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语大世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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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释：自己有学问有道德，别人却不知到或不了解，我也不恼怒，（我）不也是一位道德修养很高的人嘛！
体会：我觉得还应有一种解释，就是别人的知识少，修养不够，或反应慢一些，面对这样的人我也不恼怒，而应该耐心指导他，在指导别人的时候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原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注释：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是不会冒犯长辈和上司的。
体会：确实，应该孝悌第一，才学第二，德才兼备，德在才先。
原文：无友不如己者
注释：不与在各方面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
体会：我不是完全理解或赞同（原文或译文），如果都不跟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那么谁跟你交朋友呢？！每个人都有长处，哪怕一点点，取长补短是正确的。当然，交友勿烂——要有底线，比如不孝悌者勿交；勿太多——精力不够，太多了就不能交叫友了，只能叫熟人、认识而已；古代，交友不慎是要丧命灭族的，《资治通鉴》中三国那部分提到不少，以后补充。
原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注释：不要担心人家不了解自己，要忧虑自己不理解别人
体会：确实，一是要尽可能了解和理解、宽容别人，因为每个人的出生、成长环境都不同，所以行为模式等文化差的存在是正常的；二是不要总想着别人的问题和错误，多想自己做好没有，做到最好没有，自己做好了，别人自然会看到、知道和感觉到，别人也自然会努力做好了。
原文：…，四十而不惑，…
注释：…，四十岁时已经明了各种事情而不会感到疑惑，…
体会：确实，我的目标也是这样。准备花几年时间把历史、传统文化的书籍都研读一遍；多沟通；多思考。
原文：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注释：子贡问怎样算是君子，孔子说：“把自己要说的话先去兑现，兑现后再说出来，这样才称得上一个君子”
体会：有道理。我应该这样去做。
原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注释：质地和文采配合适当，这才是一个君子。
体会：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重要，内容是基础，形式是表象，搭配好就更吸引人了；做事情，方向和方法都重要，方向错了是大错，方法错了是小错；做人，思想和外在打扮都重要。
原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注释：懂得某种学问的人比不上喜爱这种学问的人，喜爱这种学问的人比不上研究这种学问产生快乐的人
体会：非常有道理，我自己的亲身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英语、计算机水平一般，却从事信息化工作十年，且小有所成；
? 虽然我是工科出身，但是，近期，我喜爱并研究起红山文化和历史来，如醉如痴，乐此不彼。研究文献、逛博物馆、遛古玩城和地摊，写文章阐述我的观点，等等。估计要成为一个文史学者了。呵呵
? 我做事情从来不想钱，我只是喜欢去做，做下去，必然会有价值，价值必然会最终体现到金钱上，但价值绝对不仅仅体现在金钱上。其实，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体现了巨大的价值。一句话：不要为钱和别人的喜好去做事，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原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注释：聪明的人喜欢水，经常活动，心情愉快舒畅；有仁德的人喜爱山、恬静、健康长寿
体会：观察自身和周边人员的性格、行为等，这个观点很正确。我总体上来讲属于‘知者’，对水有感觉，爱运动，积极乐观，再不顺心的事情，打场球就完全快乐起来了。
我喜欢水，跟我小时候的经历也许有关吧，小学的时候，有时只上半天课，那半天就跟父亲到附近河里用网挂鱼，河在山根下顺着山势流动，从兴安岭里出来，汇到鸭鲁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到海。河里挂鱼、河边玩耍、看着山和云，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总体上来讲‘知者’重人生的质量；‘仁者’重人生的长度。‘仁者’让世界稳定，‘知者’让世界多姿多彩！
原文：子曰：自行束修xiu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注释：只要是带着薄礼来求见我的，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
体会：看来送礼是传统啊，圣人也喜欢送礼，圣人也是人，也需要生活啊。不知道送厚礼的话，孔子会如何对待。呵呵
原文：子曰：“不愤(1)不启，不悱(fei)不发。举一隅(yu)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注释：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又不能弄明白的时候，我不去点拨他；不到他想出来却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几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
体会：相关的言论，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核心是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启发式教育。关键还是要弄清楚你的孩子、学生、下属和你要培育的对象的性格、智力、兴趣等，有针对性地教育和培养。可惜，我们国家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巨大，封建王朝不是选拔皇帝，而是培养、辅佐皇帝，全国人民陪着皇帝成长，这个皇帝不坏就算全国人民幸运，否则，全国人民将陷入无边的灾难之中。培育孩子也一样，人家的孩子学钢琴，就要让自己的孩子学钢琴。培育孩子的事情再专题阐述。
与谁共事？
原文：子曰：“暴虎冯ping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注释：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与我共事的一定要是临事能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取得成功的人。”
