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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国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2、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英国与法国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利益、趁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发动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当时的故宫午门，墙皮脱落，地上长草，一副末代王朝镜像。
陷落的大沽口炮台，天津海防炮台中的主力，地上是阵亡的清军。这场战争持续四年时间，中国丧失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统治，继续苟延残喘。
陷落后的北塘炮台。北塘炮台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九年，为防倭寇，戚继光在修建大沽炮台的同时，在蓟运河两岸各修筑了一座炮台，即北营炮台和南营炮台，两座炮台共同组成了北塘要塞，清末天津海防三大炮台中排行老二。
陷落后的清军炮台，情景惨烈。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焚毁。当时的颐和园，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已被毁坏。
3、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78988e69d83335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
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
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4、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是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抗战。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在城外制造数起屠村事件，其中有数名五岁小女孩被奸杀掏心生吃，令人骇然。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5、辛亥革命
1911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反动的清王朝就是被这次革命洪流冲垮的。1911年为旧历干支辛亥年，历史上就把孙中山领导的这次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以往的教训，着手组织革命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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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鞅变法时的守旧派与变法派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2、清朝维新变法的顽固派
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人为代表，是清朝廷中与洋务派对立的势力。他们对于学习西方和引进西学深恶痛绝，认为是“用夷变夏”。他们鼓吹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贤是尚。顽固派在慈禧的支持下，有相当大的势力。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分歧日趋激化。洋务派每项重要主张，都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
3、清末预备立宪时：
在清廷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相对立的是守旧派，这是一个思想保守、反对立宪的政治派别，其成员包括三种人：一是排汉思想颇强烈的满族亲贵，如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荣庆、醇亲王载沣、陕甘总督升允、贝勒毓朗、旗人良弼等。他们认为“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册，第473页。)”；二是既善于揣摸亲贵心理，又与袁世凯等人矛盾较深的汉族大臣，如大学士王文韶、孙家鼎，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机，吏部尚书鹿传霖，都御史陆宝忠等。这些人都是“久处要津广蜚令誉者”，担心“立宪利新进不利耆旧，”(《时报》丙午年八月二十九日、三月十九日。)，一旦变更政治体制，自己的权势地位将为袁世凯所取代，故附合亲贵反对立宪；三是闭目塞听、恪守祖宗成宪不能变的顽固官吏，如内阁学士文海，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以及大批号称“清流的御史胡思敬、赵炳麟、刘如冀等。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乃历代圣神文武垂创后世，我朝列祖列宗损益至三”(《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39)，是“至善至美”的，立宪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2)，是“速贫、速乱、速亡”之道。这三种人中前两种身居高位，深得慈禧宠信，后者人数众多，且善于摇唇鼓舌。他们的结合就不能不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立宪势力，影响和阻碍着预备立宪的进行，同时它又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混杂在一起，更使清末政潮迭起，新与旧、新与新、旧与旧、汉与汉之间的倾扎十分激烈。
