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山水诗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王维，李白山水诗之比较

山水诗，就是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诗歌。中国古代山水诗孕育于先秦两汉，形成于魏晋，至唐朝时达到第一个艺术高峰。本文重点写山水诗在唐代的变迁，并依据唐棅在《唐诗品汇》里将唐诗流变分为“四唐”之说，分别从初唐、盛唐、中唐及晚唐四个时期代表诗人的作品风格进行阐述。
一、 初唐山水诗——从宫廷到林野的吟颂营造工丽而又质朴的山水意象。
初唐，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到玄宗开元初年（713年），约100年左右。这一时期的诗人，大多跨越了隋唐两代。虽然朝代有变，但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初唐诗坛沿袭着隋代的文风，以唐太宗喜欢的宫体诗及上官仪的“上官体”为主。诗歌创造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以宫廷为中心，大多为歌功颂德的作品，追求浮艳。至唐玄宗至武后时期，初唐四杰的创造力求摆脱齐梁诗风及宫体诗的狭小范围，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楼台庭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这不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和抒情性，还丰富了诗歌的内容，推动了初唐诗歌的发展。在山水诗创作方面，局势虽未打开，但六朝细微描摹的特点使山水诗显得工丽齐整，诗人的目光也逐渐从都城向林野转移，吟颂出质朴自然的园林、山水。
（一） “林园诗心”的王绩山水意境
王绩（589-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人。他一生中曾三仕三隐。在他的著作中可感受到他在仕途上的失意和内心的不平。王绩对陶潜很是仰慕。在对朝野不遇的无奈之下，他转而投向林野，“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暄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解六合丞还》）。王绩晚年隐居在东皋，以山水田园为伍，并留下了富有林园诗心的作品。
王绩的山水诗，有描摹山水景物的，如《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作者以质朴的风格，写出了秋日落暮时的景色，也写出作者对荒原偏爱的诗心。而在《夜还东溪中口号》一诗中，山水林园中的自然景色似乎都为人们而设：
石苔应可践，丛枝幸易攀。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
王绩的诗继承了南朝山水诗的描写技巧，质朴自然，真正脱尽了六朝的脂粉气。
（二） “写心状景”的王勃山水意境
王勃（650-676）是初唐四杰之一，也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代表。他十四岁时便开始出游，而在二十岁游历巴蜀时写下的诗作更能体现其在山水诗上的成就。
在王勃的诗中，有表现羁旅情思的作品，如《深港夜宿》：
津途临巨壑，村宇架危岑。堰绝滩声隐，风交树影深。江童暮理楫，山女夜调砧。此时故乡远，宁知游子心。
对山水的刻画，引出作者“此时故乡远，宁知游子心”的思乡之情。
而另外一些诗作，则将个人的经验与感受融入到对山水景物的塑造中。在描写景色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代表作品有《泥溪》：
弥棹凌奔壑，低鞭蹑峻歧。江涛出岸险，峰登入云危。溜急船文乱，岩斜骑影移。水烟笼翠渚，山照落丹崖。风生萍蒲叶，露泣竹潭枝。泛水虽云美，劳歌谁复知。
还有以写心的形式来绘景，表达作者情致的《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銮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勃的诗，在写景中加入了抒情色彩，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情怀。
（三） “渐近自然”的卢照e799bee5baa6e59b9ee7ad94337邻山水意境
卢照邻（约634-685？）的一生曾游历了很多地方，见识了不同的山水风貌，也留下了不少风景诗作：
霞明深浅浪，风卷来去云。澄波泛月影，激浪聚沙文。
－－－《晚渡滹沱敬赠魏大》
野径浮云断，荒池春草斑。残花落古树，度鸟入澄湾。
－－－《绵州官池赠别同赋湾字》
诗中用似乎不经心的白描，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整体意境。
他笔下景物比较写实，常以平实的语言表现渐近自然的意境。这是卢照邻山水诗的一大特点。
二、 盛唐山水诗——以行云流水般的语气描写自然朴实而又清远深邃的山水境界。
盛唐，从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到代宗大历初年（766年），约五十年左右。在此期间，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百姓殷富，倾心于诗文成为一种时尚，盛唐气象也在此时产生，诗歌繁荣达到了顶峰。诗坛上有山水田园诗人，也有边塞诗人，还有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其中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人们钟情于山水四周，用手中的笔表现眼前的景物和自我情怀，以景状物，达到了融情于景，融情于物的境界。而诗人们以流畅的诗文描绘出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朴实而又深远，让人心旷神怡。这一时期山水诗的共同特征是自然、平淡，亲切而悠然神远。自然山水做为具有情感、品格的一种存在与诗人的生活情感融为一体。诗人也不仅是寄情山水的隐逸心态，而是表现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及表现积极高昂的生活情趣。
（一） “江清月近人”的孟浩然山水意境
孟浩然（689-740）襄州襄阳人。是第一个大力写山水田园诗的盛唐诗人，诗史上以王孟并称。他的一生虽有求官的举动，但主要过着隐居生活。在人们心中也是一个隐士的形象。他的创作题材主要写家乡的隐居生活或漫游时所见的山水。其山水诗的特点可以用清淡两个字来概括。闻一多先生曾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闻一多《唐诗杂论》）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天。愁固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秋登万山寄张五》
落暮之愁与清秋之兴是诗的中心，而清愁也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在田园恬静的风光下，更进一步传达了清新雅淡的意境美及作者高远的情趣。
又如《宿建德江》，作者以素淡的语言，表现出自己的直观感受。
移舟泊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在白描手法下，日暮、旷野、清江、烟渚展现出秋江夜泊、乡情缭绕的情景，带有一种淡淡的愁绪。
孟浩然的诗作中也不乏具有豪气的佳作，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就是作者以浓笔泼墨的气魄绘出极具生命力的江山。这也是盛唐气象的透露。
孟浩然的诗歌成就独树一帜，自成境界。他的山水田园诗，在清淡自然的意境中，表现出淡淡的思绪。这种描写山水隐逸的特点对唐宋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诗中有画、字字入禅“的王维山水意境
王维（701-761），字摩诘。是唐代最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优美的风景写照之作。他又是一位著名的绘画大师，在他的诗作中，诗情与画意融合为一个整体，以不多的笔墨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各种山水景物。他的诗中有“日落江湖白，潮来田地青”（《山中》）的色彩；有“泉声咽危石，白色冷清秋（《过香积寺》）的构图和音响。诗情画意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王维在朝廷做官，中年以后遭遇挫折，从此人在朝廷而心却向往着山林和佛门，求隐不求仕。受佛教的影响，他的诗自然地追求和表现空灵静寂的审美境界。以《辋川集》为代表的诗中，充满禅意，创造了清幽静谧的诗歌意境，如王渔洋所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在他的这些诗中，可以看到“空”字。但在空寂的意境之后，还有大自然热烈喧闹、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也是作者对于生命热烈向往的意境。
人闲桂花落，夜静深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鱼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山居秋瞑》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王维的这类诗，虽然有空寂的感觉，但是诗人将禅理寄予山水的描写中，其中意境让人玩味。而禅与画的结合，将王维诗歌的艺术风貌表现的淋漓尽致。
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正是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三） “弥散仙气漫游”的李白山水意境
李白（701-762）身处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受道教文化影响，漫游天下，遍访名山大川，寻仙访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写出了不少在山水中仙游的诗作。
李白的山水诗善于用大胆的夸张、丰富奇特的想象加以神话传说的运用来描写高大、壮美的自然山水。雄奇、豪放是他的山水诗的总体特色。他的山水诗作合慷慨激昂的壮阔胸怀和豪放浪漫的奇想于一体，“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自屈原之后我国诗坛上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望庐山瀑布》一诗表现了作者对庐山瀑布的直观感受：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迅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中射，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拂穹石。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且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远辞人间。
飞流三千，九天直落，体现出雄浑的气魄及作者不受限制的想象力。“入乎其内，发乎其外，想落天外，形神兼具”，这首诗获得了古人如此的评价。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诗人乘梦神游在仙境中，构筑出神奇的意境。
当然，在李白的山水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真性情：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独坐敬亭山》
写出了诗人面对自然山水所涌起的一种与知己相对的自足感。
