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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对商周青铜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1器纹饰演变的影响表现了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在青铜器上用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从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
2.2青铜器功能的变化引起纹饰的变革
商代和周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也有密切的关系。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已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日用方向发展。青铜器不仅造型依据人的尺度设计,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的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鼎 是我中华祖先所创制最早的一种器皿,后来成为祭祀神器,是国宝。几千年来,鼎一直被沿用,而且鼎为我所独有,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 4_P+Pl E U0o.D
据现有的资料,鼎创始于河南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那时,鼎是用粘土羼细砂、提成坯,凉干后入窑烧制而成,称为陶鼎。陶鼎,上腹呈罐形或盆形,腹下附有三条圆锥状足。鼎和罐,均是我们祖先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炊器。后来,聪明的祖先,约在距今4000-5000年前,即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期间,又创制一种和陶灶圈相配套的无足炊器即陶釜。由于陶鼎的三足易折断,无足的釜具有自身的优势,后来被演化为多种形式的炊器,后来这类炊具被广泛应用,这是我们中国人生活所用的锅的来源。但是,鼎这种器皿,迄今一直被沿用(虽不作炊器了),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被赋予高尚的深邃的涵义。 5K#_BS!F-e,|
黄帝时代,由于发明了冶金术,人们学会了冶铜铸器。《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经学者考证,此首山在今河南灵宝市西,而黄帝铸鼎荆山下的铸鼎处,是在灵宝市阳平镇附近的铸鼎原。民以食为天,陶鼎既然是人们最早的炊器,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器皿,因此人们对鼎有深厚的感情。自从铜鼎出现后,又成了烹煮牲牢以祭祀神灵的祭器。古人缺乏科学知识和在自然界面前还是软弱无力,因此,通过祭祀以祈求神灵的保佑,以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这样,铜鼎又具有神圣的意义。
:GC%P/uiznR 尽管黄帝所铸的铜鼎,迄今未发现,甚至到夏代仍未见铜鼎出土。但是,由于相当于黄帝时代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已发现铜器残片,铸铜鼎完全有了技术条件,当时,仿陶鼎形状浇铜鼎是可信的。况且,商代发现许多铜鼎,在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就发现了近1米高的一对大方鼎,而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现了更大的"司母戌"鼎,其铸造技术臻于完美,从而反证青铜鼎的铸造,当可推到夏代,甚至更早。早期的铜器仿陶,而到了商代,陶器又反过来仿铜器,这是考古资料证明了的。当然,黄帝所铸的三个铜鼎"象天、地、人",应是在铜鼎上铸有象征天、地、人的三种不同文饰。不过,应该说,通过铜鼎烹肉祭祀神灵,使人作通天地神灵的主体,即人可通神,神可佑人,使天地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哲学寓意。至于"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上天",则是西汉时期道教所谓"得道升仙"的一种思想反映,同铸鼎无关,但铜鼎作为祭神宝器,则有神圣意义。
