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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请益，孔子答以“无倦”。请益，即是请孔子加以说明。颜渊篇颜子请问其目，也是请益的意思。无倦，即是先之劳之，永不懈怠。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为季氏的邑宰，因此请问为政之道。孔子答复仲弓：“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群属。办政治，必须先分配有司的职务，使其职掌分明，办事有序。赦小过，人民有小过失，可以饶恕。诸注以赦小过为赦有司的小过，恐非经义。贤才是有德有能的人，要特别举用他，始能将政治办得好。
仲弓又问：“焉知贤才而举之？”问意是如何知道贤才。孔子说，举你所知。你所不知，但有他人知道，“人其舍诸”，他人岂舍之乎。意思是他人会推荐给你。
为政在人，所以仲弓问政的意义归结在举贤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辄的父亲蒯聩是灵公的太子，因罪逃往国外，灵公卒，由辄继为卫君。后来蒯聩回国，取得君位，辄则出奔，因此称为出公辄。
据左传记载，蒯聩在鲁定公十四年、因耻其母南子淫乱，涉嫌想杀南子，奔往宋国。鲁哀公二年春，卫灵公有意立公子郢为太子，郢辞之。同年夏，灵公卒，南子命公子郢继位，郢再坚辞，遂立蒯聩之子辄为卫君。是年六月，晋国的赵鞅助聩返卫国戚邑。鲁哀公三年春，卫石曼姑等帅师围戚。历史家称他们父子争国。其实是否出于父子本意还是疑问。此后蒯聩一直居在戚邑。至鲁哀公十五年冬，聩与浑良夫等潜入卫家，挟持孔悝，强迫与之结盟，聩遂立为庄公。明年春，辄出奔。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鲁哀公六年自楚返卫，时在卫君出公辄四年。当时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于卫。世家在孔子返卫的第二年记载：“卫君欲得孔子为政”，下文即举“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这一章。
子路问孔子，卫君辄待夫子去辅助他治国，不知夫子将以何事为先。
孔子答以“必也正名乎”，未表示其他的意见。
正名的意思，马融以为“正百事之名”，郑康成以为“正书字”，史记以及宋儒以来的学者，大都主张正聩、辄父子之名分。但如解释正父子之名，则聩为父，应该继位为君，辄为子，应该退让。然而辄虽为子，事实上继位已久，何况灵公在世时已不视聩为太子，而有意立辄。诸注对此问题之解决，虽然所论都持之有故，但是否合乎孔子的意思，颇值得怀疑。
子路不以正名为是，所以说：“有是哉”，接之便指孔子的话为迂阔。他的意思是卫君辄在位已久，继续作君即可，“奚其正”，何必正名。
孔子纠正子路说：“野哉由也”，野字不能解释为鄙俗，应依孔安国注：“犹不达也”，不达就是对某事不明白，所以下句便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便须“盖阙”不说。
下面是孔子为子路解释必须正名的道理：
名不正，名与事实不相符，则言语错误，不能顺理成章。言不顺，则办事不能成功。办普通事犹不成功，何况推行礼乐教化之事。治国必须以礼乐来教化。普通事办不成，一切杂乱无章，则礼乐更不能兴起。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即是刑罚用之不当。刑罚不中，则人民感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这就天下大乱了。
最后是结语：所以，君子用一个名词，必使恰如事实，能以顺理的说得出来。能顺理的说得出来，必能行得通。君子说话不能随便。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稼是种五谷。圃是种菜蔬。
樊迟请学稼，又请学为圃，孔子不答复，只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而已。
待樊迟出去后，孔子为其余的弟子说明不用学稼的道理。
“小人哉，樊须也”，这里的小人，不是褒贬之辞，是指种五谷、治园圃种菜蔬而言，这些都是小人之事。所以小人是老农老圃的称谓。
在孔子时，政治不好，礼乐行不通，樊迟请学稼圃，意思是在讽劝孔子教民稼穑，这样对于民生也有益处。但孔子不以为然，而以办政治为重要，所以解释，在上位的人好礼，民众就不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好义，民众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好信，民众就不敢不用情。情是情实，用情，是以诚实相待。在上位的为政者能够如此，四方之民自然襁负其子而来归。何用自己耕稼。襁负是用布将小儿束负于背上。
“焉用稼”，是孔子勉励弟子们要研究修己安人的大学问，要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不要分心去种谷种菜，因为种谷种菜的事情自有农业专家如老农老圃去作。而且农业是否振兴，要看政治是否改善，如果政治不好，则农业以及工商等业都兴不起来。所以改善政治实为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由此可知，“焉用稼”一语并非忽视农人与农业。孟子滕文公篇辩论许子并耕之非，可以参考。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诵诗三百，就是现在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诗。三百是举其整数而言。孔子以为，读了三百多篇诗，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外交，如果把政事交给他，而他不能通达，派他到国外办事，在辞令方面，又不能专对，读诗虽多，又有何用。