体会：能控制的莽撞之人还是可以适当用用的，一线战士就是需要勇和执行力；谋划是领导层和谋士的事情，大领导主要是用人和明辨是非，决策吧。谋划清楚了，意志就坚定了，行动计划就有了，就可以争取到需要的资源，所有工作就可以顺利开展起来了，所以，谋划是根本。而谋划需要思维、思想和学识、经验、调研、沟通等。有些人小心倒是小心了，但不能谋划或谋划不清楚，就成了犹豫不绝。结果贻误战机和机遇，每天就只能干些下属能干的事情，下属嘛，就再干他的下属该干的事情，结果整个团队就成了无头的苍蝇，勤奋、忙乱和瞎撞。
孔子说：“到五十岁学习《易》，我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
我也在50岁的时候再学《易》吧，太难看懂了。呵呵
【原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喜爱古代的文化，勤奋敏捷地去寻求来的啊。”
【体会】他之所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在于他爱好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献图书，而且勤奋刻苦，思维敏捷。这是他总结自己学习与修养的主要特点。我也要象孔子那样，要象个小学生一样来认真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化典籍，而不是仅仅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这方面我是大学毕业），可是，在人生、人文、社会这所大学里边，我现在可能刚上小学。
孔子（前551-前479），距今2500多年，我们觉得孔子就是标准的古代人了，可是，在孔子眼里也有古人，包括《论语》里提到和引用的话语好多都是《诗、书、礼、易…》等书中的。也就是夏商周的人在他那里就是古人了。在夏商周的人眼里，红山文化及红山先民应该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吧。其实，几千年下来，科技日新月异，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人性！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文】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考虑那职位上的事。”
【体会】书上的评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要“安分守己”。这在春秋末年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对后世则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到诱导作用。应当说，这是消极的。
我觉得有道理，中国人喜欢做一个良民，只要还能吃上饭、没冻死就不会起来造反。反映到商品社会里，就是中国缺乏认真的消费者，吃饭硌了牙、麦当劳的薯条软塌塌都不当回事儿，工业品、日常用品都是这样，能用、能对付就行了，没人去较真，结果就是厂商也不想着提高产品质量了；更体现在中国人的政治意识淡漠，20年的市场经济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经济方面去了，温饱——小康——大康…，破坏环境来换钱，人文、文化成为沙漠，政治更是不知为何物。个人认为，美国崛起和强大的原因就是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
只抓经济，不抓教育；抓教育就是升学和灌知识，不塑造人，不提人文，结果培育的大多是知识机器。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罢了；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人是这样；在下位，谋上政，乱；在上位，谋下属的政，更乱。呵呵
【原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译文】 孔子说：“聪明人不会迷惑、困惑、疑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
【体会】 有道理，但我认为‘知’ 是根本和关键。‘知’是知识、智力、智慧、思维、思路、方法等，具备这些，工作、生活都会清楚、简单，人生就是做事，事情就是做和不做，为什么做，为什么不做，做和不做都有有利有弊，不是要找到一种没有弊的解决方案，而是要分析怎么做的利大于弊，利最大。做事需要资源、时机，分析清楚了，信心坚定了，资源就来了，事情就顺利了，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当然不必要惑、忧、惧。
我自身的工作、生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有几年，很努力，可是效果不理想，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37于是困惑、忧虑，甚至恐惧。近1-2年各方面加强学习、沟通、思考后，好多了。我现在做事之前，充分调研、分析，做这个事情的意义、价值、紧急程度、相关人员的需求、需要的资源、时机等等，弄清楚后，如果要做，就有条不紊地沟通和推进之。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难事，只有做和不做的事情，决定做了，去做就是了，做就做成。人生，活的就是一个品牌和形象，和企业一样需要经营。
达
原文：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译文：所谓达，那是要天性质朴正直，内心喜爱道义，善于揣摩对方的话语，观察对方的神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国君的朝廷和大夫的封地里通达。
体会：这也许是做臣子的道理，打工之人应该遵守的道理。
【原文】攀迟问知。子曰：“知人。”子曰：“举直错诸枉(1)，能使枉者直。”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了解人。”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
【体会】了解人、用人的能力对领导来讲很重要。封建王朝重在选拔大臣，不可能选拔皇帝，选拔也只是在皇帝的儿子里选，大多数也选不了，立长子为太子，省事。导致家天下中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末代皇帝都生不出孩子了。
而美国事选‘皇帝’——总统，选上还要受到监督，而且还不许你干太长的时间，厉害。中国封建王朝的好多想法好有一比：一群老鼠想了一个好主意，如果给猫脖子上戴一个铃铛，猫一来就听到响声了，老鼠们为这个主意高兴、欢呼，高兴后研究怎么做到的时候，傻眼了。而美国的宪法虽然没有提人权、民主等，但几条基本的政治制度却实实在在地保证了人权和民主。
【原文】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译文】 孔子说：“如果不先对老百姓进行作战训练，这就叫抛弃他们。”
【体会】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这么干，基层员工不充分地培训、训练他们就开始工作了，结果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机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更糟糕的是，中、高层领导，因为亲信、关系、业务高手等原因到了领导岗位，实际上是从业务、技术、无知等转型到管理和领导，可是自己没有这个意识，提拔他的人也没有这个意识，放任自由地就干什么了，结果就是乱糟糟。
