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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平定了北方割据势力，控制了朝政。他又亲率八十三万大军，直达长江北岸，准备渡江消灭孙权和刘备，进而统一全中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曹操下令："今晚在大船上摆酒设乐，款待众将。"到了晚上，天空的月亮非常明亮，长江宛如横飘的一条素带。再看船上众将，个个锦衣绣袄，好不威风。曹操告诉众将官：我自起兵以来，为国除害，扫平四海，使天下太平。现在只有南方我还没得到，今天请你们来，为我统一中国同心协力，日后天下太平，我们共享荣华富贵。文武们都站起来道谢，曹操非常高兴，先以酒奠长江，随后满饮三大杯。并横槊告诉众将说：我拿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达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在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们跟着和。接着，他唱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绕树三匝，无树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歌罢，刺史刘馥说，此歌不祥。曹操乘醉，将他用槊刺死。果不出所料，曹操乐极生悲。赤壁一战，险些特了性命。
三国曹操（字孟德）所为。
《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曹操横槊赋诗的描写。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歌辞是下面的这首《短歌行》：
曹操《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概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咽，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就提到它,后来经过小说家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了。但此诗究竟写什么？唐代吴兢说它“言当及时为乐”(《乐府古题要解》)。罗贯中则又给此诗蒙上“诗谶”的迷信色彩,说曹操“乌鹊南飞”诸句是不祥之兆,预示他赤壁之战的失败。这些说法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认为还是清代张玉谷说得对:“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古诗赏析》卷八)陈沆也指出:“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是劝人及时行乐吗？诚然这是曹操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但他不是因流年易逝而生贪生畏死之想,联系全篇来看,他感叹的是战争频仍,大业未成,因而产生一种时间的紧迫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所以他这“人生几何”的慨叹,并不软弱消沉,而是为了执着于有限之生命,珍惜有生之年,思及时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魏源说得好:“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
历来创业雄主深知一条成功之路,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有经天纬地之能人。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唱《大风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他发乎其中的心声。此时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他更迫切需要辅佐自己打天下的人才。所以,当此月明星稀之夜,“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之时,不禁一吐其求贤若渴之情了。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仿佛是随口吟咏《诗经》中的名句。自续二句曰:“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便把本是女子对情人的深情相思,变成自己对贤才的渴望了。“呦呦鹿鸣”四句,是《诗经》中诚恳热情欢宴宾客的诗篇,曹操又信手拈来,表示自己期待贤者的热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又把贤者比为高空的明月,光照宇内；可望而不可即,不由使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感谢“越陌度阡”远道而来的贤士们,屈尊相从,在今日的宴会上促膝谈心,真感到莫大的快慰！可是我知道还有大批贤士尚在歧路徘徊。他们像南飞乌鹊,择木而栖,绕树三匝,还没有最后选定归宿呢！于是,曹操对天下贤才发出由衷的呼唤:“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自己有宽广的政治胸怀,求贤之心永无止境,犹如大海不辞涓流,高山不弃土石一样。并且,他以礼贤下士的周公自励,号召天下贤才来归,开创一个“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e69da5e887aae79fa5e98193336这四句诗气魄宏伟,感情充沛,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在千古诗人中,只有曹操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睥睨一世的人物才写得出来,也只有他能与之相称。至今读之,犹觉豪气逼人。
读者也许要问:曹操,世之奸雄也,果能有如此爱才、礼贤的胸襟？应该公正地说,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改革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两汉文化思想上的僵化,董仲舒更倡导儒术与神学相结合的谶纬学说。曹操则对神学迷信,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大胆怀疑,公开否定。从用人来说,两汉以通经、仁孝取士,曹操则提出“唯才是举”,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抗声雄辩道:“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他“知人善察,难弦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有一位擅草书檄的陈琳,早年曾为袁绍作檄文,辱骂曹操为“敖阉遗丑”(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后袁败归曹,操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左右劝杀之,操怜其才,不咎既往,加以重用。由此可见,上述曹操横槊赋诗抒发其一片爱才心意,感情是真实的,是符合他的为人的。陈子展教授《谈曹操》一文中评论曹操的诗“慷慨悲凉,千古绝调。……其诗之风格恰与其人之人格相称。修辞立其诚,迥非后世之独夫民贼盗国擅权,妄为豪言壮语、自欺欺人,终受历史裁判者所可比拟。此亦其在文学上别有造诣之一秘也。”
保持诚信，遵守信约
求才三令 与曹操《自明本志令》相辅而行的还有操的《求才三令》。第一次《唯才是举》命令颁布的时间，比《自明本志令》还早十个月左右。《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操下令曰：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令文曰：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以上三个《求才令》所以颁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乃是为了打击自东汉以来专门拿封建道德相标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我们且列举一些史料看看曹操用人是否就不注重个人的道德呢？据《后汉书》卷81《独行传》：
王烈……以义行称……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
《三国志》卷16《郑恽传》：