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都足以说明诗能通达政事的道理。
季氏篇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会诗，便会言语，用于外交，可以独自随机应对，达成使命。专对的意义，古注举庄公十九年公羊传说：“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字，指的是当政的人。当政者本身行得正，办一切事都合规矩，自然能获民众拥护。所以说不令而行。但如当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虽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
皇疏：“其身正。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终不直也。”
颜渊篇孔子曾说：“政者正也。”本篇除此章外，又有“苟正其身”一章。足见政治领袖以本身守正为重要。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鲁是周公的封国，卫是康叔的封国，在周公兄弟九人中，康叔与周公最亲密，如左传定公六年，卫公叔文子说：“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
集解包注，周公康叔既为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国之政亦如兄弟。
皇疏，在周公初时，二国风化俱治如兄弟，至周末，二国风化俱恶，亦如兄弟。
朱子集注，鲁、卫本兄弟之国，而是时衰乱，政亦相似，故孔子叹之。
以上三种解释，可以并存参考。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古注鲁哀公的庶子也称公子荆，因此，这里用一卫字来区别。
孔子称赞卫国的公子荆善居室。依皇疏，善字作能字讲，即是能治其家而不奢侈的意思。
诸侯之子除继承君位称为世子者外，其余皆称公子。卫公子荆少居宫中，成年之后，结婚成家，父君给他一处采地，由他治理自己的家室，开始只有一些必需的用具，叫做“始有”，后来略有增加，叫做“少有”，后又因为积蓄更多，再为增加，叫做“富有”。他在始有时说“苟合矣”，在少有时说“苟完矣”，在富有时说“苟美矣”。这三个苟字作苟且讲，或作诚字讲，都不很恰当，依王引之经传释词，作但字讲较好，但字更能显示满足的语气，例如周易系辞传说“苟错诸地而可矣”，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小适大，苟舍而已，焉用坛”，其中的苟字都作但字讲，表示如此即可的意思。苟合矣的合字，依俞氏群经平议，与给字通用，给的意义是足，始有即感满足，后来苟完、苟美，完是完备，美是美好，随时都感满足。这样解释，更合乎经义。
贪求财富，永远不能满足，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卫公子荆处处知足，这是他的美德，所以孔子称赞他。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冉有替孔子御车。孔子一看卫国有很多人民，便说“庶矣哉。”庶即是众多之义。
人民众多，就政治说，那是好事。如礼记大学说：“财散则民聚。”反之，如礼记檀弓说：“苛政猛于虎”，便不能多聚人民。
冉有一听孔子称卫国人多，便想了解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要使人民富足。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以为，人民富了，就要受教育，所以说：“教之。”
孔子在这里只提示先富民后教民。如何富民，则需治国者本于仁政因时因地而制宜。至于教民，自以五伦教育为根本。孔子祖述尧舜，尧帝教民就是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篇说得很详细。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释，期音基。
孔子假设，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国，他预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绪，三年便有成就。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这是孔子居在卫国时，有感而发。当时卫灵公已老，怠于政事，不能用孔子，孔子喟叹，说了这几句话。
世家“期月”作“月”，“而已”之后没有“可也”二字。论语此章“可也”的“可”字，是指初步的功效而言。孔子从前治理鲁国，孔子世家说，三个月即告大治。此就卫国的情形衡量，预计三年有成，到时候，自然使民众富足，而又受礼乐教化。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善人治国一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两句是成语。诚哉是言也。这是孔子称赞的话。
