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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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人的地位问题。孟子在论及大丈夫的标准时，谈到了女人如何做女人的“为妇之道”。“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滕文公下》)。女子出嫁时，母亲训导她，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婆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丈夫!以顺从为准则，那是做女人的道理。在孟子看来，男人有做男人的标准，女人有做女人的标准。孟子将“大丈夫”与“小妇人”相提并论，它们之间鲜明的对比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大丈夫之“大”原来是建立在小妇人之“小”基础上的，没有“小”妇人，何来“大”丈夫?
关于女人的行为规范问题。战国时齐国有名的辩士淳于髡与孟子谈及男女关系时说：“男女之间不能亲手递接东西，是礼法的规定吗?”孟子说：“是礼法的规定。” 淳于髡又问：“如果嫂子落水了，那么能用手拉她吗?”孟子回答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嫂子落水了而不去拉，这就如同豺狼了。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法的规定;嫂子落水而用手去拉，这是对礼法的变通。
《孟子》中的这段文字从表面上看，代表了儒家文化对女性的人性化关怀，然而，历史上的中国人对于孟子思想的解读则更加侧重于这段文字所体现出的“授受不亲”的规范性——女人只有在生命等遭遇严重危险的特殊情况下，男人才可以对女人施以“援手”，而其他任何时候，男女之间都应该处于“不合作”的状态。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交往，必须保持恒定的距离，即使是完全正常的交往也必须被拒之门外。除了家族内部男人与女人之间依礼而行的关系之外，其他一切形式的男女之间更像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也不能有交点。
孟子看似不经意的表露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孟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所体现出的关于男女关系的权威性——它几乎成了中国男人与女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基本教义。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女性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一方面，由于战乱频繁，在兼并战争中被灭亡的诸侯国从君主到庶民都成为战胜国的战利品，“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左传·僖公十七年》)。各国的统治者荒淫无度地享受着被掠夺而来的物品和女人。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女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即使是贵妇人，也同样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没有决定自己一生生命的权利。女子必须服从父亲、丈夫。男子可以任意对属于自己的女子实施各种惩罚，甚至剥夺她们的生命。而女子必须对男子恭恭敬敬，如有不逊，即遭惩罚。男子可以任意休妻，而女子却不能自行离开丈夫。
从《孔子》、《孟子》中对于女人的言论来看，如果同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对比起来，其实并不过分，但是，如果从“伟大的思想家”这个角度来看待孔子、孟子，批判他们则是无可厚非的了。我们可以责问他们学说中的“仁义之道”为什么不能拯救中国女人的命运呢?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女人们所遭受的不幸命运吗?
有人对于这样的问题肯定不以为然，他们会“历史的局限性”之类的观点来掩饰思想家们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62不可原谅的错误，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他们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较，比如老子、墨子等，就会显现出他们对女人的看法是如何“不仁不义”的了!
显然，道、墨学派是不会这样看待女人的。在道、墨学派的理论体系中，根本找不到女人的社会地位必须从属于男人之类的思想观点。虽然，道、墨学派并没有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但他们显然都是反对等级制度下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道家学派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反对人为造成的社会习俗。墨家学派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他们从增加人口、改善民生的角度，反对君主“拘女数千”的社会现实。墨家对女性的不幸命运寄予同情，谴责权贵们荒淫无度的生活方式。墨家的爱与利相结合的主张，注定着他们不可能像儒家那样重视男人对女人的控制权。他们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于女性解放的学说。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孟子关于女人的看法，与儒学本质是一脉相承的，即维护王权专制主义社会制度。
中国历史发展至西周时代，宗法社会逐渐形成，其典型特征就是男子从属于家族，女子从属于男子。分封制等重大政治制度的实行，都离不开宗法文明的支撑，而宗法文明的核心就是男子在家庭/家族中所拥有的统治权。众所周知，西周时期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文化事件莫过于周公的“制礼作乐”。所谓的周礼，是表示等级制度下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其名目繁多，有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它们都是维护等级制度、防止“僭越”行为的工具。其中，涉及到政治制度方面的最为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子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孟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等级社会。
周礼以制度文明的方式，确定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儒家文化又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规定，男尊女卑的思想逐渐泛化于政治制度、宗教观念、哲学思想三位一体结构的社会意识之中。
女人地位的低下，是以家族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宗法文明能够存在下去的制度性前提，也就是说，女人要是获得了人身自由支配权，中国式宗法文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也将不复存在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使中国式等级制度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说，女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女性权利的被侵犯，是中国王权/皇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存在下去的牢固基础。
家族式宗法文明的成立，是以女人的纯洁性为基础的，因而必须加强对女人从心灵到身体的全面控制。每一个家庭/家族，如同自私自利的洞穴，女子深锁其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辈子都将失去人格的独立性。
男人可以一夫多妻，可以寻花问柳，而女人不仅不可以一妇多夫，而且稍有不检点的行为，，则会遭受摧残，甚至于灭顶之灾。女人身体的纯洁性与生命本身具有几乎相同的价值。保持贞操的纯洁性成了女人所信奉的最重要的宗教观念。所谓女人的贞操，从本质上说，不过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存在于女性身体之内的标志物而已。明清时代，成为节妇、烈妇、烈女，几乎成了中国女人的人生理想。至今仍然存在中国各地的文物——“贞节牌坊”，究竟代表了多少中国女人的不幸命运?