4、宋仁宗时的变法派与守旧派：
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任何革新都是错误的，历史永远是倒退的，只能守，不能变。同样是强调三代之治、先王之道，司马光与王安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司马光将三代作为最完美的时代，将历史的演进（应当说是倒退）的原因归结为变法，既然变法只能越变越坏，那就只能不变。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司马光认为三代最好，那么他对本朝如何看待呢？司马光也不是糊涂虫，他肯定发现了当时存在的弊端，既然他也认为本朝不如三代，为什么不法先王之道，使本朝达到三代的水平呢？要达到三代之治，不就需要以先王之道变今日之俗吗？大概他的历史观是极为悲观的，根本不相信还有改好的可能，以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58685e5aeb9339至于他坚持认为，如今不如三代是变革造成的。因此，现在尽管很不理想，也只能保守这个烂摊子，否则不管怎么改，都会使现状更糟。
司马光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以他这种如此怕变、如此恨变的指导思想，指望由他主政局势会有所好转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司马光却并非真正的“保守”，也不是真的害怕任何变革，他在言行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他一上台，就尽变新法，不但要变，而且是蛮横不讲理地硬变——在五日之内尽废新法，这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极端的“变法派”了。既然“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何以悍然尽变先帝之法，难道已驾崩的神宗皇帝不是祖宗吗？难道神宗所制之法在哲宗朝不是“祖宗之法”吗？司马光的道德学识古今称颂，人皆以之为纯臣，而他却在大行皇帝尸骨未寒之时，迫不及待地尽废“父之道”，此岂忠臣孝子所宜为？像他这般尽改初衷，急于“变祖宗之法”，于祖宗不可为孝，于先帝不可为忠，却又以“以母改子”为名，狐假虎威，假太后以欺先帝，司马光昭然之心，恐怕路人皆知，何以自欺欺人，愚弄天下后世！
守旧派一边疾呼“祖宗之法不可改”，一边又对司马光尽废祖宗之法称颂不已，道是“大得人心”，不知其所得者，何人之心？看来他们对于变与不变，并非真的立场坚定，而只是希望满足他们的私利。对于损害他们利益的，不仅要变、要彻底清除，还要快变，恨不能一日尽变。
守旧派鼓吹“利不百，不变法”，司马光言“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就是说只有纯利无害、万无一失之时才可变法，坏得不可收拾时才可改建。甚至居室大坏之时也不能随便改建，要看是否有良匠美材，如果没有，还是守着破屋子好，不然连旧屋都没有，就只能受风雨之苦了。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大引孔孟之言，力陈言利之病。攻击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行均输夺商贾之利，散青苗收农民之息”的做法是背弃孔孟之道，罪名不可谓不大。
范纯仁也一再上书，攻击王安石“任用小人，专兴财利”，称其“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指责王安石忘记了旧学的先王之道，舍弃王道讲霸道。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对富国强兵大加攻击。他指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苏轼的这一套歪理无非是孔子义利说的翻版，并无深义。贫富强弱都是利的范畴，因而无足轻重。而道德之浅深、风俗之厚薄则是义的范畴，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义和利还是完全矛盾的。重义轻利，贫且弱，则道德深而风俗厚；重利轻义，富且强，则道德浅而风俗薄。国家的长短存亡不在有功，甚至越是富强就越容易灭亡，越是贫弱就越容易长存。商鞅富国强兵，社稷沦亡；仁宗十战九败，传国久远。
5、民国时期文学革命：
一些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 《国故》 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3 月间，林纾 （琴南） 在 《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 《荆生》、 《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在 《公言报》发表 《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 字”，是 “叛亲蔑伦”， “人头畜鸣”。蔡元培公开发表 《致 〈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一些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 《国故》 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3 月间，林纾（琴南） 在 《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 《荆生》、 《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在 《公言报》发表 《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 字”，是 “叛亲蔑伦”， “人头畜鸣”。蔡元培公开发表 《致 〈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反对载孔孟之道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人生的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变革运动。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这是文学革命的最初信号。