|O0P&mt2gR 鼎同我们祖先的文明进程也有密切关系。前面已说明鼎是最早的炊器之一。用陶鼎煮粥做饭,既有利于肠胃的健康和营养吸收,促进人们头脑的发达和文明意识的发展,而且鼎在上古贵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权的标志。奴隶主贵族垄断了铜鼎等祭祀宝器和祭祀权,还是他们日常生活使用的主要器皿,所谓"钟鸣鼎食"便是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在奴隶主贵族阶级中还划分为不同的特权等级,其中铜鼎的使用便是其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在周代,就有所胃"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等用鼎数的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已在周代墓葬考古中已得到证实。可见,铜鼎已成为上古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_9m,M+t3~.kqx
铜鼎,还有一个更神圣的意义,那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中华,自夏商时代,那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中华,自夏商时代起,就把铜鼎视为国家的宝器。虽然,夏代还没有发现铜鼎,但据《史记.封禅书》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恐怕不是子虚乌有,应有所本。而商代前后期首都所发现的大型方鼎,都是同期青铜器之最,应为王室宝器。所谓"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表明只有王室才有权拥有和使用。久而久之,宝鼎成了国家政府的象征。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这样神圣的涵义。当时,宝鼎成为镇国利器,一个国家失去宝鼎,即等于国家灭亡,而为敌者,也是着力抢夺对方宝鼎等国家重器。在这种背景下,就发生了《周本纪》所记楚庄王伐陆浑时陈兵周郊(洛阳)派人"问九鼎"的故事。"问九鼎"轻重,就是强大的诸侯楚国向周天子挑战,企图夺取周室江山的一种尝试。这里"九鼎"明白无疑地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弱,诸侯长期混战争霸,无非为争夺政府,取代周王而统治天下。其是所谓"定鼎中原",就是在中原取得了天下,即立国之意。把鼎视为国家政府的象征,是人们给鼎所赋于最神圣的社会意义。 j9g%\3Q G,T.~2E?2X
封建地主阶级是反对奴隶主贵族实行特权统治的,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期间取得政权后,自然不再有以用鼎数多寡为标志的等级差别,但是,实际上封建朝廷也有其新的等级和特权,铜鼎仍市朝廷的祭器之一。封建统治者仍然祭祀上天后土和先王祖宗,铜鼎仍被沿用。后来还出现铁铸的铁鼎。随着社会的发展,鼎类祭器应用面较广,逐渐流行于社会,进入寺庙,以及民间重大的祭祀活动中。这类鼎,又成为供奉神灵和祖先的"香炉",其中后世(明)的"宣德炉"(铜鼎)最为有名。这种文化习俗,流传至今,成为中华独特的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 H-p jQK6` m:Q)u^
总之,鼎经历了几千年,一直沿用不衰。特别是它曾具有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使其在中华文化史中享有崇高地位,迄今为中国人所尊重。1995年,词语过滤主席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贵重礼物"世纪宝鼎",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风彩。我们这次由上海人民资助铸造的大铜鼎(九鼎),放置于郑州黄河游览区炎黄二帝巨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62塑广场上,也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这样象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列鼎是最合适不过了,它将受到中华炎黄子孙及世界人民的瞻仰,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鼎的历史:从炊具到香炉
鼎这个炊具已经失传了,走遍大江南北,作为礼器的鼎也不复见,官府改用狮子镇守威严,雄狮踩个绣球,雌踩个小狮,礼器之鼎只在寺庙可以见到,作香炉用。从炊具到香炉,可谓从俗世到宗教,这段历程走得比较远,历史的烟尘也已经消散千年。
江南才子王勃作的《滕王阁序》,第二段有宏大景观:“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6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此间就有“钟鸣鼎食之家”,这家当然好大,大到的程度吃饭时要敲钟,有一大排鼎盛着各样肴馔,听起来,可以赶上一座军营。这样的家,是大家兼豪门了。《红楼梦》第二回里有这样一句感叹:“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细想之,鼎这玩意儿虽然有宏大气象,烧饭或者煨汤,都太不方便,搁在故宫院里做做样子,倒能摆出一鼎煮天下的气派!鸣钟吃饭,可休。现在饭前可发短信,多少人不论,群发。然而,注定汉民族的炊具起源于鼎,在仰韶文化(公元前500-公元前3000年)已经有陶土制鼎,那时估计没有人奢侈到用鼎来做礼器,陶鼎是那个时期的高科技,再往前的高科技,就到石器时代了。殷周时,中国人开始用青铜铸鼎,用于祭祀时炊煮及盛放供肉,先秦文献记载有夏铸九鼎,那时候鼎是王朝政权象征,周礼规定君臣依等级拥有不同数量的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有方形四足的,有圆柱形足或方形足的不等。周鼎身厚重,简纹饰,到了春秋战国,鼎越做越薄,重量也轻,想来铸造技术大有提高。