女人受奴役于家族历史主义意识之中，即女人的社会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被迫生活于家族化的洞穴文明之中，几乎无缘享受人类文明进步的阳光。
从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到孟子的“男女授受不亲”，再到程颐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虽然今天的人们对于他们的言论有着不同的解释，但这些言论基本上代表了历史的中国人对于女人的普遍看法。从孔子、孟子到程、朱，他们的言论更像是关于女人问题的三段论：孔子关于女人的言论只是针对女性的看法问题;孟子关于女人的言论涉及到男女身体的接触问题，而程朱理学却关乎女人肉体的纯洁性问题了。这样，2000余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女人经历了一个从精神到肉体全面封锁的历史过程。中国女人的地位每况愈下，如果没有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没有近现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女人们怕是还要在漫漫长夜里呆上很久、很久……
中国女性历史上所经受的苦难，儒学实在难咎其辞。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束缚女人的一条黑色绳索。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一种将女性从心灵到肉体越来越紧地束缚起来的学问。
孟子本人作为一个男人，他的学说中极为同情普通人民的不幸命运，但他却漠视女性群体权益，难免让人感觉到，他终身践行的仁义之道，对于广大的中国女人来说，不过伪善的面纱而已——在男权统治欲所造成的恶的现实面前，仁义之道完全成了陷女人于不幸命运的道具。
摧毁中国式等级制度，必须从解放中国女性开始。女性的解放，要从构建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
孟子不是偃兵主义者，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他坚决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而拥护正义的战争。《孟子》七篇中多次赞扬商汤、周文王领导的推翻暴虐王朝的战争，他称执政的暴君是“独夫”、“民贼”，汤伐桀，武王诛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赞成“汤武革命”，不反对用战争的手段除暴安民，平定天下。关于文王、武王发动战争，他引述《诗经》和《尚书》的记载，向齐宣王作如下解释;(孟子说：)“……《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梁惠王下》第三章)(孟子说：“……《诗经大雅皇矣》篇说：‘文王勃然大怒，整顿军队出征，阻止侵略莒国的敌军，增强周国的威信，回报天e68a84e8a2ad7a686964616f336下的期望。’这是文王的勇，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宁。《尚书泰誓》篇说：‘天保佑万民，立下君主治理，立下老师教育，让他们辅助上帝爱护人民。有罪的应该讨伐，无罪的应该赦免，我怎么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呢?’有独夫横行天下，武王以为可耻，这是武王的勇。武王也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宁。现在大王您如果也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宁，百姓只怕您不爱好勇武呢。”)注：上文所引《尚书泰誓》的文句，现在校勘的传本与此处不同，校勘的传本是：“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何教有越厥志?”译文参此。《诗》、《书》都在秦代被焚被禁，都是靠口耳相传、后世追记下来的，故传本文句有些出入，但大意是一致的。各本文字有差异，不足为怪。
这一章的中心思想说明：行使武力阻止侵略、制止一切暴虐行为对人民的侵害，保护人民安居乐业，是执政者的责任，“怒”是不能容忍对人民的强暴，是为了“安天下之民”。据《战国策燕策、齐策》，齐宣王五年，燕王王位为相国子之取代，子之杀燕太子和不服从的将军，燕国大乱，齐宣王派兵攻燕，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故齐国大胜。对此事，齐宣王和孟子有两段对话，其一如下;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诸侯混战的时代，也是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时代。各国国君，有实力的梦想着称王称霸、威服诸侯；没实力的也在寻求着自保、不要被大国灭掉；各门各派，则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舞台。由于各国混战，生存是第一要务，所以，当时兵家与纵横家为时髦的学说，而孟子极力主张的仁政、重视百姓疾苦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尽管如此，孟子以其个人魅力，让各国国君不能轻视他的存在。
孟子的辩才在当时绝对是属于超一流的，他不仅对答机敏巧妙，还特别善于讲故事，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让对方落入套中。
