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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几点具体分析。
第一、《儒林外史》善于通过人物的外貌、言行描写,表达对人物的嘲讽之情。
例如,第二回里,薛家集的一个小乡官夏总甲,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乡间土皇帝形象。你看他:“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
好一个“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一个动作活画出了夏总甲在乡民面前的傲慢做大。他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他的衣服怎么“就如油篓一般”?作者接着描写他的一番话语,巧妙揭开了这个谜。
“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贴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
这个土皇帝的矫情炫耀多么令人生厌!而读者的这种认识是从字里行间领会出来的,并不是作者明白告诉的。
吴敬梓十分痛恨迷信风水,在四十四回中,他借书中人物杜少卿说过,最好请朝廷立个法,将那些骗人的风水先生的头砍下来,将那些因风水迷信而迁祖坟的人凌迟处死。在第四十五回中,作者描写了两个风水先生余殷、余富,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憎恶之情,写这两个人物,主要运用了动作描写。
余家兄弟二人为一人的祖坟看风水,那主人拿来红布口袋装着的几块土,余殷“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拿手指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在灯底下,翻过来又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为了让主人看得清楚,余殷用手蘸着酒水,在桌上乱画。还拣了两根面条,在桌子上做了个弯弯曲曲的长龙,睁着眼道:“我这要出个状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作者在这段文字中,生动而略有夸张地描写了余家二兄弟各种可笑、可鄙的动作,语言极尽讽刺。那风水之事,本是无稽之谈,而余氏兄弟却把它搞得神秘莫测,既便真有风水,果然能从一块土上看出来、嚼出来、闻出来?还发誓赌咒说那样骗人的大话。
第二、善于通过描写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来表现讽刺意义。
第四回中,范进中举后,他的母亲“欢喜”死了,在尊制丁忧期间,去拜访汤知县。席上摆的是燕窝、鸡、鸭、柔鱼、苦瓜,餐具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忙换了磁杯和象箸,范进还不肯用,随即又换了一双白色的竹筷,这才用了。汤知县担心范进“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这段故事中作者对范进前后矛盾的行为进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62行了客观冷静的叙述,含蓄深刻地讽刺了范进的虚伪。鲁迅赞赏这段文字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又如同一回中,严贡生正在向人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在这时,他家的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正在家里吵哩。”作者巧妙将严贡生言行的矛盾组织在一起,达到了批判讽刺的效果。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常把女婿骂得狗血喷头,说范进“尖嘴猴腮 ”、“现世宝穷鬼“、”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极尽羞辱;中举以后,胡屠户就说范进是“天上的星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开口“贤婿”,闭口 “老爷”。这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第三、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表达讽刺意义。
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讽刺意义的表达,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前后对比来完成的,这要求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要前瞻后顾,综合体味。
第二回中,周进六十多岁了,还以老童生的身份在薛家集观音庵教私塾,一年才十二两馆银,生活窘困,地位低下,村中新中秀才青年梅玖也奚落他。别人待客,虽然他年纪大,但梅相公茶杯中有枣,他只是清茶。到第七回中,周进中了进士,做了官以后,梅玖就无耻地冒充自己是周进的学生,薛家集的观音庵里也供起了周进的长生牌位。梅玖见了周进早年写的一幅对联,贴在墙上,红纸都发白了,竟吩咐和尚用水喷了,剥下来,装裱收藏。这一对比既写出了周进做官前后迥然不同的境遇,也写出了秀才梅玖的庸俗势利以及社会上一般人的趋炎附势。
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不仅仅是对人物的讽刺,更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象的揭露、控诉和批判。小说对匡超人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主要运用了前后对比手法,揭露了科举制度和不良社会风气对读书人的腐蚀危害。
匡超人本是贫寒人家子弟,有一些小聪明,因生计流落杭州,靠拆字度日,父亲病重也回不了家。马二先生见他年轻好学,又有孝心,便资助他回家的路费和回家后做生意的银两。匡超人回家后,一面侍奉瘫痪在床的父亲,一面用马二先生的钱做磨豆腐杀猪的小生意,晚上还在灯下读文章。这时的匡超人勤苦、孝顺、诚恳,小说的笔墨之间充满了赞扬。后来匡超人考上了秀才,到城里结交了一批名士、老爷,也开始批八股文选本,为攀富贵,停妻再娶;为抬高自己,竟忘恩负义贬低马二先生的选本。吹嘘自己的选本,一出书客人争卖不到手,甚至外国都有流传。“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八股文外国谁读?古人把已去逝之儒称“先儒”,匡超人无知吹牛竟如此!以做官为钓饵的八股考试,导致读书人热衷功名利禄,轻视学业品行,匡超人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由一个质朴少年蜕变成了无耻之徒,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前后品行的对比,深刻批判了科举制度。
第四、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
吴敬梓在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寓了不同的感情,有的讽刺是无情地鞭挞,有的讽刺则包含着同情和怜悯。
人们熟知的严监生临死时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示意家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太费油了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对乡绅极端悭吝的无情嘲讽。
又如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周进中了进士之后,钦点广东学道,主持童生考试,初拿到年已五十四岁、共考过二十余次的老童生范进的卷子,认为写得不好;坐了一会儿,还不见人交卷,又拿来范进的卷子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过了一会儿,第三次又看了一遍,不觉叹息,这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立刻把范进定为第一名。这一场面描写,表面上客观冷静,实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彻底地批判。那范进果有真才,为何二十余次考不进学?周进果有慧眼,为何三遍才看明白这卷子?若不是半天无人交卷,周进会看第二遍、第三遍么?别的考生还没完全交卷,如何就能定范进第一?那范进若无真才,周进赞叹的“天地间之至文”、“一字一珠”,岂不是胡扯?科举考试之无凭可见一斑!