竹氏会笺说：冉子所议实是国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据实而对，但季氏专于鲁政，不议于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则虽政亦事也。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一言而可以兴邦”，这是成语，鲁定公怀疑，一句话有这样大的功用吗。所以他问孔子：“有之欤？”
孔子对定公说：“言不可以若是”，一句话就把国家兴起来，大概不如此，但是“其几也。”几字当近字讲，较好。虽不能说一言兴邦，然说一句有道理的话，可与兴邦接近。例如有人曾说：“为君难，为臣不易。”为君，为臣，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办理大事，所以难为。如果为君者深知为君之难，而能慎重其事，则“为君难”这一言虽不立即兴邦，但也就近于兴邦了。
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一言丧邦，也是成语。孔子答意相同，举例则略有分别。例如有人曾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此意是，我当国君唯一的乐趣，就是我所说的话无人敢违背。孔子举例后，再加以辨别。国君说的话，如果是善，也就是有道理，无人敢违，那当然很好，如果不善，而无人敢违，那样，虽然不会马上就亡国，但已接近亡国了。
言为心声，孔子解答鲁定公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指明为政者有知难敬事之心，要有去骄纳谏之心。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音摄，原为一小国，后属于楚，由叶公治理。叶公是楚大夫沈诸梁，字子高。
叶公问政，孔子答复，为政之道，要使近者欢悦，远者来归。近者是本国人，远者是外国人，为政而能使近悦远来，必是施行仁政，感召国内外人民。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莒父的父，音甫，春秋大事表说，这是鲁国人的语音，如梁父，亢父，单父。郑康成注：“旧说，莒父，鲁下邑。”
子夏当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请示政事。孔子告诉他：“无欲速”，不要求其速成，“无见小利”，不要著眼于小利益。因为，欲速反而不达，见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
欲速不达，喻如治病服药，不能将几次的分量并为一次服下去，而且三分服药，七分调养，欲速则不能治愈。小利妨碍大事，喻如讲求霸业，则不能成就王道。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直躬，据经典释文引郑康成注，直是正直的人，躬是这人的名字，郑本躬作弓。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直躬是楚国叶县人。攘，说文：“推也。从手，襄声。”段注引曲礼郑注：“攘，古让字。”后来作夺取之义讲。又引论语此处之义说：“因其自来而取，曰攘。”
证父攘羊，事虽直，但违背天伦之理，其中有诈，实不可取。父子相隐，出于天然，事虽屈，而理至直，所以孔子说：“直在其中矣。”
皇疏：“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绝矣。”又：“范宁曰，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昔日法律依礼而制定，即在维护人伦常道。合乎伦常之直是为有道之直。背弃伦常之直，其直诡谲，而不可信。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34，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恭敬二字，依说文，都当肃字讲，此处应该稍有分别。竹氏会笺说，尚书无逸篇，疏引郑注，恭在貌，敬在心。刘氏正义引汉书五行志，内曰恭，外曰敬。论语此章从五行志解释比较好。
樊迟问仁，孔子答以居处恭三句。居是安居时，恭是心里保持恭肃。仁人必先诚于中，然后办事始能形于外，所以安居无事时要存恭肃之心。执事敬，办事笃实，毫不苟且。与人忠，待人忠诚，决不欺骗。这三者是为人之道，虽到文化落后的夷狄之地，也不可舍弃。
前篇颜渊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而为仁的条目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条目都难实行。此章恭敬忠，比较容易学，学到了，就是仁。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在孔门中，长于言语，他问的事情，往往问在此而意在彼。此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孔子答，“行己有耻”，一己的行为，要有羞耻心来约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外国，能完成外交任务，不使君命受辱，如此，“可谓士矣”。
子贡请问次一等。孔子说，宗族的人称他是孝子，乡里的人称他能行弟道。
子贡请问再次一等。孔子答，“言必信，行必果”，说话，必守信不移，做事，必坚持到底，“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是不能变通的小人，硁硁然，像石头那样坚实，然而亦可以为再次一等的士。小人不比大人，大人如孟子离娄篇所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小人必信必果，而不与义配合，则不免于流弊，所以更次一等。但在春秋时代，世袭的卿大夫，或弑君，或弑父，连这样的小人也比不上。