经过了几年的东奔西走之后，孟子来到了齐国。齐宜王虽然对孟子很尊重，让他担任了客卿，时时与他探讨一些治国的策略，也能听他的一些意见，但毕竟在治国的大政上不用儒家学说。但孟子并不因此而气馁，只要逮着机会就宣扬他的主张。在一次与宣王的闲聊中，孟子由谈论人品开始，不客气的套了齐宣王一下。孟子说：“如果在您的臣子中有人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后自己到楚国去旅游，可是，等他回来后却发现这个朋友根本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妻子儿女在挨饿受冻，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好回答，宣王干脆地说：“这样的人，怎么能继续当朋友，跟他断绝关系。”孟子又说：“如果在您的朝廷里上级官员不能管理好他的下属，听任他们胡作非为。又应该怎么办呢?”宣王毫不犹豫地说：“罢他的官，让他回家看孩子去。”孟子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不好，它的国君或是不理政事，或是没有治国的才能，或是不按正确的方式治理，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宣王没法回答，只好不说话，回过头去与左右其他的人说别的事情了。
当时的魏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争霸战中，屡次战败，只好割地求和。梁惠王想扭转这种局势，称霸诸侯，希望通过好的政策来吸引邻国的百姓，因为人多了，兵源自然就足，兵足了，打仗取胜的可能性就大。可是，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当孟子来游时，他向孟子请教：“我对于国政，是够用心的了。如果某个地方遇到荒年，我就把那里的一些百姓迁到富庶的地方去，再把粮食运过来。看看别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样对百姓这样仁慈，可是，他们的国民没有减少，我的国民也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这本是一个白痴的问题，当然是因为做的不是真正好了，可是，孟子却不能说他是白痴，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作为回答:“您喜欢打仗，我就用战争来说吧。当两军的战斗刚刚打响时，士兵就扔下盔甲拖着武器往回跑，有的跑了五十步后停住，有的跑了一百步后停住。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就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没有胆量，这行不行呢?”梁惠王说：“当然不行啊，都是逃跑，怎么能互相取笑呢。”孟子说：“您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也就不要希望您的百姓能比别的国家多了。”看似答非所问，其实又一切都已做了回答。
养浩然正气，不拿权贵当回事
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广揽人才，对士人都是很给面子的，那些希望得到君主赏识的人也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但既然是求人赏识么，在许多时候，也就只能是放下架子，调整一下观点，在君主面前恭敬顺从了。能够做到始终高昂着头颅，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浑然不把君王当回事的，也只有孟子了。
《孟子·尽心下》中，记载了一段孟子与别人关于如何对待权贵的议论：见了那些大人物，没必要拿他们当回事，不要在乎他们那付高高在上的样子。虽然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房子里，虽然他们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虽然他们有侍妾几百人，虽然他们常常带着上千辆战车去驰骋打猎，但这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如果我得志了，就不会那么干e68a84e8a2ad7a64331。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都是我不愿意做的，而我的所作所为，又是符合古代礼仪制度的，我为什么要怕他们?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低声下气?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去迎合他们?
孟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见梁惠王时，面对梁惠王不客气的招呼：“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的国家的吗?”孟子也毫不客气地回敬：“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您做什么事都要把利放在第一位进行考虑么?”并滔滔不绝地把梁惠王教训了一通。
在《孟子·公孙丑》中，也记载了孟子对齐宣王的不客气：
一次，孟子正计划去朝见宣王，却赶上宣王派人来对他说：“我本来是该去看望您的，但是我有怕冷的病。不能在外吹风，不知您明天能不能到朝廷来让我聆听一下教诲呢?”于是孟子也派了个人去对宣王说：“大王啊，我很想去看您，可是我不幸生了病，不能到朝廷上去了。”第二天，孟子却不在家里呆着，而是大摇大摆地出门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您昨天推说有病，今夭却去吊丧，让宣王知道了不太好吧?”孟子说：“我昨天有病，今天好了啊，为什么不能去吊丧?”说完，便出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