可是,我们在阅读有些人物的故事时,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甚至可憎,但同时也觉得他们很惨,十分可怜;我们会发笑,但也低头沉思,觉得难过。
范进中举后而发疯,范进老母因欢喜而一命呜呼;周进六十多岁了,一辈子的老童生,还未进过贡院的考场,经朋友帮助到贡院一游,不觉触景生情,悲上心来,头撞号板,号啕大哭,直哭得两眼流出血来。这些被科举制度捉弄的人,令人觉得可笑又可悲。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容貌美丽,又是一个自幼读八股文章的“女才子”,在父亲的教导下,“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可是招赘的丈夫蘧公孙对举业却毫无兴趣,惹得她万分痛苦,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每天抱着四岁的儿子,讲“四书”,读“八股”,通宵达旦,夜以继日。这些畸形性格的人物,寄托了作者多么复杂的思想感情。
老秀才王玉辉的三女儿丈夫病亡,她发誓绝食殉夫,他的公婆、母亲都劝她蝼蚁贪生。而王玉辉却劝女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情”,平静地看书写字。女儿绝食八天后死了,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却骂道:“你这呆子,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读书把人读得如此疯狂无人性,真令人毛骨悚然。为了揭示封建吃人礼教与善良人性之间的矛盾,作者接着写了王玉辉到女儿入烈女祠大祭时,倒伤心不肯来了。后来出游在苏州的运河里,见船上一个穿白衣的少年妇人时,“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作者对王玉辉的描写,既有严厉的批判,又有深切的同情。
像周进、范进、鲁小姐、王玉辉和匡超人这些人物的人生遭际,不仅是他们各自的性格的体现,更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科举制度、封建礼教、不良社会风气愚弄了他们、摧残了他们、浸染了他们。
第五、《儒林外史》中一些隐晦的讽刺。
前面已论及,《儒林外史》的讽刺主要运用白描手法,文字朴素、含蓄,讽刺意义的表现,或由人物自我言行的抵触,或由情节的前后对比,或由书中另一人点破——匡超人“先儒”之误就由牛布衣点破。总之,大都含蓄而不隐晦,但是,也有个别讽刺故事因牵扯到一些历史掌故、古人诗文等,一般读者不易看出。
第四回中,乡绅张静斋向汤知县和范进讲了一段刘基的故事。“他(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犹如‘雪夜访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知县,又用药摆死了。”
这段文字中的刘基,即明初开国功臣有名的刘伯温,他其实是元末进士,老家在青田县,并未做过青田知县。“雪夜访普”是宋朝赵匡胤和大臣赵普的事,送瓜子金一事,也是此二人的故事,而张静斋张冠李戴,弄成朱元璋、刘基和张士成的事了。还可笑的是,听者范进、汤知县都信以为真,一个知县、两个举人,都是科举出身的人。竟连本朝的事都不知道!这就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文化人。这个故事讲得不动声色,有点隐晦,但了解了底细,不得不佩服作者讽刺得辛辣。
第九回,娄三、娄四公子两次拜访所谓的名士杨执中,都未遇到,在船舱底下拣到一片纸,“两公子打开一看,是一副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道:‘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后面一行写‘枫林拙叟杨允草’。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只我两人怎么这般难会?’”