要做好事情和事业，选合适的人，然后培训、指导之。
【原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译文】 孔子说：“不忧虑别人不知道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本事。”
【体会】确实，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做了点事情就到处张扬，很怕别人不知道。其实，做了对‘别人’（同事、家人、社会、民族…）有利的事情，别人最终都会知道，而且肯定会有与你的付出相适应的回报，只是回报的周期有长有短，且回报周期越长，收益越大！（大家想一想，小时工按小时计算报酬、星期工、按月拿工资的上班族、按年计算收入的经理人、规划多年发展的企业家、老板，不计收入得失的政治家和领袖，如：孙中山、毛泽东…）但收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同样，做了对‘别人’不利的事情，同样会得到不好的回报。
当然，如果你不是一个团队中的领袖、大领导的话，也存在一个‘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问题，既要跟有胸怀、魄力、魅力…等的领导和明君，这样，你的付出才有合适的回报，因为这样的领导看得见你的付出，他们是研究人、关心人的需求的领导，而不是天天忙于做事情的‘领导’。
《资治通鉴》中有许多谏臣，忠君，但丧了命，甚至灭门，是愚忠、蠢忠！为什么？因为他的君不明，自己又不讲方法、策略。
总之，无论领导和下属，不是看你嘴上说什么，而是看你实际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做了，别人自然知道，只是知道的周期而已。
人活着，活的是什么？品牌、信用！和企业一样，只有人的品牌、信用是跟着人走的，好的品牌和信用到哪里都能够取钱！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塑造和维护好自己的品牌和信用，而不需要存储过多的金钱。
【原文】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译文】孔子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也不猜测别人不诚实，然而能事先觉察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这就是贤人了。”
【体会】我觉得这就谈到了管理和领导，对待下属（经过招聘筛选后的人员），应该这样。但肯定需要一定的方法和程序，员工中有责任感、进取心的人基本不需要管理，约占20%；要即使发现和辞退不适合这里工作的员工（极少数是不太好，大多数更适合其它方面的工作，或者文化不兼容），约占10%；中间的70%员工需要的是激励、指导、引导，促使他们工作和进步。
【原文】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译文】孔子说：“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应该是用正直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体会】孔子不同意“以德报怨”的做法，认为应当是“以直报怨”。这是说，不以有旧恶旧怨而改变自己的公平正直，也就是坚持了正直，“以直报怨”对于个人道德修养极为重要，但用在政治领域，有时就不那么适宜了。
我还是赞成‘以德报怨’的，也就是要理解、宽容那些性格怪僻的人、伤害了你的人，因为你不能做到理解和宽容，你就已经受伤害了，且会持续地受着伤害！我们还应该教化他们，让他们觉悟，爱他们。但要注意，不要搞成农夫和蛇的关系和下场。
【原文】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译文】 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
【体会】 也就是要计划和规划，做一件事情要这样，工作、公司经营也是这样，特别是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应该及早思考，并在合适的时候相对地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否则，就如一叶小舟飘荡在海上，即使努力划浆，也极有可能原地打转。
如果说最近有什么忧虑的话，那极有可能是以前没有谋划。事前谋，成！
【原文】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译文】 孔子说：“多责备、反省自己，而少省察责备别人，那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了。”
【体会】 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各种矛盾与纠纷。关键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对待。我现在认识到，任何时候首先要省察自己，找出自己做的不好和改进的方面，比如说话方式、方法、时机等，自己的言行是否端正，说到底就是修身，修自己，自己修好了，一切都好了。
别人看到你自己修身，遇事总是寻求改进自己，那么，人家也会如此，大家都省察自己，就和谐了。
有的人会说，我已经做的好了，可是别人还是不配合、不理解等。其实，自己做的是否够好，是否足够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应该由别人评论，用事实说话，和谐了就说明你真的做好了。
当然，如果碰到无法礼遇的人，我们只能暂时避而远之；但一个人是否无法礼遇，不是一个人来认定的，应该由大家来认定。
【原文】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凭一个人说的话来举荐他，也不因为一个人不好而不采纳他的好话。”
【体会】 说话好听的人不一定是对你好的人，但总说让你高兴的话的人基本上不是对你好的人；说话难听的人不一定是对你不好的人，但总是说难听的话的人肯定非上品。
最终还是要察其言，观其行，透过现象看本质。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知”——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
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
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e69da5e6ba90e79fa5e98193338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等。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耻下问”等等。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