这种豪壮奔放与清新明秀之美，构成了李白特有的飘逸豪放的艺术风格。
（四） “深沉朴拙”的杜甫山水意境
杜甫（712-770）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作品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在入仕前有过一段读书漫游的经历，而后因社会动乱也经历过多次的漂泊游离，在这些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山水佳作。
杜甫在赴长安求官时过着清苦卑贱的生活，内心有着太多的愁苦和忧郁。“安史之乱”前后，社会衰败，动荡不安，更使他的忧君、忧国、忧民之情激增，表现在诗歌风格上，“沉郁顿挫”成了他的特征。
诗风“沉郁顿挫”的杜甫吟咏山水有气象雄阔高浑的特点。如《暮春》：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楚天不断四时雨，巫峡常吹千里风。沙上草阁柳新暗，城边野池莲欲红。暮春鸳鸯立洲渚，挟子翻飞还一丛。
还有著名的《登高》这首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人以艰难苦恨沉淀的人生体味为基础，发出“万里悲秋”“百年多病”的感叹，并配以“无边落木”“不尽长江”的景象，情景交融，是山水诗中的经典作品。
三、 中唐山水诗——以清淡高远的艺术风格传达幽独而又淡远的人生意趣。
中唐，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文宗太和九年（835年），约七十年左右。安史之乱使唐王朝摇摇欲坠，玄宗放弃长安，逃难中盛唐结束进入了中唐时期。而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在763年得到平息，但藩镇割据、动荡不安的现实使这一时期的诗人蒙受着身心的痛苦。盛唐诗歌的壮丽气魄不能真实反映安史之乱后的时代精神，文人蓬勃向上的豪情也不再有，取代的是麻木和消沉。因此中唐的诗人不再有盛唐人的浪漫豪放气质及博大的胸襟抱负。严峻冷酷的现实使他们陷入苦闷与彷徨，反映到诗作上，也是以这种心态为主调。诗歌风格有三大走向，即大历诗风、韩孟诗风和元白诗风。在山水诗上，也由对大自然的热爱赞美，而转为带着沉重的心思来山水中排解郁抑，使山水也沾染上诗人的失意与无奈。诗作也更多表现出诗人冷清孤寂，清淡高远的意趣。
（一） “荒寒幽静”的刘长卿山水意境
刘长卿（709-780？）大历诗人。他擅长写近体诗，尤其是五言，被后人誉为“五言长城”。大历时期，安史之乱已经过去，诗人们虽然有中兴国家的志向，但是在战争的阴影下，不能忘怀人生经历中的苦痛，因此常用状景的方式来表现凄凉的人生。刘长卿在对现实不满之下，带着萧条的心情退入山林。“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他的诗作中，用平淡简净的风格，在描写山水景物时，寄托着某种自己的情感。文史学家指出：“刘长卿诗的境界，那种孤独，寂寞，惆怅的情思，常常是层层递进，仿佛孤独到不能再孤独，寂寞到不能再寂寞，仿佛人生路上没有同行者”（罗宗强、郝兴峰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册P8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如著名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也有通过自然清新的山水氛围，透露诗人偏于幽静自适的心态。如《横龙波》：
空传古岸下，曾见蛟龙去。秋水晚沉沉，犹疑在深处。乱声沙上石，倒影云中树。独见一扁舟，樵人往来渡。
刘长卿的诗作描绘荒凉、贫困，阴冷的清远山水和清苦田园，寄托了诗人萧瑟寂寞感伤的情调。
（二） “宁静淡泊”的韦应物山水意境
韦应物（734-792）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尤以山水田园诗著名，并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并称为“王孟韦柳”。他在经历了爱妻病逝，自己患病之后曾辞官隐居寺庙，“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京居沣上精舍寄张二舍人》）。后来虽然复出任官，但在公事之余，他常登山临水，四处访胜，在青山绿水中寄托自己幽独孤寂的情怀。有学者指出，韦应物是一位“爱用‘绿’字的诗人”。在他的山水诗中，到处可以见到一派绿意。而在这绿意弥漫的自然生机中，处处可见诗人清淡悠远，宁静淡泊的意趣。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滁州西涧》
诗中写出自己独爱自甘寂寞的涧边幽草，却无意于黄莺，表现出诗人恬淡的胸襟。而在无人的野渡，水急舟横的景色中，也蕴藏着一种不得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与忧伤。
又如《游溪》一诗，简洁明净的画面，清丽的氛围，却传神地反映了诗人寂寞冷落的心境，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所希望的带着清寒色调的幽静境界：
野水烟鹤唳，楚天云雨空。玩舟清景晚，垂钓绿蒲中。落花飘旅衣，归流淡清风。绿源不可极，远树但青葱。
韦应物继承了陶渊明的山水诗风格，意境浑然淡远，语言清丽朴实，情调宁静淡泊，博得朱熹“气象近道”的称誉。
（三） “闲适处之”的白居易山水意境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在被贬江州司马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开始追求“闲适”情调。在东都洛阳和杭州等处，留下了不少山水风景诗作。如下面这两首诗：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钱塘湖春行》
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露消暑否，比君茅舍较清凉。
——《江楼夕望招客》
这两首诗白居易在杭州时写下的作品清新平淡，用律体来写景，队仗工整，流丽工巧而又大度从容。给人的感觉是鲜明清素，也表现出诗人在风景胜地闲适处之的心境。
（四） “自肆山水间”的柳宗元山水意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他的仕途坎坷而抑郁，先后被贬往永州及调任至柳州。因贬谪而“自肆于山水间”的他，自然喜爱山水诗，并将忧怨、清高寄托于清新雅丽或清冷含韵的诗境中。他的山水诗学习陶渊明和谢灵运。在他笔下的山水有着特殊的风貌。作品《渔翁》、《江雪》这两首可以称为极品。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
这是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之后所写的。茫茫一片雪意中，一叶扁舟，一人蓑衣钓雪，奇异自然超然。在充满荒寒清远的画意中，诗人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意志——一位不惧孤独，不怕寒冷，安然静坐的钓鱼翁。诗中隐约可见诗人高洁超世的人格特征及被贬荒远地方的幽愤意绪。这正是诗人自我形象的描画。
而《渔翁》则体现了柳宗元诗的细致简洁，清秀自然：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在恬然自适背后，也蕴涵着无限寂寞和诗人孤高的性格。
借山水来抒发情感，使自然山水不仅是人欣赏的对象，而是染上强烈的情感色彩，抒发了诗人的内心情感。可以说柳宗元将中国的山水诗发展到了一个情意自然的阶段。
四、 晚唐山水诗——以追思和感叹为依托表现清苦与荒寒的山水意境。
晚唐从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到昭宣帝天佑四年（907年），大约七十年左右。这一时期里，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国势衰落，前景暗淡。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终于使唐王朝走向覆灭。在诗歌领域，由于外部的民族矛盾，内部的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加居了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痛苦，这使得晚唐诗人的心灵蒙上了浓厚的阴影。晚唐诗人面对社会的昏暗和衰退，提不起精神，只能伤时悯事。因此杜牧、李商隐等有着深沉忧患意识的诗人在现实面前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反复咏叹时代的悲哀与绝望。这是这一时期诗歌的情感基调。而表现在山水诗方面，则是诗人在对山水荒寒意境的吟咏下，将写景与抒情融入一体，蕴涵深刻，并在对山水的描绘中加入对历史的反思和感叹。
（一） “写景融情”的杜牧山水意境
杜牧(803-852)是晚唐最杰出的诗人，他与李商隐的诗以独有的风格，为伤感绮丽的晚唐诗坛增添了生气。他们继承了李白、杜甫关注国家命运，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以各自的创作实践开拓了属于自己的新风格，被世人称为“小李杜”。
杜牧胸怀大志，但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他倍受压抑，无法实现抱负。在报国无门的状况下，不免有忧伤的情绪产生，但杜牧能执着于理想，开始对兵法的研究。而诗人与军事家于一身也影响到他的个性与气质，表现在诗作中，就有了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咏史诗和写景抒情诗是他写得最好的两类诗。杜牧擅长写七言绝句与律诗，诗作风格俊爽，情味隽永。如名篇《山行》有清新之美，使人读后有爽朗的感觉：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在江南期间，明丽的自然与享乐的都市生活汇集到他的笔下，有时还加入对历史的反思，使诗人的情感自然地融入到景色之中。在他最有名的诗作《泊秦淮》、《江南春绝句》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绝句》
风景与风情之下，加多一层对历史的反思，写景融情，在诗情画意中的追思感叹正是杜牧山水诗的特点。
（二） “写意写生”的李商隐山水意境
李商隐（约811-859）早年清贫，作诗醉心于李贺诗歌的奇峭艳丽。中期陷入牛李党争之中，生活潦倒，终生都不得意。在晚唐诗坛上，李商隐是以政治讽刺诗和缠绵隐约的无题诗见长的。但是在他极少的写景诗中，往往能在描写诗意风景的同时，以细微的笔触，将情理依托其中，达到表情达意，融思见理的目的。他的代表作品有：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神护青枫岸，龙移白石湫。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
——《桂林》
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年。晚晴风过竹，深夜月当花。石乱知道泉咽，苔慌任径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春宵自遣》
在《晚晴》这首诗中，也可以见到他的这种风格：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五）小结：
山水诗在唐朝时达到第一个艺术高峰，而山水诗歌风格的变迁有因唐代社会时局的的起伏变化引起，也有因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引起的，还有因诗人生活环境有所改变而引起。初唐山水诗从宫廷及都城风光逐渐转向山林，山水诗人文笔由华丽转向质朴，并开始将个人情感接近自然景色中；而随着国运的昌盛，盛唐山水诗充分融入了诗人的情感和生活情趣。诗人风格各异，尽显盛唐山水诗气象；至中唐，政局的变化，对现实的不满，使山水诗人以山水来排解内心的沉闷。这一时期诗作风格虽少了盛唐的鲜明特色，但却充分体现了诗人在大自然中寻求宁静闲适，借山水抒发情感的特点；晚唐国势衰落，山水诗人在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中，更多地加入了说理和反思。