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旴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文学革命的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他们写文章抨击旧文学，并提出一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对批判封建时代“非人的文学”有实质性的意义。李大钊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较早开始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学的主导思想的问题。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8首白话诗是文学革命突破理论主张的局限，进行内容上革新的尝试。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1919年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磐》等诗歌，这些描写被压迫人民痛苦生活，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实绩。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然后逐步消亡。这种观点，与其一贯“保守”的生活经历有关———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
面对市场价格不断飙升的中国艺术品，画国画的潘公凯“并不着急”。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公凯认为，艺术市场价格和艺术作品价值之间的“差距恐怕难以避免”。他还曾经不无玩笑地提及，中国画外国人看不懂，也不敢随便说不好，而油画虽然在市场上好卖，但拿到西方却不一定有好评价。
潘公凯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一个以“播散”为消亡之途径的“播散期”———就跟“希腊化时代”是希腊艺术的播散期一样———在此之后，它们会因为民族差异的缩小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而逐步消亡。
在国画界也争论不休的“创新”问题，在潘公凯看来，那完全是由现代主义科技引申而来的概念，不是出于艺术原创的要求，“中国画本身主要是要画得好，而不是创新。古人对‘画得好’有很多论说，张大千就说过要和古人画得最好的比高低。”
潘公凯还有一重被津津乐道的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虽然生于国画之家，实际上潘公凯真正开始画国画，要到“文革”以后。自小时候起，潘公凯对科技的兴趣大大超过绘画，他甚至有点炫耀地提及曾“把收音机就做到最小的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
5月10日，潘公凯主持的研讨会“现代性、现代转型与自觉”在广东美术馆召开。议题关乎潘公凯与其名下的博士生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与此同时的，还有潘公凯本人的个展“静水深流”。 潘公凯生于1947年，其时父亲潘天寿年届五十，正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后时局变迁，学校几经改名，潘天寿还是一直在美术学院内从事教学，1959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即为国立艺专)院长，直至“文革”开始。
潘公凯从小在美术学院的院子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潘公凯却没有马上走上美术之路。
潘公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比较内向，特别安静，对科技的兴趣特别大。院子里很多小孩在打打闹闹地玩，我几乎不出去跟他们玩，天天在家做东西。”让他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是，小学三年级就会自己制作电子管收音机。那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杭州市小学生做的第一台收音机，之后还被拿去参加了少年儿童科技博览会。
潘公凯的大哥同样也是对科技更为感兴趣，他一直都没画过画。潘公凯读小学的时候，大哥已经是学工科的大学生，之后毕业又成为杭丝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程师。那时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636f70797a686964616f330天下都不怕”，潘公凯“觉得哥哥很了不起”。
哥弟俩“背离”家学渊源，父亲潘天寿并不在意。“当老师时间长了就会明白，看一个人成功与否不能看一时。他对我和我大哥读书很信任，几乎从来不问你们在学什么，考了几分。”潘公凯说。
“我父亲并没有教过我画画，但是在传统文化方面对我是有引导的，比如希望我读唐诗宋词、练书法，他会帮我找一些字帖之类的，向我建议，我自己下功夫。”
考高中时，潘公凯本来想学理科，但初中的美术老师觉得他画画有天分，就自作主张替他报名参加浙美附中的入学考试，结果潘公凯考了第一名。“附中的校长就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说，让我不要去别的学校了。我家当时也抹不开面子，加上这个校长确实人很好，我就去附中了。”
附中的美术系教的基本就是西洋绘画的基本功，潘公凯大部分时间是在画素描、水粉、色彩，偶尔会学中国绘画基本功———白描，用毛笔很工整地画人物。
总归有点不情愿，所以潘公凯在附中读书时“不是很用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课外。因为住校，做各种科技小玩意的材料没法带到学校去，他对科技的兴趣就逐渐转移到文学和哲学上。至今潘公凯还记得《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那本书的内容——毛泽东在岳麓山怎么去锻炼身体、下暴雨的时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独自一人不带分文去做农村调查。