中国有一口最著名的青铜鼎,叫司母戊鼎,它是鼎王,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合金成份是:铜84.77%,锡11.64%,铅2.79%。司母戊鼎铸有盘龙纹和饕餮纹,饕餮是传说中一种好吃的野兽。饕餮?我们都是饕餮!哦,这是一头多么可爱的动物。
由一炊具发展到政权象征,说明炊具的重要意义,它容涵着中国原初的人文精神,没有一户之鼎哪有万户之国?我想,后来的砂锅,鼎罐还是继承了鼎的,去了足的原因应主要考虑加工及烧制的便利,这不用说了。不过,我在1990年代,还用过北京的老式铁锅,它就有三足,锅径小而深,可能是传说中的小型的镬。在广大的南方地区,鼎状的炊具仍能见到,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叔叔就买过一口鼎罐,他用白观音土造了一个炉子,外面用铁皮做了箍,用鼎罐煨排骨汤,烧木炭,总要我用大蒲扇扇火,我不厌其烦,把玩的时光都担误了。我出生的地方,产青铜的湖北大冶,则比较普遍使用鼎罐,这个鼎罐铸铁制造,圆锥形,有四耳,耳上有孔,穿8号铁丝做提梁,除了无足之外,与古时的圆鼎完全相同,现在偶尔还能在乡间见到,今夏去神农架,在大山人家里也看到了,他们叫锅吊子,终年吊在火塘上面,烧水或者煮肉。因为没有足,圆锥体的鼎罐在炉子或地上放不稳,所以还要做一个带足的圆架子支持它。
南方的铁匠铺也经常看得到鼎罐,铁匠喜欢把鼎罐吊在铁炉上,用黄豆煨猪脚,去年,我在黄石下陆区马家村见一位安徽宿松来的铁匠用鼎罐煨黄豆和猪脚,他工作时,用碳素钢叮叮当当打制割草的镰刀,以5元人民币一把的价格批发给日用百货商。在燃气灶时代,城镇人就很少用鼎罐当炊具了,首先它的傻大黑粗的形状不雅,热能转换方面也不如高压锅有优势,即使在过去的鼎罐时代,它也是被农户用来吊在灶口,借灶口的余热煨汤。但是,用鼎罐焖红薯或土豆饭却十分不错,因为平底锅主要是锅底取热,而圆锥体的鼎罐,热能一直可以抵达鼎罐的颈口,使焖制的食品最大范围地接触热能。或大约因此,古代道士炼丹煮药,都采用了鼎罐。
俱往矣!不论是西周的毛公鼎,还是商晚期的后姒康方鼎,它们都成为历史,只留下诸多以鼎结构的词语,比如定鼎,指的是建立新的王朝,定鼎中原如是,直白地说是到中原去熬粥喝。问鼎,大约是指图谋王位,而鼎革就大至相当今天的改革了,如鼎新革故。而鼎食,指的是贵族的奢侈生活。《周礼?天官?亨人》:“亨人共掌鼎镬,以给水火之齐。”
一大炊具,结构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设若周朝时起就有国徽,我相信这个国徽就是一只鼎,煮着芳香四溢的骨头汤的鼎,今日国徽上有齿轮与稻穗,是工农业的写意,然鼎又何曾不是?它是以工业手段制造的鼎,骨头汤则可象征农业文明,且包括了游猎、游牧和农耕。
鼎 是我中华祖先所创制最早的一636f7079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30种器皿,后来成为祭祀神器,是国宝。几千年来,鼎一直被沿用,而且鼎为我所独有,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 4_P+Pl E U0o.D
据现有的资料,鼎创始于河南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那时,鼎是用粘土羼细砂、提成坯,凉干后入窑烧制而成,称为陶鼎。陶鼎,上腹呈罐形或盆形,腹下附有三条圆锥状足。鼎和罐,均是我们祖先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炊器。后来,聪明的祖先,约在距今4000-5000年前,即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期间,又创制一种和陶灶圈相配套的无足炊器即陶釜。由于陶鼎的三足易折断,无足的釜具有自身的优势,后来被演化为多种形式的炊器,后来这类炊具被广泛应用,这是我们中国人生活所用的锅的来源。但是,鼎这种器皿,迄今一直被沿用(虽不作炊器了),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被赋予高尚的深邃的涵义。 5K#_BS!F-e,|
黄帝时代,由于发明了冶金术,人们学会了冶铜铸器。《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经学者考证,此首山在今河南灵宝市西,而黄帝铸鼎荆山下的铸鼎处,是在灵宝市阳平镇附近的铸鼎原。民以食为天,陶鼎既然是人们最早的炊器,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器皿,因此人们对鼎有深厚的感情。自从铜鼎出现后,又成了烹煮牲牢以祭祀神灵的祭器。古人缺乏科学知识和在自然界面前还是软弱无力,因此,通过祭祀以祈求神灵的保佑,以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这样,铜鼎又具有神圣的意义。