唐代鼎盛时期以及唐朝由盛转衰时期，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无论是浪漫主义诗歌，还是现实主义诗歌；无论是边塞诗，还是山水诗；无论是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其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拥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等高水平诗人的作家群。虽然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一些社会问题还是有所暴露，诗人们照样有些郁郁不得志，于是转而寄情山水。不过，由于诗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其生活经历的不同，其山水诗也不尽然相同。在这里，我们就以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为例来分析一下其山水诗的异同。
　　这四位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相一致的，且受到相同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其诗歌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通性；同时又由于其精神面貌的不同而使得其创作风格有所不同，进而使得其在山水诗的创作上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形象一点来说的话，王维是“诗佛”，其山水诗流淌着几许荣辱不惊、物我两相忘的悠然；孟浩然是“诗狂”，其山水诗中隐约包含着对仕途的失望和对世情的激愤；李白乃“诗仙”，其山水诗有一种翩然出世、悠然如仙的意蕴和气质；杜甫则像“诗侠”，其山水诗中亦不忘民间疾苦、黎庶沧桑。如果对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其内在的情感的异同。
　　王维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种天然的包容性；且在他的一生中，虽有仕途不得志的时候，但总的说来，其一生都是比较悠闲安乐的。特别是在他大约四十岁以后，开始过着那种半官半隐生活的时期里，他“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并吃斋奉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并见《〈旧唐书〉本传》）。正如他自己所言，“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所以他对现实生活基本是抱着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到了晚年，他甚至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叹白发》），完全变成了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教徒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维的诗作中充满了空灵、虚无之感。如：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
　　倚仗候荆扉。雉缑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父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
　　怅然吟式微。
　　------《渭川田家》