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呢。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论语·子罕》）
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
《走近孔子》
离开孔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在死后诞生。”尼采是疯狂的，也是自信的。而作为东方人的孔子，虽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但历史证明了他完全有资格这么说。
在孔庙，我完全被其宏大的规模深深地震撼了。真是让人难以想象，经两千余年修建，孔庙由原来的故宅三间，发展而为占地327.5亩，南北长1120米，恢宏壮丽的古代建筑群。庙内古木参天，殿宇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势直逼北京的故宫和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孔子从一个普通人一跃而为万人崇敬的一代宗师，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孔庙的几个小时的行程中，最令我感叹的就是那十三碑亭。那里存放有唐、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所立的53幢碑石，这是历代尊孔的实录，也是孔子一步步被神化的真实记录。站在碑前，可以想象着几百年前，那些古代帝王们动用了多少人马，才把几十来吨重的大碑运来，并一本正经地到这儿来参拜的情景。其实，帝王们对孔子的态度与其说是崇敬，不如说只是利用。由于孔子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孔子成了人人抢收夺的一块招牌。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子的思想来维护其封建统治，他们拼命将孔子偶像化，并不断塞进一些他们的私货冒充是孔子的原始儒学。立碑只不过是其为巩固统治而玩的伎俩而已。但不管如何，孔子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这样深远的影响，这绝对是一个奇迹。孔子是无与伦比的。
怀着对孔子的敬佩，走在宽阔的石板路上，眼前豁然一亮，一座气势雄伟的大殿映入眼帘。“大成殿”几个金色的大字苍劲有力。朱红色的大门，深红色的墙，黄色琉璃瓦，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更显出大成殿的宏伟壮丽。特别显眼的是殿前那十根白龙柱，每根都是整石雕成，柱上长龙栩栩如生，似腾似游。壮观程度绝不亚于故宫大殿。大成殿内，供奉着孔子的塑像。传说中孔子是位长相丑陋、身材矮小的老人，可眼前却俨然是个英俊慈祥、身材魁梧的长须老先生，想来是后人由于崇敬而把孔子美化了的缘故。
时间有时往往会掩盖住真相，在这儿，我们很难想象到孔子当年的落魄。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早逝，在母亲拉扯下长大，十六七岁时没有了母亲。但他勇敢地面对生活，战胜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他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但他一生只做过三年左右的官，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后来，孔子带着爱徒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理想，但最终壮志难酬。到老年只好隐居家乡，埋头讲学和著述，大成殿后的诗礼堂就是最好的见证。堂中的几十块黑石板雕刻着孔子一生的经历。看着画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我仿佛看到了孔子经历着生活的贫困，政治上的失意，到最后仍坚持宣扬“仁爱”，成为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情景。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在外颠沛流离了十四个寒暑后回到鲁国时，已年近七旬，他的晚境是凄凉的，老年丧子再加上最器重的弟子的去世，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没有放松对古文献的整理和继续撰写《春秋》。这需要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坚强的意志！他的儒学思想影响巨大，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惊人的意志使孔子最终成了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杰出的人文学者，中庸的思想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部分诺贝尔奖获奖者曾在巴黎发表的一个宣言中预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活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可见世人对于孔子思想的重视。
走近孔子，你会发现你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不过他有着超人的智慧、勇气和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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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479）名丘， 字仲尼。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一生言行，被他的学生编成《论语》一书，流传世。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及世界各国，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基石。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他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因遭家难，迁居鲁国。孔子三岁时死了父亲，十七岁又失去了母亲，家境贫困，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全靠读书自修。他自幼好学，拜许多人为师，所以精通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计算等本领。