子贡原来问士，以及一再的敢问其次，最后始问今之从政的人何如，也就是问那时候的士大夫何如，这才是他所问的本意。
孔子说：“噫”，叹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小器之人何能入算。
筲，郑注竹器，容一斗二升。斗与筲容量都很小，以此比喻一个人的器识浅陋。孔子时代的诸大夫就是斗筲之人。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集解郑注：“言巫医不能治无常之人。”皇疏又引卫瓘解释：“无恒之人乃不可以为巫医。”郑注将下句解为另一人，较好。卫注之意，无恒的人，不可以作巫医。郑注之意，巫医治不好无恒的人。
“子曰：不占而已矣”，集解郑注，易经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与人相处，和平忍让，而其见解卓越，与众不同。小人所见平庸，与众相同，而其争利之心特别强，不能与人和谐办事，但能扰乱他人而已。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毛西河论语稽求篇，认为汉儒另有一解，说字当言说之义讲。他引先听斋讲录说：“君子厚重缄默，不轻说人长短。苟于义分不宜说，有相对终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测。而使人平易，绝无苛求。小人相对喋喋然，议论蜂发，非义分所当说亦说之。而一经使人，便苛求不已。”
程氏树德论语集释案语，说字疑当作言说或游说。他说，皇本于论语所有说字多从心作悦，独此章不改，毛氏此说似可从。但翟灏四书考异认为，说与事对待反覆，如读说字为言说音，则甚不融洽。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
1.（心意）真实。 2.实在；的确。 3.如果；果真。 4.姓。
意思是善人治理国家，连续一百年的时间，也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人与人之间有伤害彼此都能承受住，上升到杀戮的事情彼此都能转身离去。这句话说的果真如此呀！
出自春秋孔子《论语·子路》：“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本章是孔子引用古人的话，其中“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两句话，是孔子以前的古人说的，只有下面一句“诚哉是言也！”是孔子自己的话，也就是孔子对于古人那两句话的感想、评语。
善人，没有君子的德行好，要比有恒者强得多。为邦，治理国家。百年，一百年的时间。这里是假设善人治理国家，就是几个善人连续治理一百年，其结果是“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亦，副词，也、也是。可以，能够。也是能够做到“胜残去杀”。这句话古人之语所表达的语气是“亦可以”，是揣测，这是对“善人为邦百年”的表态。
扩展资料
“善人”在《论语》中虽被提及的较少，但“善人”在儒家思想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注释：“善人者，志于仁而无恶。”意思是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任何人都可以有“仁”的志向，但是人总是有情欲恶念，在志于仁的过程中一些人没有始终坚持仁即没有做到有恒，从而变成了恶人或愚人。
真正的善人正是做到了无恶，即在志于仁的过程中做到了有恒，最终达到了无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善人是具有“仁”的品质的体现。而对于“仁”的实现则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但终身却没有实行开来。依据孔子的观点善人也许是“仁”最好的实施者了，只可惜善人在孔子那个时期已经没有了。
春秋孔子《论语·子罕第九》“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说我已经用尽我的才力，似乎能够独立地工作。要想再向前迈进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了。
颜回在孔子所有的弟子中最为好学，而在学习孔子的学问时，深知孔子道深之又深、无穷无尽，尽管自己非常努力的去学习，但是学到了一定的程度却很难有新的突破于是发出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的感慨。那么，对于善人来说虽然有恒心，但是也很难入于室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2。
因此，有恒心是成为善人的必要条件，但却并不是善人成为圣人的必要条件。并且善人之道在有恒的道路上也永远悟不到圣人之道。
善人通过“学”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之所以没有达到是因为善人“仁”的特性限制了“学”的可能性。“善人”是才能与仁化身，因为有才能，所以能够做到“不践迹”就能“胜残去杀”；因为仁，承天子之德并以其道事君，维护君主的权威和统治，故而“亦不入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