　　在这首诗中，所描绘的薄暮农村的景色气氛，以及那种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悠闲情调，都会使人很自然地看出王维诗歌的内在情感，也即是王维自身的情感。从此诗中看不出对人情世故的描述，有的只是对山水、田园的喜爱与倾慕。在诗中，既展现了自然风光的优美与闲适，又表现了民俗风情中的那种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景象。于此，我们看到了王维的空灵的心灵境界。再如其后期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辋川集》绝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
　　空悲昔人有。 ------《孟城坳》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鹿 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古人非傲吏，字阕经世者。偶寄一微官，
　　婆娑数株树。
　　------《漆 园》

　　其中像《鹿柴》这样的诗，如果单独地来看，所写的空山中偶然听到的人声，深林里偶然照到青苔上的一缕斜阳，的确能给人一种无比清幽的美感。《竹里馆》、《辛夷坞》也同样写得很幽美。但是，我们如果把“空山不见人”、“深林人不知”、“涧户寂无人”等句联系起来，就不能不惊讶于诗人感情的幽冷与孤独了。无怪胡应麟要说《辛夷坞》是“入禅”之作，“读之生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菽》）了。至于《孟城坳》一首，从为辋川别墅过去的主人宋之问感叹，联想到自己也不能和辋川山水同在，更表现了他这个庄园主人空虚没落的心情。《漆园》一首中，他以自己亦官亦隐、“无可无不可”的萧散优游的自画像来替代古人心目中的漆园傲吏形象，思想也同样是消极的。这些诗都在闲静孤寂的景物中流露了对现实生活冷漠的心情，充满了佛家“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其在艺术上的成就，并不能掩饰他在思想上的严重缺陷。
　　孟浩然前半生在家闭门苦学，曾一度隐居鹿门山。四十岁长安求仕失望，漫游吴越，最终归隐故土。他一生虽然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但他内心却相当矛盾：既希望朋友引见，进入仕途；又对世事极为不满，心情激愤难平。如在《归故园作》中，他写道：“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其激愤欲狂的心境由此可见一斑。而且直到晚年，他这种“仕”与“隐”的矛盾才有所淡化。孟浩然的代表作是山水田园诗。这些诗，有一部分是漫游秦中、吴越等地时所作的。例如：

　　木落雁南渡，被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 隔离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江上思归》

　　在这首诗中，诗人旅途思归的心情和初冬江上凄寒的景色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怅惘迷茫之中，隐含着一种身世落拓之感。再如其另外几首山水诗：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新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平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秋登兰山寄张五》

　　山寺鸣钟夜已昏，鱼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夜归鹿门歌》

　　诗中流露的怀慕隐逸的思古幽情，和我们已经很隔膜疏远了；但襄阳一e68a84e799bee5baa6337带的景物------点缀着归村人影的平沙远渡、像一弯新月的江畔小舟、鹿门山的烟树、庞公松径下的月光------经过他这位熟悉故乡的诗人不经意地叙述出来，却历历如画，使我们感到平凡而又亲切。苏轼曾经说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后山诗话》引）。可见孟浩然作诗的缺点主要在材料而不在情感，其情感的抒发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恣肆汪洋，狂放不羁，为我国古代诗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李白是我国古代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位诗人，他兴趣广泛，文采飞扬，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少年时就游历四方。其为人“不屈己，不干人”，希望能够“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正因如此，在他的骨子里面有着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反映在诗歌上就是其作品“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吟沧州”。杜甫曾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李白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诗人，恰恰相反，他似乎什么都关心，很多生活他都体验过，表现过。尽管没有一种生活能永远使他满足，但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了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神游九天之外，梦回八荒之间”。如：

　　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今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继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梦游天姥吟留别》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庐山瀑布》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喜欢的往往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壑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白波九道的江河，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那叛逆不羁的性格，他好象要登涉这些山川，与天地星辰同呼吸，和神仙鬼灵相往来。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写梦境的诗句中，从静谧幽美的湖月到奇丽壮观的海日，从曲折迷离的千岩万转的道路到令人惊恐战栗的深林层巅，境界愈撰愈奇，愈幻愈真。最后由梦境入仙境，更完全是彩色缤纷的神话世界。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写出了诗人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好象诗人苦闷的灵魂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杜甫与以上三者不同，他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家庭，从二十岁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壮游”经历。而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自己的人生历程的坎坷以及理想的破灭，他也曾想过退隐。但为国为民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使他走上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杜甫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中的侠客，即使在自己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忘民间疾苦。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所以，杜甫的山水诗中总是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对民生的哀怜。如：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旷天低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春夜喜雨》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不爱深红爱浅红。
　　------《江畔独步寻芳七绝句》其一

