐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等都有类似上疏，但在唐朝没能做到把《孟子》列入学科。
　　北宋时，由于诸儒的倡导，才引起朝廷对孟子的重视。宋神宗接受王安石的建议把《孟子》列为学科，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以后成为历代王朝钦定的必读经典，科举考试也以朱熹的解释作为立论的根据。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将《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规模，明代正式定名为《十三经》。《孟子》书在中国典籍中的地位从此确定。以后一直未变，直至科举制度废止。
　　(二)近现代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在社会动荡的形势下，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一批放眼世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开明人士，其中代表人物魏源便十分推崇孟子。他以为“学孟子易简直捷而适于用”，赞扬孟子“宜乎泰山岩岩之象，江汉浩浩之流。配神禹，称鲁邹，而存世无休。”曾国藩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命。他说：“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说：“孑l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称孟子为“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还说：“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门而人，可次第升堂而人室矣。”“举中国之百亿万群书，莫如孟子矣。”
　　孙中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自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于吾国固有之思想者。”他用孟子“王霸之道”来解释国家民族的起源，他说：“用中国的政治历史来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他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道德的提倡，也是来源于孟子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生活在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环境之下，他们都受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儒家学说，已渗透到人们性格和心理的层次，儒家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孟子的影响仍然存在，如胡适在其自传中说：“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还是相当尊重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赞扬孟子主张“人格平等”，“要人快活安乐”，“他所主张的‘仁义，，只是最大多数的最大乐利。”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北伐军经过邹县。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曾于1928年4月到邹县参谒孟庙，写了“保护孟庙，不准驻兵”八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共产党对传统儒家实行批判继承的方针。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孟子思想的熏陶。毛泽东经常引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章，勉励自己，锻炼体魄，砥砺品行和斗志。他在著作中引用过“引而不发，跃如也”，“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春秋无义战”，“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心之官则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等名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斗争的方针、路线。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他还说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可见其思想中继承了孟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
　　(三)国外影响：

　　孟子学说传人朝鲜半岛，约在12—13世纪，《高丽史》中常有引用《孟子》的话及历史人物读《孟子》的记载，高丽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成均馆改修时置四书五经斋，开始讲授《孟子》，与此同时，开始以颜曾思孟作为“四配”来配享孔子。从此以后成均馆及地方乡校的文庙，一直享祀“五圣”，即孔子和“四配”。李氏王朝成宗时有经筵讲《孟子》的记载，到了16世纪，出现了李混(退溪)、李耳(栗谷)两派性理学说。朱子学，间接得之孟子。他们反复论证的“气发理乘”之说，发展了孟子的性论，自不待言，其他如思想方法、治学方法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也深受孟子影响。李混的心学上承朱熹“居敬穷理”。其在“居敬”上的工夫，在“主理帅气”，“敬义夹持”、“勿忘勿助”、“求其放心”，语源均出于《孟子》。朝鲜半岛的儒学传统一脉相承。至现代，韩国成均馆研究院1975年设中国部，翻译出版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经典。有一个全国性的儒道会，也设在成均馆内，各市县设分会。又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孟子学会，1994年有学者多人参加邹城市孟子学术研究会举办的国际孟子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1995年冬，该会又组织学者及居住在韩国的孟子后裔近30人来邹城纪念孟子逝世2284周年举行祭祀活动，并举办中韩孟子学术研究会。共出版了两辑学术刊物《孟子研究》，以后还数次来华参加祭祀活动。
　　日本国的孟子学，是在镰仓幕府时期，随着朱子学传人的。至江户时代，儒学支分派析，各派都有着孟子学说的影响。在对孟子的尊崇方面，江户幕府时代的宽永九年(1632年)，新藩德川义直在首都江户建先圣殿，奉祀孔子，以颜曾思孟配享，这是日本享祀孟子之始。后来在元禄三年(1690年)移至汤岛，仍供奉孔子及四配像。科举考试也是以“四书”作为命题范围。近代至现代以来，孟子学仍在日本有广泛影响。其尊王贱霸思想，曾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论根据之一。近几十年日本孟子学研究十分活跃。有全国性的汉学“斯文会”。该会的讲说会每星期开讲一次，《孟子》为所讲书目之一。
　　在越南，陈朝太宗立国学院，开始请学者讲四书。14世纪越南学者张汉超在文章中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反映的便是孟子思想。黎朝圣宗洪德六年(1475年)会试天下举人，有《孟子》四题。黎玄宗景治元年(1663年)申明的“教化十七条”，其中有义务权利对等的思想，也是出自孟子的。
　　阮朝建立后，于嘉隆七年(1808年)修成文庙，奉安先师孔子牌位，并祀“四配”和“十哲”。这是越南奉祀孟子的史料记载。阮世祖诏书中有“朕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史书《陈大律传》中说：“密疏言，佛老之言，甚于杨墨。”类似《孟子》书中排斥杨墨的言语，说明孟子及其著作在越南的普遍影响。
　　在新加坡，为应付西方拜金主义等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于1982年2月，开始把儒家伦理作为学生道德教育的科目，1984年1月，《儒家伦理》教材正式出版。儒家伦理教育在全国各校全面展开。伦理教育自然离不开孟子“五伦”的思想。
　　马来西亚华裔虽占相当比例，但开始时移人的汉人带去的是市井小民低层次的中国文化。随着华裔经济地位的增强，近现代以来有“儒学复兴运动”兴起，现代有陈泽清氏，在《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文中，建议华文中学的课程中教《孟子》。
　　在西方，早在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译成西方文字的本子。
　　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把“四书”和《三字经》、《孝经》译成法文，命名为(中国六大经典》。1898年在青岛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将《孟子》译为德文。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留华30余年，1873年回国，被牛津大学聘为英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主持汉学讲座，他英译儒家经典多种，其中包括《孟子》。牛津大学硕士休中诚(汉文名字)曾两次来华，长期在中国居留。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哲学》中，介绍了孟子思想，称孟子为“政治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还在书中列专章评述了《孟子》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注重汉学研究，《孟子》研究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一些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就是比较注重近现代学术的伦敦大学，也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法国巴黎大学谢和耐教授于1972年著《中国世界) 一书，书中对孟子仁政思想、反战思想、井田及税收思想、性善学说都有介绍。他对“性善”的理解是“仁义礼智这些‘善原’可以由教育发挥，但也会被环境所窒息。”
　　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后，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士‘格莱格在其所著的《儒学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认为孙中山民主主义与孟子关于民有恒产才有恒心的思想一脉相承。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甚至认为孟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在俄国，1818年8月4日，俄国政府规定北京传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也就是说，明确规定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文化间谍活动。然而他们在儒家思想传人俄国的过程中仍起了作用。如俄国汉学家比丘林著《中国的国情与习俗》一书，对孟子有中肯评价。
　　由于孟子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加深了各国学者 对孟子的了解，并且给孟子以高度评价。如法国《拉鲁斯 大百科全书》称“孟子给人性以比孔子更为明确的阐述”。 美英合编的《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称“孟希亚斯”是“仅次于孔子的重要导师”，称《孟子》书“比《论语》更富于文学色彩”，“为孟子赢得‘中国第二圣人’之称号”。他们指出 孟子政治思想是“坚持站在公开拥护人民为本和人民有权享受仁政，否则就应进行革命这样一种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