:GC%P/uiznR 尽管黄帝所铸的铜鼎,迄今未发现,甚至到夏代仍未见铜鼎出土。但是,由于相当于黄帝时代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已发现铜器残片,铸铜鼎完全有了技术条件,当时,仿陶鼎形状浇铜鼎是可信的。况且,商代发现许多铜鼎,在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就发现了近1米高的一对大方鼎,而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现了更大的"司母戌"鼎,其铸造技术臻于完美,从而反证青铜鼎的铸造,当可推到夏代,甚至更早。早期的铜器仿陶,而到了商代,陶器又反过来仿铜器,这是考古资料证明了的。当然,黄帝所铸的三个铜鼎"象天、地、人",应是在铜鼎上铸有象征天、地、人的三种不同文饰。不过,应该说,通过铜鼎烹肉祭祀神灵,使人作通天地神灵的主体,即人可通神,神可佑人,使天地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哲学寓意。至于"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上天",则是西汉时期道教所谓"得道升仙"的一种思想反映,同铸鼎无关,但铜鼎作为祭神宝器,则有神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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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鼎,还有一个更神圣的意义,那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中华,自夏商时代,那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中华,自夏商时代起,就把铜鼎视为国家的宝器。虽然,夏代还没有发现铜鼎,但据《史记.封禅书》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恐怕不是子虚乌有,应有所本。而商代前后期首都所发现的大型方鼎,都是同期青铜器之最,应为王室宝器。所谓"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表明只有王室才有权拥有和使用。久而久之,宝鼎成了国家政府的象征。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这样神圣的涵义。当时,宝鼎成为镇国利器,一个国家失去宝鼎,即等于国家灭亡,而为敌者,也是着力抢夺对方宝鼎等国家重器。在这种背景下,就发生了《周本纪》所记楚庄王伐陆浑时陈兵周郊(洛阳)派人"问九鼎"的故事。"问九鼎"轻重,就是强大的诸侯楚国向周天子挑战,企图夺取周室江山的一种尝试。这里"九鼎"明白无疑地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弱,诸侯长期混战争霸,无非为争夺政府,取代周王而统治天下。其是所谓"定鼎中原",就是在中原取得了天下,即立国之意。把鼎视为国家政府的象征,是人们给鼎所赋于最神圣的社会意义。 j9g%\3Q G,T.~2E?2X
封建地主阶级是反对奴隶主贵族实行特权统治的,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期间取得政权后,自然不再有以用鼎数多寡为标志的等级差别,但是,实际上封建朝廷也有其新的等级和特权,铜鼎仍市朝廷的祭器之一。封建统治者仍然祭祀上天后土和先王祖宗,铜鼎仍被沿用。后来还出现铁铸的铁鼎。随着社会的发展,鼎类祭器应用面较广,逐渐流行于社会,进入寺庙,以及民间重大的祭祀活动中。这类鼎,又成为供奉神灵和祖先的"香炉",其中后世(明)的"宣德炉"(铜鼎)最为有名。这种文化习俗,流传至今,成为中华独特的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 H-p jQK6` m:Q)u^
总之,鼎经历了几千年,一直沿用不衰。特别是它曾具有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使其在中华文化史中享有崇高地位,迄今为中国人所尊重。1995年,词语过滤主席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贵重礼物"世纪宝鼎",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风彩。我们这次由上海人民资助铸造的大铜鼎(九鼎),放置于郑州黄河游览区炎黄二帝巨塑广场上,也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这样象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列鼎是最合适不过了,它将受到中华炎黄子孙及世界人民的瞻仰,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