　　黄四娘家花满鼷，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江畔独步寻芳七绝句》其二

　　在第一首诗中，我们看到杜甫并不是以个人的喜好为喜好的，他对雨的态度是以雨能否对人民有所好处而确定自己的观点的。他着力渲染雨的美好，最后一句点明了他的题旨：雨的美好是因为它能让人民的生活中多一些好的事物。而《江畔独步寻芳七绝句》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闲适之作，但即使在如此闲适的作品内，我们夜不难发现隐含其中的忧患之情。至于他的《秋兴》八首，更是首首怀情。现在我们就选其中三首来看一下：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严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秋兴》其一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复枕，山楼纷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罗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秋兴》其二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涵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
　　------《秋兴》其五

　　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诗，即使是山水诗也忘不了对世事人情的关注，总是一幅悲天悯人的侠义心肠。并由此而使其诗歌创作沉浸在一种沉郁悲壮的气氛中，产生一种完全区别于王维、孟浩然以及李白的独特风格。
　　虽然上述四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但作为同一时代的人，其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可以产生共鸣的地方的。而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些同与不同，唐诗才会百花齐放，使有唐一代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RE:【推荐】王维诗歌的独特解读

　　三、与李白山水诗比较

　　王维、李白这两颗唐代诗坛的超级巨星，几乎同时降生于盛唐，又几乎同时陨落于大唐帝国大伤元气于安史之乱而逐渐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此二诗人主要的创作活动时期都是在最能代表盛唐精神的开元年间。他们一生在山水诗上均投以极大精力，且都获得了极大成功。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是，此二家山水诗风格歧异两极，一个冲和淡远，一个则清雄瑰奇，表现出大相径庭的美学趣味，各自代表了一个完整的审美创造模式，而又以两种迥然有异的美学形态生动地表现出盛唐面影，成为盛唐之正音。

　　我们的不少研究，热衷于在时代精神上发微，以对应诗人诗风而求解原因，这似乎并不错。可是，假如较比王李现象，则很难自圆了，更不用说获取深刻而可靠的结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歌德语），而影响“内心生活”形成的因素里则大有比时代精神更为深刻、更有主导作用的内容。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差异二人诗风的最本质最独特也是最深层次的秘密。因此，我们把研究的重心落实在“内心生活”诗性外化的心象呈示形态之上了。

　　诗人在人世间的人生态度，不外醉与醒两种。当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其《艺境》一书中指出：“诗人善醒，他能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的真境实相，散播着智慧，那由深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的智慧。”他认为：“诗人更能醉，能梦。由梦由醉，诗人方能暂脱世俗，超越凡近，深深地坠入这世界人生的一层变化迷离、奥妙惝恍的境地……”⑴

　　诗人醒与醉的状态，大凡出现在诗人参与政治而又往往是在政治失败之后，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审美态度。王维、李白活动于有唐一代的最鼎盛时期，生活于建功立业情绪普遍高涨的年代，王李二人均有异常强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政治宏抱和功名自信，一个是“忘身辞风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一个则“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送张秀才从军》）。这种对于政治的执著，使他们的命运结局必然无异于千古热衷政治的仕人而归于冒险性和悲剧性。而且，在其政治失败之后，也必然走着千古失意文人相同的放浪山水以自疗创伤的一路，而不会如西方斗士在战得遍体鳞伤之后则逃到女人身边而接受抚慰。诚然，王维李白二人也自然找不到比山水更合适温存失败之心的途径。这两个政治失败者和山水癖好者，因为失败性质上的不同，在与山水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王维主要是精神上的失败，其仕途尚算得上是比较亨通的，只是有过早年“被出济州”和“晚景陷贼”的两次惊吓，故而有其历史上鲜见的且仕且隐的潇酒。“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入空门不得销”（《叹白发》），他是主动走向山林和禅宗的，身居庙堂之高而心在山石林泉。李白往往只凭一时的热情而轻率行事，缺乏理智的清醒。他是被强推入山林的，显得有些悲壮因此，信心十足的李谪仙也不无尴尬且悲观地自叹：“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他早年仗剑远游而终于圆了中年高歌进京之梦，短暂的两年待诏翰林而被赐金放还，诗人在很不情愿地离开官场之后仍念念不忘再起于东山，还出现了至老请缨入幕永王以致获罪流放夜郎的惨遇。李白兼有官场和精神两种失败。因此，“李白个性形成不能从自然界找原因，只能从社会和社会历史中找原因。”⑵正是这种社会历史原因，使王李二人的政治面貌和处境地位出现了本质差异，进而形成了一醒一醉的人生态度，而在各自的山水诗中凝淀下来时，则成为张扬和具象各美学个性的风格标志。

　　《苕溪渔隐丛话》引《后湖集》云：“观其（维）诗，知其蝉脱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王维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终极关怀的超越境界，形象地表明其“醒”的程度。在李白和杜甫等济世肠热时，王维早就倦飞知归了。张九龄罢相标志着唐王朝开明政治的结束，也是正义正直的王维厌倦政治的开始，其早年游侠时的政治热情再也激励不起来了。但是，政治的凶险，并未使他彻底揖别官场。而是身心分离，混迹于官场之内，而宅心于天地之外，表现出独特的观时处世的醒者智慧。因此，他认为陶潜之不足取，是在于其尚未脱俗，尚未到达真正“醒”者的境界。在王维目中，道无不在，何必讲究是丰草长林还是官署门衙呢！关键在于自我主观精神的顿悟，而不在乎形式上的放弃还是追求。他不执著入，也不执著出；无所谓入，也无所谓出。很少有如李白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和热情，以不执着任何世俗的态度对待世俗，正所谓“以天地之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以道家精神来从事儒家业绩”（冯友兰语）。

