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介绍王守仁心学思想

王守仁7a64e4b893e5b19e338，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祖籍浙江余姚。青年时随父亲迁家至山阴，后来，他结庐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又创建阳明书院于越城，故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28岁中进士，历官庐陵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敕封新建伯。他一生的语录、书札及其他论学诗文，被后人收集编为《王文成公全书》(现名为《王阳明全集》)三十八卷流传于世。 王守仁是明代哲学家，心学唯心主义集大成者；也是教育家、军事家、书法家。一，王守仁的哲学理论是孟子以来儒家心性之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哲学命题是对当时程朱理学的反叛，最终确立和完善了他的“心学”体系。其“心学”崛起于海内，风行天下，成了明中晚期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良知”与“致良知”说，是以道德实践为其思想的生长点得出的，他以自己的为人为学双向圆融，致使儒家心性之学达到了实践与思想的高度统一。他的一生在内圣外王方面所建业绩于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兼有统军征战的豪雄性格和精神修养上的哲人气质，他能像禅宗大师一样用惊人的指点方式使人顿悟，这种性格气质使他极富创新精神。在青年时，他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去格亭前翠竹七日，病倒之后，他还是一直探求“格物致知”的真谛不辍。34岁时，他因上书反对阉党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在极艰苦的环境里，也还是在内心“格物致知”探寻着如何认识这个“理”。他当时的处境是万山丛棘，蛊毒瘴疠弥漫，栖居山洞，仅“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苦熬度日，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他“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当即做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曰：“吾惟俟命而已!”他极力排除生死杂念，“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时或歌舞谈笑，超然于尘世之外，苦练制心功夫，力图发挥“心”的作用来战胜险恶环境，以求自我解救。“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才知道圣人所体会的大道，其实是在自我的本性中就很圆满自足，以前在外物中求事物之理，其实是十分错误的。王守仁此时便否定了朱熹“求理于事物”的认识途径，肯定了“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就是“圣人之道”。此即王守仁的“龙场悟道”。他由此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心学命题“心即理”。这个命题还有一个补充命题：“心外无理”。并为其“知行合一”说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何谓“心即理”?几年后，王守仁贬谪期满回到越中老家，他的学生徐爱问他如何理解朱熹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他答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这里王守仁所说之“理”可理解为侧重道德之理，因为道德情感和理性的确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存在于外物上。心就是理，天下的理都在心中，就如你对父母的孝心是来自内心情感，本来就在你心中。就如一个人的礼仪修养，若心完全为善，自然会从行为上体现出来。王守仁认为理就在心中，并且在心外没有理，这个在人心中的理一旦发出来，便形成事物的理。为何说“心外无理”呢?他向徐爱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在这里“意之所在便是物”是个关键，“意”指意识、意向，“意之所在”当然指意识意向的对象，这个命题将“物”看作是离不开“意”，否定了“物”的客观独立性，他进而指出“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在这里，“物”不仅离不开“意”，而且是“意”作用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所以说某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即如你看一株花，你见着了花，花则在，若没见着，则无花。这就是物不在心外。王守仁这一观点强调的是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混淆了主体同客体、意识和存在的界限，片面夸大和神化了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成了主观唯心主义。但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的潜在能力，反对迷信等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主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对个人书法艺术的形成却道出了秘旨，一幅书法作品全然是作者个性、心灵的外在流露，是性情的抒发。是优是劣，除了书法的根底功夫之外，与作者的思想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全由心来主宰，汉代杨雄将书法称之为“心画”，这说明古今一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包含着他的书法艺术观，在他所留下的信札与诗卷的笔走墨舞中，其思想性情是他“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的“心即理”最妙写照。 　　 二 　　 　　王守仁的第二个代表观点是“知行合一”说，这是他一生的“立教宗旨”。 　　“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先泰《左传>昭公十年》就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则认为“不行而知”，宋代的程颐则说：“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朱熹则言：“知先行后。”南宋陈淳说：“致知力行二事，当齐头著力去做，不是截然为二事，先致知然后行，只是一套底事。”王守仁则继承了这些思想并提出了系统的“知行合一”说，以反对朱熹“将知行分作两件事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徙悬空口耳讲学”的学风。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所说的知行是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知”是指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行”则是指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实践；“知行合一”就是研究封建道德的认识和实践二者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统一的问题。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的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实践中磨炼，要言行一致，要表里一致。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主张，比他的前贤们有所进步。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旨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因发展了主观能动的方面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为宋明理学增添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对后世的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有启发作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还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目的是要锄恶务尽，达到破“心中贼”目的。“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表明了从自然到道德的，再到圣人超道德的真知行。这标志着王守仁是从真正实践的角度来谈道德修养，是将儒家的道德本体彻底落实于实践生活的表现。而他对“知行合一”的层次规定与具体运用，又使儒家扬善惩恶的任务始于一念之微，而达于万事万变之间了，其间的步骤、特征也都达到了可具体操作的地步。这是王守仁道德实践揭示深刻、把握精到的表现，也是其对儒家道德实践之学的贡献。

　　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如下：
　　王阳明心学思想精髓：知行合一，致良知。 “良知”语出《孟子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39·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朱熹解释格物致知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向外穷理以求得知识。王守仁不同意朱熹的解释，他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结合起来，说“致知”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 王守仁的良知比孟子的良知意义广泛，除个人知是知非的内在主观的道德意识外，也指最高的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圣愚所同，个个自足，不假外求，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泯灭，虽有时为私欲习气所蔽，但只要良知一旦自觉，则本身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不必依靠外力的帮助，任何邪思枉念，都能消融，犹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良知即是天理，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为此，则事事物物就皆得其理。他批评世儒向外专务考索，不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认为如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王守仁以良知为衡量一切真假善恶的标准，认为良知对于一切事物，如同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变化之不可预定，犹如方圆长短不可胜穷，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尺度诚在，则不可欺以长短，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变化，是非诚伪，到前便明，有如试金石和指南针。古代的经典和圣贤的言论，也应经过良知的衡量，以评定其是非价值。 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日日新的功夫。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王守仁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他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王守仁的话说叫“随物而格”。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但是他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还是很有价值的，只是他同时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5发展的儒家学说。阳明心学并非单一地、直接地渊源于陆九渊心学，其直接的源头是“陈湛心学”。陈献章开明代心学之先河，经过弟子湛若水，而影响王阳明。对阳明心学与陈湛心学的渊源关系，学界一直有明确的说法。

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

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扩展资料：

后世纪念

王守仁故居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余姚镇龙泉山北麓武胜门路。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守仁诞生于此。故居内各大建筑按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为门厅、轿厅、砖雕门楼、大厅、瑞云楼、后罩屋。大厅两侧各有侧屋。

后世影响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的直接源头是陈献章与湛若水的“陈湛心学”，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 。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