潘公凯也有一次跟父亲雨中登山。1965年他陪父亲住在莫干山，“我们撑着伞也被雨水打得透湿。父亲却毫不介意，兴致勃勃地指点群山，不住地赞赏这大自然雄浑的美，觉得无比畅快。”潘公凯说。
潘公凯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有一天浙美不要粮票就可以吃地瓜，有一个同学就因为吃太多胃撑破了，送到医院都没抢救过来。”相比这些同学，潘公凯家里条件比较好。“当时浙江省只有几个一级教授，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月325元，毛泽东也才500元。”最困难的时候也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拉过来，送点油、糖、肉、米。但年轻气盛的潘公凯坚决不回家里吃饭。当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饭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活儿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干得差。在同学当中，潘公凯是缝被子的好手，不但会手缝，还会踩缝纫机。 潘公凯附中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为此，潘公凯向本报记者自嘲，笑说自己“大概是整个中国美术学院教师中学历最低的一个”。
1966年秋，潘天寿被揪出来游街批斗，这让潘公凯非常震惊。“他没有历史问题，纯粹只是作为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被打倒。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但我也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我父亲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形势的问题，是全局性的问题。所以我当时没去责怪我父亲怎么成了反革命，而是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就成了浙江省造反的“井冈山”，浙美的学生成了浙江省的革委会的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浙美的造反派就上了天安门。“正因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浙美的，所以在浙美没法做逍遥派，斗得特别厉害。”
潘公凯是“坚定的保守派”，“因为我觉得批判谁都应该要证据，而造反派就认为要先打倒再找证据。”浙美的保守派很快就被武力压垮了。潘公凯不仅是保守派，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保守派就把他清洗出来了，不过他们关系还算比较好，让潘公凯自己写一个主动退出的声明，实际上退出之后还帮他们干活。
后来工宣队进驻，宣传不管什么派都要团结起来，把学生分派出去工作。
潘公凯“当时思想特别好”，主动提出要去浙江最穷的地方。之后去了浙江温州旁边特别穷的文成县。
他还带了一点油画颜料下去，画了不少写实的宣传画，“用美术方式为农民服务”。同时也还在纸上画过一点油画风景，纸都是自己做的，就是在铅画纸上涂一层白颜料。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当时有一拨年轻人很理想主义。我身边就有思想特别好的，干活累死在地里。这种激情我们的孩子现在回头去看都不能理解，但这是真实存在过的。” 潘公凯真正学国画是在“文革”结束后。
那时潘公凯刚回到浙美，“基础还在，也开始进入初步探索，画过许多风格的。”他最早是学画写意人物，受李震坚、方增先影响，走浙派人物画的路子。之后又想完全摆脱素描影响，纯用线、平面化造型来画人物，画了一幅“顾恺之”后又放弃了。
之后他开始整理潘天寿的理论。潘天寿的观点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父亲喜欢以山峰为喻，‘拉开距离’的策略，不是站在中国绘画的高峰看西方绘画的高峰，而是立足于更高更远的战略点上看中西绘画两座高峰。因此他反对将两座高峰上的土搬下来填平两峰间的山谷，否则就会失去各自峰顶的无限风光。”
1980年代中期，潘公凯提出中国画的发展策略，希望用20年的时间维护中国画传统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希望有一拨人关起门来研究中国传统画，“不要乱改革传统，把传统搞明白之后自然会明白未来要怎么走。我当时想在浙美这样做，但是浙美这么一个保守的地方也不能接受我的看法。”
1984、1985年，潘公凯写了一篇大概3万字的长文，寄给了当时的美协副主席蔡若虹。“我那时已经有预感，随着改革开放会有声势浩大的西化运动，而且会出现偏差。所以一开始，我就写文章纠偏。”潘公凯把长文拆成4篇，分别在4个地方发表。4篇是《中西方传统绘画的差异》、《中西方传统绘画不同的心理学根据》、《绿色绘画的略想》和《互补并存、两端深入》。潘公凯想通过这些文章对全盘西化的思潮进行牵制，很快成为了高名潞等美术批评家的辩论对象：“他们说我是‘用现代理论武装起来的保守主义者’。”
在潘公凯看来，这其实是个有趣的误会。当时“新潮美术”开始壮大，“正统”的老先生们已经不来参加讨论会了。急于找对象批驳的“新潮派”就把潘公凯视为“守旧派的新代表”。潘公凯其实同意西方系统很合乎逻辑，但他想论证的是，中国的美术同样也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自1985年以后，潘公凯基本不再画人物，而是专注于水墨花卉，开始临摹，研究吴昌硕“文人气浓厚又有力度”笔墨风格。“在我看来，画不画人物不是关键问题，如何接续传统才是关键。”
“那从哪里开始接续呢？中国传统的绘画是有主线的，主线就是文人画系统。比如唐代以前是人物为主，宋代以后是山水为主，明代以后转变为花卉为主。文人画系统发展到民国，发展到20世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就是写意花卉，所以我要从写意花卉这里接起往下走。”
1980年代末，潘公凯提出“绿色绘画”概念——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机和谐为内在意蕴的绘画。在他看来，“回归自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可以是中国传统精神与世界未来潮流的汇合点。至今，潘公凯相信，正是在这个汇合点上，未来的中国绘画可以站稳脚跟，走向世界。