　　王维的醒，也是政治压迫的结果。他在多道诗中自述了这种醒的过程和醒后的状态。比如其诗中曾云：“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纲。浮名寄缨，空性无羁鞅。……”他把少年奋发进取的热情和努力也加以否定，视为可悔之稚行，而发誓“一心在法要”，“不复婴世纲”。王维很快就在心理上调整成功，达到了人生价值的转换，“虚己以应物”，表现出乐天无为的人生机智和随缘任运的用世态度。不执著功利，视自由为生命的本体，虚静淡泊，闭门成隐，成为千古鲜见的混迹市朝的大隐。同样是走向山水，因为他是主动的选择，且又是以比较高贵的身份而作比较体面的走向，即使于政治上不能遂愿，也不会有太多的怼怨愤懑之气，而易于平静平和平淡，易于变失意为适意，易于亲和山水交融物我。故而其山水诗所呈现的便不会是内激于志、外感于物的怨刺和放浪的醉态。花自开落，云自起散，一切尽在自由自在无羁无束不知不觉之中，不以得失、富贵、生死、穷达、毁誉之外物所役使而伤性，是天人相和、物我两忘的无可无不可的醒象。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

　　王维处心积虑地表现太古般空寂的禅境，展示大自然本来的韵律，没有世俗纷争的烦恼，只有物我相惬的契应，尘虑皆空，表里俱沏，诗人享受着精神超越的无限快乐。

　　李白则大不然。他的一生几乎尽沉醉于幻想世界里，一向自视甚高，一直处信极强，政治上的希望值得自然非常之高，而且至老不衰。然而，在其“仰天大笑出门去”《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得不久，便又没入蓬蒿，成为几乎永久的“蓬蒿人”。不屈己不干人的李白蒙受绝大的羞辱而生成绝大的失落感，“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始终找不到出路，而又始终不甘“远身金殿”，便始终靠山水与幻想以自我麻痹。“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白日何短之，百年苦易满。苍穷浩茫茫，万劫太极长。……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短歌行》）。诗人傲视万物，囊括大块，整个宇宙都不足以让其参与生命的竞赛，而游心于八极之外，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和“舍我其谁”的极端自信，是相当典型的醉的精神状态。可是，他的超越，终究摆脱不了“功迨鲁连”的引力。而一直以功利的态度参与天地，化育万物。因此，李白充分发扬了庄子傲世与放达的自由精神，而却放弃了老庄“天如何人亦如何”的天人合一道学精义。

　　现代心理学认为：在人们追求愿望得不到满足，或严重受挫的的时候，往往以同其生活阶段不相称的人类发展早期的某些原始的幼稚行为来适应当前的生活，这种回归，是由意识状态倒退到无意识状态的变态心理现象。从李白受变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看，诚为斯论之极佳佐证。李白早年的不少山水诗作，大类于王维的平和淡远。比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悉依两三松。”这是诗人平和宁静、恬淡闲逸的心性与安祥幽谧、清丽明艳的大自然了无痕迹的切合和交融。而当他遭到政治残酷压迫之后，其山水诗中则多于感激，具有强烈的“骚”韵。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上天入地的游心驰神，陷人于惝恍迷离之中。末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天心颜”突兀而出，分明告诉世人：其醉翁之意不在山水，而在乎政治。自然山水引发出来的不是虚无恬适，而是与政治用事所息息相关系的激怨愤懑。因此，其山水诗中，不仅贯注以愤激之气，而且时不时地生硬地冒出几句牢骚语，使其山水诗政治抒情化了，足见其“无意识状态”的程度之深。主客体之间的严重对立，使李白成为一个巨大的、不和谐的、始终激烈冲突着的矛盾体。特别是他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把十分繁难艰苦的事情看得一蹴而就的简易，以诗人之心观察政治和人情世态。非常滑稽的是，他在遭受放逐之厄运后，心理逆反，用世之情分外强烈：“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夏韦太守良宰》）；成就之心也分外急切：“我欲攀龙见明主”（《梁甫吟》）；自信力愈发崇高：“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尘”（《永王东巡歌》其二）。“陈寅恪先生曾作考证，说他具有胡人的血统，所以生命力强，富于想象，既想成大事业，又想作神仙。但太白的毛病在极端浪漫，为了发泄他的生命力，有时往往不择手段，……”（《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107页）而其结果则愈发加大了主客体间的落差，李白在这成反比的加速循环中，心理愈发敏感，情感也愈发容易激变，一旦有山水外物与之不平之心相撞，其深刻而巨大的忧愤和感伤便具象为崩云裂岸的潮回海涵之大观。他不断地动用“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之类的意象，以泄其愤，以呈其才，更是表现其耽于酒精和幻想中的精神胜利的愉悦，让我们领略其醉的深度。

　　总而言之，政治杠杆的推拉，是王维所以为醒、李白所以为醉的根本原因。王维一生在官而无所谓官与不官，落得他时有倦飞还巢的高调，其亲和山水实乃士大夫之有闲的风雅高蹈。因而，即使其因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而不免于精神上郁郁寡欢，却不至于结撰大愤大怒的不平之气，则多平常之心，无往不是虚静，其诗也必然平和淡远。李白则终生耽于匡济之想，好不容易博得悠闲不职而又受赐放之辱，不得已而混迹山水。其越得不到者越想得到，越想得到而越得不到，心性自然不会淡泊平静了。其忧愤之气迨蕴蓄既久，而生颠狂醉迷之态，到处皆有喧扰，其诗便多咳吐雄豪之气象。

　　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具有多元整合的特性。尤其是在儒释道三教高度互补交融的唐代，儒之乐山乐水的理性与庄禅乐天虚无的自然几有不辨你我的整合。这种中国自然文化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士人心理发生着普遍而强劲的制衡效应。其实，这种多成分多元素的交渗整合，具体到某个诗人，也是可以作出定性甚至定量分析的。不妨以王维、李白观之。

　　王维和李白，与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化士人一样，都深受儒学的熏染，具有强烈的忧世之情和用世之心。但是，因为主要是政治的原因，在唐代三教并存兼合的文化背景里，他们则对佛老非功利的虚己应物的自由精神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自适性倾斜：王“精大雄氏之学”，而李则以庄骚为心。⑶庄禅以自然为至上，而追求于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中体会宇宙生命最深处的精义，使王维在与山水的亲近中培养起一种新的人格和新人生观，潇洒成林中风流的高士风范。而李白则将不可为并的庄、骚融合为一，将庄、骚在不慕荣华，傲视权贵的主题上相同。骚，本乃儒的一种翻版，儒家多从社会伦理角度看待人生和自然，而骚与庄相并合，则让李白多从个体人生的角度看社会。二人在哲学思想和文化心理上的偏重，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呈现极端差异，这在其各自的山水诗中得以个性特征鲜明的展示。