两公子所见的这几句诗,本是元代吕思成的一首律诗的后四句,并非七言绝句。杨执中(名允)抄袭以欺世盗名,娄三、娄四公子虽满怀对名士的美好幻想,但不学无知,恰恰被骗,对杨执中越加仰慕之至。名士自是假名士,一心学古人礼贤下士的公子也是有眼无珠、自我陶醉的可笑之人。这个讽刺也是比较隐晦的。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极高的成就,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产生之前,我国小说还没有一部“足称讽刺之书”,在它出现之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的目睹之怪现状》等,明显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有名的段落如《官场现形记》中“制台见洋人”(五十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苟观察(苟才)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八十九回)。鲁迅先生非常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有所借鉴。他的小说《孔乙己》,主题也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作品巧妙选取了酒店小伙计这一单纯无知的叙述角度,而使叙述文字显得客观、平淡、冷静,那孔乙己的悲惨遭遇让我们想到了未发达时的周进、范进,孔乙己讲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也让我们想到了马二先生的愚腐和诚恳。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作家阿城的创作可看出受《儒林外史》影响的痕迹,他的小说《棋王》白描手法运用得很好,他的散文《父亲》,平静中包含着强烈的感情,含蓄深刻,使人耳目一新。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可资借鉴的遗产。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鲁迅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的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加以典型的概括,从而显露出幽默的讽刺锋芒。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同时,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总之,《儒林外史》运用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的讽刺手法,其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儒林外史》语言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面前。吴敬梓学习运用人民群众的口语相当成功,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也能恰切自然。
《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儒林外史》的结构,正如鲁迅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情节,而以同一主题贯串全书。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难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636f7079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0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一、对现实与虚幻的描写是双向的
《儒林外史》对现实与虚幻的描写是双向的。这个双向,一个指向现实,即向传统的思想武库寻找医治现世的良方;一个指向虚幻,即与现实决裂而且向传统挑战的迷茫。“文行出处”,厌弃“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中正面人物的基本品质。
他们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品开宗明义就写了一个王冕,他刻苦自学,他不求官爵,e69da5e887aa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8不事权贵,卖画过活。
其意在“借名流隐括全文”,犹在读者面前竖起一面明镜,这面镜子也就是作者向传统的思想武库寻找医治现世的良方,书中那些接踵而至的人物,一个个在王冕这面镜子面前原形毕露。
作者生活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民主观念,影响着作者自觉不自觉地使笔下的某些人物闪射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
二、用写实与夸张手法相结合来揭露现实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儒林外史》真实地再现了一代儒林生存的真相,马二先生,一个被科举制度弄得不知所以的受害者,却无比坚信科举乃天经地义的人生头等大事。范进,一个年年参加科考,历经几十载的,却一再落第,当穷其一生而高中之时,竟喜极而疯。
王玉辉,把鼓励女儿殉情,当做青史留名的“好题目”,又在女儿死后悲悼落泪而不得已外出。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为的决心。
来消灭那庸俗贪婪的小市民习气所退成的生活中可耻的卑龌龊。”《儒林外史》通过冷静的描述,极尽可能的夸大,在写实与夸张之间的强烈反差就会使人一看便知是无稽之谈,充分显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荼毒。
三、以写实手法讥讽世态人心
《儒林外史》的写实手法虽冷静、平实,但行文极具分寸感,描绘了世态人心。作品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塑造性格,作者的写作目的隐藏在人物的言行举止中,这种通过人物活动“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展示客观、真实的现实世界的手法。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作品完全是事件场景的客观描述,通过细节描写指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周进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
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苦苦挣扎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了,这细节描写反映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前后一对比讽刺效果自然呈现。
扩展资料: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创作主要运用了纪实、剪辑、集中、综介、变形、理想化等方法,并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吴敬梓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为基础,运用这六种创作方法,创作出了高士土冕、名士杜少卿、真儒虞育德等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
然而在吴敬梓将生活中的人物采撷到作品中,将生活原型创作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是对真儒虞育德、庄绍光等理想人物的塑造上,表现出不重才学重品德的倾向。
在人物塑造上,《儒林外史》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实为最高原则,即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写得符合真情实理。就是反面人物也常有可取之处,而不是脸谱式描绘。小说中许多人物性格处于流动发展状态,和现实生活十分贴切。
如范进、荀玫因地位升迁而变异,匡超人、牛浦郎因受环境污染而变色。吴敬梓笔下的人不是定型的,也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林外史
《儒林外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62史》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鲁迅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的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加以典型的概括,从而显露出幽默的讽刺锋芒。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同时,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总之,《儒林外史》运用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的讽刺手法,其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儒林外史》语言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面前。吴敬梓学习运用人民群众的口语相当成功,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也能恰切自然。
《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儒林外史》的结构,正如鲁迅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情节,而以同一主题贯串全书。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难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