孔子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年轻时，曾做过管仓库、管牛羊的小官。五十多岁才当了鲁国的司寇（代理宰相）。但不久，因为政治见解不合，一气之下离开了鲁国，带着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轻人使他怀念我），但他的政治主张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了壁，到陈、蔡小国更不必说。在卫国住了一段时间后，六十多岁又回到了鲁国，埋头讲学和整理古书。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就是要“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提倡“爱人”，一方面要统治者相亲相爱，加强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也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能过分剥削压迫民众。孔子还主张严格遵守“礼”的规定。这“礼”就是周朝制定用来区分君臣上下、父子尊卑的等级的典章制度。他的思想，自汉以后，成为两千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传统，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一改过去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学的局面。孔子的学生相传有三千人，其中最著名的七十二人。比如子路、冉有、子贡、颜渊、子游、子夏、曾参等。孔子的学生多数出身贫贱，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与孔子几乎同年，有的与他相差三、四十岁，还有父子二人（如曾点与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做孔子的学生，学费低廉，只须十条肉干。孔子向贫贱的下层传播文化，并且教育学生“每事问”，勤思考，温故知新；他提倡教学相长，因材施教，诱导启发的教育方法。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到今天还值得学生和参考。
孔子的另一大贡献是整理编订古代文化典籍，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他一面学习，一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经他整理的典籍有《尚书》（上古历史文献汇编）、《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周易》（古代算卦用书）等。他还根据鲁国的史料，编撰了一部编年史，这就是被后世称为五经之一的《春秋》，开创了私人修撰历史（最初史书由史官撰写，即所谓官修）。据司马迁《史纪·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于乱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但不被接受，所以发愤修撰《春秋》，寄托他的理想，表达他对邪恶的嫉恨和对正义的褒彰。《春秋》以及“春秋笔法”（文笔曲折，遣词造句中带有褒贬倾向）对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
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过历代礼乐制度方面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故事，不仅见于《史记》等正史记载，也见于老子彩图（相传春秋末期）和汉画像砖。在洛阳市东关大街北侧有一座碑楼，据传就是孔子入周问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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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孔子
在我的印象中，孔子恐怕是最伟大的人了。孔子，你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照明灯，引领我走向光明。
孔子，你是英明的，是伟大的。当年诸子百家，竞相争鸣。而唯独你伴随着二千多年的历史流伟至今。你穿越了时间与空间，将古代先哲的智慧播散到人间，让古老的神州大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让年轻一代的我们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而你的话也被人们敬奉为经典！
品你，有如畅游在智慧的海洋中，不断地吸取海洋的营养，滋润着我迷茫的心灵。你寥寥数笔，却教会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博大胸襟；教会我“温故知新”的超凡脱俗的学习态度；教会我“不耻下问”的谦虚的人生信条；教会我“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好学精神。你的谆谆教诲有如一盏明灯，驱走黑暗，带我走向光明！
呵，有时品你也会觉得你很可爱，你也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天真之处。但大多数时候你是位智者，将误入歧途的我们带回了正轨。
当我们感到委屈时，最适宜去品读你，你会像好朋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31友一样劝慰我，抚平我的心伤。遭受误解时，你告诉我“以德报怨，以德报德”导人向善。当我们犯错自大时，你警告我们“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你也曾告诉我“文质彬彬，然后 君子”教会我如何成为君子……你是温暖的化身，是我们身边的好朋友，感染四周，让一切都被欢欣围绕。你的话娓娓道来如明灯，驱走心灵的黑暗！
尝你百遍“不如肉味”品你的感觉好像淋浴一场春雨，抚慰着一颗颗饱经风霜，脆弱干涸的心灵！孔子，你是伟大的，永远点亮我的心！
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你在我心中是花，是草，是叶，也是一笑。孔子，你永远是一盏明灯，品你我能“温故知新”！
噢！仲尼，用你那先哲的智慧去照亮这个世界吧……
儒学发展历程和统治者利用儒学的详述
先秦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61）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两汉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书》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朝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宋孝宗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
宋明理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93;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 儒学
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