　　王维人到中年时悟道而自悔有少年热切进取的激动，深耽庄禅，充实个人的精神世界，生成了应付外来打击而保持独立人格的全性安命的机智。于是，庄子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之影响对他发生直接而有效的作用了，这在他的诗中可在其诗中不时寻见这样的例子。王维谈禅说佛的文字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渗有较高比重的庄学成分，形成了以庄说禅的特点。从老庄“虚无”的美学趣味看，则与禅宗的“空有”主题相一致，王维得庄禅“即物体无”的共性精神，追求从“有”到“无”与物同化的境界，追求得意忘言、象外之象的见诸文字之外的神韵美。诗人持一种既不舍弃感性客体的“有”，而又能超脱以精神的审美态度的“无”，从自然体会到宇宙的深意，而又以此深意去体味自然，在这种“循环”的恍悟式的体味中，达到思维方式的变化和人生价值的转换，将己心化在山水中而获得一颗平静的宇宙之心，心即宇宙，宇宙即心，诗人自失于山水中，共诗中没有时间，没有方位，没有因果，也没有生灭，连自我意识也全部丧失。“清昼犹自眠，山鸟时一啭”（《李处士山居》）“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泛前陂》）；“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袁行霈先生认为：“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带来的理趣；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澹泊的艺术风格也因之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⑷王维精于禅的内省功夫，而又旁取庄之“坐忘”、“心斋”的体悟经验，使山水诗的表现由外至内、由形而神以质的转变，而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澹泊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趣味则得以最大可能最大强度的发扬。这是其于山水诗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贡献，对中国诗学及美学重神韵特性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清代“神韵说”的创立者和力倡者王渔洋以王维为诗之正宗。翁方纲在《七言诗三味举隅》中作这样的揣度：“先生于唐贤独推右丞，少伯诸家得三味之旨，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⑸以平和淡远为正宗，虽有囿于偏好，却不失为一家之高见。王诗兴象超远，句意深婉，神韵独造，实在是难有人可望及的。

　　李白也有不少类如王维的神意幽深的山水诗作，其《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神逸方外，超然冥邈。但是，清雄俊鸷的壮美毕竟是其山水诗的主要特征。诗人之一生于政治上就根本没有开展过，除了两年类似乐工、倡优的供奉翰林，便一直是处江湖之远的蓬蒿人，因而，对儒家的用世精神，乃至自己的经济才具也开始发生怀疑，但“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其一）热欲丝毫没有冷淡，而只是越来越多地存有一种一步青云的侥幸心理，“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在始终无法遂其匡济心志的情况下，便特别耽于幻想，其审美基点往往还是放在政治功利之上，借助虚构以具象奇幻境界，作为一种心理补偿。我们不妨花些篇幅而录636f7079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64《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之全诗：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

　　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

　　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

　　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声，白波九道流雪山。好为

　　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

　　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此诗写于晚年，是其流放夜郎中道遇赦而重上庐山之所作。我们援引此诗有三层意思要说明：其一，诗人因对政治前途的大为失望而迁怒于儒学，对儒学之祖表现出揶揄的不恭不满，结合其《嘲鲁儒》诗看，李白已发现这种学说并不实用，“鲁叟谈《五经》，发白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因此，《新唐书》说：“白晚好黄老”。其二，诗人内心异常激烈，也极端矛盾，既热爱人间秀色，留恋现实功名，然因人生无常，盛事难再而又欲飞升九垓，超尘出世。这也是其目遇平常山水而幻生出许多奇异境界来的原因。其三，李白极擅以无限的空间时间为背景，而遨游精神，无远不至，无所不能，极尽雄奇恍惝之妙。此三点概括，意在着重提示李诗的风格和思想的特点，以及其与王诗的本质差异。

　　从哲学意义上说，老庄认为“有”生于“无”，万物都生于“无”。在诗歌创作中，审美主体的主观认识是“有”，而在未具象出来前又为“无”。以心中之“有”而具象，则是“无”中生“有”。刘勰有云：“夫情动而音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这种艺术上以无生有的创作过程和审美经验，符合李白的审美创造特点。从他的山水诗中我们可以获得非常鲜明的感觉，即诗人具有极其强烈极其自由的主观精神，往往以“情感”和“意念”这个内在的“有”，君临万物，挥斥八极。而人在无限宇宙时空中的绝对中心地位和崇高价值，赋予山水以摆脱时空束缚的飞升力量，故而，其诗中多“大鹏”类自然想象之物，及许多“无中生有”的山水景象。诚如日本学者吉川吉次郎在《中国诗史》里指出的：“李白他是想以自身奇特的幻想，来包容整个世界。可以说，他是一个从‘无’中产生‘有’的诗人。”⑹

　　王、李二人的思想的多元结构，在主要是政治原因的作用下而调整嬗变，都是从儒学出发而走向各自适意的极端，由多种思想文化因素交渗而逐渐发展为相对单纯的专一。在思维方式上，王求其无，而李求其有。王庄禅互补，以庄说禅，以庄之虚无参禅之空有，万有归无；李则侧重于庄屈，援求儒的事业名节，万无托有。在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上，王追求生命的终极关怀，而李则更多地考虑生命的现实效价。而在美学趣尚上，对二人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老庄，他们只是各取所需地表现出鲜明个性的偏重而已。

　　史达尔夫人说过：“诗人只不过解放了被监禁在他灵魂中的感情。诗的天才是一种内在的气质，……”⑺山水诗，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看，是人与自然的一种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的产物，这种互相作用方式的交换中，是以审美主体的本我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同是诗的超级天才的王维李白，他们的“内在的气质”，是他们成为诗星的天生禀赋，而开元盛世则是他们的“内在气质”得以诗化的必要条件。置身这个“扬眉吐气，激昂青云”（李白《上韩荆州书》）朝代，王李监禁在内的“灵魂中的感情”，得以自由解放和超水平发挥，使他们的山水诗焕发出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的奇光异彩。