郑恽……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可见曹操用人不但重视德行，就是对于一般舆论也相当重视；而且曹操用人还有重德胜于重才的事例。如《三国志》卷12《崔琰传》：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就是曹操给群下的教令中，也有更多强调德行的，如操为丞相后，曾给典管选举的东曹掾崔琰下教说：
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可证曹操用人决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不能因有《求才三令》就片面地认为操代表寒门地主打击世族地主。实际上，作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也是“取士不以一揆，戱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操在《庚申令》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可见曹操认为重德与重才须因时而异。当打天下时，为了减轻反对力量，壮大自己阵营，对于才智之士，需要努力罗致，所谓“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曹操之所以能获得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持，而扫灭群雄，其原因亦即在此。
我们如果要真正了解《求才三令》的用意，不能只从文句中去找，更需结合操的政治要求来探索。操的用人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当创业之时，操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不能不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以招致各种类型的人才，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处。现举出下面事例：
（1）在某种情况下，能舍弃旧怨。例如操到南阳讨张绣，绣降而复叛，杀操一子一侄。但当绣再次投降时，操仍弃仇录用。又如官渡战前，陈琳为袁绍作檄辱骂操为“赘阉遗丑”。当时出身于阉宦之家，最为人所不齿，亦系操所最忌讳者。可是当袁氏败，操获琳，仍“爱其才而不咎”。
（2）在某种情况下，能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及对人崇尚信义之士。操南征荆州，刘琮迎降，琮将文聘耻于不能为故君刘表保全州境，不肯出降，直到操军渡过汉水，聘始往降，仍唏嘘流涕。操为之怆然，曰：“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授聘兵。操为兖州牧时，张邈叛操，劫持操部下毕谌之母弟妻子。操令谌去，谌顿首，示无二心。可是谌出，即叛操而去。后操虏谌，众人皆为谌惧。操曰：“夫人孝于其亲，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仍以谌为鲁相。又如操在兖州，部将徐翕、毛晖叛操。及兖州定，翕、晖匿于臧霸所，操令刘备告霸斩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操，操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乃皆以翕、晖为郡守。
（3）不隐瞒臣僚的密谋奇策，在一定情况下不轻易杀害不易驾驭的雄才。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言：“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4）较能放手起用降将及出身低微的人。史言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操部下的文臣武将，有不少是投降过来的。他们原来所投非主，操能重用之，他们自然感恩戴德，乐于为操效命。
（5）较能体谅部属的错误。操于官渡大败袁绍后，“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操这种做法，显然是效法刘秀“令反侧子自安”的故智。因为任何仁君贤主不可能让所有部属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自己。其中不少人是以安危祸福决定自己的动向的。只要在上者有作为，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领导和做好工作的。然而非明智之主是不能做到这点的。这是操用人的可贵之处。
（6）较能鼓励臣下提反面意见。建安十一年（206年），操下令曰：“治世御众……诫在面从，……吾充重任，每惧失中……自今以后，诸掾属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操将北征三郡乌桓时，诸将皆言：“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及操胜利归来，对以上谏阻自己的诸将，不但不如训斥，反而给以厚赏，对他们说：“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操这样做，为的是让臣下知道，只要肯进谏，不管对不对，都应受到称许，以此鼓励臣下敢提反面意见。
（7）比较长于因才授职。战乱之初，各军阀多得不到充足的粮食。操用枣只、韩浩等议，兴办屯田，军粮供应，得以部分解决。这事后面再说。在挑选州郡长官方面，操所任人，亦多称职。例如钟繇在关西，梁习在并州，苏则在金城，刘馥在扬州，杜畿在河东，郑浑在冯翊，均卓有建树。至于在军事方面，操之选将用人，尤为高明，留至下面谈做为军事家的曹操时，再行论及。
以上事例，说明曹操在收揽和使用人才方面，比较有度量和见识，证明他的成功并非侥幸。但是以上各种用人情况基本发生在操起兵讨伐董卓至平定关中这一段时间内。从此以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确定下来，操再往外扩张，已不大可能。于是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为建魏代汉做准备工作。与此相适应，操在用人和驾驭臣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剪除异己的措施。前一阶段是操艰苦创业的时期，故他能做到“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等到后一阶段三分局面确定之后，操便有计划地铲除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可疑人物，操之杀荀彧、崔琰、杨修等人，就是以上做法的具体体现。前已论及，操之《自明本志令》是向臣僚暗示其不得不代汉的信息，以令臣僚起而采取某些倡议行动。操的《求才三令》，自然也不可能不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第二次《求才令》中之所谓“进取”，不能只看做是要为操开疆辟土。事实上，操在西方，自动放弃了汉中；在东方对吴作战，操也未动用过大规模的兵力去争城夺地。所以他所说的“进取”，到了后一阶段，也包含了代汉为魏的内容。操在第三次《求才令》中所说的“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无非是号召臣僚勿以舍弃衰汉为不忠不义及取讥惹辱之事。为此政治目的，操到后一阶段，不仅不“唯才是举”，而是要杀其臣僚中之有大才、大名望、大影响的人，上举杀荀彧、崔琰、杨修，亦有这方面的目的。荀彧才高望重，推荐的贤才、大臣多了，操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不能不悄悄地把他置之于死地。崔琰、毛玠对操选拔人才的贡献也很大，而且他们用人主张德才兼备，不尚虚名，提倡廉节，都与操用人标准相近似。可是操为魏王以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逼崔琰自杀了，把毛玠免了。杨修，是一个“颇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65有才策”、“为太祖所器重”的人。他曾为操“总知内外，事皆称意”。可是这样一个才能之士，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即下第三次《求才令》那年，也做了操的刀下之鬼。以上一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前一个阶段，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故虽枭雄如刘备而不加害。至后一阶段，操为其嗣子代汉做准备，需芟除异己，所以连杨修这样才华外露的文人也被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