　　《旧唐书·王维传》载云：“（维）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间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曰。”而其“退朝之后，焚香独从，以禅诵为事。”说是晚年，其实也只在五十左右，而诗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处世态度自少而然。他少年诗作如《桃源行》等已表现出对于小国寡民式的和平淡远生活的向往，《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写于二十岁，“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庐”；“宛是野人野，时从渔父渔”，诗中流露出作者按高人形象设计自我的人生理想。王维一生有两个政治热情高涨的时期，一个是“关西侠少”时，一个则是自济州回长安而受到贤相张九龄赏识时。王维有两首干谒自荐诗《上张令公》和《献始兴公》，尽管他十分佩服张相的清政廉明，尽管他非常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匡济才能，尽管他热切盼望效力当代，但在诗中的表达则委婉含蓄而不失体统。意思是，自己乃极重声义之人，不肯攀附权贵，且也没有多大的能耐，只是为贤相您“动为苍生谋”的功德所感动，而想有个侍奉帐下的机会。但是，同样是干谒自荐的内容，李白的《上韩荆州书》则迥异于此，他一方面是投好性的恭维，一方面又直露式的狂言壮语的自荐。比较而可见王李二人性格差异远甚矣。王维气质性格上截然不同于李白的似有这么三点：其一，谦恭谨敬。王维似乎从未直出大言而自夸自诩，相反倒不时的有“苦无出人智”、“顽疏暗人事”、“无才不敢累明时”的自谦。而从《竹里馆》、《田园乐》、《清溪》、《酬张少府》等等的诗中见出诗人对己身行止有其严格规范，追求儒雅潇洒、风神韵致的自我形象的完美，而全然不同于李白给人以任诞倨傲、狂豪粗野的印象。其二，优柔懦弱。主要表现为只要有了些波折便坚韧执著不起来。中年时也许真是有看透唐王朝因张九龄罢相而结束了清明政治的清醒，政治热情再也煽不起来，而时多对原先热情进行否定的懊悔：“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己长”。在意志和信心上，李白的坚执恰恰与其形成强烈对比。其三，随缘灵变。特别是在他开始有了点人生经验之后，便不再好高骛远，绝去幻想，注重实际，虚己应物，在相当险恶的宦途履行自如，适性全真。此三点综合起来看，可蔽之于一字：雅，而其山水诗无一不是雅的特征。

　　如果说王维乃外儒而内庄禅，那么李白是道地的内儒而外庄仙。李白自述曰：“谈玄赋诗，连兴数月。醉尽花柳，赏穷江山。……乐虽寰中，趣逸无半，平生酣畅，未若此筵。至于清淡浩歌，雄笔丽藻，笑饮醁酒，醉操素琴，余实不愧古人也。”（《幕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象这样纵酒歌诗的游浪生活的记录还可在他的《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忆旧游寄谯郡参军》、《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等诗文中时常见到。李白贪杯好醉，其诗中十之七、八与酒有关，也正是这些以酒为题材的作品最能表现其气质和思想，最能代表其艺术个性。这个血管里流淌着西域人血液的天才诗人，古人描绘其长相“眸子炯然，哆如饿虎”（《魏颢〈李翰林集序〉》），与儒教的温文尔雅、敛身谨敬的人格规范很不相协调。台湾学人黄永武认为：李白的心志和作品都是从“野”字为基础而出发的。⑻故而，人们评论的什么“壮浪纵恣”、“恃才傲物”、“遗世独立”、“豪宕不羁”等等，都可为此“野”注脚。而这种气质性格决定了他对于匡济理想的追求，必然是悲剧性的人生安排。悲剧性的人生安排，又加剧了他的野性狂气。我们也有三点概括：其一，天真任性。在这一方面千古诗人无一可与之伦比。游戏万乘、笑傲王侯的记载把其任性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高歌入朝的得意，执著政治而至死不悟的痴迷，把什么事都看得过于简单，可无为而达的幼稚，让人生成可笑而可怜的深刻同情。其二，自视极高。在李白诗中很难寻到“我诗如何如何的好”的自诩，却比比皆见有“我政治之才如何如何之高”的自夸。诗人心雄万夫，目空一切，与王维谦谦君子的恭谨强烈反差。其三，孤高独洁。可以说，李白的一生是在极端的骄傲感中度过的，他平生不考科举，不求小官，也不愿一步步上升。做官又不肯折腰，更不愿与群小共事，同流合污。“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赠郭秀鹰》）。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幻之想，十分理想主义的政治境界。此三点，构成了李白立世行事、出言吐语的“野”气，也使其山水诗张扬出驱驰造化、咳吐天然的艺术个性。

　　西方古哲人有过“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其实，命运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甚至改变性格。性格气质，作为诗歌创作诸因素里最本质的因素，性格上有雅、野差异的王维李白，其艺术趣味、呈象方式和美学效果则必然表现出歧歧异两极的走向。我们可以十分随意地取证他们的作品以较比说明。

　　王维《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秋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尽，王孙自可留。

　　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之一）：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潨射，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且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

　　以此两诗为主，（其实，李白的诗最典型的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或其他名篇。）我们从四方面比较，以概括王、李诗风的差异。

　　其一在取材设象上：王维多平常心而醉心于山野奇趣，对平常物体察入微，虽多取北方景，却不贪大求动，夕照、秋月、瘦山、幽篁、古木、宿鸟，“辞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李白则心高气傲，尤其喜好雄伟瑰奇，笔下多南方景，追求形象出众，怪石、危崖、飞瀑、惊湍、轰雷、掣电，借山水挥斥幽愤，以至于“出鬼入神，惝恍莫测”（《诗薮》）。

　　其二在表现形式上：王维多用五言，且是绝句短制，就必然要求能够耐人寻味，以尽可能少的字句表现尽可能多的内涵。这与诗人不出大言、不作直语而追求含不尽之意于象外的美学趣味有关，往往一诗一景，平和静穆，剔透玲珑，如画中小品，然无言之言，欲尽而不尽，有“得意忘言”之妙境。李白则不主故常，任由意志主宰，不能以律束，故多用七言歌行古体，纵横错综，气逸调雄，荦荦不可相羁，实在是与其秉性姿质相一致。诗人以神来之笔极写飞瀑之动态，磅礴而瑰玮。于大自然的伟力神功面前，李白感到的不是己身的渺小无为，而有一种极其无限的解放感、昂扬感和飘逸感。

　　其三在艺术技法上：王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